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真实的民国历史，沈宁讲故事：高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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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洲公子，民国历史

沈宁讲故事---高陶事件

作者:沈宁

全文8719字，预计阅读18分钟

各位听众好，我是沈宁，感谢收听沈宁讲故事。故者，过去也。故事，就是以前发生的事。讲故事，就是讲过去发生过的事。

中国历史几千年，过去的故事太多了，永远讲不完。所以我们先选距离稍近的，讲一些民国的旧事。实际上，是讲我家族前辈的故事，从我的曾祖父至我的父母，两家前辈许多大大小小的经历，纵横自晚清到民国将近百年，所以讲我的家族故事，附带相关社会背景，也就是讲民国历史。因为都是我家前辈的亲身经历，哪里敢自作主张，瞎编乱造，讲的故事绝无演艺，更无戏说，全部真实。

那么今天要讲的，是民国史上非常著名但很少有人了解的一段故事，史称高陶事件。为什么被称为高陶事件呢？就是取自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高宗武，一个是陶希圣，是我的外公 ，湖北黄冈陶胜六村人士，蒋介石的文胆，以后还会陆续讲到外公许多其他故事，今天只集中讲高陶事件。

话说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寇长驱直入，迅速占据了华北。日本人的打算，是利用平汉铁路，从华北南下，占领武汉，把中国东西分割，围歼南京和华东。蒋介石扒开花园口，引黄河之水，阻止了日军南下，只得改从海上正面攻击上海。面对日军攻势，蒋介石亲任第三战区总司令长官，统领左右两路军，展开淞沪大战，先后投入国军步兵78个师﹐加上各种地方军队，兵力总数七75万人﹐顽强抵抗，伤亡过半。日本人原本夸下海口，3个月内征服中国，可是仅仅这淞沪一战，就打了3个多月，彻底粉碎了日寇的狂妄野心。关于淞沪大战，以后还要专门介绍，今日暂且打住。

日军占领上海之后，又打下了南京，攻占武汉，国民政府撤退陪都重庆，中国半壁江山落入日寇魔掌，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当时在重庆，国民政府有两套领导班子，一是军事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负责指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主张坚决抗战。蒋介石在抗战尚未全面展开时，就明确提出中国必须坚持长期抗战，经过暂时撤退、相持对抗、全面反攻三个阶段，最后取得胜利。毛泽东后来在延安写的《论持久战》，其实是参考了蒋介石的这套战略思想而成，那是另外的话题，按下不表。淞沪大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撤退重庆，都是按照蒋介石战略计划进行的步骤，赢得时间，撤退资源，准备长期抗战。关于抗战初期的故事，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展开讲，今天只讲高陶事件的前前后后。

国民政府的另外一套领导班子，就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是汪精卫，负责抗战的政治工作，也就是构想政治解决中日矛盾。我外公在武汉的时期，主持国民党的艺文研究会，与汪精卫过从甚密，也资助过陈独秀，以后详谈，今日不表。在大半国土沦陷的情况下，当时国民政府一大批官员和知识分子﹐包括汪精卫、胡适和我外公等﹐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很悲观。外公曾对我母亲说﹕自武汉、广州陷落以后，中国没有一个完整的师，打是打不下去了。财政支出一年27个亿，收入不到2亿。壮丁补充大大不足。这样一个局面下，当然应该考虑保存中华实力的办法。我们主张从旁打开中国与日本谈判的道路，便经常聚会讨论﹐主张开展对日和谈﹐再劝重庆政府做和议。如果做不到，我们便退隐，再不问政事。这批人士﹐史称低调俱乐部。汪精卫和低调俱乐部，便计划和平解决中日争端，开动与日本的和谈。根据国际惯例，战争期间，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守军提出和谈，以求保护平民百姓的生命，完全正当。

