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天渠

这是一个在贵州高原长期默默流淌的奇迹，一个震撼山谷，感天动地的故事。从1956年到1980年，贵州毕节县农民在悬崖绝壁上修通了40多条天渠，构成了一幅逶迤奔流的高原天河图。毕节全区在1982年前共修水渠553条，总长度达到1133公里。毕节第一条天渠1956年动工，1958年凿通，取名卫星渠。同年卫星渠荣获国务院“最高水利建设成果奖”，在北京受表彰，对全国兴修水利产生重要影响。1960年红旗渠在中原动工。

在缺水的喀斯特地貌上拦截天降甘霖修渠，这是在悬崖绝壁上开先河的壮举，更宏伟的“开先河”则是新中国有了互助组、合作社，农民开始走上合作化、集体化道路。抚今追昔，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组织起来的农民，就不会有流淌至今的毕节天渠。

毕节天渠(上)

这是新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一经组织起来就创造的奇迹。在它的家乡，人们叫它天渠。它与红旗渠引来漳河水不同，它在贵州喀斯特地貌的半山拦截天降甘霖，引来灌溉土地和滋养人畜。红旗渠是当年林县一县人民修的。毕节在悬崖绝壁上修通的“卫星渠”，是一个合作社的农民在1956年动工1958年修通的。1958年底卫星渠荣获国务院“最高水利建设成果奖”，对全国兴修水利产生重要影响。1960年红旗渠在中原动工。

仰望天渠

在它的家乡，人们记得为修天渠献出生命的人。2020年夏，我寻访当年的建设者，他们异口同声讲到一个名字：徐荣。

“徐荣是干什么的？”我问。

“领导打沟沟的。”一个老人说。

他87岁了，叫刘显荣。坐在我面前的还有82岁的许光福和80岁的单怀忠。他们甚至记得徐荣的妻子叫顾尚英。“她带着一岁多的女儿来的。光顾了修渠，孩子感冒发烧，死了。”刘显荣说。我顿觉这里面有不寻常的往事。

“徐荣的妻子还在吗？”

“很多年没见到了。”

8月下旬，问询到了徐荣妻。毕节市委书记周建琨去看望徐荣家人。我也去了。顾尚英已82岁，同二女儿一起住在七星关一个小区。听说市领导来看她，顾尚英眼圈红了。周建琨说：“对不起，我们不知道，我们来晚了。”

62年过去了，徐荣在顾尚英心里永远是年轻的。问起往事，渐渐，屋里的气息仿佛回到从前……我听到了马蹄声，一个年轻人骑一匹黑马在村路上由远而近。那时刻顾尚英正在割猪草，她也直起身来看，看到那人勒马停下，让马停候在路上。那人向她走来，走到不近不远，站住了，盯住她看。

“这人怎么这样？”这是顾尚英对徐荣的第一印象。

这年顾尚英16周岁，她不割猪草跑回家了。没几天有人上门说亲，来人是顾尚英的堂哥，堂哥来帮那个骑黑马的人说亲。这时知道了那人叫徐荣，是本乡小龙村的。来人说，徐荣参加过抗美援朝，刚从部队回来，在撒拉溪乡政府当文书，那天他是骑着黑马去乡政府上班……我不禁想，这简直是一部电影的画面，一个“黑马王子”骑马走过春天的田野，忽然看见一个美丽的村姑……然后有人上门说亲来了。

“一说就成了吧。”

“我不同意。”顾尚英说。

“啊，为什么？”

“他自己跟别人说，他跟我好了。我听了很生气。我都没同意，他怎么能这么说？我更不同意了。”

“那后来怎么办？”

