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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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造新国家，好比是造新轮船一样，船中所装的机器，如果所发生的马力很小，行船的速度当然是很慢，所载的货物当然很少，所收的利息当然是很微。反过来说，如果所发生的马力很大，行船的速度当然是极快，所载的货物当然是极多，所收的利息也当然是极大。·····如果我们所造的新轮船每小时可以走五十海里，世界上便没有别的轮船能够来比赛。我们的轮船，就是世界上最快最大的新轮船。

——孙中山《三民主义》（1924)

”

轮船与近代中国的半殖民秩序

“海通”是近代中国的起点，近代中国又称“海通以还”，说明“海通”的意义是跨时代的，它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使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尽管历史上像“海通”这样重大的现象不多，但中国如何从“海通”走向“半殖民地”的历史图景还相当模糊。这大概与既有的研究范式相关。过去对“海通”的研究，大多从两头入手，从早年的“冲击与回应”模式，到后来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以及最近的全球史转向。关注的重点，要么侧重西方的“刺激”或“挑战”，要么侧重本土的因应与改变。对于“海通”本身的过程和机制，关注得不够。将目光从“海通”的两头，转向“海通”本身，讨论“海通”发生的地域、规模、层次、范围和机制的变化，必将大大丰富我们对近代中国转型的整体认识。

轮船通常会被用作逃离发生冲突地区的工具，

图为义和团运动期间的天津撤离

出自《同文沪报随报》，未注明出版日期，由东京东洋文库提供。

中国的轮船航运体系，比铁路建成早几十年。轮船的形象，充满象征意味。一方面，作为先进的运输工具，它推动交通和贸易的发展，带来全新的时空体验；促进经济、文化、人员的流动，将沿江、沿海地区带入由航运所开拓的世界网络，创造更多就业的同时，也带来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帝国主义正是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轮船也是对华持续扩张的手段和外国特权的明显标志。正是在这种爱恨情仇的交织中，时人常常将国家比作轮船，“造新国家，好比是造新轮船一样”（孙中山语），带领全国人民的领袖也被称为“伟大的舵手”。尽快让中国这艘船赶上外国，甚至能跑得更快、更稳、更好，成为一种全民隐喻，颇能撩动时人的心弦。

罗安妮此书对轮船的关注不是技术的，而是着眼于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最大的特点，在于从“连接处”观察“海通”，将近代中西两个世界相遇的宏大进程，聚焦到相遇的潮头，讨论与“连接”（connection）有关的观念、过程、制度、媒介和人员，从中揭示“海通”的具体过程及其造就的半殖民秩序。如该书英文书名所揭示的，两个世界相遇的结合处并不固定，它是动态的、“航行的”。在晚清、民国的几十年里，它由点及面，最后发展成一个网络，成为一个体系。作者对这一过程的考察，不是仅从轮船公司史这样的经济史视角入手——刘广京、朱荫贵等前辈学者已有很好的研究，而是动态地考察中国航运体系的创建与发展，将其置于两个世界的互动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转型的过程中来认识。

太古轮船公司轮船“武穴号”（1931-1952）

由位于伦敦的太古集团提供

统摄全书的“半殖民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是近二三十年早已淡出学界论域，该书再次重提这一概念，显示出这一理论仍有相当的洞察力，其中很多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罗著较完整地讨论了航运体系中半殖民秩序从建立到壮大，再到受民族主义、国家建设的冲击，直至瓦解的全过程，将之与“殖民主义”治下的印度两相对比，彰显出近代中国的重要特点。正因为是“半殖民”而非被完全“殖民”，在殖民的一方和被殖民的一方都是多头政治，列强多有顾忌，民族自信未绝，所以中国有更多的斡旋空间，更多样的制度安排和更曲折的历史实践。这都为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增添了更多的不可预测性和丰富性。

