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的谎言辩论材料通用12篇

时间：2023-06-18 10:45:33

有人认为在生活中，有时是需要善意的谎言来抚平人们心中的创伤；而有人也认为，讲诚信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德。所以人要讲诚信不能撒谎。我们就借助了这个热们话题在班开了一个小小辩论会。

首先，老师让赞成生活中因有善意的谎言的同学举手，四分之三的同学都赞成（包括我在内），其余的都是正方。我春风得意的想：“我们人多势众，今天是胜券在握了。＂

辩论会开始了，第一个发言的是我们反方的王月同学。到他们发言了。别看他们人少，可每次都说的条条有理，材料又很充实，尤其是正方的王国斌，每次反驳时都把脸绷得紧紧的，看上去非常认真。我们也不甘示弱，个个把手举的高高的，嘴里还不时的喊：“我来反驳，我来反驳。”老师叫我来说。我喜颜悦色的说：“善意的谎言虽然也是谎言，可它和真正的谎言是不一样的。”话刚说完，正方的闫学强同学迅速站起来挺胸抬头的反驳道：“谎言就是谎言，都是一样的。”嘿！这下给我们反方来了个下马威，可是我们反方也不是好欺负的，当时就反驳了他们。我再一次举起手，心想：“这会回我也要想你们示威一下，让你们知道我们反方不怕你们。”我振有词的说：“只要性质是好的，只要是为了对方好，在生活中是需要这些善意的谎言的。例如，我们学了《唯一的听众》中老教授说自己是聋子，要是她不说善意的谎言，作者会有这么大的成就吗？”说完这句话，他们正方犹豫了一会儿，金铃才缓慢的举起了手，也没说上来什么，我们反方同学暗自高兴的想：“今天我们赢定了。”看正方的王国斌连字典都搬出来了正愁眉紧锁的翻着，看到他脸上露出了一丝笑，也许是找到答案了，在他的反驳声中，下课铃也响了，我们打了个平手。

通过这次辩论会，我知道啦，善意的谎言在生活中有时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讲诚信也是我们每个都要知道，明白的。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5）21-0067-05

教科书中的历史是否存在谎言？历史中的谎言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如何从谎言中读出历史的真实？历史理性告诉我们，历史可能永远是一系列尚待解答或尚待完善的谜题，而不是一些确定无疑的答案。辩证思维也在提醒我们，揭露某些谎言的历史，可能就是另一个版本的谎言。考镜源流，寻清理路，我们还是先从美国学者詹姆斯・洛温（James W.Loewen）的那本畅销书《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说开去（以下简称《老师的谎言》）。

《老师的谎言》自1995年出版以来，一直畅销不衰，先后获得“美国图书奖”和“奥利弗・克伦威尔・库克斯‘杰出的反种族主义学者奖’”，该书的不同版本总计销量超过100万册。《老师的谎言》一书针对美国历史教科书充斥着的错误信息和狭隘观点，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和评述，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这些问题至少涉及：美国的英雄化、美国国家形成、印第安人、奴隶制和种族主义、对外政策、国家体制和社会制度、社会阶级和社会公平、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等问题。几年前，这本书曾在国内媒体上引发热议，就其历史教育意义而言，该书提出了历史教科书的书写这一社会敏感话题，触及了历史知识的性质等学科元问题，尚有深入探讨的必要。作者在书中用翔实的学术考证揭示了美国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诸多错误，简单可以划分为两大类谎言问题，在此笔者姑且称之为显性的谎言和隐性的谎言。所谓显性的谎言，即无中生有、歪曲事实、混淆真相；所谓隐性的谎言，即有而不说，只书写部分正面的历史事实，回避、掩盖部分负面的历史事实。尤其后者，因为隐蔽，更应引起足够重视。作者在书中指出，美国教科书中充满了各种各样“好莱坞式”的英雄，身残志坚的海伦・凯勒、伍德罗・威尔逊，以及美洲早期史中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们身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人为塑造，使其成为美国人崇拜的英雄。教科书一概抹杀了这些人物形象与美国主流人生观不相符的部分：海伦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形象人为地消失；威尔逊反民主的种族隔离主义、对外国的军事干涉在教科书中一概不提；作为一个欧洲殖民者，哥伦布从事的奴隶贸易、给美洲带去“疾病”等历史事实也被教科书恰如其分地“遗漏了”。另外，教科书对“9・11”恐怖袭击、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越南战争等内容都做了有选择性的遗漏或者篡改，甚至保持“沉默”。作者指出，教科书这样做的根本目的，在于美化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维护美国形象和主流意识形态。

其实，对于读者而言，显性的谎言和隐性的谎言同样都具有欺骗作用，后者较之前者，其潜在的负面影响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必须谨慎对待历史书写中的谎言问题，就如洛温所言：“向学生说谎就是在走一条下坡路。一旦我们开始下滑，我们何时停止，如何停止？谁决定什么时候该说谎？对什么样的年龄群说谎？我们一旦拔起事实之锚、历史证据之锚，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之舟将被大风吹得四处飘荡，一会儿向这，一会儿向那。”①

历史中的谎言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洛温在书中用了相当的篇幅集中探讨了历史教科书问题产生的具体原因、社会背景和基本影响。诚如洛温所指出的，从出版商到家长，从署名的历史学家到真正的教科书，从教科书采用委员会、评估委员会到疲惫的教师，这是“一幅自上而下的谎言产业链的图景”，没有无辜的受害者，也没有什么人应该承担所有的罪责。书中所披露的美国历史教科书从编撰到出版，再到被州或学区教育部门选用，这一路所充斥的唯利是图、学术不端和等现象，基本证据完全采自作者多年来亲历的社会学调查。洛温在书中质问说：“如果有足够多的教师抱怨美国历史教科书，难道出版商不会改变它们吗？”②

仔细想来，该书以《老师的谎言》来命名，本身对历史老师就是一种冤屈，因为对历史老师来说，他们不是历史知识的真正源头，仅是历史知识的传播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老师和学生一样都是谎言的受害者。细究而言，历史研究者、历史书写者才是真正历史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源。需要深入追问的是，历史教科书中的谎言问题难道仅仅就该由历史老师和出版商负责吗？抛开了世俗的金钱利益、国家的意识形态等社会环境因素，就真正能消除历史书写中的谎言吗？

其实，这也是史学理论界一直苦苦探究的学科元问题，诸如历史是什么、历史知识的性质、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历史的解释等。

20世纪以来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兴起，历史哲学家们从认识论上追溯历史知识的本质，探究历史认识何以可能的基础，为人们认识历史，认识自我的生成提供了相应的思维途径。

现代德国哲学的奠基人之――狄尔泰最早区别了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两种研究方法的不同。狄尔泰看来，历史论述具体的、个别的事物，而自然科学论述的则是抽象的、一般的事物。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观察，而精神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理解。狄尔泰标榜历史主义，以“体验”这一概念作为理解历史的关键，即历史是要从内部加以认识的。

李凯尔特又提出，历史认识与自然科学知识的不同还在于：历史认识之中必然包括有不可离弃的价值体系在内，而这对自然科学则是完全不需要的。历史学家按照“重要的”“有意义的”“本质的”等价值尺度去选择它们，将它们写入我们的历史书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由于历史学者对“重要的”“有意义的”“本质的”理解不同，他们的历史书写会不会也有很大的不同？

其后，意大利的克罗齐提出了“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的认识都源于我们现实生活及其问题、需要、困惑，等等，故而一切真历史都具有当代性。如果我们延续克罗齐的思路追问：每个时代对历史关注的着眼点、兴趣和方向是各不相同的，由此写出的历史，何者才称得上是真历史？

柯林伍德进而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认为历史就是人们思想活动的历史，所以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要重演过去的思想，但那并不是简单的重演，而是把过去的思想囊括在现在的历史学家的活思想之中。如果我们延续柯林伍德的思路加以追问：由于历史学家们的思想人人迥异，在各自头脑中重演再现的历史究竟何者为真呢？

卡尔既反对“认为历史就是客观地编辑事实”，也反对“历史是历史学家头脑里主观的产物”的观点。卡尔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要反映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只有借助于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我们才能充分理解现在”。①

更有甚者，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史学认为历史学家面对的过去不可能是客观真实，而只是各种形式的文本，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史料，若要把这些文本变成历史，首先就要把它们组合成一部编年史，然后再把这个编年史转化为一种叙事。问题在于，不同的历史材料，经过不同的组合，可以产生不同主题、不同风格的历史作品，对于读者来说，相应地也就会产生不同的阅读效果，何者更为可信呢？

客观而言，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宣告历史无真实，或者说，他们的意思是说历史学不等于真，历史学也不能垄断“真”。在某种程度上，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认识的复杂性、局限性、对历史之真的相对性的认识，都要比传统的史学观念更为深刻、更为清醒。

其实，历史的客观存在是一回事，而认识历史的客观性是另一回事，我们既不能因历史认识的局限性而否定历史的客观性，也不能因历史的客观存在而认定历史认识一定客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历史绝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过去发生的事’，它是人类的创造与‘过去’的结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和文学创作、哲学思考有众多相通，‘过去’通过‘写’而成为‘历史’。换句话说，发生过的只是‘过去’，写出来的才是‘历史’，‘发生过的’可以被湮没，‘写出来的’才会被记住。”②关于历史，人类理性可以推知它的客观存在，但它却一去不复返了，只能重构，不能重现。人们所真正知道的，仅是史家根据史料撰写的历史，在撰写的过程中又会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制约，很难轻易达到“历史认识的真”。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历史、历史学、“历史认识的真”三者之间的差异。讨论至此，我们也就明白了历史中的谎言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历史中谎言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如“昨夜邻家猫生子”之类的历史事实问题上，历史的书写都存在各种分歧。正如有关学者所论述指出的，关于我国境内最早原始人群――元谋人的叙述，8个版本的历史教科书就叙述各异。③更不用谈及历史理解、历史解释、历史评价方面了。那么，面对形式各异的历史叙述，我们又该如何走出历史中的谎言呢？洛温是一个兰克史学的忠实信奉者，他认为建构一种新的平民史观是戳穿美国历史教科书“谎言”的根本路径。但正如有关学者所评论的：“同样，洛温按照自己的主张去书写历史，一部真正的具有‘民主价值’的平民版美国历史，如能付梓，是否成为教科书尚需拭目，能否不受指责实在难说。”“客观说来，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历史’并非历史事实本身，而是作者根据个人观点，甚至受制于美国政府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写就的。从历史解释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著作虽然充满谬误和‘谎言’，仍然是历史书写的一种方式，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解读’。”④我们要承认，谎言也是一种历史。辩证思维在提醒我们，揭露某些谎言的历史，可能就是另一个版本的谎言，这也可能是历史书写中的吊诡之处。