“他这个人，想做什么一定要做成。他想娶我，也是这样。”顾老太太脸上掠过一抹飞红。

这是1954年，徐荣到顾家当了上门女婿。1956年9月，徐荣分配到毕节县农田水利局工作，这就要走进“天渠”的故事了。

这个故事发生在镰刀湾村，该村大山谷里有个叫松树岩的地方，那里有一股清水倾泻而下落向赤水河，不知多少代人看着这一股天水白白流失。据说清代有个土司曾想引那一股天水，但望崖兴叹。1955年的镰刀湾村农民不但敢想，还提出要干。县农田水利局先后派了两批技术员来勘察，说修不成。第二年徐荣来了，他带人进山再勘察，回来说：“修得成。”

方案上报后，当时县委组织部有位女主任找到徐荣，对他说：去了几批人都说修不成，你也不要冒失。徐荣说：“我说修得成就是修得成。”

顾尚英说：“这就是他的脾气。”

今天仰望那绝壁天渠，我们还是要问，为什么徐荣认为能修成，为什么这件事出现在1956年？

山乡巨变

20世纪50年代以前，土地属私人占有，无论地主和贫农都无法搞农田水利工程。据记载，那时毕节县连年受灾。“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遇旱甚至颗粒无收。农民分散耕作，无力兴修水利，只能困守着干涸的日子。

1952年1月毕节县土改刚结束，县政府给农民免费发放了大量农具，帮助少数民族农民摆脱“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12月，省政府给毕节等5个高寒贫困山区发放冬衣15万套，这是当时的扶贫。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提出现阶段党在农村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促进农民联合起来，把农业从落后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合作经济，使农民摆脱贫困创造共同富裕。

1956年春，毕节县加入初级社的农户已占到总户数的99.47%。年底初级社相继合并为高级社，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由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组织起来的农民同过去散落山野的农民今非昔比。这是徐荣在1956年带领镰刀湾村农民开凿天渠不可缺少的基础。

徐荣第一次听到镰刀湾村人对修渠的强烈愿望是在1956年9月。毕节县农田水利局召开水利工作会议听取群众意见，有个镰刀湾村民代表把本村合作社社员的声音带到会上来了。

“水就是粮食，水就是幸福!”

“有共产党的领导，花工再多，我们不怕!”

“经济困难，每家喂个猪也要修。”

“我们坚决要干，一年干不了干两年，两年干不了干三年……一定要把松树岩的水引来!”

这个镰刀湾村民叫吴兴孔，他带来的社员声音记载在1958年10月28日毕节县委一份打印的文件里。这份文件保藏在毕节市七星关区档案馆，我才得以窥见那个年代的某种氛围。文档里记载着农民的声音，农民说的“每家喂个猪也要修”，意思是每家喂个猪捐给集体去卖钱，这是筹集资金的一种办法。

当年修渠人从左至右：许光福、 单怀中、 刘显荣。王宏甲摄

文件里记载着徐荣当即“表示赞同吴兴孔的发言”。徐荣说：“群众的热情这么高，再加上有党的坚强领导，任何困难都能克服。”我由此看到，组织起来的群众相信党，徐荣相信群众力量。需要追寻的是，徐荣为什么相信群众力量？

我在徐荣的档案里看到，他1929年生于毕节县沙坝乡小龙村，雇农出身，1948年参加共产党的游击队，第二年成为人民解放军某部工兵营战士。1950年参加志愿军26军工兵营，1951年到侦察营二连当侦察兵，曾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毕节这片红色土地，在红军长征时期有5000子弟参加红军，在抗美援朝时期仅毕节县(注意是一个县)就有15476人在部队服现役，126人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其中在上甘岭战斗中牺牲的有吴道明等六烈士。

顾尚英说徐荣身上有好多弹片伤疤，“他能回来就是命大”。1954年转业回乡的徐荣骑一匹黑马去上班似乎有点异样，却是仿佛还在战场上的感觉。听听他当年的声音：“志愿军在上甘岭能修出那么多坑道，今天头顶上没有飞机大炮炸我们，我们修不成一条沟沟!”这是从战场上带回来的英雄气概。

