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概述

郭沫若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本名郭开贞，号尚武，乳名文豹，笔名除郭沫若外，还有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革命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匠。

早年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获得医学学士学位。1921年组织创造社，出版《女神》。《女神》是中国第一部成熟的新诗集。1924年翻译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26年参加北伐，先后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副主任。1927年3月30日，在朱德寓所写下《请看今日之蒋介石》。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宣传委员会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缉捕，经周恩来同意，在中共地下党掩护下离开上海赴日本。定居千叶县市川市，行动受宪警监视。在流亡日本十年期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金文丛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等著作，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领军人物。全面抗战爆发后回到上海，创办《救亡日报》，后在武汉、重庆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40年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在国统区积极宣传进步文化，宣传团结抗战。1941-1943年间，完成《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六部历史剧，代表了中国现代历史剧创作的最高成就。1944年发表《甲申三百年祭》，被中共中央定为整风文献。1945年出版《青铜时代》《十批判书》。1946年参加旧政协会议，参与国共谈判。1947年由沪赴港。1948年底北上，筹备新政协会议。1949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布拉格会议，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同年8月，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文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继续从事文史研究和文学创作，同时担负着国家事务、科学文化教育和国际交往等方面的领导工作，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三届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重要职务。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1969）、十届（1973）、十一届（1977）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历任全国政协第一、二、三、五届副主席。

目录

1 人物经历

2 个人生活

▪ 婚姻

▪ 子女

3 主要作品

▪ 原著

▪ 译著

4 人物评价

1. 人物经历

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嘉定府乐山县沙湾镇一个地主兼营商业的家庭。

1897年，在家塾“绥山山馆”读书，师从沈焕章，习读《诗经》《唐诗三百首》等传统经典的同时，接触了一些新学知识，这对他的艺术观的形成、以及诗歌创作、文化理念都产生了影响。1901年，家塾采用上海编印的新式教科书授课。

1906年春，入乐山县高等小学学习，第一学期成绩名列第一，开始接受民主思想。

1907年春，因反对教师专制，被学校开除，经斡旋返校；

夏，升入乐山县中学堂，大量阅读林琴南的译述小说。

1909年秋，因参加罢课，请求校方与当地政府交出惩办打伤同学的肇事者，被学校开除。

1910年春，进省城成都，插入四川官立高等分设中学堂；

冬，参加成都学界要求早开国会的罢课风潮，任班级代表，受到处分。

1911年，清帝退位后，回乡组织民团响应辛亥革命。

1913年春，考入成都四川省高等学校正科二部九班；

夏，被天津陆军军医学校录取，未就学；

年底，在大哥郭开文的资助下赴日本留学。

1914年7月，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特设预科三部。

1915年秋，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

1918年，参加留日学生罢课，抵制签订“二十一条”；

夏，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大学（不久更名为医学部）。留学期间，开始接触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

1919年夏，与留日同学响应五四运动，组织抵日爱国社团夏社，并创作小说《牧羊哀话》；同年，创作诗歌《抱和儿浴博多湾中》《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引起中国诗坛关注。

1920年，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辑为《三叶集》出版；

同年，完成译作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因译稿被老鼠咬毁未能出版。

1921年6月，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一同创立创造社；

8月，第一本新诗集《女神》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成熟的新诗集。

1922年5月，主持创办的《创造》季刊问世；

同年，译著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

1923年春，自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获医学学士学位；

同年，《星空》《卷耳集》等著作出版；参与编辑的《创造周报》《创造日》出版。

1924年春，赴日本，在福冈翻译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屠格涅夫长篇小说《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系统了解，从此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冬，归国调查江苏、浙江军阀战祸。

1925年，历史剧《聂嫈》、论著《文艺论集》出版；组诗《瓶》发表。

1926年，《塔》《落叶》《三个叛逆的女性》《橄榄》等小说戏剧作品出版。

3月，应邀赴广州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结识了一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

7月，随国民革命军北伐，先后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副主任。

1927年，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四、一二”事变前夕，撰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了蒋介石“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行径，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影响，因此受到通缉；

8月，参加南昌起义，撤退途中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2月，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缉捕，经周恩来同意，在中共地下党掩护下离开上海赴日本。定居千叶县市川市，行动受日本宪警监视；

同年，《恢复》《前茅》《沫若诗集》等诗歌集和《浮士德（第一部）》《石炭王》等翻译作品出版 。

1929年，《我的幼年》《反正前后》等自传作品出版，《美术考古学发现史》《屠场》等翻译作品出版。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将《少年维特之烦恼》版税捐给“左联”作基金；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

同年，所译辛克莱长篇小说《煤油》出版。

1931年，《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文艺论集续集》《黑猫》《划时代的转变》出版；译著《战争与和平》（第一分册上）出版。

1932年，《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创造十年》《金文余释之余》出版。

1933年，《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译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