同时，经过淞沪大战以及后来的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日本政府知道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改变策略，采取诱和攻势。1938年11月和12月﹐日本首相近卫两次发表声明，试探与中国和谈的可能性，均遭到蒋委员长的严辞拒绝。可是这2个声明正中汪精卫下怀，主张马上抓住这个和平方式解决中日争端的机会。于是日本陆军大佐影佐祯昭便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接触，安排高宗武及董道宁密赴东京，与日本高级官员会晤，铺平了汪日上海会谈的道路。这个高宗武就是高陶事件中的高，他29岁就担任了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专门从事对日外交工作，负责对日情报工作，是国民政府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而首先与中国政府接触的这个影佐祯昭，在日本侵华初期任驻华使馆武官，后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少将军衔。

这样中日两国政府暗地里开始谈判，但是蒋介石坚决反对，表示绝不向日本人妥协，于是汪精卫的和谈努力，便没有多少存在的空间，萌生另立炉灶的念头。蒋汪两人的分歧和矛盾，久已有之，根深蒂固，并非始于对抗战的不同态度，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

当时我外公一家都在成都，外公往返成都重庆，经常参加汪精卫组织的会议，讨论对日和谈的策略。参加汪精卫这些会议的人，有陈公博、周佛海、梅斯平等等。这几位都是大名鼎鼎的老革命。梅斯平五四运动时候，是北大学生，参与攻击曹汝霖宅邸，带头痛打章宗祥，并放火焚烧曹宅等活动。而陈公博和周佛海，则都是参加过中共第一次全国大会的老共产党员，后来也都脱离共产党，成为国民党高级干部。

汪精卫领导的对日和谈得不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支持，便于1938年12月，率领周佛海、梅思平以及我的外公等离开重庆，到达昆明，企图得到云南军阀龙云支持。蒋介石发现汪精卫秘密离开了重庆，发电报给香港《大公报》张季鸾，力图让舆论表示对汪精卫留下余地，重回重庆。这时候，日本近卫首相发表第三个声明，再次对华表示善意。同时云南王龙云也表现出对汪精卫三心二意，于是汪精卫便协同周佛海、梅思平等，离开昆明，到达越南河内，当时称为安南，然后发表一份声明，响应日本近卫首相，主张中止停战。因为汪精卫的电报代码是一个艳字，所以被称为艳电，并不是汪精卫向日本人献媚的意思。蒋介石知道后，严词驳斥汪精卫的电报。不料没过几天，近卫内阁突然辞职，汪精卫的努力全部泡汤。

正在汪精卫进退两难的时候，发生了几件事，最终把汪精卫逼到日本人那边去了。第一件事，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会议一致决议，开除汪精卫国民党党籍和一切公职。意想不到的是，国民党中央上交给蒋介石一份开除汪精卫等党籍的报告，蒋介石看过之后，把陶希圣的名字划掉了，所以被开除国民党籍的名单里，没有我的外公。蒋介石这么做，到底是什么原因，一直是个谜团，甚至有人包括李敖在内，说我外公跟随汪精卫到上海跟日本和谈，是蒋介石派去的卧底。我们家里人都知道，这些说法纯粹是无中生有，胡说八道。至于我外公跟蒋介石和汪精卫两人的关系，以后可以详加讲解，今天集中讲高陶事件。

汪精卫在河内受到严重打击的第二件事，他手下一些的重要干部，在河内多次遭到暗杀，据说都是戴笠的军统特工们干的。其中之一，最为震惊。汪精卫的秘书叫曾仲鸣，跟随汪精卫到了河内，他的夫人迟几日才到，一时没有地方住，汪精卫便把自己的卧室让给曾仲鸣夫妇安息。不料戴笠的军统特工，侦察多日，完全摸到汪精卫的住宿和行踪，策划了暗杀行动。1939年3月21日夜间，军统几人摸进汪宅，闯进汪卧室，开枪射击。却万万没想到，睡在汪精卫床上的，并不是汪精卫本人，而是他的秘书曾仲鸣夫妇，杀错人了。

这下子汪精卫吓坏了，他能躲过一劫，却不一定能躲过之后的无数劫，怎么办？这个机会，日本人当然不会放过。日本陆军影佐祯昭大佐和议员犬养健，急忙赶到河内，表示尽力营救汪精卫。于是在1939年5月8日把汪精卫请到上海，先在江湾土肥原公馆，与影佐祯昭和犬养健会面。5月31日，汪率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等十11人，乘日本海军飞机，在矢野征记、影佐祯昭、犬养健、清水董三等陪同下，由上海飞抵东京。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联席会议，于6月5日作出决定，要求汪精卫另立中央，之后汪精卫回到上海，正式展开与日本人的和平谈判。