开绝壁修渠之先河

当年修渠的老人们还给我介绍了左遗轩。1956年左遗轩领头的左家寨初级社与镰刀湾村的初级社合并成高级社，组织开凿镰刀湾渠是左遗轩担任高级社社长时干的事儿。后来他担任了公社党委书记。

1956年国庆刚过，徐荣来了，他在镰刀湾村住下来。此时镰刀湾村的合作社共有315户1328人，可耕地2939亩，旱地占94%。这已是一个“村社一体”的合作社，没有这种组织化程度，要在悬崖绝壁上修渠是不可能的。

当晚，合作社社员踊跃报名参加勘察，左遗轩选择了12名社员。第二天早晨，徐荣、左遗轩就领着这支队伍出发了。

没有资金。有技术吗？如果说有，徐荣当过工兵。要在悬崖上凿渠引水，在重重大山中转个弯，这边就看不到那边了，全线要在什么位置施工？如果凿出渠来，要靠水的自然力才能在同一水平线的渠道里流畅，如果测量不准，到时候水流不过去怎么办？今天，我们仰望那高悬在崖壁上的天渠，遥想他们当年到底是怎么测量、怎么定位、怎么做成的，仍感到是个谜。

有测量工具吗？有，用铜钱和吊线。有打仗的那种望远镜，有军用水壶和装水的竹筒，还有开路的柴刀、攀崖的绳索和搭钩。除了望远镜、军用水壶，差不多都是祖先用过的工具。

崖上一角。王振翔摄

但是，他们有合作社。

有组织起来的男女社员。

有毛主席说的“自力更生”!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轰动世界。镰刀湾渠被命名为“卫星渠”，这里有新中国农民的凌云壮志。我在卫星渠中段的一个山洞前看到一个断碑，在下半截碑上还能看到修这条渠的三个组织者姓名：徐荣、左遗轩和吴兴孔。吴兴孔就是那个在水利座谈会上强烈发言的人。

悬崖洞穴中残存的卫星天渠纪念碑。王宏甲摄

今天有人说吴兴孔是生产队长。其实不是。他是合作社会计。当徐荣、左遗轩带着强壮男劳力去开山修渠的时候，会计吴兴孔不仅是算账的，还要操持后勤。想一下楚汉战争中管后勤的萧何，就大致理解吴兴孔的重要了。

吴兴孔要组织合作社的农业生产，还组织妇女到山里去割藤编筐、养猪，千方百计搞副业赚点钱，支持修渠一线所需的生产生活之用，那里有很多温暖人心的故事只有那一代人自己知道。这就是组织起来的分工合作。1956年农历腊月二十，当这支开渠的队伍在晨光中出发时，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两双草鞋，那是社里的妇女们打的。

合作社的男女老少都来送他们出征。徐荣和左遗轩带领的这支队伍共有68人，其中有6名党员，12名共青团员，还有两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他们是两位石匠：曾洪光和王相金。

两位石匠极其重要!这是去凿岩开渠，卫星渠要经过1365米绝壁，最难的还是要经过一个叫“老虎嘴”的地方，它在悬崖绝壁最险峻的部位，向外凸出去的巨大山体下面是悬空的。要通过它，只能从山岩内部打通一条隧道，这条隧道近百米，在当时技术和工具都受限的条件下，要征服“老虎嘴”这个拦路虎，是不可想象的。在1958年毕节县委那份档案里记载着，要通过这段绝壁，“单石工就需要三万多个，可是全乡只有三个石工”，现在能出行的只有两个。两石匠虽然是凿石磨盘、石碾子的好手，但那是在平地上干，没在悬崖上干过。严重缺石匠，悬岩上的活儿怎么干得成？

没有人细说过徐荣当年是怎么下决心的，或许他想过，自己没当工兵之前也不知工兵是干啥的，抗美援朝时志愿军战士建桥抢修大桥，很多人以前都没干过。干起来学吧!不管徐荣是怎么想的，他就是这么安排的。两位老石匠在干中培训了一大批石匠。

