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与勘探 内面世界的尝试――重读郁达夫的小说《沉沦》

中国作家网 > 文学报刊社 > 文艺报 > 正文

　　作为“五四”新文学中一支异军突起的力量，创造社一开始，就以声势凌厉的对文学研究会的攻击和骂战登上文坛。这种借由“攻击”吸引眼球的方式，在兹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可说是后继有人，络绎不绝。此种方式的功过是非，时至今日，平心静气的史家已可了然于心，而其创作成就，终究也不可因此种粗砺浮躁的行为方式所抹杀。

　　从历史的角度看，创造社对于新文学创作贡献最大者，可说有三：一是郭沫若狂飙突进的浪漫诗歌，一是郁达夫等开创的“自我抒情小说”，一是后期创造社三诗人(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实验性的象征主义诗歌。这三方面，研究、论述者都很多，而对郁达夫等人开创的小说流派，则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如果从过去流行的看法稍微深入一步，可以说，“五四”新文学的一个重要成就，不仅在于泛泛而论的“人的发现”，更是着意发现、堪探与表现人的“内面世界”(这一内面世界，在当时作家笔下，又经常与外界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之中)，在这一点上，郁达夫等人有自己独特的贡献。试以郁氏最富盛名的名作《沉沦》分析，它不同于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尖锐的象征性叙述来表现自我与外界的截然对立，而更力图勘探内面的私密世界，并由之呈现自我在世界中的某种紧张不适感。

　　作为“自我抒情小说”的开创者，郁达夫的小说，里面的主人公不管叫什么名字，甚至是历史上的人物，“差不多都有作家自己或者作者的影子在里头”，联接起来“甚至可以把它当做一部长篇来读”。(黄淳浩：《创造社：别求新声于异邦》，22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在这一点上，《沉沦》也不例外，如果把这篇小说与郁达夫未完成的“自传”，尤其是其中的《雪夜》一章做比较，即不难明白其传记性的“本事”依据――从这一点深入进去进行“文史互证”式的研究，是非常有意思的课题，不过限于篇幅，这得是另一篇文章处理的材料，作为从形式结构的角度入手对这篇小说的重读，本文仅需指出：自传与小说到底是两回事，从自传性材料转换为小说，其中需要特定的形式转换，从而使得散乱而平铺直叙的材料，转换为特定的有机结构，否则，在自传性文体中可能感人至深的倾诉式叙述，在小说文本中反而可能会显得没有着落。

　　《沉沦》的叙述一开始，主人公便处在“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他与世人中间似乎存在着一道“屏障”，而且这道屏障“愈筑愈高了”。在下文，叙述者告诉我们，这道屏障之所以形成，大半的原因，来自于他自身相反相成的两种病症――“夸大妄想狂”(megalomania)和“忧郁症”(hypochondria)。这两种病症，都可以看作人在青春期对外界不适应的症状，前者导致了他自以为是“高人”、“隐士”的自大，后者又导致他自觉连凡人都不如的自卑，而通读全篇，主宰主人公心理和行为的，无疑是后一种病症。李欧梵曾认为，与郭沫若所代表的叛逆、反抗、英雄式的“普罗米修斯型”浪漫主义者相比，郁达夫可说是消极感伤的“维特型”的代表，《沉沦》中的主人公，可以说正好符合这一类型人物的特质――“多情和神经质”、“忧郁成疾和宿命论者”。(参李欧梵著《中国现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第13、14章，据收入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中的译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不过，敏感、忧郁、夸大的浪漫文人所在多有，在当时中国，郁达夫比较出位的地方，在于他还表现了人的欲望，直接说，就是“性的苦闷”，这一点，把《沉沦》中的“他”和一般的呼唤个性解放与爱情自由的维特型浪漫主义人物区别了开来。而《沉沦》中的“性”，也不像文艺复兴时期卜迦丘等的创作那样作为对人的自然欲望的肯定和对教会束缚的反抗那样来得坦荡，小说里主人公对“性”的态度，颇有些畏首畏尾。从小说里来看，这种猥琐一方面因为世代相沿的习见或医学陈说，另一方面，也因为道德观念的制约――他的“不洁”、“恐惧”乃至“犯罪”感，心理方面纠缠的原因，远大于生理方面。

　　小说挖掘私密领域，单独来说，并不见得有多少文学意义，只是在郁达夫的《沉沦》里，性成了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把青春期个人的不适感，与当时青年必须面对新的世界时的不适感联结起来。小说中主人公从妓院出来时，忽然想跳海自杀，这时他痛骂自己：

　　我怎么会走上那样的地方去的，我已经变了一个最下等的人了。悔也不及，悔也无及。我就在这里死了吧。我所求的爱情，大约是求不到了。没有爱情的生涯，岂不同死灰一样么？唉，这干燥的生涯，这干燥的生涯。世上的人又都在那里仇视我，欺侮我，连我自家的亲兄弟，自家的手足，都在那里挤我出去到这世界外去，我将何以为生，我又何必生存在这多苦的世界里呢！

