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 碑

郁达夫（1896—1945），名文，字达夫，浙江富阳城关镇人，上有二兄一姐。在他出生后的第三年，父亲就逝世了，从此，日子过得十分艰辛。姐姐幼年时即做了童养媳。母亲是个贤能有见识的人，尽管家境贫困，还是竭力培养三个儿子，让他们上学读书，且平常督促甚严。他兄弟三人都勤奋好学。长兄郁华（曼陀）在光绪年间考得功名，后又考取官费留学生赴日本。二兄郁浩是杭州陆军小学堂的官费生。郁达夫7岁进私塾，15岁以优等生毕业于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同时在国文教员的影响下，他开始接受反对帝制、革新图强的爱国思想。

1911年春，母亲为他筹措了去杭州读书的费用。他到杭州后，报考了最难考的杭州府中学。由于嘉兴府中学收费低，尽管考中杭州府中学，他仍到嘉兴去上学。当年6月他因病休学回乡，暑假后，转回杭州府中学，他把全部精力和时间倾注在书本和写作上。

转学后的第二年春季，他想要跳级升学。为补习英语，他进了美国长老会办的之江大学预科（原名育英书院）。没多久，因参加学潮被开除，转入美国浸礼会办的蕙兰中学。不久，他对教会学校的奴化教育又感到很失望，认为还不如回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读书。于是，就买了一些自学用书回家了。

在家自学的一年多时间里，郁达夫阅读了二三百部古今文学著作，写了不少歌颂故乡秀丽山川和其他感时的旧体诗，对他以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起了奠基作用。

1913年9月，长兄郁华被派往日本考察司法工作，就顺便将他带到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先在神田正则中学补习中学的全部课程，晚上又拼命学习日语，经常废寝忘食。由于那时过分地用功努力，种下了后来患肺结核的病根。

1914年，他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与郭沫若同班，成为官费留学生。1915年预科毕业后，在长兄的规劝下，考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理科学医，并开始学习德语。在“八高”的4年中，他阅读了英、德、法、俄和日本等国的文学、政治、哲学、经济等类书籍，不下千部，平均每年250部（册）。1919年夏他在“八高”毕业。秋季，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科。

在日本的几年内，他继续写了不少旧体诗。同时，开始写白话小说，寄回国内发表。后来使他一举成名的小说《沉沦》就是他留学时写成的。

郁达夫留学日本，亲身经历了作为一个腐败弱国的子民被外人歧视和欺凌的种种痛苦，强烈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五四运动后，郭沫若、成仿吾等人迫切希望组织一个新文学团体，创办一个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旨的文艺刊物来推动新文化运动。1921年7月中旬，郭沫若、张资平到东京郁达夫寓所开会，决定出版《创造季刊》，由郭沫若回上海筹办。郭沫若在上海奔波了两个月，工作无甚进展，他很焦急，坚决邀请郁达夫回国来接替他筹办。9月初，郁达夫到达上海，在上海泰东图书局先行出版了《创造社丛书》3种。第三种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沉沦》（收《沉沦》《银灰色的死》《南迁》3篇），这是他喊出的救救祖国的第一声。《沉沦》的出版，轰动了当时的文坛。

1922年5月，《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7月，郁达夫毕业回国，和郭沫若、成仿吾在上海专门主持创造社各刊物的编辑工作。这时除《创造季刊》外，又创办了《创造周报》以及《中华新报》附刊《创造日》（日刊）。郁达夫几乎日夜都埋头在文字工作中。他除了担任刊物的组稿、编辑以至校对外，还创作和发表了小说《茑萝行》《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以及论文《文学上的阶级斗争》《艺术与国家》等。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他是第一个提出“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口号的人。

迫于生活，郁达夫于1923年10月到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并结识了仰慕已久的鲁迅。他对比他年长15岁的鲁迅始终以亦师亦友的关系相待。曾热心地向创造社同人推荐鲁迅的《阿Q正传》和《故乡》等小说。鲁迅对他也很器重，除了经常互赠著作，交流创作见解外，还视他为可以共事合作，能谦交自牧的诤友。

1927年10月，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1928年6月，由鲁迅提议由他俩合编的月刊《奔流》创刊。他曾为这个刊物翻译了大量外国进步文学作品。他还和鲁迅一起参加上海党组织领导的一些著名的政治团体，如中国革命互济会、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鲁迅提名他为发起人之一。

这期间，他开始把已发表的小说、散文、政论、译作等编辑成《达夫全集》，其中收有《寒灰集》《鸡肋集》《过去集》《奇零集》《敝帚集》《薇蕨集》《断残集》《忏余集》8卷和日记集《日记九种》、翻译集《小说之伍》、文艺论集《小说论》等。

1931年2月，“左联”的柔石等5位青年作家在上海被秘密杀害。同时，郁达夫和鲁迅也接到国民党当局的警告，并被秘密监视。而这时“左联”的某些同志，受党内“左”的路线影响，存在着“关门主义”和宗派情绪，指责郁达夫“颓废，消沉”，因而背着鲁迅，通过了把他开除出“左联”的决定，这使他感到懊丧和孤立。1933年4月，他终于因当局的政治迫害和个人经济窘困的双重压力，从“文化的战场”上海移家至杭州。

国民党对移居杭州的郁达夫，一面秘密监视，检查他的来往信件，一面让当地的达官显宦（包括警察、特务头目）频繁地去“顾访”他。

在杭州，他仍过着“出卖文章为买书”的生活。1934年以后，他曾外出游历青岛、北平及浙皖的名山胜地，写下了不少游记、随笔、散文和诗，后曾结集出版了游记集《屐痕处处》。他沉醉于大自然时，常常触景生情，把山川的灵秀与对国事的忧怀熔于一炉。往往在歌颂祖国壮丽河山之余，突然发出“三分天下二分亡，四海何人吊国殇！”的浩叹。