那么，我们如何面对未来历史中的谎言呢？洛温的以下相关建议还是值得参考的：⑤作者指出，答案并不在于扩展本书的内容去修正传统历史教学中的每一处歪曲与错误，更不可能去讨论将来有可能出现的谎言，正确的做法在于让所有人都要变成有判断力的学习者，对各种观点与证据进行筛选，然后做出充足的判断。这样，我们就学会了如何学习，就没有哪本教科书能够迷惑我们了。为此，学校必须帮助我们学会就我们的社会及历史问题提问，学会自己寻找答案。

面对令人失望的历史教科书，洛温指出我们引导学生关注的话题应该少而精，让学生去钻研一些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在争论的过程中，让学生懂得历史不只是答案。一个人所得到的答案部分取决于他所问的问题，而一个人所问的问题又部分取决于他提问的目的，以及他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教师需要学生习惯这样的立场：学生之间不同意对方的观点是正常的，只要他们的观点是建立在严肃的历史研究之上的。人们有权利维护自己的观点，但是不能硬说自己所说的就是事实。证据必须是被引用的，而非被炮制的，不以证据为基础的观点不能得到过多的重视。

洛温还提倡教师学会运用从现实回溯历史的教法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鼓励学生围绕问题去批评现行的教科书；主张老师多用第一手资料去创造性地教历史，面对各种历史素材，要学会正确对待，注意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它是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写的（或画的，等等）？我们要注意可能的读者（参观者）所属的社会结构。我们要考虑创作者试图通过这些读者（参观者）达到什么目的。这就是社会学家们所称的“知识社会学”的一种。

第二个问题，仍是历史编纂学的问题，它代表的是什么人的观点。说话者、作者等人在社会结构中居于什么地位？那一观点服务于什么样的利益、什么人，或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谁的观点被忽略了？学生们或许会尝试以一种不同的观点重写历史，并懂得历史难免会带有偏见。

第三个问题，那些论述可信吗？假定处于同样的形势之中，经历同样的社会化过程，那么每个群体的行为都会那么恰当――就像我们可能这样吗？这种研究还要求考查著作是否存在内在的矛盾，它前后一致吗？它的某些结论是否与其他结论相冲突？

第四个问题，那些论述有材料支撑吗？或者，其他作者是否不同意那些论述？这个问题将我们带到第二手的历史与社会研究文献面前。

最后一个问题是，在读到那些文字或看到那些图像之后，一个人对被那样展现出来的美国可能会作何感想呢？这类分析还包括考查作者对文字与图像的选择。

洛温的建议旨在培养学生的批评性思维，面对各种史料学会去伪存真，并且能够理解历史的前因后果。其实，历史思维本身就是一种批判性、反思性思维。正如柯林伍德所言：“历史思维总是反思，因为反思就是在思维着思维的行动，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一切历史思维都是属于这一类的。”①柯林伍德认为，历史学就是一种探究理性活动的科学，它具有反思的性质。历史思维是通过研究者围绕史料进行的推理，并在心灵中重行历史思想来完成的。

历史是发生过的现实，现实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在自媒体时代，微信的传播和阅读对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冲击，现实版谎言问题日渐频出，在微信圈内持续发酵，引发舆论场乱象丛生。当前舆论场最大的浮躁表现是，人们轻易就把某种本能的怀疑抛出来，而根本没有做好提供证据和论证这种怀疑的准备，只是表现出盲目的自我相信、任性的自我评说、跟风的一味谴责，不管是否已弄清了事实真相。其实，面对现实版谎言的频发，有时静默等待比夸夸其谈可贵得多，理性的反思和追问比无谓的猜测和呐喊更具有现实意义。卡尔曾提醒自己的学生：在研究历史之前，应该先研究历史学家。我们也不妨这样提醒学生：面对谎言，首先得搞清谎言制造者的身份背景、基本动机和欲达目的，如果有了这一层的批判和反思，那就不用担心历史中的谎言了，相反，有时还能从谎言的背后读出历史的真相来。

历史，一去不复返，其无限魅力就在于让后人不断地去探寻、去追问、无限接近而不易识其庐山真面目。

历史书写者应怀敬畏之心写教材，要对历史心存敬意，认识到人类自我认识的有限，“历史认识之真”达成的不易。教师要存批判之心教教材，要知道任何教材的结论仅仅是一家之言，可能问题多多，尚待进一步探究。学生要存怀疑之心读教材，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不应只是关注课本上说了什么，要关注这些说法背后的原因，学会不断追问：是谁写的？为谁而写？写作的目的？传统上，教师常常教学生思考什么，代替了学生如何思考。现在要帮助学生学会提问和思考，在未来的成长道路上，他们就可以学会做任何事情。正如2014年纽约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ke Bloomberg）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的致辞中所言：“我坚信一所大学的职责并非是教学生思考什么（what to think），而是教学生如何思考（how to think），这就需要倾听不同声音，不带偏见地衡量各种观点，冷静思考不同意见中是否也有公正的论点。”“在每个问题上，我们都应该遵循有理有据的原则，倾听他人的不同意见，只要我们这样做，就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没有打不破的僵局，没有达不成的妥协。”①这正是批判性思维要培养的核心品质。

预设动态生成课堂教学教育机智教育资源叶澜教授曾说：“要从生命的高度、用动态生成的观点看课堂教学。课堂教学应被看作是师生人生中一段重要的生命经历，是他们生命的、有意义的构成部分，要把个体生命发展的主动权还给学生。”随着新课程标准的实施，我们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到，预设与生成是课堂教学首要面对的问题。水到渠成的教学效果固然好，“节外生枝”的课堂意外也是经常碰到的。当课堂“节外生枝”时，我们不能简单的草率处置，应该将这种意外及时纳入预设的教学之中，及时调整教学策略，重构课堂动态生成，将课堂上的意外演变成为教学中的精彩，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

那么如何让预设和生成在政治课堂中和谐共舞呢？下面，结合教学实践谈谈自己的几点体会。

一、精心预设，搭建“生成”平台

俗话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设”是教学的基本要求。在新课程关注“生成”的今天，强调“预设”也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要对教学目标进行精心的“预设”，做到“心中有教材”。教学目标是教学的灵魂，是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它支配着教学的全过程。《课程标准》和教材是确定教学目标最基本的依据，教师要沉下心研读课标，静下心揣摩教材，明确课改要求，熟悉教学内容，理清教学思路，弄清让学生“学会什么？”只有心中有清晰的教学目标，才能高效的开展教学活动，正确对待课堂中出现的“生成”。

其次，要对学生进行精心的“预设”，做到“心中有学生”。课堂不是完美教案的展示，它面对的是一群活生生的学生主体。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学生个性迥异，对事物的看法和观点也不尽相同，因此课堂上随时都可能出现“意外”和难以预料的结果。“人是生成性的存在……儿童的发展具有丰富的可能性，是不确定的、不可限量的，也是不可算度的。”基于以上分析，更需要教师在“预设”时，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正确估量学生个体因环境不同、生活经验不同、知识背景不同而表现出来的知识经验、学习方法、思维方式、情感体验等方面的“差异”，彰显课堂教学的多样性、丰富性和随机性。

另外，还要对教学问题进行精心的“预设”，做到“心中有适合的问题”。问题与教学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教学围绕问题展开，问题在教学中得以解决，教学又发现新的问题……教师应以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点，体现学生发展的需要，设计的问题不仅要让学生“跳一跳，就能摸得到”，还要让学生“跳一跳，才能摸得到”，既能学生体验成功的愉悦，又可为学生“生成”新知识发展提供空间。

二、发挥教育机智，捕捉“生成”契机

面对课堂上生成的问题，教师除了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以外，还必须要发挥教育机智。执教《与诚信结伴同行》教学中，组织学生对诚信的重要性展开讨论的过程中，一个同学突然冒出一句：“人如果都说实话，那么碰到坏人勒索，也不能说假话了？”课堂突然沉寂下来，另一个同学也插嘴了，说：“医生是不是也要把病人的病情如实告诉病人呢？”课堂气氛紧张起来，全班同学把目光投向我，好像质疑我刚才让他们讨论的问题是否在价值。这时候，我没有按“预设”继续对诚信的重要性进行归纳，而是立刻表扬了这两位同学，表扬他们有个性，肯动脑子，问题提的好。我顺势让学生就“医生善意的谎言诚实守信吗？”展开辩论，学生七嘴八舌，这两位同学问题提的好，其他同学的回答是巧妙。一位同学还声情并茂地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得了白血病的小女孩，在她生命的后期，当医生问她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时，她说想去天安门看看升旗仪式，对一个生命垂危的女孩的最后心愿，医生和家长哪有不满足的理由呢？但是因为她的家住在遥远的新疆，如果满足她的要求，医生怕女孩经受不住旅途的劳累，于是一个由2000多名志愿者和医生还有女孩的家人组织的集体编造谎言的活动开始了，从上火车到改乘旅游公车，一路上，从报站到服务员端茶倒水，甚至到旅客的交谈，都是大家有意安排的，最后来到了一个学校，在军乐队伴奏的国歌声中，双目失明的女孩以为真的来到了渴望已久的天安门广场，当看到她无力的举起她的小手向国旗的方向敬礼时，在场的人们全都流下了热泪。”末了，这位同学还掷地有声？“善意的谎言不仅无碍于诚信，把握住谎言的度，我们的世界会更美好！”