悬崖上作业。王振翔摄

没炸药，怎么办？打过仗的徐荣感到这事自己有责任去想办法。他领人去找硝土，熬出芒硝，再加硫磺等物试制出一种黑炸药。威力不大，可没它不行。它能炸出少量石块和震松岩石。2020年已89岁的左遗朝老人说：“吊在悬岩打沟沟，那不是打，是抠，一天干到黑只能抠出10公分(厘米)左右。”他说的“抠”，就是指在震松的崖壁上“抠”出石块。

“吊在半空中打钎放炮，先用黑炸药爆破，打出一个能站脚的台面，才好施展。”

“有站脚的地方了，望一眼崖底，头就发昏，脚就发软。”

从这些叙述中可知，今天我们去看绝壁天渠，脚能走去的地方原先是崖壁，是没路的。卫星渠要打穿的隧道，当时的修渠队员们称它“黑洞”。今已87岁的黄元刚老人说：“那时我和谭志文正在黑洞里打沟，一块大石头突然落下来，我脑壳上的血啊，簌簌簌地飙……”这件事修渠队员都记忆深刻。徐荣就此要求大家把安全放第一位。今天还能看到当年写在岩壁上的字：“同志们注意安全。”

“我跟他吵架了。”今天的顾尚英说。

她说，大女儿出生的时候徐荣就没回家。女儿半岁了，他回来一次，又半年不回家。再回来我们就吵架了。他说工作需要。我说我晓得。他说没办法，工地上离不开。他走后，她就想，“那就只能我带着孩子去找他。”

1957年那个夏天，顾尚英带着女儿从沙坝乡沙乐村出发，去大渡乡的镰刀湾村找徐荣。那是毕节北部最边远的乡，母女天蒙蒙亮开始走，有车的地方坐车，没车了接着走，直走到天黑，才到镰刀湾村。村里的妇女们相邀来看徐荣媳妇，都说：哎呀，徐荣媳妇真漂亮啊，怎么放在家里，早就该带来呀!

顾尚英母女安顿在村里的王铁匠家。修渠队员食宿都在山里，徐荣还是经常没回家。这年冬天，他们的女儿高烧不退，生命有危险。徐荣接到消息赶回来，女儿已经停止了呼吸。据说徐荣哭得用头撞地。女儿才两岁半，按当地习俗是不用棺材的。左遗轩找人做了一口小棺材。

今天有人说徐荣草草地埋葬了女儿，继续去修渠。不是的。当年修渠的老人告诉我，左遗轩主持，郑重地把孩子安葬在镰刀湾村的山梁上。那一天，村里很多妇女都陪着顾尚英去送孩子，感伤震撼了整个镰刀湾村的人们。

1958年毕节县委那份文档里还记载着卫星渠队员们当年唱的一支歌，不知作者是谁，一看就知道是农民自己创作的。

过去山水淌下河，

如今叫它爬山坡。

大家坚持来苦干，

子孙永远享快乐。

封建压迫几千年，

毛主席领导见青天。

我们大家坚决干，

硬叫荒山变良田。

1958年3月1日(农历正月二十)，卫星天渠正式通水，四面八方来了很多人，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牵着走的孩子。顾尚英说：“徐荣、左遗轩都追着那水，顺渠看了一天，用双手掬那水喝呀，喝了又喝。”这条天渠总长23公里，有了水，开荒造田造地，可耕地扩大到4446亩，另造出水田1360亩。

在七星关区档案馆里还有一份1966年3月打印的《大渡公社发展史》，记载卫星渠通水后，“农业生产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大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了一百二十一万多斤，比土改后将近增产一倍。”还写道，“耕牛由土改时的一百多头发展到二百五十四头，羊由六百多只上升到一千四百多只，生猪由二百多头增加到九百一十七头。解放前喂不起猪的农民，几乎家家户户喂上了肥猪。”

