醴陵，一座千年古城的文化密码

从岂有此“醴”说起

在中国，很难读懂的地名，莫过于醴陵。尤其是外地人，一提起醴陵就有些模糊，醴陵人到外地出差，即便登记住宿，或是开张发票，都很费口舌，因为很少有人能写得出一个正确的“醴”字，除非你一笔一划地写给他看，看了他还要啰嗦着“好难写啊”。倘若不提示，便会生出五法八门的许多写法来，如“澧”、“理”、“礼”等，身为醴陵人，总感觉就像写错了自己的“姓”一样，粘糊得不是滋味。更有甚者，不少邮件上，有些人不是懒，就是图省事，把“醴”写成“礼”还不要紧，连一个“陵”字都干脆写成“0”。这简直让醴陵人脸红到了脖子根。醴陵人一面骂着那些人“冇得文化”；一面也从心底里埋怨，我们的祖先什么名字不好取，偏取一个这样难懂的县名，真是岂有此“醴”。

与醴字结伴的“陵”字，也让人摸不着底细。史书也常给人留下谜团。一说是指山丘，“大阜为陵”。所渭“治北有陵，陵下有井”，指的是离县城三里的姜岭，山下有一口泉水井，井水像甜酒一样，所以称为醴陵。

但也有人质疑醴陵之“陵”，是否指陵墓，甚至是皇陵。这个假说太大胆。但仔细思量，既然炎陵县那个大山沟能出炎帝，醴陵又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呢?帝王之陵大费猜测。有人猜测是否为诸侯身葬之地。《汉书》说高后四年有醴陵侯受封，当时封长沙相越为醴陵侯，还有汉末孙权的重要谋士顾雍被封为醴陵侯，最早的醴陵侯城，也当在高后四年。这些诸侯何去何从，也没有确切下落。所以醴陵是否为侯王之陵也难以定论。

醴陵还有两个谜团在云里雾里。

首先是说醴陵之名的由来，没有定论。有因水名县说，有因酒名县说，也有说既不因水也不因酒。我在其后引说的因酒名县说，是来自于一位专家的论证，他叫李行之，是原湖南地方志纂委员会的编审。这里暂且不表。

另有一个谜团是县治何时迁今址，也不见文献记载。只有一篇由湖南省博物馆彭青野撰写的《醴陵古城考略》，他依据史书记载及推论是：醴陵初置县于中三洲，“属长沙郡，晋及刘因之。隋废。”这在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大概在南朝刘宋以前，醴陵县城一直设在中三洲。这是没有疑问的。宋元以来，醴陵县的建制没有什么变异，旧志也无迁城的记载，如果宋元时迁城，旧志是不难将它交代清楚的。唯独在隋代一度废县并入长沙，县治既废，中三洲之故县城亦当废。到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复置县，属潭洲。大概在这复置县治的时候，考虑到中三洲地域不广，北面山石壁立，且故城已废，或考虑到城市拓展，才另建县治于现今的醴陵市所在地。初徙县治无城，一直到明代初年才建城。

这也不过是一个推断。醴陵毕竟留给我们太多神秘的东西。这些东西，或因朝代的更迭而割断，或因历史的久远而湮没。

也许，随着人们研究的不断深入，或随着考古探索的新的发现，我们会从尘封的历史中破译出荆楚古邑的密码，给世人一个惊喜。

千古之“醴”

也难怪人们读不懂“醴”字，“醴”是个旧体字。史书载，醴陵之名，实自秦始，而建县当在东汉初，号称“荆楚古邑”。然而秦汉之前，又是什么呢？已无从查考。对史实的考证，还是留给专家们去思考好了。我们还是从文化的角度，跳出历史的框框，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去寻觅它。

仔细揣摩，就是从人们很不经意的错写中，还真把醴陵的“醴”字说出了些本意。《辞海》里对“醴”字下过这样一些定义：醴，（1）甜酒。《苟子·礼论》：“飨尚玄尊，而用酒、醴。”（2）甜美的泉水。杨雄《蜀都赋》：“北属昆仑泰极，涌泉醴。”（3）通“澧”，水名。《楚辞·九歌·湘夫人》：“沅有芷兮澧有兰。”当然还有与“礼”相通的通假字。所以这个“醴”字几乎是我国同音字之源。人们在不经意的错写中，倒还道出了“醴”字的许多玄妙。比如“澧”通水，“理”与“醴”则有点歪打正着，“理学”，还是醴陵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朱子学说。“礼”与“醴”本是同根生，那么研究醴陵文化，更会有做不完的文章。中国自古是个礼仪之邦，醴陵也不例外。至于对“陵”字的乱造，就当是三岁小孩的童稚之趣吧。