几句廉价的表扬，一场随机的辩论，巧妙的利用了课上生成的教学资源，激发了学生主动探究的兴趣，为课堂增加了生活化元素。相反，如果拘泥于静态教案的“预设”，对学生动态的“生成”熟视无睹，束手无策，那么课堂让的精彩就会擦肩而过。

三、耐心引导，巧用“生成”资源

一次，我曾发现一学生在课堂上看课外书《李嘉诚全传》，就趁机组织了一节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教学。那节课，我正在上七年级上册的有关实现“人生价值”的内容，教室里静悄悄的，同学们一个个都正在认真地听和作笔记。突然，有一个同学大声叫了一声：“好！”这一叫可让教室里炸开了锅，同学们此时都忙着去寻找叫好的同学，课堂原有的气氛一下子变味了。

按照常规，应该迅速严厉地制止孩子们的举动。但是，我也知道，这一节课是枯燥的，条条框框太多，对当今生活条件很对优越的学生是难以真正理解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观和客观条件的。为什么不利用《李嘉诚全传》来一个现身说法呢？我灵机一动，很平静地问了一声：“我的课都还没有上完，哪位同学这么早就下定论？”“是李勇”“他在课堂上看《李嘉诚全传》”旁边的同学说道。我趁机因势利导，“你了解李嘉诚吗？”“他是怎么样成功的？”“你觉得他成功的因素有哪些？”“同学们，你们愿意和李勇同学一起探讨吗？”一石激起千层浪，教室里顿时沸腾起来。一堂枯燥的课，由于生成性教学资源的参与，却达到了我们期盼的“我要学”。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教学永远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在教学过程中，只要我们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智慧，课前科学的“预设”，课堂上灵活捕捉“生成”契机，善于发现有价值的生成性资源，思想品德课就一定会因充满生命活力而更具魅力。

参考文献：

就听说，二十世纪最具革命性的思想家是：马克思、弗洛依德、尼采。

何谓“革命性”？日常用法指“反传统”。据说这三位所谓后现代先知推翻了所有传统价值，代之以新的伦理和生命方向。姑且不究这些流俗说法是否恰切，仅就这种革命性的深刻程度和实际影响而言，弗洛依德和马克思都无法望尼采项背。弗洛依德明显受过尼采影响，而且仅仅发扬了尼采思想中的一个方面。马克思尽管引发了诸多社会革命，仍然在两个方面不及尼采。首先，马克思站在启蒙思想的西方小传统中颠覆西方传统，尼采不仅颠覆了启蒙传统，而且颠覆苏格拉底和耶稣共同塑造的西方大传统。再说，马克思的思想生命力是资本主义赋予的，他作为共产主义代言人站在资本主义对立面，尼采却超逾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不难理解，冷战之后，不是弗洛依德或马克思，而是尼采显得更具生命力。

尼采的实际影响也远甚于马克思和弗洛依德，右派份子不会喜欢马克思，左派份子却特别喜欢据说极右的尼采。尼采文章瑰美、奇诡、料峭，没有谁说马克思是“诗人哲学家”。马克思和弗洛依德的著作仍是学究性的，个中道理需要解释才能传达给知识人大众，成为现实的精神力量。尼采文章似乎不需要经过解释，就可以直接变成知识人大众的话语。〔1〕尼采在汉语思想文化界的接受史就是证明：尼采刚死不久就潜入王国维、鲁迅这样的“中国魂”，西人论著有谁像尼采文章那样有如此之多不同的汉语译本？〔2〕即便马克思论著的翻译有一个政党在搞，也没能赶过尼采的风采。

然而，尼采是谁？

谁不知道尼采？不就是那个要“重估一切价值”、主张“权力意志”、提出“超人伦理”和“永恒复返”说而且敢“敌视基督”的德国“伟人”或“疯子”吗？不就是那个其学说被纳粹利用的德国诗人哲学家吗？

尼采真是如此“尼采”？

尼采自己和多数研读尼采的后人，都把《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看作尼采最主要、最本真的文章，也的确影响最大（中译品种也最多）。然而，尼采在书中自己说话吗？不，是扎拉图斯特拉在说。尼采是扎拉图斯特拉吗？难讲。尼采可以说，书中的话都是扎拉图斯特拉、而不是尼采“如是说”。他仅仅是纪录者，像柏拉图写的对话，不是柏拉图在说，而是“他的角色”苏格拉底及其学生在说（施特劳斯）。扎拉图斯特拉难道不会是一个角色？

出身于路德宗牧师家庭的尼采，极为欣慕路德在德语方面的历史功绩和影响力，将路德作为自己在德语上要达到的目标。然而，尼采在德语诗作方面的努力失败了。〔3〕这并非因为，尼采之前，歌德（尼采最敬佩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holderlin）、诺瓦利斯（novalis）、毕希纳（buchner）、克莱斯特（kleist）在德语诗言方面撒尽才性，而是因为尼采自己作为诗人的才性天生不足。要是尼采真有盖世诗才，像里尔克（rilke）或者特拉克尔（trakel），要在德语诗言史上占据超人地位，并非没有可能。尼采的诗同海德格尔的诗一样，让诗人笑掉牙；尼采的散文和格言文体，至多与荷尔德林、施勒格尔(fr.schlegel)、诺瓦利斯持平，风格不同而已。

尼采是哲人，而不是文人。他的所谓“诗化”或格言文体，仅仅作为哲学文章，才显出其超人气象。即便这种哲学文体，也不是尼采的独创。熟悉席勒、荷尔德林、诺瓦利斯、施勒格尔的人都知道，无论哲学的所谓“诗化”还是格言体，都是德国浪漫派的成就。即便这种成就也不是德国浪漫派的独创，不过是亚理士多德之前、尤其是柏拉图之前文体的复活。

如果《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最具个体才性的文章，这种个体独特性是什么？问题仍然是：尼采是谁？

既然《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一部哲学著作，作为西方的哲学著作，叙说者的名字竟然是一个非西方传统中人，既非尼采心仪的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也不是《悲剧的诞生》中迷拜的希腊神人狄奥尼索斯。扎拉图斯特拉何许人也？波斯宗教的先知。借波斯人的嘴说话，欧洲思想史上不是头一回──孟德斯鸠编造过《波斯人信扎》。借波斯先知的嘴说话，也许表明尼采要站在欧洲思想传统之外的超然立场来评价欧洲精神。〔4〕但《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明显摹仿福音书的结构和叙事方式，分四部记叙扎拉图斯特拉的漫游、梦幻、遐想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寓意的言说充满寓言、比喻。〔5〕圣经思想不是哲学：quid ergo athenis et hierosolimis?（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何相干？──德尔图良）。难道尼采暗中站在圣经立场反哲学，是反哲学的哲学家？

虽然尼采称自己的话“像铁锤”，明显学舌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耶利米书23：29）但尼采没有借犹太先知或者耶稣的嘴说话，他丝毫不想站到已经被基督教福音派占用了的圣经立场。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摹仿福音书的叙事和教诲口气，不过为了与耶稣基督作对，其“如是说”言必反福音书中的耶稣之言。通过扎拉图斯特拉这个角色，尼采站到了希腊哲学和基督教这两个西方思想源头之外，他还能算哲人？《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还可以算哲学书？

也许扎拉图斯特拉的角色是狄奥尼索斯的化身，代表悲剧诗人反哲学的传统。可是，在扎拉图斯特拉的“激情洋溢中”和他站立的“高山绝顶之上”，歌德、莎士比亚这些悲剧诗人的后代“可能会喘不过气来，但丁同扎拉图斯特拉相比，不过是个皈依者而已”（这个人6）。比较文学或者跨文化学者兴奋起来：看啊，尼采多么靠近东方、热爱东方……然而，尼采说，那帮编纂《吠陀经》的教士们“连给扎拉图斯特拉脱鞋的资格都没有”。

与耶稣主要对门徒“如是说”不同，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经常对自己说。扎拉图斯特拉重新“成人”之前说的第一句话是对太阳说的。太阳就是扎拉图斯特拉自己，对太阳说，就是对自己说。“这样一个人，假如他自言自语，将用什么语言？纵酒狂歌的语言”（这个人7）。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是否就是尼采的自言自语。

就算是罢。“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也可以是一种隐身（sich zu verbergen）手段”（善恶169）。尼采在自传中明白说过，自己是“这种纵酒狂歌的发明者”（这个人7）。尼采还说过：历史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哲人是“真正真实的”（善恶177）。倘若如此，尼采就仍然是一个哲人。只不过我们切不可轻率地把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当作尼采的真言，扎拉图斯特拉这个角色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可能是谎言──偶而夹杂几句实话。

是的，我劝你们离开我，并且抵制扎拉图斯特拉！最好因他而羞愧！也许他欺骗了你们。（如是说：论馈赠的道德）

扎拉图斯特拉的这句“如是说”仅仅随便说说？

二、 没有真理，只有解释？

暂时先放下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可能满纸谎话这一问题。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究竟说的什么？是否有可以称为扎拉图斯特拉学说的东西？

尼采自己告白，《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宗旨是永恒复返思想，也就是人所能够达到的最高肯定公式”（这个人1）。依据这一告白，洛维特以为，“永恒复返”不仅是《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思想主题，而且是尼采思想的基本学说。“无论愚蠢还是睿智，永恒复返说都是理解尼采哲学的钥匙，并且说明了尼采哲学的历史意义，因为它重新复活了早期基督教与古典异教的争执。”〔6〕海德格尔对自己昔日的学生的这种说法不以为然，“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是谁？”的演讲勾消了这一说法：“永恒复返”说的确出现在、而且主要出现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然而，这种学说既无法说明、也无可反驳，仅仅在带出值得思议的、“面相之迷般的”问题。〔7〕海德格尔虽然没有说“永恒复返”可能是大假话，至少暗示不是尼采的真言。