1934年，《古代铭刻汇考续编》出版。译著《生命之科学》第一册出版。

1935年，《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屈原》出版，参加左联东京分盟的活动。

1936年，《离沪之前》《豕蹄》出版，《隋唐燕乐调研究》《华伦斯太》等译著出版。

1937年，写作《创造十年续编》，《殷契粹编》出版；

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归国参加抗战；

8月，主办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组织战地服务团赴前线劳军；

11月27日，因上海失守而离开上海，到香港、广州活动。

1938年1月，抵武汉，组建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4月就任厅长，开展抗日宣传、国防动员、敌情研究；

同年，当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1939年，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撤退至重庆；

论著《石鼓文研究》出版。

1940年，辞去三厅厅长，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1941年11月，文化界庆祝其五十寿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

12月，完成历史剧《棠棣之花》 。

1942年1月，完成历史剧《屈原》；

2月，完成历史剧《虎符》；

同年，完成历史剧《高渐离》《孔雀胆》与译著《赫曼与窦绿苔》；

同年，创办群益出版社并主编学术刊物《中原》。

1943年，完成历史剧《南冠草》。

1944年春，完成论著《甲申三百年祭》，被中共中央定为整风学习文件。

1945年，草拟《文化界时局进言》，呼吁民主政治；

同年，赴苏联访问；论著《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出版。

1946年1月，出席政治协商会议；

夏，离重庆抵上海；赴南京参加国共和谈；

同年，《苏联纪行》《南京印象》等出版。

1947年，出版著作《少年时代》《革命春秋》《历史人物》《天地玄黄》《今昔蒲剑》《沸羹集》《地下的笑声》，译著《浮士德》（第二部）；

11月，由沪赴港。

1948年，完成长篇自传体散文《抗战回忆录》（后改名《洪波曲》）；

年末，赴东北解放区，筹备新政协会议；

同年，因考古学领域的成就，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3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布拉格会议；

建国前夕，当选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10月2日，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

10月19日，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1950年3月，当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长；

5月，任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

8月，率中国代表团访问朝鲜；

11月，出席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

1951年2月，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

11月，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

12月，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

1952年3月，出席在奥斯陆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会议；

7月，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

10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12月，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本年，论著《奴隶制时代》出版。

1953年，完成《屈原赋今译》；

5月，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

6月，出席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

同月，当选第二届中国文联主席、匈牙利科学院名誉院士。

1954年5月，出席在柏林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当选为波兰科学院院士；

6月，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缓和国际局势会议；

9月，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55年1月，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

4月，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国家会议；

6月，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任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出席在赫尔辛基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

7月，任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副主任；

冬，率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 。

1956年，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管子集校》出版。

1957年，17卷本文集《沫若文集》开始出版；

6月，出席在科伦坡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

11月，参加毛泽东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典礼；

12月，赴埃及出席亚非团结大会。

1958年9月，率中国代表团访问朝鲜；

10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

同年，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1959年2月，完成历史剧《蔡文姬》。

1960年1月，完成历史剧《武则天》初稿，该书1962年10月修改完毕出版；

8月，当选第三届中国文联主席。

1961年1月，率中国代表团访问古巴；论著《文史论集》出版；

7月，完成《再生缘》的校订工作；

8月，率团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

1962年，作论著《读〈随园诗话〉札记》、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

1963年，诗集《东风集》《蜀道奇》出版；

10月，任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

1964年7月，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越南；

同年，论著《日本的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出版。

1966年6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

1968年，参与组织发掘河北满城汉墓；

翻译英美抒情短诗50首。

1969年，完成论著《李白与杜甫》；

同年，当选第九届中共中央委员。

1970年2月，以中国特使身份赴尼泊尔；访问巴基斯坦；

9月，以中国特使身份赴开罗参加纳塞尔葬礼。

1971年，给周恩来写信，提议恢复因“文革”而停刊的《考古学报》《文物》《考古》3种学术刊物。

1972年，《甲骨文合集》恢复编辑工作，任主编；

同年，当选第十届中共中央委员。

1973年，论著《出土文物二三事》出版。

1977年，诗集《沫若诗词选》出版。

1978年春，抱病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

同年，《沫若剧作选》出版；

6月12日，因患大叶性肺炎长期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遵照生前意愿，遗体供医学解剖后火化，骨灰作为肥料撒在大寨肥田。

2 个人生活

▪ 婚姻

郭沫若的父亲为郭朝沛，母亲杜氏。1912年正月十五上元节，郭沫若奉父母之命，与没有读过书的旧式女子张琼华（1890—1980）草草完婚，由于郭沫若对封建婚姻制度不满，婚后第五天便离家出走，赴成都读书。张琼华娘家潦倒败落后一直在郭家生活。新中国成立后由当地政府安排迁出沙湾，长住乐山县城。

