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审视与反思

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审视与反思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历四个历史阶段。1840年以前，可以说是基于帝国逻辑的中国中心与等级化的世界整体观，体现了对普遍性一定程度的认同。1840年以后的三个阶段，逐渐转向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换言之，转向对特殊性的认同。其间，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世界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浪潮，而在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中，整体性和共同性得到明显倡导与发扬。这个历史脉络表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历了从认同中心论的普遍性，向国家主义的特殊性乃至当今特色性思维的转变。改革开放促使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同与定位向世界主义转向，从而进一步凸显了中国与世界关系中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统筹与协调问题。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与实践进行总结、反思，维护改革开放的价值与理念，推进中国继续沿着人类文明的大道前行，是不容回避的时代课题。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 教授 

中国与世界关系是一个内涵广泛、领域丰富、层次多样的议题，几乎涉及现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与领域的研究课题。本文认为，至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认知主要有以下四个向度或层面。

1.政治与经济的解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常常立足于政治与经济的视角，对中国与他国进行比较，对中国在区域、世界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实力、发展潜力与前景进行分析。这种解读从学科意义上可纳入比较政治、比较经济，其宗旨是通过中国与相应大国的比较，通过中国在区域、全球中政治与经济的变化，反映中国与世界不断变动的关系。

2.国际关系与对外战略的解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多是置于国际格局、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框架中探讨，换言之，是从国际关系、世界政治、国家对外关系与对外战略的视角予以分析。显然，相对于政治与经济视角的解读，国际关系与对外战略的解读更为宏观，比较色彩和战略意识更为明显。当下中国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与研究，大都立足于此。

3.文化与文明的解读。相对于上述两种视角，文化与文明视角在解读中国与世界关系时，既是一种视野和边界都更宽泛的解读，也是一种更注重社会特别是精神层面的解读。无论是文化视角还是文明视角，都会或多或少表现出对中华文化与文明的偏爱、赞赏，甚至会在民粹主义的鼓噪下走向中华文明的优越论、“老大论”。当下，“厉害了我的国”“中华第一”的喧嚣，正是从文化与文明解读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非理性表现。

4.哲学价值与理念的解读。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认知与定位，如果仅停留于上述三个向度、层面，尽管也涉及到相关领域的理论，但总体上讲，还是偏重实用层次的解读，并未真正触及到该关系的本质，即哲学意义上的价值与观念问题。中华文明、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其几千年的生成与演进中，我们是如何认识自身与其他文明、其他民族特别是人类文明关系的，我们的视野、眼界、自身的优劣，对他者的态度，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认知等等，这一切才是认知和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要义，才是需要从哲学高度给予理性把握的关键。

 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的四个阶段

（一）基于帝国逻辑的中国中心与等级化的世界整体观（1840年以前）

总体上讲，1840年以前，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对世界的了解还是远为模糊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拘泥于根深蒂固的传统认知。概括地讲，这种了解与认知就是中国中心的、等级化的世界整体观，它的要义如下：其一，世界是个整体，这种整体性主要是指文明的整体性、价值的普遍性。其二，整体的世界不仅是基于普遍的价值与文明的秩序，还是现实中诸多权力体“国”组成的共同体，它在空间意义上体现着不同权力体的位置，构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化的差序格局。其三，这个整体性且又强调中心与等级的“天下”，在现实世界的制度与秩序构建上，由三个同心圆组成：“第一个是内圈，是皇帝通过郡县制直接统治的中心区域；第二个是中圈，是帝国通过册封、羁縻和土司制度间接加以控制的边疆，第三个是由朝贡制度所形成的万邦来朝的国际等级秩序。”

（二）从帝国走向民族国家：天下主义、世界主义、国家主义的三重变奏（1840-1949年）

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基于帝国逻辑的天下观，基于华夏中心的文明观。于是，从帝国走向民族国家，构建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加入主权国家为单元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就成为第二阶段中华民族的历史性任务，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与定位，也正是围绕这个历史性任务展开。在这一百年中，天下主义、世界主义、国家主义的三重变奏，反映了中国与世界关系认知的调整、波动。不能忽视的是，在这一百年中，出现了现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主义浪潮。为什么在中国从帝国走向民族国家的起始阶段，会响起世界主义的声音？大体有三个原因。首先，世界主义所张扬的普遍主义与中国传统天下主义中的普遍主义产生共鸣。其次，国家主义内含的利己主义的权力观、利益观所导致的国家间的冲突和国际秩序的混乱，使正在转向主权国家体系，并努力构建现代国家的中国不得不反思国家主义的弊端。再次，世界文明进程的历史走向。1840年至1949年这一百年，中国对自身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与定位，出现了天下主义、国家主义、世界主义共生并存的局面。由于反殖民、反侵略战争的急迫与严酷，最终国家主义取得了主导性地位。