谜底在于“权力意志”的提法。“永恒复返”与“权力意志”具有“最为内在的关联”，是重估价值思想的一体两面，似乎“永恒复返”是显白表达（不等于谎言），“权力意志”是隐微表达。海德格尔断言，如果没有把握到这两种表达“最为内在的关联”，并“理解为西方形而上学中的基本设问，我们就绝无可能把握尼采哲学，也不可能理解二十世纪和未来的世纪”。〔8〕权力意志论是尼采的真言，亦是尼采思想的历史功绩，它颠倒了柏拉图主义的基本学说——对于存在的理解。沿着这条可以称为本体—认识论的解构之路，海德格尔开始解释尼采解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革命性”行动：尼采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最后一人，以摧毁这一传统的方式继承了柏拉图主义的精髓。权力意志论不过是在谢林那里达到顶点的唯意志本体论的结果，因而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最后表达，预示了技术统治时代的到来。〔9〕

某些后现代思想家并不理会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谱系论，但也对尼采的“权力意志”思想入迷，以为其中隐藏着“生肌权力”（biopower）的启示。福科钟情的既非《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非《权力意志》，而是《道德的谱系》。然而，“为什么尼采要对追求起源提出挑战？”回答是：“为了揭示通体打满历史印记的身体，并揭示历史摧毁这个身体的过程。”〔10〕“权力意志”不是柏拉图主义存在论的痕迹，而是显露身体的标记。通过“权力意志”的提法，尼采展露出生命的本原现象。德娄茨由此得到启示：凡考虑到生命的思想都分享了其对象的权力（power），因而必然会面对权力的策略。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成了德娄茨最后的思想，《什么是哲学》的结尾透露，尼采教德娄茨把生命定义为绝对的直接性、“无需知识的纯粹沉思”、绝对的内在性，是福科临终都还在思考的“生肌权力”。“永恒复返”既是宇宙论的，更是“生理学说”，是“生肌权力”的生成论。〔11〕尽管撇开了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史的尼采解释，德娄茨的尼采解释仍然进入了现代哲学中超验论与内在论的对立，试图接续由斯宾诺莎发端、尼采彻底推进的内在论谱系。对于海德格尔，理解“权力意志”中的形而上学问题事关“未来的世纪”，同样，生肌权力的“生命”概念据说“作为福科和德娄茨思想的遗产，肯定将构成未来哲学的主题”。〔12〕

对如此发微尼采的“纵酒狂歌”，将歌词阐发为“存在学说”或“生肌权力”学说，德里达给予了尼采式的摧毁：尼采文章根本没有隐含什么确定的学说，也没有什么最终含义。发微或阐发尼采学说的人都忘了尼采的启示：这个世界没有真理，只有解释（参善恶34）。要从尼采“纵酒狂歌的语言”中找出某种学说，就像大白天打着灯笼在街市上找上帝。尼采文章总用两种、甚至多种声音说话，因为他对世界的肯定是一种思想游戏，要求风格的多声道。风格成为思想本身，没有尼采，只有the nietzsches（尼采们）。尼采善用短小语句，如果将这些语句与其总体风格分开，根本不可理解、而且经常自相矛盾。尼采文章因此有无限制的解释可能性，哲学在他那里成了无限的解释。〔13〕德里达不仅挑战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也瓦解了福科—德娄茨的尼采解释。这些尼采读法仍然受传统的真理问题支配，依附于某种形而上学幽灵，难怪他们看不到尼采文章的多样性。

话虽如此，德里达的尼采解释依然得自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恰如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方式恰恰来自尼采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摧毁。把尼采看成彻底摧毁形而上学逻各斯的先驱，而不是看成形而上学的最后完成，难道不是海德格尔式解释学行动的继承、发扬？〔14〕再说，与内在论对立的超验论谱系从康德经胡塞尔传到列维纳（levinas），海德格尔恰恰站在两个谱系的转换关节点——胡塞尔与尼采交汇的地方。的确，尼采文章大都不像“学术”论文，这使得人们很难从其论述形式中找到其思想主张的内在理路。即便可以归结出所谓“权力意志”、“重估价值”、“超人哲学”、“永恒复返”一类学说，实际上都依赖于重新组织尼采的话。解读尼采，解释者不得不明确摆出自己的解释框架，不能像解释其他思想家比如康德、黑格尔那样，躲在他们的思想框架中作出自己的解释。海德格尔、福科、德娄茨、德里达的尼采解释，哪个不是以自己的哲学框框为基础？洛维特可能没有看错：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的革命性，并不在于接着尼采摧毁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而在于不理会尼采文章自身，自己说自己的。〔15〕

勾消尼采书写的内在实质，代之以多声风格，尼采就不在了。然而，真的再不可能找到尼采？尼采是谁，真的没有可能回答？即便多声风格，也非尼采的发明。柏拉图的对话充满了不同声音，能肯定苏格拉底的声音一定是柏拉图的声音？基尔克果用过一打笔名，哪一个是他自己的声音？柏拉图或基尔克果并非在多声风格或笔名书写中不在了，仍然可以肯定有可以叫做柏拉图或基尔克果的思想。角色或笔名都很可能是“隐身手段”，正因为有“身”要隐，才发明了多声风格或笔名书写。尼采这个人在“风格”中隐藏自身，而不是根本没有尼采之“身”。

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尼采本打算写自传。“自传”就是谈论自己。如果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是尼采“自言自语”，何需再写自传？写自传的愿望，表明尼采在“隐身手段”中说话感到憋气不能畅言。然而，尼采放弃了写自传，代之以《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偶像的黄昏》……《敌基督者》，然后才作了自述（《瞧这个人！》），然后才“惨死在思想的十字架上”（托马斯·曼）。从《善恶的彼岸》开始，尼采越来越多自我引证——引证自己的作品，《瞧这个人！》更是大段抄录。德里达很可能被尼采“没有真理，只有解释”的话骗了。并非没有一个尼采，“尼采们”不过是尼采的身影——就像他一本书的书名“漫游者和他的影子”。尼采不是后现代的非逻各斯论者，他追求真理，只不过不直言真理。德里达没有去问为什么尼采不直言真理，反而以为尼采的言说证明根本没有真理，实乃典型的后现代的自以为是。

三、扎拉图斯特拉口中的“蟒蛇”

姑且不谈尼采公开发表的论著，尼采从来没有打算发表的书信、明信片可以证明，“永恒复返”、“权力意志”、“重估价值”的确是尼采想要说的“学说”，它们是否就是尼采想说的真理，倒一时难以确定。

在据尼采自己说宗旨为“永恒复返思想”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权力意志”已经出现了。扎拉图斯特拉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智者，一种是民众。智者身上的热情是“求真意志”，其实质是要“所有的存在应当顺从”自己，如此意志就是权力意志：“你们意欲创造一个你们可以屈尊崇拜的世界；这就是你们终极的希冀和陶醉。”可是，民众也有自己的“权力意志”——他们所相信的善恶分明的伦理。

这里出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权力意志”，如果我们要谈论尼采的“权力意志”论，究竟该说哪一种“权力意志”？扎拉图斯特拉接下来的“如是说”马上使得这一问题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善用比喻的扎拉图斯特拉继续说：“不智者自然是民众——他们犹如一条河川，河上有一小舟向前漂流，小舟上载有种种庄重的、隐匿着的价值评估。”（如是说：论超越自我）这段“如是说”让我想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中国政治古训，民众为河川、智者为小舟，明明说的是统治关系，如此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是以价值评估为基础的。为什么？两种“权力意志”是什么关系？

谁求真？不是君王，也非民众，只有哲人。“求真意志”是智者（哲人）的权力意志，它与民众的权力意志（善善恶恶）处于支配性关系，这里的哲人看来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而是柏拉图《理想国》中所谓的哲人—王。在世上谁应该统治？有求真意志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求真意志才能排列价值秩序的高低，统治的正当性就基于这种高低有序的价值秩序。

既然更高的权力来自更高的价值，而不是恰恰相反，智者（哲人）就应该展示出自己求得的价值，为什么扎拉图斯特拉又说智者得把自己的“价值评估”“隐匿”起来？

扎拉图斯特拉教诲了智者的“权力意志”就是权力者“要当主子的意志”后，马上说到：你们，价值评估者啊，你们用自己有关善恶的价值和言行行使你们的权力；这就是你们隐而不彰的爱和你们惊魂的光辉、颤栗和激奋。然而，从你们的评价中产生了一种更强的权力，一种新的征服：因它之故，蛋和蛋壳都破碎了。（如是说：论超越自我）

是否为了不让“蛋和蛋壳都破碎”，智者得把自己的“价值评估”“隐匿”起来？

在这段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中，权力意志与重估价值的确显出内在的紧密关联。尽管没有用到“永恒复返”的字眼，但河川不能自己流动，是某种更为自然的东西在使它动，这就是“永恒复返”。然而，相当明显的是，这段“如是说”的经脉不在海德格尔所谓形而上学“最内在的关联”，而在智者与民众的政治关系──两种“权力意志”无法公开共存。扎拉图斯特拉当时大谈“求真意志”，越说越忘乎所以，几乎就要把“隐匿的”真理讲穿，兴奋得忘了这真理本来说不得，必须隐藏：“你们聪慧绝伦的人啊，让我们对此谈个够罢，尽管这不大好；但沉默更不好，真理一旦被隐瞒就会变得有毒。”（如是说：论超越自我）所谓“超越自我”，听起来是一个道德哲学论题，实际上事关向民众隐藏真理，“超越自我”就是哲人克服想向世人宣讲真理的冲动。那些到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中去沉思形而上学残余或者发微身体权力的人，看来被尼采的其它话蒙骗了。

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为什么尼采没有写自传？现在可以有把握这样讲：尼采感到还不到把“隐匿着的”真理说穿的时候。《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从语言上说是真正的壮举”，“也许只有《善恶的彼岸》的行业工匠歌手序幕中的精湛分析能与之比肩”。〔16〕果然，《善恶的彼岸》开篇讨论了哲学家（智者）的“偏见”后，接下来就谈到智者“权力意志的权利”──杀死道德的上帝、也就是杀死民众赖以为生的善善恶恶伦理的权力。尼采最后还斩钉截铁宣称：（哲人的）权力意志之外，“一切皆无”（善恶36）。这无异于说，只有智者（哲人）的“求真意志”才应该有绝对的、至高的主权。

