偶尔仁慈换来救命报答，野人由此登上历史舞台，秦穆公：真香！

原标题——

韩原之战：“野人”打仗就是野

（3）“野人”来喽！

秦穆公死里逃生，又反败为胜，自然大喜过望，估计他连伤口都来不及包扎，就要前来感谢恩公们。哪知那三百勇士却说：“不，您才是恩公，您是我们所有人的恩公！”

原来这事要一竿子支到三年前。当时秦穆公在岐山游玩，有匹宝马不见了，他就亲自去找，但等找到的时候，才发现那宝马已经被当地的“野人”杀了，正在分着吃肉呢。手下官吏深入追查，竟然有三百多人都牵扯到本案。这个案子估计我们后人看了会觉得没啥大不了的，但在当时却是死罪。而既然有法令，那官吏肯定要依法执行，但当案子报到秦穆公手上，秦穆公却说：“君子不能因为头畜生就杀害小人啊，我听说吃了马肉必须得喝酒，不然人会死掉，既然如此，就赏酒给所有吃肉的人吧。”那三百人原本以为必死无疑，没想到秦穆公不仅不追究，反而还请他们饮酒，实在太仁义了，因此全对秦穆公感恩戴德，发誓报恩。

三年后，他们见秦穆公征伐晋国，就偷偷跟着，韩原之战时他们就藏在战场之侧，见到秦穆公陷入被围的危险境地，就立刻冲了出来，人人推锋争死，奋勇作战，以求报答秦穆公的恩德。韩原之战就这样因为他们的加入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秦穆公当初估计也就是偶行一善，其后更是早已忘在脑后，但眼前却恐怕不禁有“真香！”之感。

这就是“岐下野人”的故事。正如开头所说，“岐下野人”才是韩原之战的真正亮点，因为这是中国军事战争的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了“野人”的身影。而这个“野人”，不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神农架野人之类的意思，而是当时社会中人数更为庞大却又地位低下的一大阶层。

《长勺之战》中我们已经稍微提到过，“野人”是和“国人”相对应的概念，这里详细展开说说，在西周以及春秋初期分封制、宗法制盛行的年代里，“国人”和“野人”无论是血缘关系、居住居所、政治地位、政治待遇等几乎所有层面都有着严格的区别和界限。

血缘关系上，国人和周天子或者所在封国的开国国君有着或远或近的血缘联系，就算国人沦为平民，他们也是本族人，具有贵族血统。分封和宗法制的核心便是血缘，因此国人野人的政治地位也由此分野，前者属于统治阶层，后者属于被统治阶层。从居住居所来说，国人住在国里、乡里，野人就只能住在野外、遂里。而相关的政治待遇上更是千差万别。之前提到过受教育情况，国人是有受教育的权利的，即使是曹刿那种已然落魄为平民的“士”，也可以得到相应的教育，但野人就没有资格了。

又比如国人有参加军队服兵役的权利，而野人却被排除于外。关于这一点，不要以时代观点盲目认为服兵役就是个苦差事，在当时这可是贵族阶级的特权，是一种荣耀。就拿当时军队的独立战术单位——战车来说，能站在车上的三个人，至少得是“大夫”这一官僚阶层的人物或者子弟，比如鲁庄公的御手秦子、车右梁子等人，这个“子”可不是后世的百家诸子，而是“公侯伯子男”爵位中的子，是具有真实地位的贵族。而战车所附属步兵的组成人员，虽然地位低于车上的人，但也普遍是由官僚阶层或国人中的“士”组成，所谓战士军士兵士等等，这个“士”最初便是源自于此。因此不是谁都能成为“战士”的，首先得身份是个“士”才行。而即使是负责战车后勤、搬运等苦力工作的非战斗人员，在韩原之战以前，应该也罕有野人的身影（不排除有野人沦为奴隶临时充当的现象，但肯定是个例），因为即使是这样低级的“权利”，野人也没有资格享受。这一点倒是不奇怪，军队作为统治暴力机器，当然不能让被统治阶级参与其中。

至于参与国政的政治权利，区别就更大了。《长勺之战》中我们曾经质疑过，已然沦为平民的曹刿怎么会那么轻易地就见到了鲁庄公，然而无论是亲自求见也好，他人推荐也罢，这只是方式上的区别，有一点无可置疑，那就是国人是具有参与国政的天然权利和资格的，对国人来说，国家大事和自身密切相关，他们参与或者说掺和，虽然有些“不合时宜”（毕竟身份地位已然有差），但绝不是“多管闲事”。但显然，即使是这种国人几乎“忘却”使用的权利，也都是野人可望而不可即的。

甚至在日常的言行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差异，比如秦穆公饶恕“岐下野人”时说：“君子不因畜生杀害小人”，这里的“君子”和“小人”不是道德意义上的意思，“岐下野人”不是因为偷吃了马而有了道德瑕疵，从而成为小人。这个“小人”是指地位，实质是渺小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当时也就是指野人以及奴隶了。而“君子”自然就是上等人的代指，不是因为秦穆公“仁义”，比如晋惠公肯定不仁义，但他也是无可置疑的“君子”，大人物。

正是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使得“野人”一直苦苦匍匐于社会的底层。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时代的变革，“野人”终于开始登上历史前台，“国人”和“野人”也开始相互融合，可以说，到战国中后期，二者之间的界限就已经基本消失，“野人”都普遍变成了“国人”。只是这个“国人”，已再不是之前的那个单纯的“国人”了。

