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树上花如火

　　文│冯锡刚（文史学者）

　　【看见木棉花开红】

　　1926年3月中旬，郭沫若与郁达夫等创造社同人，应广东大学之邀，由上海乘舟南下。郭沫若以其创造社领袖和《女神》在诗坛掀起的狂飙，成为当时众多文艺青年的偶像。广东大学的代理校长陈公博时任国民党中央要职，而广东大学亦为国民党培养人才的重要阵地，欲与黄埔军校成文武双翼。

　　3月23日，郭沫若等人抵达广州，他在《创造十年续篇》中描述了当年留下的第一印象：憧憬了多久的广东，到了之后所感到的，却也并不是什么乐土。码头上照例是有很多苦力的，话既不通，人手又杂，实实在在弄得人有点头昏。但是有一种景象觉得比任何名画家的圣母玛利亚还要动人的，是那些穿着黑而发亮的香云纱、驾着船、运着货物的很多的女人。那些大抵是中年妇人，身上的浮脂为生活的重压和南方的炎热所榨迫干净了，都是很瘦削的，但也并不羸弱，倒显示着有不折不扣的铜筋铁骨的风味。而她们之中的大多数还在背上斜背着一个婴儿。那紧张着的全身神经，象鹰隼一样，在生活战线上飞来跃去的身手，真正是无上的画材。

　　在《创造十年续篇》的结尾，作者这样总结在广东四个月的生活：“看见了别号英雄树的木棉开红花，看见了别号英雄树的木棉散白絮。吃了荔枝，吃了龙眼蕉，吃了田鸡饭，吃了蠔油板面，吃了一次文科教授们的‘杯葛’。”所谓“吃了一次文科教授们的‘杯葛’”，是一次促使郭沫若弃文从政的事件。

　　郭沫若抵达广州后，走马上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之职，上任之初，他就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举动——文科革新。郭沫若提出了一些革新教务的具体措施，却由此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择师风潮，被推到风口浪尖。他提出的革新教务措施，受到一批代表守旧势力的教师的抵制，他们宣布罢教，向校长呈文要求“罢斥”郭沫若，并将呈文向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广东省教育厅呈送，又刊登在广州的报纸上。

　　郭沫若的革新举措，得到了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党部的大力支持。该党部专门召开了党员大会，通过四项议案，以示声援。5月初，择师风潮以革新派的胜利宣告结束，郭沫若的表现亦得到了广东大学国民党党部的认可，能够在重大问题发生的时候，有彻底的革命表示和主张”。

　　在蓬勃发展的广东革命形势的影响下，郭沫若开启了近现代中国文学青年投身革命的经典范式，他在宿舍里写下《我来广东的志望》：“总之我们要改造中国的局面，非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广东不能担当；我们要革新中国的文化，也非在国民革命的空气中所酝酿的珠江文化不能为力。”4月1日，郭沫若还牵头在广州成立了“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他亲笔题写了招牌。

　　郭沫若等人的到来，为广东文坛带来了一股生机与活力，在文学青年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一些学生的回忆录里，记录了当时创造社成员在广州备受欢迎的盛况：“许多爱好文艺而又敬慕那几位的青年创作家，都争先恐后地盼望着一见他们文人的面影……那种融洽的景象，实是一片和淑的天幕……南国，变成了大有趣味的乐园。”

　　1926年7月9日，郭沫若在广州工作4个月后，十万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郭沫若随即辞去了每月薪俸三百六十元的文科学长职位，投身北伐，变为一个革命战士。行前，为友人书写扇面，抒发了这位戎马书生的襟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鸡鸣剑起中宵舞】

　　1937年11月末，上海成为孤岛后，郭沫若南下香港，拟去南洋为抗战募集捐款。12月初，郭沫若抵达香港次日，在街头不期然地与林林等人相遇，其中也有于立群。为着筹备《救亡日报》的复刊，立志使羊城成为华南抗战的精神堡垒，12月6日，郭沫若与这批友人同赴广州。通过朋友的介绍，郭沫若寓居郊外的一栋两层楼别墅。入住当晚，本可以舒适地睡一觉，却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于是酝酿成一首七律：