紧接着，尼采讲了一句奇诡的话：

“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大白话么：上帝受到了驳斥，魔鬼却没有？”恰恰相反！相反，我的朋友们哪！真该死，谁强迫你们说大白话（popular zu reden）来着！（善恶37）

尼采在生前未刊的笔记中曾谈到堪称伟人的三项条件：除了“有能力从自己生命的巨大平面出发修炼自己的意志力”和不怕舆论、敢于蔑视“群畜道德”外，最重要的是“不能泄露自己的天机”，像《道德经》上说的，“知我者希，则我贵矣。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

假如有人识破了自己的真面目，他认为是不寻常的。当他不对自己说话时，他就要戴上面具。他宁肯撒谎，而不想讲实话。因为，撒谎要耗费更多的精神和意志。（意志962）

有一回，扎拉图斯特拉与一个“来自幸福岛的人”出海航行，在船上的头两天，扎拉图斯特拉一直没有说话，船上大多是侏儒，而他是“远游者和冒险家的朋友”，与侏儒没有共同语言。实在闷得慌，扎拉图斯特拉忍不住给侏儒宣讲起“永恒复返”教义，不料突然被狗吠打断了：“我如是说着，声音压得越来越低，因为我害怕自己的思想和隐念。蓦然，我听见一只狗在附近狂吠。”接下来，扎拉图斯特拉做了一个怪异得可怕的白日梦，梦见自己“突然置身乱石丛中，孤独、凄凉，沐浴在萧疏的月光里”，眼见一颤抖、哽咽的年轻牧人口中垂着一条黑色蟒蛇，慢慢爬进一只雏公鸡嘴里……（如是说：论相貌和谜）

中国民间有一种“黄道秘术”，据说修得这秘术可以赶鬼和施魔（最起码可以让打你的人痛而挨打的你自己不痛）。修炼此功必须在僻静处，尤其不能听见狗叫或被女人撞见，否则前功尽弃（为何非得避女人？也许《书》上说过：“牝鸡不晨；牝鸡司晨，惟家之索”）。修得这秘术的基本功，就是练习对自己知道的真相守口如瓶。扎拉图斯特拉做的那个白日梦，分明是他泄露天机后产生的恐惧——想想“口中垂着一条黑色蟒蛇，慢慢爬进一只雏公鸡嘴里”。《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一生中唯一一次明目张胆戴上一副脸谱面具说话，而不像在其它场合，用种种隐形面具。从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此惊恐，可见尼采何等在意说还是不说自己的真实世界观。

早在青年时期，尼采就被真理与谎言的关系问题搞得精疲力尽。《从道德之外的意义看真理和谎言》这篇文章，尼采生前没有公之于世。文章头三节写得规规矩矩，语言没有丝毫夸张、浮躁、反讽，随后十来节草率得像题纲，似乎没有耐心把这个题目再想下去。第一节中有一段话值得注意。

就个人希望保护自己反对其他人而言，他的智力一般多用来作假。但就在同时，由于无聊，也因为必要性，他又希望社会合群。他不得不和好，并从他的王国尽可能消除至少最明目张胆的“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一和平协议带来的影响似乎是通向获得那令人困惑的真理冲动的第一步，从此就有了“真理”一说。（笔记，页102）

扎拉图斯特拉的“如是说”显然没有解除真理与谎言的紧张，尼采还处于说还是不说的两难中。等到《敌基督者》解除说还是不说的紧张，写自传的时刻到来，尼采的日子也满了。这样的结局，其实扎拉图斯特拉早就晓得：“真的，哪里有毁灭，哪里有树叶飘落，哪里就有生命的牺牲——为了权力！”（如是说：论超越自我）。

尼采思想中看来有某种实实在在的紧张——真实与谎言或者哲人与民众的紧张，这是否才是真正需要沉思的尼采呢？无论发微尼采的基本学说，还是沉浸在“尼采们”之中，都可能是尼采所谓“劣等哲学家的偏见”。是否可以也像海德格尔那样说，如果没有把握到尼采说还是不说的紧张，“我们就绝无可能把握尼采哲学，也不可能理解二十世纪和未来的世纪”？

四、“蒙谤忍垢而不忍白焉”

康有为直到仙逝都没有刊印《大同书》十部（合柏拉图《理想国》卷数！），其弟子曾在《不忍》月刊连载头两部，当时，康子仍在海外流亡。数月后康子返国，马上阻止继续刊登。康子早已演成“大同之义”，为什么在世时不愿公之于世？若说康子自感还不圆满，从《不忍》月刊连载到他仙逝，有十几年时间，足以修润。当然，“大同之义”与康子一向讲的“虚君共和”改制论明显有矛盾：改制仍然要维系传统伦理，并不是达至大同境界的步骤。“虚君共和”是现世的政治法理，“大同之义”是理想的万世大法，根本是不同的政治原则。

但这一矛盾会影响到公布《大同书》吗？有的思想史家（如萧公权）以为，这一矛盾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用西学对康子的影响就可以圆通。思想史大师施特劳斯告诫，面对大思想者明显的矛盾必须慎微，留心此处可能有难言之隐。朱维铮教授就有这种审慎，以为康子不公布《大同书》可能“别有缘故”。〔17〕不过，康子最终“不能言”自己为万世开太平之义，究竟是因为康子“秉性之奇诡”（梁启超），抑或因为康子还没有为乌托邦找到历史“实例”（朱维铮）？康子自己称“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难道是随便说说？

公羊家有大义微言之说，大义显而易见，微言隐而难明——所谓“隐微不显之言”、“精微要妙之言”。“大义”与“微言”不同是否仅深浅之别，微言较大义隐深而已？非也！大义微言之辩，小康大同之辩也！百姓自有百姓的生涯，不能承受圣贤人的大同世，小康世已是最高的社会理想。春秋大义明是非、别善恶、诛暴乱，此“封建”大义专为小康世而设，中材之人已经可以得大凡。但“封建，势也，非孔子本意”（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王制》）。孔子微言所寓，非中材以上不能知。小康世平庸之极，圣贤人会活得百无聊奈。百姓与圣贤人的生活理想扦格难通，圣贤人心知肚明，却又不得明言要实现大同理想：“民不可使知，故圣人之为治，常有苦心不能语天下之隐焉”（《康子内外篇·阖辟篇》）。究竟为什么不能言？“言”就是要变成社会现实。要是真搞大同世，像宋儒或毛泽东那样把微言转变成大义，就会“致使亿万京陔寡妇，穷巷惨凄，寒饿交迫，幽怨弥天，而以为美俗！”（《大同书》）康子说“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就像扎拉图斯特拉说“蛋和蛋壳都破碎了”，绝非随便说说。

“虚君共和”论乃“大义”，“大同之义”是“微言”。梁子谓康子“始终当以小康义救今世”，可能深得师心。康子虽不晓得柏拉图氏有“高贵的谎言”术，却谙“道心惟微”（《古文尚书》）、“大道可安而不可说”（《管子·心术上》）等古训，懂得“言不必信”，所以才“蒙谤忍垢而不忍白焉”。

“不忍白”不等于不说，微言并非不言。微言是已经说出来的话，不过隐而难明而已。公羊家坚持微言是口说，口口秘传，口传的才是真言。但口说的意思是不形诸文字吗？孔子微言在《春秋》，《春秋》已是文字，只不过后人不得望文生义，要懂得区分字面上说的和其中隐藏着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说”。康子所谓孔子本意靠口说相传，到董子才形诸文字，意思并非指孔子本意通过子夏、公羊子等口传到《春秋繁露》才写成文字。“《春秋》之意，全在口说，口说莫如《公羊》，《公羊》莫如董子”（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孔子王制二》）。《春秋》、《公羊》、董氏《春秋》都是文字的东西。形诸文字的含义因此是，用时人可以明白的话来写，但微言本来就不得用时人明白的话显白地说出来，所以董子之言仍然“体微难知，舍例不可通晓”，与口说没有什么分别。口说与形诸文字之辩，有如大同、小康之辩，两种不同的书写——隐微的和大义的书写隐含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原则。所以，《礼运》说小康世，“天下为家，言礼多而言仁少”，大同世“天下为公，言仁多而言礼少”（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礼运》）。《礼运》与《春秋》都是文字的东西，却有“言”与“不言”、文字与口说的不同。

为什么非要分别口说与笔写？

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讨论过这一问题。苏格拉底也说，文章有口说和笔写两种，笔写的文章要面对民众的信仰——民众以为正义、善和美的，这样一来，写文章的智者就无法把自己的真正看法讲出来，除非假定民众在德性和智性上与智者相同。笔写的文章有说服效果，但“说服的效果是从民众的看法、而不是从真理来的”。立法者（就是智者）为了让民众信服，就得顺着民众的心意说，笔写的文章就无异于欺骗或迷惑民众。欺骗或迷惑民众是必须的，因为“说到正义和善”，立法者与民众“各自有各自的看法”，而且“相互冲突”（斐德诺篇，页141—148）。〔18〕

做文章必得讲究修辞术，修辞术不是简单的文章做法技巧。习修辞术，关节点并不在于学会笔写文章的做法之类，而在于掌握民众的信仰和心意，“想做修辞家的人必须知道心灵有哪些种类”。由于民众有各种各样的，民众认为的正义、善和美经常自相冲突，笔写文章的人就得“要有敏锐的感觉力，知道见风使舵，临机应变”。目的只有一个，让民众信服自己。（斐德诺篇，页163）归根结蒂，修辞术涉及国家的真理、正义和善行，属于统治“法术”之类。苏格拉底说，没有把握这一点，就没有懂得“修辞术的秘诀”。

可是，智者（哲人）或贤人的本份是忠诚于神明而非民众，忠诚于真理而非民众的意见。为了忠诚于神明和真理，智者（哲人）还有一种“写在学习者心灵中的那种有理解的文章，它有力保护自己，知道何时宜于说话，何时宜于缄默”。苏格拉底说得再清楚不过：口说的文章不等于没有文字，而是“既有生命，又有灵魂，文字不过是它的影像”。（斐德诺篇，页171）所谓不形诸文字（口说），不是不写下来，而是不形诸显白的文字（有如礼运），而是形诸隐微的文字（有如孔子造春秋），“惟有明白真理的人才最会看出真理的类似”，像古人说的，“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苏轼《留侯论》）。