晚清50年中国航运体系的建立，创造了中西联系的新模式，这是该书前半部分的主题。这一分布在各通商口岸之间，联通中外、联结沿海与内陆的航运网络，主要由列强和清政府在条约体系的“合作”框架下共同建立。此时的“合作”，主要着眼于效果，尚未深究与帝国主义者合作是否合乎道义的问题，尽管后来这一点变得很致命。“合作”的领域与范围非常广泛，从航运区域的组合，到客货运业务的协商，再到资本寻求避税的“挂洋旗”，处处体现出“半殖民主义”体制中的相互博弈与配合。其中最重要的机制，是1877年由“三公司”——清政府背景的轮船招商局、英属太古轮船公司，以及怡和轮船公司，结成的寡头联盟。这一组织设定运费，分割贸易，分配利润，主导中国航运长达几十年，直到全面抗战期间才告衰落。联盟中各国公司并不平等，总体上有利于起步时相对弱小的英国公司，客观上也保护了日后全面落后的招商局，维持着长江航运的相对均势，支撑着航运业务的扩张与繁荣。

民生公司水手合唱团

出自《民生实业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1937），由位于重庆的民生公司提供。

进入民国，政治秩序已天翻地覆，联通两个世界的航运主体和机制亦随之改变，导致半殖民秩序从扩张到止步，直至最后瓦解，这是本书后半部分讨论的重点。民国时期国家分裂，中央权威迟迟不能建立，让晚清那种合作模式的基础——中央的权威和国家主权，不复存在。在各自为战的民国，民族主义此起彼伏，集中表现为收复航权和航运自治运动。这些运动的后果之一，是“三北”“民生”等本土轮船公司的乘势而起，涌现出张謇、虞洽卿、卢作孚等一大批民族航运资本家。尽管国民政府的国家建设没有很好地与航运民族主义协调起来，民族资本的航运企业也未能取得国家的大力支持，但由于“多头政治”的特征，个别区域的航运自治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刘湘支持下的长江上游的民生公司可为代表。这些公司和民族资本家最终成为取代外国航运公司的力量。

在方法论上，罗著讨论的轮船，不仅是物质空间，更是东西方相遇的社会空间。轮船的内部舱位设计、饮食娱乐等服务安排、职员等级体系、技术国别属性等，无不体现出“半殖民秩序”，折射出“海通”过程中东西方权力与知识的冲突。从晚清到民国，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这种冲突愈演愈烈，轮船的社会空间中发生了权势的转移。这一变化，不仅表现在用“茶房”取代“买办”，更表现在较高技术含量的技术和管理岗位上中外区隔的模糊，以及用华人取代外国人。这方面最为成功的是卢作孚的民生公司。通过采用新的管理方法，民生重新构建了员工与公司、公司与乘客、公司与社会的关系，批判了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中国佬”观念。正如孙中山所言之“新轮船”，卢作孚重组了完全中国化的轮船，它比当时中国境内的洋轮“更高效、更现代、更和谐”。在后来的“新生活运动”中，民生的做法成为一种被推广到整个中国航运界的典范。

航运不能全面阐释半殖民秩序，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即便几十年后，中国的现代铁路、公路体系逐步建立，航运仍是联通国内外的主要途径。在14500公里海岸线和内河航线的通商口岸航运网络中，国内外商品、人员和观念通过轮船完成交换，与口岸群体、海关体系、治外法权、市场网络、文化宗教等社会秩序中的其他因素形成了更广泛而深入的关联。尽管这些问题已经超出航运体系本身，罗著仍广泛地涉及这些话题，提出了很多可资延伸的问题。作者目前的研究，是利用中国、日本、英国和印度的材料，比较中印两国资本主义企业在去殖民化运动中的不同作用，从材料和主题上看，都是该书主题的进一步延续，相信会对航运与半殖民秩序问题有进一步的关联、呼应。

王果

2021年1月

（节选自《大船航向》，罗安妮著，王果 高领亚 译。本文略有删减。）

书籍简介

大船航向：近代中国的航运、主权和民族建构（1860-1937）

[美] 罗安妮(Anne Reinhardt) 著

王果 高领亚 译

2021年8月/98.00元

978-7-5201-8062-7

内容简介

轮船，作为对华扩张的持续手段和外国特权的重要标志、冲突和批评的对象，根深蒂固地烙印在近代中国的物质与政治图景之中。本书借考察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水域中的轮船及其航运，来探讨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作者罗安妮打破“冲击与回应”的中国近代史经典研究范式，回到具体问题本身，以近代中国航运发展为切入点，揭示19世纪中叶至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中国航运企业与外国航运企业之间的合作与角力，开启认识近代中国的全新视角。

