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小说《韦护》研究

二、《韦护》的纪实性

人们一般都知道《韦护》里的人物韦护原型是瞿秋白，丽嘉的原型是王剑虹（蒋冰之【即后来的丁玲】的好友），珊珊的原型是蒋冰之。小说毕竟存在虚构的东西，《韦护》里的情节哪些是虚构的，哪些是真实的社会生活的记述呢？这实在是无法详细弄清楚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从瞿秋白的相关经历作点考察。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1935年6月18日）与王剑虹、蒋冰之第一次见面时间在1923年8月中旬至下旬。丁言模、刘小中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瞿秋白年谱详编》记载：1923年8月中旬，瞿秋白赴南京；8月20日—25日，在南京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经施存统等人介绍，瞿秋白认识了蒋冰之和王剑虹。

关于王剑虹，陈铁健著、红旗出版社（北京沙滩北街2号）2009年5月版《瞿秋白传》137页介绍：王剑虹，原来叫王淑璠（fan），四川酉阳人。1903年生，土家族。早年丧母。父王普山，擅医道，作过国会议员，辛亥革命后当过孙中山的秘书。1918年，蒋冰之（即后来的丁玲）考入桃源县湖南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时，王剑虹已是该校二年级的学生……

丁玲在《韦护》第一章第一节开头写道：

韦护穿一件蓝布工人服，从一个仅能容身的小门里昂然的踏了出来，那原来缺乏血色的脸上，这时却仍保留着淡淡的一层兴奋后的绯红，实在是因为争辩得太多了，又因为天气太闷，所以呼吸急促得很。他很快的朝那胡同的出口处奔去，而且在心中也犹自蕴蓄着一种不平。他觉得现在的一般学者，不知为什么只有直觉，并无理解；又缺乏意志，却偏来固执。一回映起适才的激辩，他不禁懊悔他的回国了。在北京的如是，在上海的如是，而这里也仍然如是。你纵有清晰的头脑，进行的步骤，其奈能指挥者如此其少，而欠训练者又如此其多，他微喟着举起那粗布的袖口，拭额上的汗点。

丁玲在《韦护》开头一段就写出了革命者韦护处在中国革命处于缺乏指挥者的困难阶段的精神状态，其实隐写了瞿秋白1923年8月在南京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与同志们争辩革命、青年团工作和共产党工作等问题的真实情况。从《韦护》开头就可以看出这部小说具有很强的革命者生活的纪实性。开头一段中的“在北京的如是，在上海的如是，而这里也仍然如是”中间的“这里”指什么地方呢，丁玲并没有直接交待；韦护与柯君吃晚餐后，韦护却厌烦的说：“这南京真无味！”读者才明白开头一段中的“这里”指南京。

我干脆像研究《红楼梦》的索隐派学者一样，看看《韦护》里的几个人物的原型究竟是谁。柯君实际隐写的人是柯庆施（笔名怪君），蒋冰之、王剑虹等在上海平民女校读过书的一批新女性（女青年）都叫他为柯怪、柯君。

丁玲在《韦护》第一章第一节后面的部分写道：“女性，这于韦护无关。他不需要，他看得太多了。一个月来，在北京所见就四五十人，在上海又是二十多，就在这南京，不就正有着几个天真的女孩，在很亲近他吗？”丁玲本来打算实打实地写瞿秋白的生活经历。她在1929年写作《韦护》时并没有弄清楚瞿秋白1923年回国的具体时间，她说韦护（实隐瞿秋白）从苏联回国有一个多月就弄错了实际情况。丁玲并非为了虚写才说韦护回国仅有一个多月。事实上，丁玲在1980年元月2日完稿的散文《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回忆与随想》的第一部分《王剑虹》中说：“他对于我们这一年来的东流西荡的生活，对我们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都抱着极大的兴趣听着、赞赏着。他鼓励我们随他们去上海，到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又说这个学校原是国民党办的，于右任当校长，共产党在学校里只负责社会科学系，负责人就是他和邓中夏同志。他保证我们到那里可以自由听课，自由选择。施存统也帮助劝说，最后我们决定了。他们走后不几天，我们就至上海去了。这时瞿秋白同志大约刚回国不久。”（马蹄疾、陈漱渝主编、知识出版社【北京阜城门北大街17号】1997年5月版《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怀人散文·丁玲集》66页）由此可知，对于瞿秋白1923年从苏联回国的具体时间，丁玲在1929年没有弄清楚， 1980年元月2日仍没有弄清楚。丁玲在上述散文中说：“最近，我又重读了《多余的话》，并且读了《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陈铁健同志写的重评《多余的话》的文章。”这说明丁玲在1980年元月2日以前还没有机会看到瞿秋白的传记、年谱之类的资料；其实，瞿秋白研究在1979年也刚刚起步；瞿秋白正式平反是在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为瞿秋白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 1980年2月）彻底为刘少奇平反、恢复名誉；198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等在北京召开有上万人参加的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瞿秋白同志平反在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后5个月就定局了，也说明邓小平同志等人重视秋白平反的事情。话题回到丁玲在写《韦护》时并没有弄清瞿秋白1923年回国的时间，情属可以原谅的。

