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康：印军步兵第7旅旅长达尔维是怎样被我军俘虏的？

我亲自去问：“你有什么东西证明你是达尔维？”他说他跑的时候没有来得及穿军装，只穿了件衬衣，但是衬衣口袋里有张照片，是他到7旅上任时，第4军军长考尔欢送他，请他吃饭时，他和考尔在后花园照的。他让我看照片，我问他还有什么作证明，他说没有，旁边一个被俘的印军空降兵连长说：“我能证明他是7旅旅长达尔维。”

我就问达尔维，你为什么承认自己是旅长？他说：“这是规定呀。”达尔维一来就承认身份，是因为印度军队比较熟悉国际公约，他们对两国交战比较有经验，印度军队有个规定，被俘期间照样发工资。达尔维的军衔是准将。

我就问他被俘以后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他说：“没有！你看我的金戒指，金手表。你们这个军队是个文明的军队。”我问他需要什么？他说：“请先生给我找几支烟吸。”

我不会吸烟，阴法唐政委也不吸烟，曹宗奎参谋长会吸烟。我给曹宗奎说：“你借给我两包烟。”他带的烟也不多，但听说是达尔维要的，便毫不犹豫地说：“给你两包。”这就解决了达尔维的烟瘾。

我又问他还需要什么？他说渴得很，我就对俘虏的印度兵说：“你去背半麻袋牛奶罐头来。”牛奶也是从印军缴获的。我问他还需要什么，他说不需要了。他对我说：“你放心这些人（指印军俘虏）不会找什么麻烦，我让他们老老实实守规矩。”

第二天早晨，我对他说：“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把你送到后方去。”

藏字419部队政治部主任魏克在缴获印军坦克前留影

西藏军区政治部的曲明显同志在回忆中说：“我分工负责押送印军俘虏后送任务。我见到了被俘的印军旅长达尔维准将，他能吃能睡，他想吃什么东西，我们尽可能满足。在军区前指停留的3天时间里，他吃了水果糖、白糖，还给了他几条香烟。他在吃饱喝足之后，一倒下就呼呼睡着了。西藏军区前指的石伴樵副参谋长、吕义山主任先后跟他谈过话，给他讲解中印人民友谊和此次冲突的原因。达尔维表现平静，谈笑自如。但八一制片厂要给拍照时，他却不愿意了，说是害怕在报纸上公布出来，以后不好生活。”

达尔维的基本情况

达尔维于1920年7月在伊拉克出生，印度孟买市人，马德拉斯族，属刹帝利高等种姓，1940年11月毕业于孟买大学历史政治系，旋即考入达拉顿军事学院，1942年在近卫联队任职并被授予少尉军衔，1942年至1945年随英军在缅甸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1950年进入威灵顿参谋学院学习一年。历任连长、装甲营长、陆军总部作战参谋、第15军军部行政官、达拉顿军事学院副院长、克什米尔地区旅级行政官等职，曾获得7枚勋章、奖章。

印度陆军认为达尔维是个有作战经验的优秀指挥官，于1962年2月将他调到印军王牌部队步兵第7旅任旅长，委以入侵中国的重任。10月8日至10日，达尔维按照考尔军长的指令，组织印军第7旅所辖的旁遮普联队第9营100余人越过克节朗河，在炮火支援下，向我军边防部队驻守的尺冬哨所（印度称其为“僧崇”）发起进攻，后被我军击退。10月20日上午，达尔维正在指挥第7旅所辖的第9廓尔喀联队第1营向克节朗北岸我军边防部队阵地实施大规模迂回进攻时，我军发起了自卫反击作战。

10月22日上午，达尔维被我军俘虏，他叹服地对我军人员说：“你们在24小时内消灭了1个旅，这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

达尔维被送到琼结印军俘虏收容所。西藏军区在山南地区琼结设立的这个后方印俘收容所，共看管印俘996人，其中有达尔维准将以及印军第4师通信团团长泰瓦利中校、拉加普特联队第2营营长M·S·瑞克中校、第9廓尔喀联队第1营营长B·S·阿鲁瓦利亚中校、阿萨姆步兵联队第5营营长拉顿·辛格中校等校尉级军官34人。

琼结印军俘虏收容所对达尔维实行单独看管，给其比较优厚的生活待遇。达尔维自选报刊、书籍阅读，听广播新闻介绍。管理印俘的工作人员和达尔维进行个别漫谈讨论，重点是讲清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介绍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建设成就等。

对于我军的俘虏政策和俘虏管理工作，达尔维说：“你们能够完全遵循政府的政策和毛泽东的指示，克服内心的仇恨，对俘虏以友好相待，这是一般军队难以做到的。”

在印俘收容所里，达尔维和其他印俘一起观看了《国庆十三周年》、《红色娘子军》等多部新中国的电影以及文艺表演。

被俘印军官兵观看文艺表演

达尔维等印度被俘校级以上军官提出想去中国内地参观。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以达尔维准将为首的27名被俘印军校级以上军官到中国内地的武汉、南京、上海、杭州、无锡、北京进行参观。他们还自愿参加了 “五一”节北京天安门广场纪念活动。1963年5月，达尔维一行27名印军校级以上军官在昆明被释放，乘飞机返回印度。

印军被俘军官（左起）：拉顿·辛格中校、阿鲁瓦利亚中校、达尔维准将、瑞克中校、泰瓦利中校在拉萨参观布达拉宫时的合影

达尔维的回忆录《喜马拉雅的失策》

达尔维被释放回国后，在他的回忆录《喜马拉雅的失策》一书中详细讲述了自己被俘的经过，他感叹地说：“我仍然活着，这是个奇迹。至今我未曾去想我的运气好，既没有死，又没有生病和受到侮辱。现在我要活下来，以便有一天把塔格拉之战的故事大白于世。”

达尔维在回忆录中叙述了克节朗之战中印军战败的一些情况。他认为，1962年印度侵华战争的失败，“是战争高级指挥的失败，反对党派的失败，参谋本部（包括我在内）的失败；也是应负责任的公众舆论和报界的失败；就印度政府而言，是彻头彻尾的失策。”

达尔维在回忆录中披露了印度政府和军队蓄意制造边界争端，向中国发起大规模进攻的事实真相，抨击了印度尼赫鲁政府肆无忌惮地推行所谓“赶走中国人”的扩张主义政策，反映了印度政府的反华政策不得人心，强调了印中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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