考察二者之间界限的消失，无外乎几个主要原因。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血缘关系的崩溃，毕竟这是分封宗法制的根基，只有将它彻底打破，整个社会才会开启人员流动和错落杂居的大趋势。而春秋初期以来，各诸侯国内部普遍上演的争权、分裂斗争以及外部的持续兼并战争，都使得社会顶层的众多贵族大家族开始逐渐走向衰落甚至解体，这一从上而下的变革自然会打破旧有的社会格局，加速国野间以及不同国家间人员的流动和融合。

其次便是经济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工具开启铁耕时代，农业经济的进步自然会带动商业和手工业的崛起，从而加强整个社会尤其国野之间的联系，国和野从经济上逐渐趋向于同一整体。在此大背景下，个人的独自生存能力和独立性也逐渐增强，已能逐渐脱离家族而独自行动，这自然更加剧了人员流动的局面，尤其是野人的流动。

第三是军事扩张的需要以及时代对“野人”阶层的呼唤。可以想见，出于兼并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无论是为了自保还是扩张，都需要大力发展军备，而随着战争规模的逐渐扩大，兵源不足便成了可以想见的难题。相比于数量有限且尊贵的国人，人数更多且潜力更大的野人自然就成为了时代呼唤的力量，各诸侯国由此全面改革征兵制度，“野人不当兵”的传统就此打破，这也使得国野界限逐渐泯灭，国人和野人（庶人）逐渐融为一体。

春秋时期最先这么做的国家便是“作州兵”的晋国。所谓“作州兵”，就是开始在野人中征兵，让野人进入军队，成为正式士兵。而这个“州”，最靠谱的解释应该是：“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结合“诸侯三郊三遂”的说法，效是国和野、乡和遂的分界线，那州就应该是遂的组成部分，实质属于野，“作州兵”正是改变国人兵役制，开始实行国人、野人共同兵役制。

其后，诸侯各国也都相继模仿晋国，改革传统兵役制度，从而使“野人”全面登场。这可是中国军事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步，一方面不仅扩大了兵源，解决了历史发展的难题，使得各诸侯国兵力猛增，同时也直接拉升了战争的规模，将战争向更高难度和维度的复杂局面渐次推进。一个直接例证就是，春秋时期战争规模一般不过是数千、小几万人，然而到了战国时期，战争已动辄以数十万计，这便是野人这一群体的数量优势和战争潜力所在。

更深远的影响是，随着“野人”的加入，车兵中步卒的数量明显增加，大幅调整了车兵和步兵的比例关系，从而带来军事上的系列连锁变化，最终使得车兵逐渐丧失作为战争头号兵种的地位，由步兵取而代之，从而为后续步骑兵种成为战争主导奠定了基础。

而晋国“作州兵”的时间，正是韩原之战发生的同一年。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地说，晋国就是受到了韩原之战的影响和启发，这才开始“作州兵”，但这应该是大概率事件。毕竟韩原之战中三百“岐下野人”的勇猛表现，势必会给战争双方乃至当时的整个世界都留下深刻印象和启示。

“岐下野人”的出场，虽然不过是历史中一次极为偶然的事件，也富有戏剧性，但“野人”这一阶层登上历史和军事舞台，却无疑已成为不可避免的大趋势，这恐怕才是韩原之战的最大意义。

最后交代一下战后的情况。晋惠公被俘后又被带到了秦国，秦穆公对他自然不会客气，决定杀了他祭天兼出气。然而秦穆公不拿他当小舅子，穆姬却不能不拿他当弟弟，虽然她也讨厌这个弟弟，但毕竟是亲姐弟，不能不救。于是穆姬一哭二闹三上吊，据说连四个子女都带上了，威胁秦穆公说：“你早上杀掉夷吾（即晋惠公），我们五个晚上就死给你看，不信你试试。”秦穆公拿她没办法，更担心绝后，而此时周天子（周襄王）也来信求情，大意是说晋侯是我的同宗，多少给点面子。当时晋国国内也因国君被俘的耻辱而仇恨秦国，不排除有攻打秦国的可能。因此秦穆公权衡利弊，最后还是决定放了晋惠公。

死里逃生、吃一堑长一智的晋惠公终于学乖了些，回国后将河西地区割给了秦国，两年后又派太子质于秦，终其余生都没敢再得罪他姐夫。

然而对于韩原之战中展现出“神级操作”以致他被俘的大夫庆郑，晋惠公可就不会再忍耐了，回国后立马下令杀了庆郑。在此之前，有人劝说庆郑赶紧逃跑，然而庆郑却没有采纳，他说：“因为我的原因导致国君战败，这是严重的罪责，我必须要负责。怎么负责呢？如果国君死在秦人手中，我作为大臣必须要自杀。但现在国君还没死，我就得等着他回来处罚我，我不能让国君丧失处罚我的机会。如果我跑了，那不是有失大臣的职责么？”因此安心等待晋惠公回国，然后从容赴死。

庆郑的心态和抉择，估计现代人不仅不能理解，反而会觉得他脑子是不是不正常。而综合其前后的“无厘头”表现，甚至不排除得出他有私通秦国、是秦国卧底的可能。然而实情绝非如此，这都是时代发生根本性改变以后，不同社会规则和道德标准之间所产生的巨大隔阂和误会。毕竟西周和春秋这一建立在贵族统治基础上的社会，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那些曾经的“贵族风流”已经距离我们太远太远，以致后人都已经有些理解不能。关于这一点，我将在下一篇《泓水之战》中详细分析。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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