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随笔：从日本遣隋唐使看中国洛阳应天门

◆秦晶晶

日本皇室为汲取隋唐王朝的统治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文化，有隋一代共派出遣隋使5次，到访洛阳的有4次，分别为第二、三、四、五次，中国隋朝派往日本的1次使节也从洛阳出发。有唐一代，共派出遣唐使19次，因故中止3次，实际成行16次，但有1次并未抵达日本，仅抵达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有2次作为送回唐朝专使的“送唐客使”，另有1次是因入唐日使久客未归，日本特派使团前往迎接的“迎入唐使”，因此，实际上名副其实的遣唐使团共计12次，其中到访洛阳的遣唐使共6次，分别为第四、五、七、八、九、十次。

唐朝诗人储光羲诗文：《洛中贻朝校书衡，朝即日本人也》：

万国朝天中，东隅道最长。吾生美无度，高驾仕春坊。

出入蓬山里，逍遥伊水傍。伯鸾游太学，中夜一相望。

落日悬高殿，秋风入洞房。屡言相去远，不觉生朝光。

朝衡，即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又名晁衡），储光羲在诗文中描述了在盛唐万国来朝的背景下，朝衡不远万里从日本来到大唐，在国子监刻苦学习，登科入仕，并夸赞了朝衡风度翩翩，直言两人促膝长谈，只觉时光短暂。诗文中天中指洛阳，古代认为北斗星是天之正中，洛阳居北斗星下为地之正中。储光羲这一诗文进一步印证了遣唐使来洛阳朝见的史实。

日本遣唐使最多时曾达到600多人，能够成为遣唐使的日本人大多通晓经史，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最为知名的是被称为“学问双璧”的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佛教双璧”的最澄和空海。这个庞大的外交和学习的外国使团，在世界古代史上都是少见的。这些日本人原本就才学出众，又通过游学于长安、洛阳二京为首的中国隋唐时期的城邑山河，与中国当时的上流人物交流切磋先进的科学、文化、制度，重回日本后，对日本的制度、文化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

隋大业三年（607年）九月，隋炀帝来到东都洛阳，在洛阳接见遣隋使小野妹子，隋使裴世清于隋大业四年三月出发前往日本。

唐开元五年（717年）二月，唐玄宗李隆基来到东都洛阳，第九批遣唐使于当年的九月底抵达洛阳城，唐玄宗在紫微城应天门接见了遣唐使团。东都洛阳的应天门，是当时朝廷举行登基、改元、大赦、宴会等外朝大典的场所。在这座城楼上，不仅有唐玄宗接见遣唐使团，更有隋炀帝开创万国来朝，李世民下达焚城令，唐高宗过问“韩国政事”，武则天发表登基演说等重要历史事件。

中国古都洛阳应天门是中国古代规格最高的城门，被誉为“隋唐第一门”“天下第一门”，在中国宫城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应天门的建制对北宋汴梁宣德门、元大都崇天门、明清故宫的午门都影响深远。应天门的名称对日本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公元794年建设日本平安京（京都）朝堂院时，就命名其南门为“应天门”，日本明治28年（1895年）创建平安神宫的时候，其正南门再次被命名为“应天门”。

1985年，在全日本文化团体联合会会长、奈良县文化协会联盟会长、橿原市文化协会会长、文学博士户田守亮先生的积极努力下，由橿原市文化协会出资，日本奈良县遣隋遣唐使显彰委员会、日本国奈良县橿原市文化协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洛阳分会三个单位，在洛阳应天门遗址处建立“日本国遣隋使遣唐使访都之地”纪念碑一通，后又修造石亭一座，以示纪念与敬仰。

碑文纪念了隋唐两代到访国都洛阳的遣隋使、遣唐使，如遣隋使小野妹子、高向玄理、南渊请安、犬上御田锹、矢田部造等，遣唐使 坂合部石布、津守吉祥、守大石、坂合部石积、粟田真人、坂合部大分、山上忆良任大通事、多治比县守、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玄昉、多治比广成、井真成等。

中国洛阳应天门遗址的碑亭是中日交流历史的见证，中日友好的象征，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如果到中国洛阳旅行，一定不要错过应天门遗址博物馆，来这里感受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笔下的：晴阳晚照湿烟销，五凤楼高天泬寥。野绿全经朝雨洗，林红半被暮云烧。龙门翠黛眉相对，伊水黄金线一条。自入秋来风景好，就中最好是今朝。（作者系河南科技大学域外汉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