1916年8月，与东京圣路迦医院护士佐藤富子（基督教教名anna，即安娜，1894—1994）相遇并相爱，安娜为此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年底，赴东京接安娜到冈山同居。1916—1937年，与安娜共同生活21年，度过了在日本的最困难时期。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告别安娜，归国抗战。战争期间中日邮路断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安娜回到中国，在大连、上海两地生活。1983年被推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第七届、第八届连任。

1938年1月，郭沫若与于立群（原名佩珊，字立群，曾用名黎明健。1916—1979）开始共同生活。此后于立群协助郭沫若在武汉、重庆、上海、香港等地从事进步文化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中国科学院担任郭沫若秘书，陪同参与各项社会工作及国际友好往来。当选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妇联执行委员，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于立群伴随郭沫若度过了40余年的人生道路，郭沫若去世后，任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委员。有《于立群遗墨》行世。

▪ 子女

与佐藤富子子女：

长子郭和夫（1917-1994），有机化学和石油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所研究员、副所长，当选第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次子郭博（1920-2010），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出版有《上海光影:郭博摄影作品精选》。

三子郭复生(1922-2004)，中国科学院动物所工程师。

长女郭淑瑀(1925-1984)，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

四子郭志鸿，1932年出生，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出版有《郭志鸿钢琴作品选》。

与于立群子女：

长子郭汉英（1939-2010），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出版有《郭汉英论文选集》《郭汉英杂文选集》。

长女郭庶英，1940年出生，曾任中沛经济技术发展中心总经理，出版有《我的父亲郭沫若》《郭庶英书法选集》。

次子郭世英（1942-1968），曾入读北大哲学系、中国农业大学农学系，文革期间受迫害致死。

三子郭民英（1943-1967），曾就读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因患抑郁症离世。

次女郭平英，1946年出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兼郭沫若纪念馆馆长，编有《转变中的近代中国·郭沫若》《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等。

四子郭建英，1953年出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译有《余下只有噪音：聆听20世纪》《瓦格纳与哲学》。

主要作品

著作

人物评价

毛泽东1944年11月21日致信郭沫若：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周恩来《我要说的话》（《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

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邓小平《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人民日报》1978年6月19日）：

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以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创作，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他创作的历史剧，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他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他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他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金文甲骨文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他长期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扶持和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的成长，对发展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茅盾《化悲痛为力量》：

郭老是我国文坛上的彗星。收集在《女神》中的他早期的诗，大部分写于一九二○年以后，是五四运动在诗歌方面最热情而豪放的反映，可以说是举世无双。

闻一多《之时代精神》：

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的时代的精神。

巴金《永远向他学习——悼念郭沫若同志》：

我同郭老接触多年，印象最深的是他非常真诚，他谈话、写文章没有半点虚假。我想说他有一颗赤子之心。

侯外庐《深切悼念郭沫若同志》：

恩格斯曾经赞扬预示着资产阶级革命将要来临的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毫无疑问，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更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可以说，郭沫若同志就是我们时代的一位笔剑并用进行斗争的文化巨人。无论在革命实践和思想文化方面，他的建树都是巨大的。他是继伟大的鲁迅以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面光辉旗帜！

夏鼐《郭沫若同志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卓越贡献》：

郭沫若同志由于学医而懂得近代的科学研究方法。他认为现代式的考古学工作者不应只埋首于书斋内故纸堆中专门从事于古文献和古文字的研究，而应该到现场去做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工作，接触实际。

一九四九年建国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开始。……经郭老的建议，敬爱的周总理主持的政务院就在文化部设立文物局，同时又在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使我国第一次有了主管文物工作的政府部门和专门从事考古工作的科学研究机构。这项决策性的安排，对于新中国文物考古工作的蓬勃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周扬《悲痛的怀念》：

恩格斯曾把歌德比喻为奥林普斯之神，我面前的这位老人不也可以比作太山之神吗？两个文化巨人确有相似之处。文思的敏捷和艺术的天才，百科全书式的渊博知识，对自然科学的高度热爱，都是相似的。……郭和歌德一样是文化巨人，是自己民族的骄傲，就这一点上也是相似的。

季羡林《专而又通的榜样》：

郭老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绝对没有给我留下“我是院长、我是科学家”的印象。……中国过去讲三绝，即诗、书、画——作诗、写字、画画三绝。要做到这三绝是比较难的。……我对苏轼作过统计，他诗、书、画、词、文，应该是五绝。……可是我对郭老就统计不出他有多少绝。总之他超过了苏轼。苏轼没有郭老在自然科学方面的造诣。

马识途《评价历史人物必须“知人论世”——谈正确评价郭沫若》：

我曾经读到一些文章和书籍，对郭沫若颇多微辞，对于解放后新中国的郭沫若有更多的批评。……有的文章却似乎超出学术研究以外，恣意贬损，以至讽刺侮辱，加以丑化，有失争鸣风度。再细看某些立论，其方法不仅是唯心主义的，非历史主义的，且似乎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实不过把郭沫若当作靶子或引子，矛头所向，是想力透靶子，直指郭沫若所从事的新文化运动和郭沫若所归依的政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