也怪不得“醴”是个旧体字。醴陵就是从远古时代走来的。

醴陵置县在东汉，至今已有两千年历史了，这对于世界上许多国家来说，都该称文明古国中的“文明古邑”了。但县志上说：“醴陵之名，实自秦始”，那是公元前220年。但这还不是醴陵历史的起始时间。1975年2月，仙霞狮形岭农民张立林，于狮形山半腰挖土植树时发现一商代王室象尊。象尊青铜制，通高22.8厘米，宽14.4厘米，长26.5厘米，重2775克，呈碧绿色，属国家一级文物，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据说全国只有两尊，另一尊在台湾。1986年在船湾镇黄岭出土的青铜食器越氏铜鼎，则出自春秋时期。这就是说，醴陵的历史足可以称“千古之醴”了。

即便是建县的两千年，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它恰似一幅绵长的历史画卷，横陈在我们面前，令我们眼花缭乱，观不胜观。然而由于历史的动乱，醴陵留存的史料不是很多。醴陵档案馆、图书馆都是文革后才恢复的，留下来的也不过有《同治志》《民国志》等。许多重要的史料还在北京、上海、南京等一些老牌图书馆，我们曾经去了解过，并且花钱从南京图书馆复印回来一些，据说上海还有不少。所以要研究醴陵历史，关键靠史料，但搞到那些史料，还得花很大气力，付出不少的人力财力：尽管这样，我们也不能放弃对历史的探索，因为那里有一个丰富的文化宝库，有一个神秘的未知世界。

对于醴陵人来说，还有永远也牵扯不断的缕缕思古幽情。

我在外出的时候，常和醴陵人谈醴陵，往往惊奇于他们的记忆和思辩。他们如数家珍般与我们讲述醴陵的过去，慨叹醴陵历史悠久、人杰地灵。1995年市庆十周年时，我和市庆办的同志去广东联络醴陵乡亲：在电梯间，广东省地震局局长何熙乎用普通话与我们交谈。我说：“你会讲醴陵话吗?”他讲出几句醴陵话来还真是地道的老方言，连我们都不记得了。他才几岁就随父亲远出，但谈起醴陵，谈起醴陵的历史和人物，倒是格外熟悉和亲切。和北京的老乡谭国兴谈醴陵史、醴陵人，甚至讲醴陵话，我惊奇他简直是个“醴陵通”。他以惊人的记忆力和我们一起回顾醴陵历史，说得真真切切，说到动情处，眼神里满是乡恋之情。

漫话“乌程”

有专家认为，探讨醴陵县名的由来，必须从古代的疆域谈起。其中有一说：汉魏六朝时，江西境内的杨歧山、安陵山、翁陵山、漉山，实为渌水发源之地，属醴陵的东境。据此，则今天萍乡杨歧山一带，在汉魏六朝时，都属醴陵县境，甚至距今萍乡市东四十里的泸溪镇，也曾是醴陵的地域，有过驻军。萍乡市有个湘东镇。湘东，不就是湖南的东部么?

现在再去讨论封疆问题已无多大意义，但是它给了我们一个提醒：考察醴陵历史文化绝不能局限于现在的行政区划范围，应该到古时的疆域中去寻觅醴陵的历史文化轨迹。

为什么光提县城以东的疆域，而不去查考西南北境呢？因为东境有一个重要的物产与“醴”字有关，那便是“酒”。

在中国古代，曾经有一种名酒叫“乌程”，有“国酒”之美称。唐代大诗人李贺有诗曰：“尊有乌程酒，劝君千万寿，东方日不破，天光无老时。”《荆州记》载：“乌程乡有酒极其甘美。”乌程本以名乡，继以名酒。《文选·七命》：“乃有荆南乌程，豫北竹叶。”可见当时乌程酒是与北方的竹叶青齐名的。乌程又在哪里呢？《荆州记》又载：“渌水出豫章康乐县，其间乌程县，有井。官取水为酒，与湘东酃酒常年献之。”所谓“其间乌程县”，实是以县字为乡宇之误，而古时的乌程乡，就是今萍乡市东“老洼城”。萍乡方言，鸦渎作洼，就是古乌程故地。由此推测，古代的乌程名酒，即出自醴陵的乌程乡（《水经注》称安城乡）。而且，乌程酒因其风行全国甚久，在晋代仍为贡品。到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经听说有乌程酒好喝，不远千里而往，开怀畅饮，旁若无人。《全唐诗》里，羊士塄《忆江南旧游二首》有诗曰：