《韦护》中的丽嘉的原型是王剑虹，珊珊的原型是蒋冰之，已无可争论了。

《韦护》第一章的陈实、光复、柯君、冬仁、仲清、浮生、春芝、薇英似乎都有原型。我猜测陈实的原型可能是陈独秀；浮生的原型是施存统（又叫施复亮）。施存统的夫人王一知（原来叫月泉）也是蒋冰之、王剑虹等人的朋友；在《韦护》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雯（浮生的夫人）的原型就是王一知。《韦护》中的冬仁，我暂时没有找到原型。

仲清的原型是邓中夏。许汉琴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版《八七会议人物画传》33页和34页：邓中夏，原名康，字仲澥（xie），湖南宜章人。1894年10月5日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8岁起，进私塾读书，以后在县办小学、衡阳中学、郴（chen）县中学和长沙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文史专修科学习；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开始接近李大钊、陈独秀等人……

《韦护》第三章第五节写道：“同时也有许多人对他（指韦护）起着反感。原来就有一部人不满意他的有礼貌的风度，说那是上层社会的绅士气派，有的人苛责他过去的历史；然而都不外乎嫉妒。现在呢，都找到了攻击的罅隙，说他的生活，他的行为，都足以代表他的人生观。说他是一个伪善者、投机者。仲清竟到学生前也说起他的坏话，公开他的住址，这本来是不公开的；他示意人们去参观，那像一个堕落的奢靡的销金窟。于是当韦护和丽嘉饮着晚酒的时候，也有着不熟悉的扣门声。他们熠熠的审视丽嘉，却不能在她身上得到什么，也自以为得意的走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丁玲全集》第1卷99页至100页）丁玲这里所写的事情我认为也是纪实性的文字，实际上隐写了瞿秋白与王剑虹的爱情生活受到革命同志的不公正的指责，并隐写了邓中夏与瞿秋白之间的矛盾。

《韦护》第三章第五节还写道：“他（指韦护）在自己身上看出两种个性和两重人格来！一种呢，是他从父母那里得来的，那一生潦倒落拓多感的父亲，和那热情、轻躁以至于自杀的母亲，使他们聪明的儿子在很早便有对一切生活的怀疑和空虚。因此他接近了艺术，他无聊赖的以流浪和极端感伤虚度了他的青春……”（河北人民出版社版《丁玲全集》101页）。这是韦护的内心自白，也是韦护对丽嘉的表白，实际上隐写了瞿秋白对王剑虹的内心表白。

瞿秋白在丁玲（蒋冰之）的意识和潜意识里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烙印。丁玲不仅在《韦护》里隐写了瞿秋白母亲的自杀，甚至将瞿秋白母亲金衡玉吞噬火柴头自杀方法隐写在她1928年夏天在浙江杭州写作的短篇小说《阿毛姑娘》里，阿毛姑娘就是像金衡玉一样吞食火柴头自杀的。

总之，《韦护》所写的人事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成份属于纪实性。不纪实的方面有：《韦护》第二章开头几节，丽嘉和珊珊从南京到上海后，珊珊一个人入上海大学学习，丽嘉走亲访友，没有入上海大学学习；实际情况是王剑虹和蒋冰之1923年8月底或9月初从南京到上海后都进入了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韦护》第三章第七节和第八节写到韦护与丽嘉在上海一起共同生活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与瞿秋白和王剑虹在一起生活了大半年的时间不符合。第三章第七节和第八节写韦护为了去广东工作而决定同丽嘉分手的情节也与瞿秋白和王剑虹爱情生活终结的原因是王剑虹病逝事实迥异。