名家推荐

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 罗志田

轮船是近代中国一个敏感的象征，在洋夷震慑中国的坚船利炮中名列首位；同时它也具有晚清人最看重的“缩地”功能，可以让天涯若比邻落在实处。以前的天下士更多通过阅读想象天下，而普通的乡曲之士或就需要闻见之知的帮助。过去传闻中的事，如今可以目睹，仿佛把西岭的雪山移到窗前；对于想象一个国家，有直接的助力。《大船航向》一书就把近代中国的航运与民族国家的建构联系在一起，进而延伸到条约体系和半殖民秩序，从各种“连接”（connection）处观察航运体系的技术、物质空间，以及东西方碰撞的社会空间。中外商品、人员和观念通过航运交流，权力与知识的碰撞和冲突或许就在船上。这些内容都在书里，任读者各取所需。

复旦大学教授 朱荫贵

《大船航运》超越了一家轮船公司、一国航运势力、一条航线或是一个区域，通过轮船航运业考察近代中国这条大船的航向。作者视野广阔、视角新颖，立足于近代欧洲向外扩张大背景下的半殖民地中国、完全殖民地的印度和摆脱殖民地命运的日本进行思考：决定轮船航向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作者给我们呈现了与以往不一样的轮船航运研究图景，贯穿其中的许多事件、人物、背后的政权、中方和外方力量都似曾相识，但在作者的新视角下呈现出一种新的解释框架。作者对条约体系下发展出来的中外不同类型合作模式，以及轮船网络构造社会空间的分析令人印象深刻，有着使人耳目一新的感受。因此，这是一本值得推荐和给人启示的学术著作。

历史学者，《龙旗飘扬的舰队》作者 姜鸣

本书讲述了近代中国航运主权丧失和收回的曲折波澜、长江航运中外航企的激烈竞争，给读者呈现了一个全景式的历史画面。尤为开拓性地触及旧时代轮船内部的社会空间：船员等级和管理组织；舱室等级和乘客的地位待遇，读来眼界大开。

美国圣母大学教授 柯丽莎

罗安妮关于长江航运网络引人入胜的研究，为读者提供了一条理解近代中国半殖民体系的新通路。她的作品不仅展示了航运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持续重要性，还提醒我们，通过新的空间和社会流动性，基础设施如何为民国初期复杂的现代化进程做出贡献。

书籍目录

致谢

引言

半殖民主义与半殖民困惑

航运与半殖民主义

第一章 主权问题：半殖民轮船航运网络的形成（1860—1911）

起源：沿海贸易在1842—1860年的非正式扩张

正式化：《天津条约》体系下的航运网络（1860—1870）

主权、技术与扩张（1864—1870）

内地斗争（1870—1895）

内地的暗淡：“瓜分狂潮”中的航运网络（1895—1911）

结论

第二章 资本和旗帜的统一：轮船航运业（1860—1882）

航运领域中的“万国”资本（1860—1872）

资本和旗帜的统一：英国和中国的航运公司（1872—1882）

结论

第三章 作为合作机制的班轮公会（1882—1913）

在华班轮公会（1882—1895）

作为合作机制的公会

受到挑战的公会（1895—1913）

再论合作：1895—1913年的轮船招商局

结论

第四章 作为社会空间的轮船（1860—1925）

共享运营模式：轮船公司的组织和管理

轮船船员：种族和技能的等级体系

种族和乘客空间

解读轮船空间：作为孤立空间的中国舱区

第五章 航运民族主义：民国初年的航运政治与商业（1912—1927）

清末民初的收回航权

中国水域中的中外航运（1912—1927）

航运业中的民族主义政治（1912—1927）

作为民族资本家的中国航运企业家

结论

第六章 南京和重庆：国家重返航运界（1927—1937）

南京：收回航权运动

重庆：刘湘和收回航权

重庆：“化零为整”

南京：中国航运的国营与民营（1933—1937）

结论

第七章 “新轮船”：社会空间的转型（1925—1937）

轮船上日益模糊的种族和技能界限

茶房危机（1930—1937）

重新审视乘客空间（1930—1937）

结语航运网络的去殖民化（1937—1956）

注释中的缩写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原标题：《新书速递 | 大船航向：近代中国的航运、主权和民族建构（1860-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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