　　竟随太岁一周天，重入番禺十二年。

　　大业难成嗟北伐，长缨未系愧南迁。

　　鸡鸣剑起中宵舞，狗吠关开上澣弦。

　　昨夜宋皇台下过，帝秦誓不有臣连。

　　《救亡日报》欲复刊，必须有一定的资金。郭沫若先后向广州的市长曾养甫、省主席吴铁城要求，均遭碰壁。幸而在吴履逊（流亡日本时结识的爱国退伍军人）的帮助下，得到余汉谋不菲的资助，终于如愿以偿。

　　1938年元旦，《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郭沫若撰写的复刊词《再建我们的文化堡垒》，高呼：敌人不灭，祖国无由复兴；文化若亡，民族将永归沦陷。复刊词以这样的呐喊结尾：“我们要……鼓荡起我们民族的忠贞之气，发动大规模的民众力量，以保卫华南门户，保卫祖国，保卫文化。”

　　月底，吴履逊邀约郭沫若由郊外寓所搬入城内的新亚酒楼同住，还为郭介绍了些工商界的朋友，打通了些社会关系。他们吃蛇肉，吃狗肉，游荔枝湾，访六榕寺，听广东戏，看疍户船，日子过得挺充实。

　　郭沫若与于立群的关系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郭沫若在《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中，这样记录初识于立群的情形：“经过林林诸位的介绍，我认识了立群，顿时感到惊异。仅仅二十来岁，在戏剧电影界已经能够自立的人，对一般时髦的气息，却丝毫也没有感染着。两条小辫子，一身蓝布衫，一个被阳光晒得半黑的面孔，差不多就和乡下姑娘那样，而她对于抗战工作也很出力。‘八一三’以后时常看见她在外边奔跑。”

　　元旦这天，郭沫若收到武汉来电：“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陈诚。”郭沫若考虑一番后决定赴邀。于立群亦拟北上，取道武汉转赴陕北。

　　当月6日晚，郭、于同车赴武汉。在诸多前来送行的友人中，夏衍半正经半开玩笑地告诫于立群：“到了那边，不要和别人‘拍拖’广东话，谈恋爱的意思——编者注）呀!”在众人的哄笑中，郭沫若也尴尬地笑了，自谓“我在精神上已经紧紧地把她‘拍拖’着了”。这期间，郭沫若赋《陕北谣》，小序中有云：“立群有志赴陕北，作此赠之，时同在广州。”最能表明两人关系的是第四节：“陕北陕北我心爱，君请先去我后来，要活总要在一块。”

　　【创作历史剧《蔡文姬》】

　　十年之后，郭沫若自上海南下，与广州擦肩而过，在香港呆了整整一年。待到三度喜见英雄树，已是1959年。

　　1月26日，郭沫若陪同外宾由武汉飞抵广州，在参观市郊公社和广交会商品陈列馆后，下榻于镇南王尚可喜旧址改建的宾馆。举行欢迎晚宴后，又陪同观看由粤剧名家红线女与马师曾合演的《断机教子》。虽有重听之虞，但有赖于助听器，郭沫若依然感觉“哀婉动人”。宾馆中银桂与墨兰齐放，他联想到昔年游览邻近宾馆的六榕寺情景（内有铁铸高塔与六祖慧能铜像），吟成七律一首：

　　尚府楼台几度新，经年乔木更嶙峋。

　　大同铁塔矜高古，六祖金身隐近邻。

　　霞鹜齐飞冬日暖，桂兰竞秀晚风熏。

　　绕梁喜听歌声转，一曲断机净客尘。

　　春节期间，郭沫若率领前来度寒假的孩子们游花市。那时，董必武、林伯渠诸老亦在广州，他们同为不久前牺牲的向秀丽赋诗歌咏，董、林皆为旧体，郭老系新诗。为当代巾帼礼赞的同时，郭沫若借古颂今，2月3日至9日之间，奋笔疾书，仅以一周时间，便完成了五幕历史剧《蔡文姬》。这是继1943年3月创作《南冠草》后，郭沫若相隔整整16年之后重操旧业。曹操以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面貌的崭新艺术形象，出现在这位浪漫主义诗人、剧作家的笔端。

　　5月1日，郭沫若改订《蔡文姬》并作序，于开篇写了一段重要的文字，引用福楼拜关于《包法利夫人》的名言“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并推衍出“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特别强调：《蔡文姬》“有一大半是真的……想来读者也一定觉察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