拦截天降甘霖修渠于崖壁，这是在悬崖绝壁上开先河的壮举。更宏伟的“开先河”，则是新中国农民走上合作化、集体化道路。

修渠人。王振翔摄

毕节天渠(下)

从1956年到1980年，毕节县农民在悬崖绝壁上修通了40多条天渠，构成了一幅逶迤奔流的高原天河图。毕节全区在1982年前共修水渠553条，总长度达到1133公里。这全是毕节农民走上合作化、集体化道路后开出来的。毕节天渠的建设者今天都80多岁了，讲起当年工地上的战斗诗篇脱口即出。你会蓦然看到，那其实是个有诗有远方的年代。那里不是只有一两个英雄，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

铭记英雄

“我怀孕了。”顾尚英告诉徐荣。

这简直是双喜临门。另一件大喜事是，1958年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召开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的通知，徐荣被光荣地推选为代表。

这年5月，顾尚英回到娘家。12月5日，她生下二女儿，徐荣还是没在妻子身边。卫星渠凿通给方圆各乡农民巨大的鼓舞。这年春夏，毕节县段家乡和生机乡各有一条渠要开工，徐荣作为县农田水利局的技术员在为此忙碌。12月11日，他在毕节县筹备一种威力强大的黄色炸药，忽然一声剧烈爆炸，徐荣牺牲，年仅29岁。此时徐荣的二女儿出生只有七天，小名就叫小七。

14天后，1958年12月25日，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左遗轩去出席了这次大会，见到了毛泽东主席。

在这次大会上，毕节县卫星渠荣获国务院“最高水利建设成果奖”，大渡公社荣获国务院授予的“兴修水利先进单位”称号，还有一张颁发给徐荣个人的奖状，由左遗轩领回来。1959年1月，毕节县政府追认徐荣为烈士。

周建琨说：“我们要建一个纪念馆，让后人永远记住英雄!”

崇敬英雄，学习英雄，是组织起来的中国农民身上澎湃的伟大力量，1958年毕节县在悬崖绝壁上修渠的就有三个村。

段家乡镇江村修的“跃进渠”，是继“卫星渠”后修的又一条天渠，在人民公社诞生之前开工，总长49公里，主渠13公里，支渠36公里。跃进渠要通过狮子岩、砂岩、王家岩、席草岩、公鸡岭、梯子岩6座悬岩，工程量浩大而艰巨，历时8年，1966年修成。它是毕节县在悬崖绝壁上修渠历时最长、里程最长、牺牲人数最多的工程。

修渠有长修队和突击队。“长修队”是长年累月修渠的专业队，“突击队”在农闲时全体社员去“突击”。修这条渠的长修队还有12名女队员，称“刘胡兰排”。我见到当年的女队员杨学会，她已81岁，修渠那年她18岁。

“过了端午节三天就去了。”她说。

那是1958年五月初八。首批长修队男女队员共40多人，到工地去搭工棚住宿，露天做饭，男女队员在同一口锅里吃饭。12名女队员中已婚5人。

“你是什么时候结婚的？”我问杨学会。

“结婚后去修渠的。”

“什么时候生孩子呢？”

“1964年生第一个男孩。”

那是她修渠的第6年了。我接着问她是怎么去长修队的？她说是被选去的。再问她愿意去吗？“愿意。”再问：为什么？

“光荣啊!很多人想去。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

“你那时多高？”

“一米六三。”

“你们12个女的，都跟你差不多高吗？”

“是的。”

想象一下，1958年，镇江村选出12个20岁左右的女青年，个子都在一米六上下，那就是村里最有模样的女子，是大家羡慕的对象。她们到长修队，同男子同工同酬。

“我是自愿报名去的。”说这话的老人叫胡家珠，1958年他15岁，是长修队年龄最小的。我问：“你报名就可以去吗？”他说：“需要我呀。”