曲水三春弄彩毫，

樟亭八月又观涛。

金罍几醉乌程酒，

鹤舫闲吟把蟹螯。

《全唐诗》里还有一位诗人叫罗隐者也有诗赞曰：“一瓶犹是乌程酒，须对霜风度泫然。”就是到了今天，还有人在提起乌程酒，我在网络上还发现一首《钗头凤》词：

火石榴，乌程酒，菰城冷雨梦中休。听几片，残花飞，风随万里，遗红难缀。醉，醉，醉。

心自秋，泪空流，不见梁燕人消瘦。子规啼，唤春归，断肠愁绪，化为清悲。碎，碎，碎。

可见，“酒为诗客魂”，诗酒相悦，是诗人的一种风度和境界。

经过千百年的历史考验，乌程酒已非一般的白酒，它已成为一个品牌，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广泛渗透在醴陵民间。曾经有一说，叫“无酒不成席”。说的是无论做红喜事还是白喜事，没有酒就办不成。还有民间流行的猜酒令，是饮者酒胆与酒量的比试，在比试中方见人的品性。所谓“酒壮英雄胆”，是一种英雄本色。“酒醉聪明汉”则是“醴陵鬼子”聪明的自嘲。那些饮酒者往往以聪明者自居。不喝个“一醉方休”，不喝到“对影成三人”的状态，就不是条好汉。所以酒文化也是一种“醉”文化。醉意才是一种境界。“是现实世界的打破与重组，是裸露的梦，是赤条条的灵魂。”

醴陵为古代产酒之地，恰与“醴”字天作之合，《仪礼》郑玄注：“醴，稻米酒也。”况且醴陵还有甘甜的“醴泉”。所谓“酒因泉生辉，泉以酒益贵”。自古泉乃酿酒之魂，无泉无以成酒，无好泉则无好酒。醴陵算是天设地造了。尽管我们暂不做醴陵因酒名县的定论，但醴与酒与泉的渊源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醴泉浸月

想像这样一幅美丽的图画：皓月当空，寂清如许。一泓清澈的涌泉，在月亮的映照中，静谧而又神秘。这美景正应了一位诗人的浪漫想像：

天上一个月亮，

水中一个月亮。

天上的月亮在水中，

水中的月亮在天上。

这正是醴陵著名的八景之一，“醴泉浸月”的生动写照。在这里，一个“浸”字活托出月的皎洁与泉的甜美，也体现出具有中国独特人文景观的水月情怀。如著名的“二泉映月”“三潭映月”。而唯“醴泉浸月”似乎更富有诗意境界与怡情美感。

这又是一个与“醴”字割舍不断的乡土情结。醴的本意中，除了酒，算是“甜美的泉水”了。在考证醴陵县名之由来时，历史记载也没有确切的依据。元丰《九域》载：“醴陵有醴泉。”《名胜志》载：“治北有陵，陵下有井，涌泉如醴，因以名县。”以至把醴陵现在所在地取名为“醴泉镇”。但是也有人质疑这“因水名县”说，他们认为古时的县城当在转步下三洲，即“古城”，至今那里还有古城的遗址。先人们怎么会把远隔二十多里外的“醴泉井”作为县名来命名呢?

这也许是醴陵人有着一种“水情结”的缘故。

醴泉，甘甜之水，谓之“生命之源”。在中国古文化传统哲学中，“水”还被称为“智慧之源”。中国最原始的智慧就诞生于水中。中国智慧认为，万物是由包括水在内的五种物质相生相克而成的，称为“五行”学。中国最古老的哲学家老子最推崇水，他认为没有什么东西能胜过水的力量，所谓“上善若水”。庄子主张神与水游。孔子则把水当作仁爱的载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心不善，如水之倒流，是违背本性啊！

水在宗教中还被视为神灵。是以有净水、法水、活水、圣水之说。

水更多的被人们诗意化：“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水还是有情感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水尤其引发人们的乡愁与恋愁。这就是醴陵人为何如此痴情地迷于水的缘由。“醴泉浸月”，又是一个何等甜美而又多么凄迷的诗化境界啊!

执著之“醴”

翻阅县志，有一个不易为人觉察而又不得不令人猜度的现象，便是自古以来，醴陵之名，一直未改过，尽管醴陵的名字难读，又古又难懂，让人劳心费神，但醴字它美好、祥瑞。美好祥瑞的东西，谁愿意舍弃呢？醴陵人又历来执拗，倔强好胜，认准的事情要一做到底，醴字虽然难懂，但它人无我有，独一无二。

建安山上的土著，是醴陵人的祖先。

建安山旧时为油尖寨，元末因避乱而立寨，所存十八户，仅有田一二亩，以掘草根、拾木叶为食，又累遭战乱，历尽苦难。元明之际，大乱平息，老寨户们相约下山，遂将一铁锅打破，分成十八块，每户执一块为信物，并在山下建一公舍，每年约定日子相聚，必须以锅铁拼凑验证，方能认定为同乡。也许就是这种患难与共、痴心不改的乡土情结，铸就了后来人团结执着的秉性、而这种秉性，被认为是敢担当大事成就大业的重要素质所在，这种秉性，尤其在政治军事人才身上得到最完美的体现，如宁太一、李立三、左权、陈明仁等。

宁太一“死如嫉恶当为厉，生不逢时甘作殇”。可见其义胆赤心，在“五四”运动时与李大钊一起英勇就义的唯一一位女性，叫张挹兰，她就是醴陵人。而陈觉与赵云霄烈士的同狱赴难，他们留给后代的血书，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醴陵，似乎更象征一种沉甸甸的乡愁，让她的游子们永远怀想，谁也改变不了她，谁也无法割舍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