　　历，相近的感情”。

　　【阅江楼上流风远】

　　1961年，郭沫若两度在南国休憩、著述、寻访、游览，时长三个月之久。2月11日至13日，参观湛江港口、堵海工程及雷州青年运河。后又观赏粤剧《寸金桥》，以“一寸山河一寸金”讴歌民众不畏强暴、寸土必争的英雄气概。游湖光崖，有“惜无苏轼字，但剩李纲书”之叹。

　　郭沫若3月11日到广州，13日即往中山大学，在党委书记、创造社同人冯乃超的陪同下，探望陈寅恪。并在拜访当天的日记中记载：

　　同乃超去看陈寅恪，他生于丙（庚）寅，我生于任（壬）辰，我笑说今日相见是龙虎斗，伊左目尚能见些白光，但身体甚弱，今年曾病了好久。胃肠不好。血压不大高……

　　据日记记载，两人的谈话涉及“钱柳因缘”之事，陈寅恪提出“要原稿纸，另要在北京图书馆抄谢三宾的《一笑亭集》”。将近一小时的交谈，《再生缘》是主要话题——郭沫若往访陈寅恪的动因，当缘于《再生缘》的评论；而《再生缘》之所以进入郭沫若的视野，即源于陈寅恪的《论〈再生缘〉》。

　　自年头至岁尾，从北京到广州，甚至在出访古巴的行程中，郭沫若都在阅读、校订《再生缘》，研究作者的生平，探讨相关的问题，撰写成七篇文字。某种意义上可以称1961年是郭沫若的《再生缘》研究之年。

　　郭沫若在再度探访陈寅恪后的一个半月里，著述之余，于从化温泉周遭，泛舟流溪河水库，观赏百丈瀑飞流，“诗句自来”。又赴肇庆，遍游七星岩之阆风岩、水月宫、碧霞洞、天柱岩，均以五律纪游。

　　这位自广东开始其“北伐途次”的戎马书生，特意登临位于肇庆东南石头岡上的阅江楼，怀念叶挺及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诸同志：

　　北伐从征忆昔年，党军独立一雄团。

　　纵教汀贺传天险，终使吴刘受痛歼。

　　革命前驱红十月，捐躯遗恨黑茶山。

　　阅江楼上流风远，心绕延河烈士园。

　　【“诗翁有笔一神仙”】

　　1962年1月上旬，郭沫若两度寻访萝岗洞，留下了一则佳话。

　　1月6日，郭沫若由广州市委统战部部长罗培元等人陪同前往市郊萝岗洞赏梅，游览萝峰寺时看到匾额“清静潜修”四个大字和墙上悬挂书法作品，大为赞赏。梅花看罢，郭沫若又进玉岩书院游览，看到壁上有一首颇有古意的七律：近闻名胜小罗浮，此日登临豁远眸。一道飞泉晴亦雨，千章乔木夏疑秋。凭栏纵眺峰描黛，策杖探奇石点头。仙洞倘容尘足倚，享来清福几生修？”诗末所署时间是在解放前，落款“钟踏梅”，一个颇有雅意的名字。询问作者详情，知为本地人，仍健在，郭沫若大为惊讶，提出要会见这位诗家和书家。却因时间已晚，罗元培提示晚间另有节目，须得返回，未能如愿。次日，郭沫若乘兴作《访萝岗洞》五律四首。其二为：

　　名洞原非洞，合村人姓钟。

　　梅稠留萼绿，荔茂射枝红。

　　果树收成好，菜蔬灌溉同。

　　文风今更蔚，闻道有诗翁。

　　“诗翁”之谓，惺惺相惜耳。1月9日，郭沫若在罗培元的陪同下再赴萝岗，专访钟踏梅。老人81岁，却丝毫也不显老态龙钟，“人很朴实，没有多的话”。二老见面，互道寒暄。郭沫若对老人说：前几天，在玉岩书院看见了你的一首诗，可惜我没有抄下来。那诗你还记得吗？老人回答：还记得。郭沫若便请他将这首诗写给自己。他注意到，老人落笔自如，并不因年高而有手颤抖的情况，他称赞老人是一位活神仙，临别时赠“闻道有诗翁”诗一首，并合影留念。