我的外公陶希圣跟随汪精卫到了河内，外婆和我母亲等也都跟到越南。然后汪精卫去上海到日本的时候，外公一家全家也都到了香港。汪精卫带领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在上海正式和日本人举行和谈的时候，外公滞留香港，观望形势，不肯贸然到上海去。汪精卫去信催促几次，外公仍旧迟迟不动。最后汪精卫急了，派自己的夫人，专程到香港去劝说外公。汪精卫这个夫人陈璧君，可也是民国一个奇女子，事迹多多，以后讲到汪精卫的身世故事时，再详细讲。

这么一来，外公无法继续推脱，只好答应前往上海，参加汪精卫与日本人的谈判。离开香港之前，外公跟我的母亲有过好几次谈话。有一次，外公对母亲说：我从民国十六年(1927年)在武汉军校做教官起，汪先生一直很看重我。他要我去上海，已经招呼了八九个月，从成都，到重庆，到河内，到香港，我实在不能不答应。这种时刻，汪先生特别需要有人帮助。朋友情谊为重，我不好看他孤自一人挣扎，狠心不去帮他一把。

另外一次，外公对母亲说﹕春秋时代，楚国有两个人：一个是伍子胥，一个是申包胥。他们二人是好朋友，但他们的志向却完全相反。伍子胥对申包胥说：我立志要亡楚。申包胥发誓回答道：我立志要存楚。现在我到上海去，为什么呢？周佛海、梅思平两先生本来跟我是好朋友，现在周梅两先生立志要送汪先生到南京去，建立新政府。我呢，立志要去阻止汪先生这样做，不能分裂政府。我留在香港没有用，劝不动汪先生，一定要亲自到上海去，才可以做事。我要去告诉汪先生，划清主和与投敌的界限，把和平运动与分裂政府两件不同的事分开。

再一次外公对母亲说﹕我既决定要去上海，就必须快，赶在汪先生决定到南京组织新政府之前，去阻止他。如果去晚了，汪先生已经去了南京，公开宣布组织新政府，那就迟了。我们的和平运动就完了，汪先生就完了，我也就完了。那时我跟着汪先生，只有死。不跟着汪先生，也只有死。我今天告诉你，我不会去参加新政府，更不会跟着新政府给日本人做事。所以一旦汪先生决定要组织新政府，那就是我的性命完结的时候。你们如果听到消息，说汪先生到南京组织新政府，就晓得爸爸必定已经死了。

还有一次，外公对母亲说：日本人生性狭隘、善变、冷酷、不择手段，不得不屈服时，必至不顾颜面。他们居然因为意见不和，5年之内两度杀死自己的内阁首相大臣。他们要杀死中国人，杀死汪先生，杀死陶希圣，杀死任何一个中国人，还不就像杀死几只蚂蚁一般。外公继而叹道﹕过去几十年，本着祖传的家教，研究了十几年政治法律和历史，从不曾做过对不起人的事。现在我想赌着生命，到上海去纠正他们，以尽我心。这事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不成功一定要丢性命，就是成功，也可能要丢性命。我早已告诉过你们，我的生命安全绝无保障。今天我活着，也许明天我就死了。上午我和你们在一起，下午或者就会遗弃下你们。这一次走，尤其可悲。以后我身边的危险会更多些，更密些。你们是晓得我的，我留下一本日记，等我不幸死后，你们再慢慢地看吧。