（三）以意识形态为中心和阶级分析划线的国际观（1949-1978年）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政治路线，全面主导了新中国头三十年的命运，从而也就决定了该时期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本向度。其一，以意识形态为中心。以意识形态为中心就是以是否信奉和坚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判断是非、敌友的准绳。这样一来，不仅西方发达国家被视为敌对势力，与中国认知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也被称为修正主义政党与修正主义国家。在这种意识形态狂热中，中国自诩为世界革命的中心、马克思主义的旗手。其二，以阶级分析划线。就是把阶级成分、阶级归属作为判断是否敌友的标准。凡是无产阶级或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就是中国的战友、朋友。由此可见，意识形态中心和阶级分析划线的国际观，几乎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党都推向中国的对立面，“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政治路线从国内扩展到国际，实现了全方位的统筹，导致了中国与世界关系最紧张、最严峻的局面。需要指出的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和阶级分析划线的国际观不能等同于国家主义。

（四）国家主义与特色性思维主导，开放性与世界主义伴随（1978年至今）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第四个阶段是与改革开放40年紧密相连的。这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最好时期，也是当代中国与世界关系面临更大挑战与考验时期。之所以称之为最好时期，是因为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特别是在反思“文化大革命”惨痛教训和巨大灾难的基础上，中国政府与执政党从“阶级斗争中心”转向“经济建设中心”，迈开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伟大步伐，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心态更为开放、自信，开始懂得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的命运是同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与此同时，又要看到，伴随国家硬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日益膨胀。特色性思维与理论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并成为政治正确的标尺。中国与美国的世界领导权之争在突显，中国中心的潜意识在发酵。

 改革开放对于认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意义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让中国拥抱世界

改革开放的基点是开放，只有打开国门，睁开眼睛看世界，了解世界，才能更客观、更准确地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是坚持开放，并不断扩大开放领域，提高开放水平，收获开放果实的40年，其间充满了艰难曲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转向经济建设，就必须突出科学技术、教育、人才的作用。正是在开放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也更加明确、坚定。最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最终取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随后，我国又于2001年12月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结束了自1986年起，整整15年的入世谈判，为加强我国经济与世界的联系，在更为广阔的世界贸易往来中赢得发展的空间与机遇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这一系列举措充分显示了中国在对外开放之路上的坚定步伐。总之，开放性既是改革开放的精髓，又是认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症结。

（二）认同并融入全球化使国人开始懂得从世界看中国

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是全球化。所以，认同、融入全球化，在全球化大潮中推进改革开放，谋求自身发展，就成为认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另一条主线。中国对全球化的了解与认知始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主要是学术界的研究和介绍性文章。但是，随着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政府开始接受“全球化”概念，并正面阐述对全球化的理解与主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浪潮兴起，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回归，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始终认为全球化的大趋势不可逆转，是人类发展的客观进程。显然，20多年来，对于全球化这种一以贯之的理性认识和积极参与，使中国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并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更可喜的是，对全球化的理性认知与实践，使当代中国在探索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征途上迈出了一大步，全球视野、全球情怀正在成为一代新风，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难以估量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的价值与理念彰显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大转向

改革开放对中国认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影响尤其体现为新的价值与理念的彰显，这些新的价值与理念引领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引领着中国社会更平和、理性地认识外部世界，处理国际事务和对外关系。第一，注重整体性。整体性观念与思维是相对于局部性、分割性观念与思维而言的。在国际事务、国际关系中，局部性表现为地方性、区域性。当然，从更宏观的角度上看这种局部性与分割性还存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第二，认同共同性。共同性理念与思维是相对于个别性、特殊性理念与思维而言的。从国际关系、国际事务上讲，个性、特殊性自然更关注、强调国家、民族的利益、安全、发展，更重视主权、民族性的维护。这些无疑都具有合理性，但也容易走向片面、极端，从而陷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泥潭。第三，倡导建设性。具体而言，就是力主包容、协调、和谐。首先，包容是指能够理解、接纳自我之外的他者，包括朋友、伙伴和对手；其次，还需要在互动中进行沟通、对话、协商，这就是协调；再次，包容与协调更多地体现了手段、过程，而建设性关系的目标是追求差异中的和谐。第四，坚持合作性。合作性意味着对话、合作，它的反面就是对抗、对立。坚持合作性不仅要求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与对抗，还要求认清相互依存的时代新质。相互依存的时代就是谁也不可能脱离他者、世界，独自谋生存，求发展的时代，也就是共生共存的时代。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认知和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我们认知和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提供了新的理念、新的思维与视野、新的方法与途径。第一，新的理念。这个新理念就是共同体的理念，而共同体的最核心特征是强调价值、利益、关切、情感、身份的共同性。中国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尽管中华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与历史，但中国又是世界中的中国，与共同体中的成员有着诸多共同性，而且这种共同性在全球化时代得到进一步体现与发展。第二，新的思维与视野。这个新思维与视野就是类主体的思维与视野。只有到了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时代，人类的整体性才得到更多显现，并为普通民众所感知。这里讲的整体性是指人类作为主体的整体性，它不再是抽象的所有国家、民族的集合体，而是有着独自利益与价值的实体，是本体论上的主体。第三，新的方法与途径。这个新的方法就是规范诉求与实践诉求相统一的方法，新的途径就是两个阶段、两步走的途径。规范诉求指向应然，体现着理想、价值、伦理的追求，以及理论的彻底性，它是人类发展的内在动力；实践诉求指向实然，体现着务实性、可实施性，是达至人类理想的保障与阶梯。所以，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要坚守其规范诉求，又要关照其实践的条件、可能，防止流于空谈。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反思