胡家珠小时候在赤水河对岸的四川赤水镇读过三年半书，长修队需要一个会计。“我个子小，在生产队拿最低工分，去长修队就跟长修队员一样拿最高工分。”胡家珠还负责管伙食，帮铁匠曹官全拉风箱。曹师傅50多岁，是长修队年龄最大的。

“每天都有一堆钢钎打秃了，每天都要抢修出来，曹师傅每天都低着头不停地干活。”胡家珠说夜里大家休息了，铁匠那里炉火通红。那时刻炉火映照着工地上这年龄最大和最小的……真希望有画家画一幅这样的夜色图，即使不见男女抡锤打钎，不见悬崖峭壁，只见这通红的炉火、这一老一少和一堆亟待修理的秃钎，你也能听见那震动山谷的凿岩之声。

修理打秃的钢钎。王振翔摄

“女的也腰系绳子在悬崖上打钢钎吗？”

“打。”胡家珠说，“跟男的一样。”

万丈悬崖高如天

妇女打沟在中间

炮响一声如雷吼

悬岩崩去大半边

这就是她们唱的山歌。我问谁编的词。杨学会说：“我们排长杨学飞编的。”胡家珠说：“男的也有山歌。”冰雪覆盖的冬天，男队员在悬崖上打钎唱道：

冰天雪地不叫苦

狂风暴雨不低头

任务不完不下马

水不到田不罢休

那个年代穷吗？穷，非常穷。采访中我随口说过一句管伙食得买油盐酱醋，没想到胡家珠说“酱醋没有的”。居住地晒出的衣裳，看去颜色都一样，分不出性别。但是，他们在向贫困宣战：“龙洞龙泉万古千年，如今妇女要你灌田。”这也是刘胡兰排自编的山歌。

“战胜王家岩，渠水通镇江。灌溉几千亩，电灯照全乡。”新编山歌层出不穷。她们在悬崖上打钎，俯瞰峭壁，听千山回响，是有豪情的。那样的理想与豪情，不是有钱，而是有毛泽东思想武装，才有她们的英姿飒爽。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当时每个队员都熟知的毛主席语录。他们告诉我，有一次讨论，大家历数遇到的困难，数来数去数不上10个，“没万难。”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怕死是最大的难，不怕死什么也不难。”

但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牺牲确实发生了。

我第二次见到胡家珠的时候，他穿一双用竹丝打的“草鞋”(结实精美)，显得特别郑重。他领大家沿着跃进渠走，在途中每个牺牲者牺牲的地点讲述了当时的情况，长修队在他们牺牲地点的崖壁上为每个壮士立了一块无字碑。

第一个牺牲的队员叫高体宽，共青团员，29岁。胡家珠说：“他负责点炮，点了三炮，响了两炮，还有一炮没响。他以为是瞎炮，过去看，炮就响了。”

工地上开了追悼大会。“追悼大会开成了誓师大会。”胡家珠说很多人报名参加长修队，组成了“黄继光连”。先后参加过长修队的有72人，大突击时修渠人数超过400人。

预备党员张成明1960年牺牲在梯子岩，33岁。共青团员张仁杰牺牲时只有20岁，未婚。社员刘显忠牺牲时40岁，曹清全牺牲时30岁，24岁的张仁智是最后牺牲的。

“那时跃进渠快要胜利了。”胡家珠说，“张仁智是爆破员，点炮后跑开躲避好了，突然看到对面半山有一队人走来，他跳出去吹哨，喊他们快躲。一个炸飞的石块从空中落下来，砸到他头顶，血喷出来，死了。”

他的妻子就是刘胡兰排排长杨学飞。她那时生第二个孩子还在家里。一个月后，杨学飞背着小儿子，牵着不到3岁的大儿子，到山上来了。大家说：“你干吗呀!”她说：“我让成虎来看着弟弟。我可以干活。”