随后外公把家眷留在香港﹐独自一人﹐搭乘邮轮﹐从香港到上海﹐补为汪方谈判人员﹐参加与日本人的和平会谈﹐那时己将近年底了。汪精卫与日本人的正式谈判，于1939年11月1日即已开始，会议地点在上海虹口六三花园。日方代表是影佐祯昭、犬养健、须贺彦次郎海军大佐等。汪方代表是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后补入外公﹐汪精卫本人并不出席日常谈判。在那些谈判会议上﹐日方分发《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草案》，要求汪方代表逐条讨论。由于草案条款广泛苛刻，远不同于以前双方协议与近卫声明的宗旨，汪方代表本已颇感意外和惊愕﹐在自己的讨论会议中﹐屡次发生争论，外公补入之后，几乎每次会议都对日方条件提出激烈批评。

短短十天，汪日双方在六三花园开会7次，并有多次会外私下商谈，日方毫不让步，以为吃定汪方，不论同意与否，汪方只能接受所有条件。后来谈判地点改到沪西愚园路1136弄60号，日方仍继续坚持强硬立场，软硬兼施，胁迫汪方接受日方全部条款，并要求在年底签约。在此期间，外公数次提出﹐因为身体不适﹐请求退出谈判，都为汪精卫婉言劝止。自1927年北伐时期开始﹐外公就与汪精卫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友情﹐无奈之际﹐只得继续敷衍。

谈判期间﹐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等原来住在虹口。虹口是日本军区，到处日军，警备森严。外公抵沪后，最初也住在虹口，两三日后便与汪、周、梅等一起，搬到沪西愚园路。上海人当时称沪西为歹土，因为这个地方原是公共租界越界筑路的区域，属三不管之地﹐眼下则全部由日本宪兵戒备，公共租界巡捕并不能来此执行警务﹐算是日本人的地盘了。愚园路1136弄楼房不多，都很讲究，其中之一为前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私邸。巷内左侧是汪公馆，右侧是陈公博公馆。弄底三栋，分住周佛海、梅思平和外公。弄堂口是日本宪兵队办公室，一方面保护汪方谈判要员，一方面便于监视他们的行动。

在愚园路的那些日子，因为单身独居﹐外公每天早上到汪公馆用餐。日方把他们的纲要交给汪方那天，早餐完毕，汪夫人陈璧君留外公谈话，要外公把纲要一条一条详细解释给她听。次日早餐﹐陈璧君告诉外公，她把外公的解释转告了汪先生，说得不完全，也不详细。她说﹐她一面讲，汪先生一面流泪。汪先生听完之后说，日本如果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在他们的计划上签字。这文件说不上是卖国契，中国是我卖不了的。我签了字，不过是我的卖身契而已。他们夫妇因此商量，要搬出愚园路，到法租界福屡理路去住，然后发表一个声明，停止一切和平活动，立刻转往法国。

这个消息﹐马上传到日本人那里，影佐祯昭立刻到愚园路来见汪先生。汪先生直接讲明自己的想法，据后来汪先生复述﹐汪先生当时说一句，影佐在本子上记一句，记到最后，影佐两行眼泪滴落在本子上。待汪先生讲完，影佐说：我协助汪先生迁居，并请法租界捕房布防，然后我立刻回东京，报告近卫公，请求其出面干涉。那一天﹐法租界真的出动200名巡捕，准备保护汪先生迁居。但汪先生没有搬家，而是继续留在愚园路。他召集所有代表们开会，说明他与影佐的那次谈话，还专门提到影佐流泪。他说：看来影佐还是有诚意。外公不以为然﹐告诉汪先生：影佐流的是鳄鱼的眼泪。但是汪先生相信了日本人的欺骗﹐于是外公便晓得，大势已去。

外公后来对母亲讲，他在愚园路亲眼见到﹐汪日之间除《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外，还有《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秘密谅解事项》等八份文件。那些文件的条件非常苛刻，日本所要勒索的中国地域﹐从黑龙江直到海南岛。日本所要掠夺的中国物资，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从东南至西北，一切中国的权益，都要让日本持有或控制，日本军阀是要吞并中国﹐灭亡中国﹐中日之间断无和平可言。