　　回到广州后，郭沫若旋赴海南岛。

　　自琼岛返回当晚，罗培元为郭沫若接风，邀其赴泮溪酒家餐饮。应酒家之请，郭赋七律一首：

　　盘中粒粒皆辛苦，槛外亭亭入画图。

　　齐国易牙当稽颡，随园食谱待耙疏。

　　隔窗堆就南天雪，入齿回旋北地酥。

　　声味色香都具备，得来真个费工夫。

　　相隔仅5天，2月17日，郭沫若又兴致勃勃地为泮溪酒家题七绝一首：

　　南北东西四海人，色声香味一园春。

　　如何能辨咸酸客，只解诙谐不认真。

　　屈指算来，郭老此番南下，已三月有余。在返回北京的两三天里，郭沫若由广州经顺德，前往中山，访孙（中山）先生故居。三八节这天，顺德召开纪念会，郭沫若应求，赋《卜算子》致贺，有“不让须眉意独高”，“处处英雄花正红”之咏，发表时加注：木棉树别名英雄树，红花正开，别具风格。”

　　【流沙胜地我重来】

　　1964年7月，郭沫若赴越南参加国际会议，往来均经广州小憩，且有诗句纪其雅事。13日他飞抵羊城，次日上午，饶有兴致地去邻近白云山的北园酒家饮早茶，品茗之余，即兴赋诗：

　　北园饮早茶，仿佛如在家。

　　瞬息出国门，归来再饮茶。

　　24日下午，郭沫若游览白云山，在双溪别墅休息时，听闻白云松涛处，有人以“天风海水白云间”索对。原来古大存昔年游白云山，为白云松涛美景所感，以诗歌吟，内有“天风海水白云间”一句。园林管理处感觉颇能表现白云山风韵，遂以对联形式写出，悬挂在白云松涛处的“听涛亭”柱子上，向游客求对，但一直未有理想的对句。

　　才思敏捷的郭沫若思索片刻，即对以“旭日朝霞红雨乱”，并乘兴书出，因对出句小有改动，在联语的两侧，以较小的字体作如下说明：“羊城八景之一的白云松涛处，有人以‘天风海水白云间’句索对，今易‘间’为‘闲’字，较活而有意趣。因为上句而配之，深于诗者谅不以为避重就轻也。”园林管理处将郭沫若墨迹刻挂。由此，白云山多了一道别有意味的新景观。

　　郭沫若来去匆忙，却以其雅人深致为羊城生色。

　　1965年6月10日，郭沫若陪外宾自杭州飞抵广州。11日，毛泽东会见外宾，向陪同的郭沫若建议顺途访问井冈山。1927年九十月间，郭沫若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汤坑一战失败，流沙溃散，辗转来到神泉，得有当地群众掩护，潜伏十日，脱离险境，抵达香港。对这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郭沫若常言“我是经常留在记忆里的”。一路寻访，既可了却38年来的梦牵魂绕，又能沿东江进入江西，作“井冈山巡礼”，以完成毛主席的嘱托。

　　6月16日，郭沫若在海丰拜谒彭湃之母，称赞“百龄彭老母，海内共知名”。17日访普宁，这是南下起义军溃败之处，1948年所作纪实散文《流沙》《神泉》详尽描述了历险过程。参观革命纪念馆后，郭沫若追昔抚今，题七律一首，开头就是“三十八年如转瞬，流沙胜地我重来”。

　　18日，他由汕头往澄海，去杜国庠墓地凭吊。杜1961年1月病逝后，郭沫若作七律两首，有“生死交游五十年”，“墨名绝学劳针指”之吊挽。当年11月11日在广州，作《序〈杜国庠文集〉》，追忆革命情谊，高度评价其学术成就。此番凭吊，于归途中赋五言古风：

　　昨游桃花涧，君字见涂朱。今来澄海县，君墓木扶疏。结交五十载，相期马列徒。不惜破唇舌，不惜断头颅。天行有健顺，人力为乘除。不移复不屈，时还读古书。厚墨君虽异，薄儒我不殊。新天日月改，赤县起宏图。百家交争鸣，进步在谦虚。君德乃吾师，自愧殊不如。生花献一束，聊表寸心初。

　　郭沫若于1978年6月去世，谁也没有料到，13年间他竟再也未能重临这片“每在梦中旋”的山山水水。1973年春，这位八旬老人写下“英雄树上花如火”的诗句。木棉——红花——英雄树，这一富于象征意味的写照，寄托着郭沫若对广东风物的一片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