（一）对世界的整体性、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性的认知还不够深刻、坚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世界的整体性和共同性的认同明显增强。但是，在如何对待世界的整体性和人类社会生活共同性方面，仍然存在着令人忧虑的问题。第一，认识的理论性与深刻性有待提升。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对世界的整体性与共同性的认知与认同，大都体现为一种政策宣示和政治表态，但是，对于这种植根于市场经济的内在本质，科学技术永不枯竭的动力，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类生活方式永无终止的更新，人们的认识还远未到位，视野还远不够宏大，思考还远不够深刻。第二，理念的认同与理念的宣示要区分和辨析。中国应该对世界整体性和共同性的认知进行深刻反思，并在这个过程中确认自身对世界整体性和共同性的认知是真正追求并达到了理念的认同，还是仅仅停留于理念的宣示层次与阶段。

（二）在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上，还有待更理性的思考与定位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从总体上讲，在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认知与实践中，明显向特殊性倾斜。存在如下问题。第一，特殊性的认知与实践过度，缺乏一定的弹性和包容性。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强调中国特殊性就是执政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与根本性原则。特色性理念与认知已凝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载入党章与宪法，具有空前的合法性、政治性。这种状况导致特殊性、特色性的认知变得极为刚性，几乎没有探讨的余地。第二，普遍性的认知模糊，并表现出批判性和实用主义倾向。如果说对于特殊性我国有明确的认知，执著、坚定的信守，那么，对于普遍性的认知则大相径庭。首先表现为众说纷纭、空洞无物。其次，存在批判、反对普遍性的声音。再次，认同普遍性的随意性和实用主义。第三，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内在关联被割裂，认识上出现误区。当人们以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视角审视中国与世界关系时，重要的是不要犯认识上的错误，非要把特殊性与普遍性割裂开来，而是要融特殊性与普遍性于一身。

（三）警惕和破除“中国中心论”

“中国中心论”是天下主义的要素，因而，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遗产，它历经几千年，可以说深深植入国人的内心。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口号的鼓舞下，“中国中心论”的幽灵再度盘旋到中国的上空。如果被进步与成就冲昏了头，“中国中心论”的历史幽灵就会变成恶魔，严重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甚至毁掉中国的未来。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其一，“中国中心论”是传统的天下主义的糟粕。其二，全球化时代是个去中心时代。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整体性日益凸显，全球公平、正义的诉求难容等级制所内含的不公平。

（四）着力调整与克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实践之间的张力

在反思中国与世界之关系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实践之间的张力问题也不能忽视。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中国大力倡导并努力践行的理念，已成为中国对外战略与对外关系的标示性理念，也是指导中国审视和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最新、最具战略性的理念。其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实践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张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要求我们以共同体的新理念，类主体的新思维与视野，规范诉求与实践诉求相协调的方法去审视世界，处理对外关系。但是，在对外关系实践中，我们往往受到传统理念的影响，更习惯于回到国家主义、地缘政治的立场，无法让国际社会真正感受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存在与魅力，从而也就无法相信这一理念的真实性和实践价值。其三，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扭转这种脱节局面。恐怕根子还在于反思我们自身是否真正理解并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需要下功夫做的就是，努力提高决策层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认知，从视野、价值、理念上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导地位，不动摇、不走样，从政策工具论走向战略价值论，实现真正的伦理、价值和理念的认同。与此同时，要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提升广大民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更深刻的理解，批评和抵制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

        本文原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19年第6期。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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