那么，《韦护》的纪实性为什么在小说结尾时突然断掉了呢？这就涉及到《韦护》的结构呈现出“虎头蛇尾”现象。

瞿秋白、瞿秋白与王剑虹合影

三、《韦护》为什么呈“虎头蛇尾”的结构状况？

《韦护》里的人物原型瞿秋白、王剑虹、蒋冰之1923年9月在上海的情况：上海大学当时校址在上海的中国地界极为偏僻的青云路；王剑虹和蒋冰之住在青云路一幢弄堂房子（一幢一楼一底）的一间小亭子间，楼上楼下住着各个系的花枝招展的女大学生；瞿秋白住在学校不远的一排西式楼房里，房东是他的一对表亲夫妇。由于王剑虹、蒋冰之与王一知（施存统【施复亮】夫人）原来是桃源县湖南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1923年秋，施存统（小说《韦护》中的浮生）又在青云路的上海大学教书；因此，王剑虹、蒋冰之1923年8月底或9月初从南京到上海，一开始就可以住在施存统和王一知夫妇租住的一栋楼房里，房间与已婚夫妇并带着一个小女孩的住房都在二楼，门对着门；瞿秋白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书，几乎每天下课后都要到小亭子间，教王剑虹、蒋冰之学俄文；后来，秋白又教两个女学生唱昆曲《牡丹亭》，教她俩按照节拍吹箫，教他们绣花（手绣）。进入冬季，瞿秋白与王剑虹进入热恋阶段，住在表亲夫妇的房东的楼房二楼。1924年1月初，瞿秋白、王剑虹结婚。结婚前后，施存统和王一知夫妇、瞿秋白和王剑虹等人都搬了住处，新住处在上海大学新址（西摩路）附近的慕尔鸣路，是一幢两楼两底的弄堂房子。施存统和王一知夫妇住在楼下统厢房，中间客堂间作餐厅。楼上正房住的是瞿云白（秋白的大弟弟），统厢房放着秋白的几架书；秋白和剑虹住在统厢房后面的一间小房里；蒋冰之住在临大街的过街楼上的小房里。厨房上边的亭子间里住着娘姨阿董。阿董原来就在秋白家帮工，这时，就为新婚夫妇以及单身的瞿云白、蒋冰之做饭，做杂事。施存统家也雇了一个阿姨，带小孩，做杂事。

秋白、剑虹新婚后不久，秋白就为了国共合作等方面的革命工作离开上海，赶广州，出席1924年1月20日开幕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丁玲1929年写作小说《韦护》时是按长篇小说进行谋篇布局的，第一章隐写她和王剑虹在南京见到瞿秋白的大致情景；丁玲为了突出瞿秋白与王剑虹的爱情故事，仅仅将瞿秋白与王剑虹在1923年下半年的爱情生活写在《韦护》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并且仅仅隐写了瞿秋白和王剑虹住在秋白的一对表亲夫妇的楼房里的事情。依照故事情节的发展势头，丁玲可能要将瞿秋白与王剑虹的生活故事隐写到第四章至第六章。丁玲为什么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在第三章第七节急忙缩减了故事情节，改成为韦护为了革命工作，从上海去广东之前就下决心和爱人丽嘉分手，第八节就将小说收束结尾了呢？

我个人认为丁玲作这样处理有以下三点原因：

①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忙于写作、编杂志、编单行本（书籍）以及出版事务，又生活的衣食住行等方面十分窘迫，丁玲感觉写6章或9章的长篇小说《韦护》力不从心，所以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方法，将长篇小说夭斩，改为中篇小说。现存的小说《韦护》的字数恐怕比王蒙近年来发表在上海《收获》杂志上的短篇小说《岑寂的花园》的字数还要少。

②丁玲担心《韦护》按原来的6章或9章的长篇小说框架写下去会暴露中国共产党领导瞿秋白等人的革命机密活动；一旦暴露了瞿秋白、邓中夏、陈独秀等人的秘密活动，将会给共产党和革命造成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

③丁玲担心她与瞿秋白之间的感情纠葛会不知不觉地写入《韦护》的小说中。丁玲潜意识里存在一个革命者，像韦陀菩萨一样，好管人间的不平等的事情。这个革命者就瞿秋白。丁玲把瞿秋白的一些人生经历隐写在韦护身上，韦护是一个革命者。瞿秋白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矛盾，在革命与爱情之间的矛盾，都被丁玲隐写入了《韦护》。其实，瞿秋白与丁玲之间存在一定的暗恋心理，在《韦护》里隐约可见，在丁玲散文《我所认识的瞿秋白》里更明显地表现一些出来了。

1924年7月，王剑虹在上海病逝，瞿秋白在上海草草办完爱妻的丧事（将死者棺材按旧俗送入上海酉阳会馆【亦说四川会馆】），匆忙赶去广州参加国民党有关会议。蒋冰之从湖南赶到上海时，王剑虹已病逝，棺材已移入会馆……蒋冰之因为瞿秋白不将王剑虹离开人世的详情告诉她而对瞿秋白怨恨丛生。蒋冰之到北京去谋生、读书、学绘画等；瞿秋白却给她写了迷似的一束信；她也淡淡地回过一两封信给秋白。这迷似的一束信实际上是是瞿秋白1935年5月17日——22日在长汀监牢中写作的散文《多余的话》的早期胚胎。

总之，小说《韦护》呈现出“虎头蛇尾”的结构状况与瞿秋白和丁玲的感情纠葛有关。丁玲担心这种感情纠葛 “斩不断，理还乱”，干脆痛下决心，夭斩了一部长篇小说，改写成只有三章篇幅的《韦护》。实际上，丁玲脑海里构思过的一部隐写瞿秋白与王剑虹的爱情生活的长篇小说，即使在丁玲晚年可能仍在困扰着丁玲，只是被丁玲带入了冥茫世界。

编辑〡易红惠

文字〡洪砾漠

审核〡洪 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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