自六三花园至愚园路，在与影佐机关谈判之中﹐外公还发现﹐中国存亡之关键，还不仅仅在日本划分中国东北、内蒙、新疆、华北、华中、华南、海南等六个地带，或决定于日军控制中国的方式与压迫剥削的程度，更在于日本要与苏俄一起，图谋彻底瓜分中国。日本所预计之中国国土划分，以潼关为西面界线，亦即以新疆、西北、华西、西南与西藏为饵，钓取北海之巨鲸苏俄，二分东方世界。外公对这一巨大罪恶阴谋，实在忍无可忍，遂有逃出上海﹐脱离汪集团的想法。

高宗武先生本来是国民政府的一颗外交新星﹐从一开始他就和周佛海一起﹐把汪先生的和平运动向日本方面提出。但跟随汪先生到上海后，在对于到南京建立新政权的问题上，高先生与周佛海发生激烈的矛盾。高先生的理想方案，由于形势，无法实现。于是汪方其他人在决定重要政策的时候﹐就逐渐疏远了他。高先生因此也就对和平运动丧失了热情﹐有了退出汪集团的念头。

外公有了逃脱的念头之后﹐先秘密派遣他在北京大学教书时的学生鞠清远﹐到香港找到外婆和母亲﹐通报外公在上海的境况。鞠清远交给外婆一封外公写的亲笔信﹕我自投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又不肯做山穷水尽的想头。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黄沙，自己不想做污泥，却已是污泥中的一份子了。有时一两个好友在一起，谈起我们所处的环境，总觉得只有研究如何死法：投水呢？触电呢？自戕呢？然而这一粒黄沙还有留恋着不能死的必要。我的名誉地位，是我自己从千辛万苦中奋斗出来的，为什么我要让它们埋没在污泥中，自寻毁灭？鞠清远又告诉外婆说：七十六号已经开始对老师严密监视，老师恐怕有危险。

所谓的七十六号机关，是因为当时驻沪日军特务机关，设在极斯菲尔路七十六号，故而代指。这里原是陈调元将军的宅子﹐院落广阔，除日本特务机关以外，院后一栋小楼，还驻扎日本宪兵队。另外左右两栋楼房，则由丁默村、李士群的一百多名日伪武装特务居住﹐逮捕抗日志士﹐严刑拷打﹐无恶不做，是个魔窟。

读了外公的信﹐听了鞠清远的报告﹐外婆当即决定﹐立刻带了全家老小﹐到上海去。她说﹕只有我们全家人都到上海住下来，汪精卫、周佛海才不会怀疑，我们才能解救他离开愚园路，搬回自己家里来住，那样我们才有时间，一起想逃出上海的办法。再说我们全家都在上海住好，日本特务机关才可能放松监视，他才有脱走的可能。

鞠清远接受了外婆的决定﹐回到上海向外公报告﹐然后又赶回香港﹐带来外公的回音﹕你们欲来沪，极为安慰欢忻。我月底以后，个人生活恐有大变动，然此变动全合乎你们之心意，故你们之来，不但可坚定我心，且可从中帮忙。外公的信极短，字迹很草，显是在匆忙中急就。

三日之后，母亲和舅舅们在学校告了假，外婆便带领全家，离开香港﹐到达上海。外婆立刻在法租界环龙路租下一所房子，电话打过去，外公马上提请汪精卫许可，当日离开愚园路，搬来环龙路跟家人团聚。

搬来之后几天﹐外公对外婆和母亲讲过很多事情﹐比如他说﹕七十六号的二头目李士群﹐杀人放火，心狠手辣，无恶不作，外号叫狠客。他跟梅思平不合，总想把梅先生挤开。有一次大家开会，李士群当着汪先生面，报告一件事办糟了，讲了半天。这事是梅先生主办的，可他没有提梅先生的名，当面指控，又不提名，手段够狠。汪先生听完，问梅先生：你看这事怎么办？若是旁人，大概早慌了手脚，怎样说都不好。梅先生若无其事，答一句：请先生以不变应万变。这句话是汪先生一次演讲中，自以为最得意的警句。汪先生听了，连连点头，事情就过去了。后来连李士群都摇头，说：梅思平果然厉害，我说了十句八句，敌不过他一句。又有一天﹐汪精卫他们在七十六号二楼休息室商讨几份名单，李士群带了四五个部下，都持了枪，走进房间，要求在中央委员里增加特工人员，好像不答应，他们就要当场开枪毙人。所有在场的人见了，无不面容改色，相顾无言。