如此说来，智者（哲人）说谎、欺骗或迷惑民众竟然是一种美德？

有德性的苏格拉底可没有这样认为。智者（哲人）的说谎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药物”：“说谎对于神明毫无用处，但对于凡人，作为一种药物还是有用的。”哲人是国家的医生，医生才能用药物，病人如何用得？用药物事关国家大事——国家的正义、善和美。“国家的统治者，为了国家的利益，有理由用谎言来应付敌人，甚至应付公民。其余的人一概不准和它发生关系。如果一般人对统治者说谎，我们以为这就像一个病人对医生说谎”（理想国，页89）。〔19〕不过，哲人还不是统治者，哲人为王的国家还没有出现过，至多是一种政治理想，何况这理想真要成为现实，是祸是福还说不定——这正是苏格拉底（说是柏拉图也一样）最终要讨论的，绝非某些后人（如波普尔之流）以为的那样，已经有了肯定的结论。所以，哲人“高贵的谎话”不仅针对民众，也针对君王（理想国，页127）。哲人对国家的责任是，尽量使得人民与君王合谐相处。要是“人民恨君王，君王算计人民，……他们就会和国家一起走上灭亡之路，同归于尽”（理想国，页131）。

这都是政治的事情，尼采的说还是不说与政治有什么关系？他不是诗人哲学家、美学家吗？除了为战争中的国家服过务，尼采从来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参与实际政治活动，而是专心做自己的语文学教授、写自己的书、玩女朋友、听音乐……

纳粹党报曾经明确表示欣赏尼采的思想，于是，尼采的名声在国际社会中就与纳粹恶名分不开了。五十年代以来，美国人考夫曼为洗清尼采身上的纳粹恶名不遗余力，除了勤奋迻尼采笔写的文章，还致力从审美论、心理学角度诠释尼采文章，将尼采思想与政治隔离开来：“权力意志”、“重估价值”、“超人哲学”不过有审美的生命哲学含义，是一种真诚的价值哲学。〔20〕苏格拉底说，“自以为留下文字就留下专门知识的人，以及接受了这文字便以为它是确凿可靠的人，都太傻了”（斐德诺篇，页170）。尼采当然不是前一类傻子，考夫曼肯定是后一种傻子。

“稀罕的声音只有稀罕的耳朵才能分辨，稀罕的思想只有稀罕的思想才能解释。（尼采）”洛维特记得，海德格尔第一次引用尼采的话“上帝死了”是在一九三三年的就职演说中。海德格尔当然早就知道尼采的这句话，为什么偏偏在这时引用？偶然的巧合吗？尼采说到过“大政治”，至少在当时，海德格尔以为“大政治”的机缘来临了。但“上帝死了”与“大政治”有什么关系？不管怎样，尼采文章中有政治的声音，美学家和文学家们听不见倒没有什么好奇怪，他们“气质上、天性上不宜听”（善恶30）“稀罕的声音”。

一九三六年，海德格尔开始在大学讲堂讲解尼采，持续近十年，伴随纳粹政权的兴衰。这是偶然的吗？在战后海德格尔写给“清洗纳粹分子委员会”的交待材料中，这些尼采讲座和演讲成了他与纳粹事业摆脱干系的证据。海德格尔的说法是：他将尼采思想解释为反抗虚无主义等于自己在反抗纳粹，因为法西斯主义不过是虚无主义的政治形式；“尼采根本不能与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等同起来”，“我在有关尼采的系列讲座中表露出了同样的精神抵抗”。〔21〕阿伦特信了海德格尔的说法还情有可原，好些当代哲人也真信，称其“尼采讲座”为重大的政治转向，就有点让人莫名其妙。至少海德格尔自己已经说明，他对尼采哲学作出形而上学存在史的解释本身恰恰是一种哲学的政治姿态。从文本考究，海德格尔的“尼采讲座”可能反驳了纳粹思想背后的形而上学提法，但并没有反驳纳粹的政治行动。〔22〕也许可以这样说，海德格尔反驳的仅是现代哲人王（纳粹）的大义，而非其微言。

何为纳粹的微言，尼采哲学与纳粹政治的关系究竟如何，问题都不简单。沃格林的如下论点不是没有道理：“纳粹思想的类型并非尼采的理智良知的感觉传染的，纳粹思想根本无法与尼采的神秘主义扯在一起，除非说这两种现象都是基督教的危机症候。”〔23〕这个问题太深奥、太烫手，还是暂时不说为好。

不管怎样，“重新提出尼采思想来讨论而又不触及其思想的政治方面，显然成问题。某种程度上讲，尼采的政治思想不可能与其思想的其它方面分开。”〔24〕然而，如何把握尼采思想的政治实质？是否像俄国哲人弗兰克在批判虚无主义伦理学时说的，“一切运动的目标或策略归根结蒂都依循和取决于知识人的精神力量——他们的信仰和生活经验、评价和兴趣、理性和道德气质，因此，政治问题本身就是文化——哲学和道德问题”？〔25〕或者像新左派那样提出所谓实践哲学的解释？据说，尼采对于权力意志的各种说法（激情、解释、反应意志）确定了探究权力的范围，而不是形而上地规定权力的基本内容；权力意志都与人的经验和行动的可理解性相关，因而，权力意志是一个批判的实践本体论概念。尼采的谱系方法也是一种历史的方法，认定虚无主义为历史哲学问题，恰恰触及到虚无主义的历史本质。权力意志的概念当然有价值论的含义，然而，其中内在地包含着历史的实践，把传统上所有与行为相干的概念都从形而上学领域转到了实践哲学的价值论领域：占有价值是通过自我解释得到的，而自我解释就是人的意志的条件。〔26〕总而言之，在尼采那里，人的实践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尼采哲学的政治含义真的如此？

尼采原来打算写的第一本书，不是《悲剧的诞生》，而是《古希腊国家》。刚刚写了开头，尼采就放弃了，代之以《悲剧的诞生》。用今天的学科分类来说，尼采从政治哲学转到了审美哲学。然而，放弃《古希腊国家》改为《悲剧的诞生》是一种学科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同时──亦即写作《悲剧的诞生》之时，尼采写的那篇起头相当正规而且完整的学术论文《从道德之外的意义看真理和谎言》和“哲人是医生”的写作题纲与《悲剧的诞生》有什么关系？

尼采首先是古典语文学家。古典语文学的基本工夫是，把文字上并不太难（显白）而含义艰深（隐微）的柏拉图对话的希腊语原文念得烂熟。尼采修读古典语文学时，一定对《斐德诺篇》和《理想国》中那些谈到哲人在希腊国家中的位置以及医生、药物、谎言的段落大为震惊，不然他写那些关于真理与谎言、关于哲人即医生的笔记和写作题纲做什么？前苏格拉底哲人说，哲学起源于为何有存在的惊异。尼采的哲学思考却似乎与柏拉图一样，起源于对“哲学是药物”、哲人是国家医生一类说法的震惊。哲学问题首先不在于沉思什么、用何种“哲学方法”想问题，而是如何处置哲人或哲学与人民的关系。哲学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第一性的，先于哲学之所思的东西。从这一意义上说，哲学首先、而且本质上是政治的。“这个世界没有真理，只有解释”，可谓对哲学本质的精辟说明：哲人沉思什么，并不头等重要，而是知道对谁说、如何说（今人倒过来问：谁在说）。在“哲人是医生”的写作题纲中，尼采显得相当激动地记下了这样的思考：哲人耽于心智、追求真理，但人民不可能追随哲人，人民不过沉思生活、也不追求真理。尼采问：“哲人与人民的关系是必然的吗？”“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一个哲人能做什么？”（笔记，页92）这样的问题在扎拉图斯特拉的噩梦中变成了如此景象：“年轻牧人口中”吐出的“黑色蟒蛇”可以“爬进一只雏公鸡嘴里”吗？

哲学和人民。没有一个伟大的希腊哲人是人民的领袖，最多可以说恩培多克勒（在毕达戈拉斯之后）曾经有过这样的企图，但他并不打算用纯粹的哲学来领导人民，而是利用人民的一种神秘工具。其他哲人从一开始就拒斥人民（赫拉克利特）。有些人把一个高高在上的受教育集团作为他们的公众（阿拉克萨戈拉）。苏格拉底最具民主和煽动倾向：结果是各种宗派的建立，因而是一个反证。在像这样一些哲人无能为力之处，更次要的哲人如何可能指望有所作为？在哲学的基础上，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一种大众文化。（笔记，页97）

从柏拉图的对话中，尼采感到，“哲人的忧患”乃是“谎言和思想冲突的痛苦无处不在”（笔记，页155）。岂止“忧患”，还有“危险”。苏格拉底试图让哲人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活得正派，结果导致民众信仰秩序大乱，自己也落得个人民公审的下场。对希腊哲人中苏格拉底这唯一的“反证”，扎拉图斯特拉没有忘记——“蛋和蛋壳都破碎了”。

你们，睿智绝伦的人把那些宾客置于小舟上，并赠给他们华丽和自豪的名号——你们及其统治意志！河流载着你们的小舟前行：它必须承载小舟。浪花是否飞溅，是否怒遏船身，不足挂齿！

你们，最通达的智者啊，你们的危险以及善恶结局不是这河流，而是意志、权力意志——永不枯竭的创造性的生之意志。（如是说：论超越自我）

哲人的“危险”来自高贵的沉思天性（一种特殊的权力意志）与民众的权力意志的冲突，如果哲人的求真意志非要支配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必然害人又害己。因此，苏格拉底之死是哲人的问题，而不是榜样，柏拉图为这个问题思索了整整一生。既然天生我为沉思人，为了不至于害人又害己，谎言人生就是无从逃避的命运。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以后，口头的文章还得继续做下去。

五、“无辜的谎言”