1936年初，他到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当时的福建省主席陈仪手下谋了个省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的闲差。陈仪比起国民党其他地方的政府官员要开明得多，所以郁达夫能获得较多的自由，得以在福州向一些青年团体和大中学校的学生作关于文艺问题和团结一致抗日的演讲。

他自1933年离开上海，和鲁迅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杭州时，他曾多次专程去上海看望鲁迅。1936年10月，他在福建骤然接到鲁迅逝世的讣告，立即匆匆赶到上海告别遗体，参加了人民的送葬活动，并与其他7位作家一起抬柩上灵车。

同年11月中旬，他应日本各社团及学校的聘请，赴日本讲学。同时，他去日本还负有一项秘密使命。因为当时日本侵华战争已呈急不可待之势，党中央希望亡命在日本的郭沫若早日归国，要郁达夫亲自赴日本通知他。郁达夫到日本后，受到日本文化界老朋友的欢迎。在他们的安排下，他去千叶县看望了郭沫若。

郁达夫在日本逗留一月有余。他的访问活动引起日本军方的严密注意，军方一直把他看作是一个“日本通”，“是中国的高级特务”，为此受到日本特务的跟踪监视。特务对他的活动多次进行阻挠。尽管这样，郁达夫还是多次向日本朝野人士力陈中日民众都酷爱和平，侵华终将铸成大错。

1937年12月，他的家乡富阳沦陷，70多岁的老母亲因战祸而饿死在家乡的鹳山。噩耗传到福建，他痛哭疾书一联遥祭：“无母何依，此仇必报”。从此，他投入更广泛的全国性抗日洪流中去。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后，郭沫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宣传）厅长，郁达夫应邀于1938年3月9日离开福建赴武汉参加第三厅工作。当时，文艺界的进步作家云集武汉。郁达夫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被选为常务理事，担任协会研究部主任和会刊《抗战文艺》编委。

1938年7月以后，日军进逼武汉，第三厅及文艺界人士分别转移，郁达夫也于7月中旬携家眷疏散至湖南汉寿。汉寿是个小县，颇有点“与世隔绝”的状况，这倒使他能安静地写出一些文章。这期间写的《政治与军事》《国与家》等时评、杂感，充满了爱国热情与抗战必胜的信念。

1938年10月武汉弃守后，他应新加坡《星洲日报》的邀请，担任该报的文艺编辑。12月底，他携带家眷抵达新加坡。

1939年11月23日，他的长兄郁华在上海遭敌伪特务暗杀，他无法亲往祭奠，只得撰挽联一副，表达自己以身许国的决心：

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扬海内；

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辽东！

郁达夫在新加坡的3年多时间内，写了大量号召海外华侨团结爱国、支援抗日和分析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政论、杂感、文艺评论，发表在华文报刊上。通过他的大声疾呼，使侨胞们坚定了抗日信念。他还发动义演、义卖、献金、献物，将所得寄回国内。他身在异国，心在祖国。和上海、重庆的文化界建立密切联系，请茅盾、冯雪峰等著名作家写稿；凡国内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刊《抗战文艺》上的重要文章，他都在副刊上转载。当国内文化界的一些进步人士如胡愈之、沈兹九、王纪元、杨骚、徐悲鸿、刘海粟、任光以及国内进步文艺团体来新加坡时，为共同开展抗日宣传，他都亲切接待，做好相互配合与舆论支援的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成立文化界工作团，由他任团长。1942年初，陈嘉庚领导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成立，郁达夫担任执行委员并兼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2月4日，日军攻占新加坡前夕，他和胡愈之、沈兹九、王任叔、王纪元、汪金丁等抗委工作人员，同乘一艘小电船，撤出新加坡。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已对新加坡方面表示过不欢迎这批文化人回国，他们只好渡海到对岸的荷属殖民地苏门答腊。不料登岸不久，新加坡的英军向日本投降，荷兰驻印尼总督也宣布向日本投降。一切退路都已断绝，他们不得不改名换姓，突击学习印尼语，在苏门答腊内地作长期隐蔽的打算。

1942年6月，郁达夫化名赵廉，在苏西小镇巴爷公务定居下来，集资开设“赵豫记”酒厂，借以掩护抗日文化人的秘密工作，维持抗日文化人的流亡生活。

在一次偶然的事件中，日本占领军发现他精通日语，就强迫他到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部充当翻译。在宪兵部里，他小心翼翼地隐蔽下来，始终装成一个富商，表示只懂做生意，不懂政治。在他充当翻译的几个月中，他通过多种力所能及的办法，帮助和营救了不少善良的印尼人和侨胞，使他们从法西斯的屠刀下死里逃生。

1943年春，他终于买通日本医生给他证明患有肺结核病，才得以获准辞职，回巴爷公务继续经营酒厂。

1944年初，一个福建籍的华侨汉奸洪根培，从新加坡调到武吉丁宜宪兵部工作。此人熟悉新加坡文化界情况，向日本宪兵部告密：赵廉就是抗日作家郁达夫，是间谍。宪兵部立即对其进行秘密监视，并立案侦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正当人们欢欣鼓舞地庆祝胜利的时候，日本宪兵部在盟军迟迟未来接管的间隙对郁达夫下了毒手。8月29日晚，一个陌生的青年登门约郁达夫外出谈事，将他引入僻巷，由日本宪兵把他劫持上车，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4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