杨学飞素来要强。修跃进渠之前，清水浦区曾组织插秧比赛，杨学飞去参加，得了第一名。夏季抢收抢种，她背上背100多斤麦子，怀里还抱着小孩。1966年5月，跃进渠终于修成，通水了。家家户户都拿着桶到渠边来打水，那种盛况谁都难忘。杨学飞没有先去打一桶水，而是拿着一个空桶，一口气跑到丈夫牺牲的地方，去告诉丈夫渠修通了，用桶取水洒在丈夫的无字碑前。

当年修渠人居住地之一 。王振翔摄

真希望将来的“毕节绝壁天渠纪念馆”里，能隆重地列出这12位女英雄的姓名，展出她们的照片和事迹。当年，她们在悬崖上的英姿，她们在山谷中悠扬的山歌，是许多在多条悬崖绝壁上奋战的男人们注目的美丽形象。请以崇敬之心来看她们的姓名：

杨学飞，排长，党员。

曾帮翠，副排长，党员。

杨学会 张秀珍 刘显会

刘显翠 张成飞 张仁均

吴文学 高体详 刘洪英

王安秀。

学习就是捷径

那是个善于学习的时代，学大庆、学雷锋……其实，学习就是捷径。毕节县生机乡高刘村1958年开工的高流渠，取的是“高山流水”之意，高刘村也改名为高流村。

高流渠修到石虎岩段，村里选了31人组成的长修队，住在山洞里。为什么住山洞？“打沟都在悬崖半壁，晚上回家耽误时间，就在山里找洞，那个洞就在悬崖上，最多只能住三十几人。”82岁的许光福告诉我。

2020年我站在那个洞前，看到此洞就在百丈悬岩的山腰上，抬头看不到岩顶，低头看不见谷底。那时已经成立人民公社，有生产队了。选精兵强将，生产队长上，党团员上，全是男的。干了3年。在洞口做饭。洞里面用木棍铺地上当床，铺茅草，没有被子。

“为什么没有被子？”

“家里只有一床被子，拿到洞里来，家里人就没被子了。”

“那你们不冷吗？”

“在洞口烧火，洞里暖和。”80岁的单怀忠说。

“这不是祖先的生活吗？”这句话我没说出来，但心中已有震动，“冬天有棉衣吗？”

“没有，两三件单衣摞着穿，干活就不冷，冬天都要淌汗。”

还养了两头猪，猪栏在附近另一个洞里。每年过年杀一头猪。我问：“过年也不休息吗？”他们给我念了一首歌谣：

一天两餐苞谷饭

南瓜酸菜是好汤

三十晚上不下站

初一早起接着干

“这么艰苦，身体怎么样？”我问。

他们说伤风感冒不算病。又笑着说，“生活不好，病少。生活好了，病多。”但是有人牺牲。修高流渠牺牲3人，重伤5人，轻伤60余人。他们告诉我，共产党员许天珍凿桩眼时摔下悬崖，大家都以为完了，追下去看，人摔成了“血葫芦”，还有气。原来是摔到树上，再落到地上。赶紧送去公社卫生院抢救。他昏迷了三天，醒了，出院后又回工地继续修渠。1964年许天珍被任命为大队党支部书记，1966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进京参加国庆观礼，见到了毛主席。

自卫星渠修通后，跃进渠、高流渠、黄洞渠、长岩渠、天车洞渠、落涧岩渠、孙家堰渠、小和平渠等都在1958年到1964年之间动工修建，1966年都已竣工通水。今天毕节生机镇习惯上所称的“十大天渠”，是当年大渡公社、段家公社、生机公社、耿官公社开出来的，这些公社先后并入了生机公社。

今天生机镇说的“十大天渠八大水库”，是沿用20世纪70年代初的说法。实际上在那20多年，毕节县先后修了40多条天渠和10多座水库。到1970年代“全省水利学生机”，榜样的影响力甚至远不止在毕节市范围。仅据今毕节市水务局的统计数据，毕节在1982年前共修水渠553条，总长度1133公里。这些水渠全部是毕节农民走上合作化、集体化道路后开出来的，全部属于集体所有。