　　小说的结尾，主人公自杀时更说：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初读起来，这都是很突兀的话。一般说来，主人公从妓院出来，追悔失去纯洁，想到爱情不可得，尚属常理，后面牵涉到世人的仇视，企图轻生，已觉牵扯太远，结尾落实到国族论述，更觉不伦。不过，这些貌似突兀的言辞，若细加揣摩，本也可内含于小说的叙述逻辑之中。从小说来看，主人公的不适感有多个层面，除了性的苦闷之外，我们至少还可以离析出一个气质浪漫的青年对凡俗社会的厌恶，一个客居他国的青年对异乡的不适应与怀乡病，以及弱国子民的自卑感，社会的不公和他人的敌意……所有这一切不适感，在小说进展的过程中都渐渐纠结到青春期的抑郁与性的苦闷这一点上来――也许正是因为性的强烈的吸引力与主人公性观念之间强烈的撕扯，最可以代表一个敏感而软弱的青年，在一个新异的世界里毫无指导地胡乱摸索所造成的那种强烈的紧张和不适感――而在小说发展过程中，缠绕到性的纠结中去的所有紧张不适感，最后又因为性的触媒舒展发散出来，成为滔滔不绝的议论，原也可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郁达夫在小说集《沉沦》“自序”中说：“第一篇《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他自我评价说：“但是我的描写是失败了。”不过在当时，郁达夫的坦率的倾诉，确实吸引了一代青年读者――尽管从“时代病”的解剖与分析的角度看，小说的叙述并不能算成功，以致后来的许多评论者都认为郁达夫是一个过分伤感的作家――譬如夏志清就认为《沉沦》结尾时的自哀自怜，“这种文体暴露了最糟的矫揉造作的伤感”，不过他也承认：“可是惟其感情过分激动和微不足道的行动绝不调和，《沉沦》反而让人感染到一种神经质的紧张状态，抵消了小说里的伤感气味。”(夏志清：《郁达夫――〈中国现代小说史〉之一章)，见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57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郁达夫诚然是一个伤感的作家，《沉沦》中的主人公，也确乎动辄便“忽然生了万千哀感”，悲叹“Sentimental，too sentimental”，这种伤感似乎滥情，不过，伤感的程度，也似乎能暗示出苦闷和不适的程度。本来，对一个青年人来说，无论是面对自我的新异变化，还是面对外部莫测的广阔世界时，单独来说，他都难免会产生面对不可把握的对象时的那种惶恐感，而当他面对的是这两者的纠结，尤其他所要面对的外部世界，是一个自己事先毫无经验、祖辈和父兄也无法给他指导的异域现代世界时，他产生那种力不能胜任的强烈的软弱无力感，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在《沉沦》里，这种面对外部世界的无力感，和同样巨大弥漫的青春期的苦闷纠缠起来，其纠结不清、难以自解，陷于软弱与毫无节制的伤感，也正是理之必然。主人公最后不能不自杀，从小说发展的逻辑看，在小说中原也可是不得不然的结局――而它在当时能感动万千青年的心，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只是表现复杂的心理纠结，郁达夫的那种不加拣择、一泻无余的叙述，并非最合适的方法。郁达夫自言，他的写作，只是想“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只求世人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就对了”。(《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篇》)他自述在写《沉沦》的时候，“在感情上一点儿也没有勉强的影子映着的；我只觉得不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那么地写，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不词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时候，不得不叫一声一样，又哪能顾得这叫出来的一声，是低音还是高音？或者和那些在旁吹打着的乐器之音和洽不和洽呢？” (郁达夫：《忏余独白――〈忏余集〉代序》，《郁达夫文集》第七卷，250页，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年版。)这固然可以说是灵机焕发，却也未始不是缺乏“叙述的自觉”的表现。《沉沦》结尾的“国族论述”，之所以读来觉得突兀，一方面与事先蓄势不够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叙述者的介入程度有关。蓄势不够的原因，郁达夫曾作过部分说明：“这两篇东西里，也有几处说及日本的国家主义对于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压迫的地方，但是怕被人看作了宣传的小说，所以描写的时候，不敢用力，不过烘云托月的点缀了几笔。”(《沉沦・自序》)不过这一顾虑，却使得小说的许多重要叙述线索失去着落，本来，在导致主人公忧郁症的内心纠结中，弱国子民的自卑感，社会的不公和他人的敌意，从小说本文来看，描述得就太轻描淡写，而叙述者更指出，主人公所觉得的“歧视”和“敌意”，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自己过度敏感的疑心，这使得这一叙述脉络几乎沦为滑稽。从叙述角度来看，这篇小说如纯粹从主人公的内在视角来详细展开，效果会最为强烈――此可比较于《少年维特的烦恼》等小说，而现在的文本，旁观的接近全知的叙述者，时不时会突然跳出来插叙原因、分析主人公“他”的内心，但叙述得既不够翔实，分析得又不够复杂深刻，导致小说在抒情、叙述和分析之间摇摆不定，最后无论哪一方面都不够充分和有说服力。郁达夫后来改弦易辙，常用第一人称叙述，开创自我抒情小说，在文学史上也以这一方面影响最大，良有以也。

　　从文学史来看，郁达夫挖掘内面世界一直进入到私密领域，由此出发来表现自我与世界的分裂和对立，并追究其中的纠缠，在中国新文学中可谓开启了一种新的思路，由此以往被视为无意义的或理当压制的黑暗领域进入文学领域，并与一些宏大或“高尚”的话题发生种种纠葛，其后在文学史上产生的种种变化，则更是超出了最初《沉沦》式的朴陋尝试――不过，倘限在中国文学领域追根溯源，郁达夫率先实践，可说是功不可没。(刘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