在尼采文章中，可以发现好些自相矛盾的说法，或者一个语词的两种甚至多重用法，比如前面提到的两种“权力意志”。如今已经清楚，这些自相矛盾或一词两意的情形，并非因为尼采是诗人哲学家，好用格言体，似乎这种文体本身不需要像“学术论文”那样要求内在理路的一致性，也并非因为，尼采的哲学头脑是热情类型——好像卢梭，而不是沉静类型——好像斯宾诺莎、康德，不能要求其思想言辞的一贯性。这些看法都可以叫做不懂事。施特劳斯指出，柏拉图的哲学采用对话文体，绝非一种文人习性或某些文艺学家所谓摹仿“戏剧体”，而是与其哲学思想的关键问题相关。〔27〕尼采文体同样如此。抛开尼采的文体，从流行的所谓“尼采学说”来理解尼采，就会受尼采蒙骗；用所谓风格的多声道消解尼采，几近浅薄无知。尼采文体不是一种文人化修辞——像前一阵子国朝学人喜欢玩弄的随笔，而是其思想情调、沉思方式。看似没有什么关联的单个格言并非“意义的孤岛”，而是与某种深切的思想关怀紧扣在一起，行文的隐约、不连贯、神秘等等，都有特别的含义。

如已经说过的那样，格言体不是尼采的独创。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是优秀的格言体写作，这与其内心深处的信仰危机相关。尼采曾经极为崇拜帕斯卡尔，称他为“唯一真正的基督徒”，敢于面对基督教信仰的衰微，而他的文体恰恰是心灵“伤痕累累”的体现。〔28〕文辞故意含糊、反讽、夸张、用典、指桑骂槐、装样子、说半截话、兜圈子，好像是文人天赋的挥撒，其实是个人思想的生存性需要——需要思想面具。深度不能直接敞开，必须颠来倒去兜圈子，这是一种古老的“法术”——隐微术，公开讲，是修辞术。尼采用谜语般的语言公开谈论过隐微术：

凡深沉的一切，莫不爱面具；最深沉的东西甚至仇恨形象和比喻。……狡计中有如此多的善。我可以想象，一个有值钱和易损的东西需要藏匿起来的人，终身会像一个箍得紧紧的装满新酒的陈年酒桶笨拙地毂辘辘滚动：细腻入微的害羞使得他如此。用害羞隐藏深沉的人，在人迹罕至、甚至他的知交和最亲近的人也不可得知其所在的路上，遇到了自己的命运和棘手的决断：因为，这些人全然看不到他的性命危险以及重新赢得的性命安全。一个出于本能需要把想说的话咽回去隐瞒起来（das reden zum schweigen und verschweigen braucht）、千方百计逃避推心置腹（mitteilung）的隐匿者，想要、而且要求一副面具在朋友们心目中晃荡。（善恶40）　尼采自己懂得如何用思想面具，竖起保护的屏障，也善于识别别人戴得不那么高明的面具，将其本来面目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于高明的隐微术士，尼采倒向来佩服。现在，我们转向沃格林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 人们在苦苦思索尼采的哲学意图时经常忘记，对一魔术作品的解释不应该受这种魔术欺骗——以便把这个作品解释清楚。尼采曾经以玩弄第欧根尼像征变换魔术来蒙骗人，所以，仅在文本基础上探究超人像征并确定其意义还不够，还必须确定，当有人玩弄魔术时，存在秩序中实实在在发生了什么事情。〔29〕

尼采既然早就晓得，哲人在世上必须靠谎言度日，而且，说谎是高贵的事情，他为何显得对说谎心里不踏实？从早期文章到自传之前的重要文章（《偶像的黄昏》《敌基督者》），尼采不断谈论谎言。谎言是尼采文章的一大主题。也许有人会说，《悲剧的诞生》是例外。但在同时写的但没有发表的关于真理与谎言的论文中，尼采已经说过，艺术同样是谎言：“艺术快乐是一种更伟大的快乐，因为它几乎总是在谎言的形式下讲述真理。（笔记，页121）”《悲剧的诞生》径直说谎，而以后的文章——如已经看到的，甚至《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样的诗体文章，都一再提起说谎的事。一边说谎，一边不断告诉人们“我在说谎”，不是很奇怪吗？如果“高贵的谎言”的应然是由某种“存在秩序”决定的，尼采显得慌里慌张地说谎，是否因为“存在秩序”中发生了什么大事情？

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功不可没，他第一个深刻地把尼采哲学与柏拉图主义联系起来。但他特别提请注意：是柏拉图主义，不是柏拉图。〔30〕尼采与柏拉图的关系，是由形而上学的存在论问题联系起来的。stanley rosen追随其师施特劳斯的柏拉图解释，在肯定海德格尔的睿见同时，力图推翻海德格尔的尼采解释：与尼采哲学本质上相干的是柏拉图这个人，而不是柏拉图主义。柏拉图的微言根本没有提供一种什么存在论的形而上学，尼采同样如此，柏拉图和尼采的所谓存在论的形而上学根本就是海德格尔的虚构。〔31〕尼采与柏拉图的关系固然是决定性的，然而，这种关系并非因为在两者那里都没有的什么存在学说，而在于隐微术（esotericism）。重要的是，要搞清尼采想隐瞒的是什么？

探破隐微术的方法，首先是注意一些再明显不过的自相矛盾的说法。rosen注意到尼采对“虚无主义”一词有两种不同用法——高贵的和颓废的“虚无主义”，发现尼采一方面大谈世界根本是虚无，另一方面又召唤人去创造价值。充满激情地揭示创造与毁灭是一回事，等于任何创造都没有价值。在根本虚无的背景中鼓吹创造价值的人生，无论如何是背谬的。如果尼采的意图是要人创造新价值，他就应该隐瞒自己对基本价值的摧毁——隐瞒其高贵的虚无主义。即便说彻底摧毁价值仅是创造新价值的前题，仍然自相矛盾：既然尼采摧毁的不仅是传统价值，而是所有价值的根据，新价值又何以可能衡量？如果尼采的意图是要告诉人们他沉思到根本虚无，鼓吹创造性的人生等于在哄骗人。毕竟，尼采所谓终极混乱的说法剥夺了价值创造内在固有的可能性。终极混乱的教诲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如果尼采真认为世界根本就是内在固有的混乱，的确并不与高贵的虚无主义抵触，可是，这种一致性却使得尼采教诲的一致性本身成了终极混乱的假相，因而依然是谎言，尽管是健康的谎言。如果终极混乱的教诲是假话，世界背后就一定有一个秩序，颓废的虚无主义就是谎言。不管怎样，两种虚无主义的浑然教诲乃是一个“高贵的谎言”，它要隐瞒的真实是，这一世界终极上是混乱的。只有在这“高贵的谎言”基础上，才可能区分高贵与颓废、积极与消极的虚无主义。隐瞒不等于从来不说出真实，因此需要两种虚无主义的教诲。

在rosen看来，尼采真心相信世界本质上内在固有地混乱，但需要说服或哄骗人们相信，自己是或能够是价值的创造者。柏拉图和尼采其实都看到，世界的本质是混乱（根本虚无）。面对这一绝对偶在，人如何活下去呢？柏拉图给出了“爱欲”的谎言，尼采给出了“沉醉”的谎言。尼采与柏拉图一样，既认同清醒的苏格拉底，也认同沉醉的阿尔基比亚德（alcibiades）。不同的是，尼采一再提醒说，自己的话有微言与大义之别，柏拉图却没有，而是坚持模糊两者的区别。因此，尼采颠转了微言与大义的关系，其教诲是“显白教诲的隐微表达”：未来的哲人为自己能忘记世界没有真理这回事而沉醉。所以，尼采把哲学转换成诗，使哲学本身成了虚无主义。相反，柏拉图没有将微言转变成大义，哲学始终处于与诗的冲突和张力之中。〔32〕

rosen看到尼采隐微术的转变，慧眼独到，具体解释却没有摆脱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尼采解释的阴影，仅仅“颠转”（正如他自己所用的语词）了而已——终极混乱论不过是存在论的另一面。他甚至换了一种方式来解释海德格尔所谓尼采诸学说“最内在的关联”：“永恒复返”（等于根本虚无）是尼采的真实教诲（隐微教诲），“超人”教诲（创造价值）是显白（政治）的教诲，隐微教诲被积极、创造的（狄奥尼索斯）教诲隐瞒起来，“权力意志”教诲则处于平衡两者的位置。

可是，对于尼采（柏拉图同样如此），哲学问题首先不在于沉思什么——理式也好、根本虚无也罢，而是哲学与人民的关系。作为哲人，尼采当然有自己感兴趣的沉思主题——在斯宾诺莎和歌德那里找到共鸣的内在论也好、在帕斯卡尔那里遇到激励人和对手的禁欲式唯意志论也罢，都是哲人自己思想的事情。“哲人首先是他自己的哲人，其次是其他人的哲人”。问题是，“做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哲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存在是互相关联的，哲人也不例外，只能是这种互相关联中的哲人”（笔记，页135）。在尼采那里，隐微术转变的原因，仍然只能从谎言所依赖的哲学之政治本质中去寻找。

尼采显得慌里慌张地说谎，究竟是什么原因？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那里，“谎言”（隐微术）是“高贵的”，尼采却一再提到“无辜的谎言”。“高贵的谎言”变成了“无辜的谎言”，说谎者不再像是一个高蹈的智者，倒像一个小孩：

谎言——为什么日常生活中人们处处说真话？——肯定不是因为上帝禁止撒谎。毋宁说，首先，因为说真话舒服，撒谎得有发明、编造和好记性。……其次因为，在一眼就明的事情上直截了当地说：我要这个、我已如此做了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是有益的；在这类事情上，强制和权威的方式总比狡计的方式牢靠。——可是，一个小孩在扯不清的家内纠纷中被拉扯大，撒谎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他总会违背意愿地说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从来没有什么讲真话的感觉或者对谎话本身的反感，所以全然无辜地（in aller unschuld）说谎。（人性i，54）

理解谎言“无辜”的成因，看来是搞清尼采的微言和大义的关键。仅从字面来感觉，“无辜的谎言”显得说谎者要为自己撒谎辩护，“高贵的谎言”却不存在自我辩护的问题，撒谎的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这个没有疑问的应该是什么呢？