外公发现对汪先生很难讲话之后，知道自己无力做任何劝说，无法改正汪先生的行事方向。而自己现在身陷敌营，想劝汪精卫停止与日方交涉，做不到了。他想过死，但又不甘愿就此一死了之。外公感叹道﹕我原以为前途尚有一丝曙光，断不致竟落于奸人之手，所以心存生机，只要良心自问可以无愧，不必强求旁人谅解，终必为人所谅解，一天阴云或可由此而散开。

将近年底，12月26日晚上，月明星稀，大地上人们庆贺耶稣圣诞的狂欢还正浓厚。外公没有按往日的时间回家来吃晚饭，也没有打电话回家说明情况。全家人一直等到七点半，厨子佣人都下工回了家。三舅饿得叫喊，外婆把饭菜热热，让母亲和舅舅们先吃。天暗之后﹐外公回家了﹐非常的沮丧和绝望。他告诉外婆和母亲﹕汪先生宣布，谈判已告结束，日方条件全部接受，30日双方签字。

外公说﹕他们要我们白纸签上黑字，借中国人的手葬送自己的江山，此事断不可为﹐他决计不能在那些文件上签字。而他若不肯签字﹐就立刻死在此地。七十六号已经计划好，杀了他，再开追悼会。外婆拿出外公自卫的手枪，对外公说﹕如果你在文件上签字﹐我现在就把你打死。我们总会有办法﹐我把我的性命来换你逃走。如果走不出去，我们一家都死在这里，那字万万签不得。外公说﹕可是我哪里有自主与自由行动的余地。我自行脱离重庆，背叛政府，至香港不肯来上海，既来了上海又不愿参加谈判，既参加谈判又拒绝签字，凡此皆属徒然。外婆说﹕明天开始﹐你就在家里生病﹐不到愚园路去。

第二天开始﹐外公称病在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再不去愚园路开会。汪精卫不放心﹐派了两个医生﹐到外公家里来检查。或许由于外公很多时间忧患深重﹐不思食寝﹐身体果然有恙﹐医生开了处方﹐这才消除了七十六号的怀疑。这样熬过三天﹐12月30日﹐汪方与日方签署密约，外公没有到场，所以也没有在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

那么外公最后是否逃离了上海，怎么逃离的呢？这又是一段非常惊险的经历，并且是获得杜月笙先生的搭救才成功，所以我们全家一直尊杜先生为恩公。今天时间到了，敬请下期继续收听。

编辑/吼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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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宁，美籍华裔作家，蒋介石文胆陶希圣外孙，七君子首领沈钧儒堂侄，著名翻译家沈苏儒之子。家谱名沈詝，浙江嘉兴沈氏言字辈。南京出生，上海长大，北京读书，陕北插队，西北大学七七级，毕业后任职陕西省电视台电视剧部。

1983年自费赴美留学, 获衣阿华大学硕士,并在教育学院博士班深造。历任美国多所中小学教师和校长、美国之音新闻主播、美国联邦空军军官学院教官、美国科州雷市文化委员会委员、丹佛地方法院专职译员、美国传播公司经理、世界华文作协美国科州分会会长等职。

业余写作，小说、散文、随笔常年发表于中、美和台港地区华文报刊，出版书籍20余部，尤以北京出版三卷本《我在美国三十年》和台湾出版三卷本《唢呐烟尘三部曲》影响较大。《唢呐烟尘》写的是风雨苍黄的家族历史故事，风靡海峡两岸。

沈宁的纪实作品，无论是状写美国现实，还是回忆前尘往事，风格皆精炼，朴实，无华，字字珠玑见血。作品多次获奖，小说《两份手抄的乐谱》入选2013年中国小说排行榜，散文《沉重的远行》入选2013年中国散文排行榜，《梦里故乡雨》入选中国散文大系。荣获中国新移民笔会突出贡献奖、台湾武侠小说奖、美国纽约五大道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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