山知道，庄稼知道

一切事业都需要后继有人，天渠也需要维护。

生产队解体后，“跃进渠”这个名字渐渐没人叫了，以镇江村的名字叫它“镇江渠”。集体解散，集体经济也枯萎了，镇江渠还在流淌……可是，“到处都在漏水!”在干啥都讲价钱的年头，总长49公里的镇江渠有谁去维修吗？

有的。跃进渠还在修渠者心中。胡家珠和当年长修队的队友，几十年数不清巡渠补渠修漏多少回，用石灰和着黄泥巴补，后来用水泥补。做这些跟有没有钱无关，只跟他们心中的情感和信仰有关。不能不说，那个集体主义时代，他们收获的不只是菲薄的工分，同他们的青春岁月一起成长的，有他们一生都能够挺直腰杆去走路的精神。

1984年胡家珠入党，当选为镇江村主任。他操心着要让跃进渠的水流进生机乡的学校和街道。为什么？只为青年时代精神里得到的一种东西，这东西是那个时代告诉他的，“人要活得有意义。”回想起来，当初举全村之力修渠，不就是为了造福子孙后代吗!长修队的人陆续去世了，那么多队友，就他当了村主任，他有责任干些啥!15岁为拿高工分而报名参加长修队的胡家珠，如今在操心——现在的年轻人看钱，顾不上意义了。1989年4月9日，胡家珠心中的“意义”得到实现，跃进渠的水通过自来水管流进了生机乡的学校和街道。

1990年胡家珠当选为生机乡乡长，1995年任亮岩镇镇长，1998年任亮岩镇党委书记。2004年他退休了，仍然是个永不退休的巡渠员。如果说他有什么变化，他脚上这双竹丝打的“草鞋”或可算个小变化——非常精美而结实。脱下竹丝鞋，卷起裤管，踩到渠里去捡渠底的小石块，将渠边延伸到路上来的杂草除去。他做这些，没人能看出他曾经是个镇党委书记。有人问他，你做这些有多少钱补贴？他说，我每个月都有退休金!这天，我看着他的“草鞋”和我的皮鞋，我想，这渠边的路，他也是可以穿皮鞋走的。可他穿着“草鞋”走在这里，那青春时光就回来了，不是谁都能享有这样的风景。

当初参加修卫星渠的吴周孔18岁，他在1958年底参军，去铁道兵部队干了8年，退役后在1990年担任镰刀湾村党支部书记，是他带领村民把卫星渠用水泥硬化加固。

每一条流淌至今的天渠，都有这样的守护者。他们多是共产党员。细想，那时的共产党员多是“把困难留给自己，把利益让给别人”，这与古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道悠久的精神长城。这与争富逐利是很不同的。

但愿来日建“毕节绝壁天渠纪念馆”，把新中国成立互助组、合作社以来，毕节农民在悬崖绝壁上凿通天渠的英雄事迹完整地展示出来，期望在馆里建一壁“英雄墙”，把牺牲者的姓名永远刻写在上面。

毕节天渠，确然是新中国组织起来的农民在悬崖绝壁上开先河的壮举。数10年间毕节县农民在绝壁上开凿出来的40多条天渠构成了一幅逶迤奔流的高原天河图，今天依然高悬在云山之中，这是贵州的骄傲。请再看一眼当年修渠英雄的歌：

钢钎大锤当刀枪

悬崖绝壁摆战场

绳子系在腰杆上

好像雄鹰在飞翔

从1956年开始的“毕节天渠”往事，距今已是个历时65年的故事。虽然它深藏在大山之中，悬崖之上，鲜为人知，但它从修渠到护渠，以及对家乡带来的巨大变化，一直存在，流水潺潺。它对当代的脱贫攻坚，对种植大棚菜，发展山地蔬菜和养殖业都有不可或缺的大贡献。而且，不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毕节天渠都是毕节人民走向乡村振兴不竭的源泉。(王宏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