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在说到“高贵的谎言”后，“吞吞吐吐”老半天，“没有把握是否有勇气”将撒谎的正当理由光明正大讲出来。在格劳孔一再追逼下，苏格拉底（可能装出）迫不得已以其惯用的方式——编造故事的方式，“欲言又止”地说了这样一个“荒唐故事”。人天生是一样的，“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造人的时候，在不同的人身上加进了不同的金属元素。“在有的人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宝贵的，是统治者”；在有的人身上加了白银，于是这人成了统治者的辅佐。农民生性中有铁元素，工匠生性中有铜元素。如果金人生金人，铜人生铜人，也还好办，但世间的事情太偶然，“有时不免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讲完“荒唐故事”，苏格拉底总结道：

所以，上天给统治者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做后代的好护卫者，要他们极端注意在后代灵魂深处混合的究竟是哪一种金属。如果他们的孩子心灵里混入了一些废铜烂铁，绝不可稍存姑息，应当把他们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安置在农民工匠之间；如果农民工匠的后辈中间发现其天赋中有金有银者，就要重视，把他提升为护卫者或辅佐人。要知道，神谕曾经说过，“铜铁当道，国破家亡”。你看你有没有什么办法使他们相信这个荒唐的故事？（理想国，页128—129）

苏格拉底认为，除了哲人（智者）因会解神谕懂得这个道理，没有谁会相信这个故事。但故事中隐含的道理对于国家和个人都至关紧要，哲人（或贤人）的义务就是要向世人讲明究理，但又不能明说。于是苏格拉底对格劳孔说：“我想就这样口头相传让它流传下去罢！”

很清楚，谎言之所以“高贵”，正当理由在于人的资质不同，一个国家的良好公正的秩序基于人按其资质的高低被安排成一个等级秩序。低资质人应该受高资质人统治，美德总归出自黄金人而不是废铜烂铁。依据人民的天性（如今称为人的自然权利），不可能产生出道德的社会。这话当然不能明说，不然，人民会不高兴、甚至会起来造反——“奴隶道德”起义。人的资质不同，是天生的自然秩序使然，不是谁凭一己权力造出来的。资质或低或高，没有必要得意或自卑，况且“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人的在世位置并非万世不变。按照自然秩序建立起来的国家，才是道德的，其道德的根据就在自然的正确。

尼采念念不忘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这一政治智能，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他写道：　我们最高的见识若要未经许可地讲给那些气质上、天性上不宜听的人听时，必须——而且应该！——听起来像蠢话，某些情形下像犯罪。从前，在印度人、希腊人、波斯人、穆斯林人那里，总之，在所有相信等级制而非平等和平权的地方，都将哲人分为显白的（das exoterische）和隐微的（das esoterische）。两者不同不是因为，显白哲人站在外面，从外、而非从内观看、评价、衡量、判断。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显白哲人从下往上看，隐微哲人从上往下看！从灵魂的顶峰望下来，悲剧不再是悲怆的了……品质高的人视为食品和提神汁的东西，品质相差太远或太低的人肯定视为毒药。常人的美德在一个哲人看来，不过是恶习和软弱……为世界上所有人写的书总是臭气熏天，小人的嗅觉才贴在上面。（善恶30）

然而，当扎拉图斯特拉要说“高贵的谎言”时，心态没有了坦荡，还被狗吠打断，而且做了那个怪异得可怕的白日梦。当时的情形是，扎拉图斯特拉再也憋不住，要对侏儒讲明他的微言。事情发生之前，扎拉图斯特拉与侏儒有过一段对话，内容与苏格拉底“吞吞吐吐”老半天才对格劳孔说出来的，简直一模一样。

“站住！侏儒！”我说，“我与你势不两立！我们两个我是强者──你不了解我深邃的思想！你也不可能容忍这思想！”──此刻，我感到轻松了：侏儒从我肩上跳下来，这好奇的家伙！它蹲在我面前的石头上了。这里恰好是个大门的信道，我们就呆在这里。

侏儒，你瞧这大门信道！”我继续说，“它有两副面孔。两条道路在此交汇，尚无人走到路的尽头。这条长路向后通向永恒；那条长路向前是另一种永恒。这两条路相反而相连接——在大门信道旁恰好交汇。大门信道的名称叫‘此刻’，它就写在上面。要是有人走其中一条路，一直走下去，越走越远，侏儒，你以为这两条路永远矛盾么？”

“一切笔直的东西都是骗人的，”侏儒不屑地咕哝，“一切真理都是弯曲的，时间本身便是个圆。”“你，沉重的精灵！”我怒喝道，“别说得这么轻飘飘！你这个跛脚鬼，是否要我把你留在现在你蹲的地方——以前我把你抬得太高！”我继续说，“你瞧‘此刻'呀！从这个‘此刻’大门信道有一条永恒的长路向后：我们身后是一种永恒。万物中凡能行走的不都已经走过这条路了么？万物中可能发生的事不是已经发生、完成、消失了么？……”（如是说：论相貌和谜）　没过一会，扎拉图斯特拉就听见令他心惊胆战的狗吠了。

奇文！不是吗？扎拉图斯特拉一开始还傻里傻气摆出贵族政制时代的身份，没想到侏儒竟然跑到他肩上去了。侏儒从扎拉图斯特拉肩上下来，不是被他的怒声吓住了，而是自己蹲在石头上更舒服。扎拉图斯特拉开始正儿八经讲哲学，侏儒却轻飘飘地说，“都是骗人的”。扎拉图斯特拉这才发觉，自己从前把侏儒“抬得太高”！

启蒙现代性带来的“存在秩序”的变动，不是赫然在目？那种可以被称为贵族制理由的自然秩序，近代以来、尤其启蒙运动以来被颠覆了。谁颠覆的？民众吗？不是！恰恰是本来因有“深邃的思想”与百姓不在同一个存在位置的哲人。哲人放弃了自己本来应该过的沉思生活，到市上搞什么启蒙——其实是抹平人的资质，甚至抬高苏格拉底的人谱中资质低的人。近代哲人发明的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取代了自然秩序，再按高低不同的金属来划分人的资质并安排社会秩序，就成了不道德、甚至反动。这一所谓“现代性”事件导致的后果是：“高贵的谎言”的正当基础不复存在，国家秩序的基础根本变了——“废铜烂铁”也可以统治至少参与管理国家。“卑贱者最聪明”不再是胡言，而可能成为国家道德秩序的理由。

更精彩的是，侏儒竟然对扎拉图斯特拉说，“一切笔直的东西都是骗人的”。这话肯定是哲人先说的，哲人不说，侏儒怎会知道？“不是你欺骗了我，而是我再不相信你，这事震动了我”（善恶184）。尼采敏锐地看到，“高贵的谎言”在启蒙哲人那里变成了卑劣、颓废的谎言。正如尼采的“虚无主义”一词有高贵和颓废两种含义，谎言也有高贵的和颓废的。哲人知道人民不过沉思生活、不追求真理，决定什么是真理的权力在自己、而非民众——所以，尼采把智者的权力意志定义为“求真意志”。面对民众的“权力意志”（信仰），为了社会的安定团结讲些含糊其辞的话，说东道西，这是“高贵的谎言”。“高贵的谎言”并不迎合人民，而仅是不说穿真理。颓废的谎言则是：哲人明明知道人民不关心真理，却违背自己的本份，讲迎合民众信仰的话，充当人民的代言人，等于把“求真”的权力交给了人民。扎拉图斯特拉与侏儒的对话表明，哲人与人民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本来，“哲学不是为人民准备的”，如今哲学充当人民的代言人发出“废铜烂铁”的声音：“哲人已经成了集体的害虫。他消灭幸福、美德、文化，最后轮到他自己”（笔记，页96）。哲学不再是禁欲般的沉思生活，而是一种工匠式的手艺；学人、科学家终有一天理直气壮地驱逐了哲学，有什么好奇怪？

在另一种圣人即哲学家那里也有一整套手艺，他们只容许某些真理，那些使他们的手艺获得公众批准的真理——用康德的方式说，就是实践理性的真理。他们知道自己必须证明什么，在这方面他们是实际的——他们彼此心照不宣，就“真理”达成协议——“你不应说谎”——直截了当地说：您，我的哲学家先生，要谨防说真理……（偶像：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42）

青年尼采已经看出，启蒙哲人的谎言颓废——堪称“坏谎言”：“在需要真理的地方说谎……坏谎言的标志：只要谎言，不要人类……个人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存在而牺牲人类”（笔记，页117）。“高贵的谎言”之所以高贵，是因为撒谎为了人类，颓废的谎言刚刚相反。启蒙哲学的“坏谎言”从斯宾诺莎开始，到康德完成。斯宾诺莎的写作用两种语言，充满暗指，出于个人安全的考虑假引圣经，为大众设计出一种合他们胃口的道德观，迎合大众说话方式，暗中维护幸福的少数人的道德观。〔33〕在尼采看来，“这个病态隐士的假面”（diese maskerade eines einsiedlerischen kranken）用数学形式的“幻术”（hokuspokus）隐藏自己的哲学，用“自己的智能之爱”来“粉饰和伪装”，却泄露了自己的胆怯。随着这种“坏谎言”的把戏越来越精到，“老康德说出的既僵硬又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话（tartufferie），把我们诱上了辩证的邪路”（善恶5）。在从斯宾诺莎到康德的转变中起关键作用的现代谎言哲人就是鼓吹平等主义、写市井文字的卢梭。尼采忿然道：法国大革命“所表演的血腥闹剧”让人好笑而已，可憎的是“卢梭式的道德”，用“平等学说”诱出了所有平庸的东西。“绝不会有更毒的药了，平等学说被吹嘘得好像就是公义本身，其实却是公义的终结”（偶像：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48）。难怪尼采把卢梭视为自己最大的敌人。〔34〕启蒙哲人“以美德狂热”（mit der tugendhaften begeiterung）解除了“假象的世界”，真实的生活反而不复存在了。在启蒙的世界中，揭露谎言成了哲人的义务：　我自己一直在学习与众不同地思考、评价行骗和被骗，起码我为盲目的狂热（die blinde wut）准备了几手揭谎招法（ein paar rippenstosse）。这般怒火让哲学家障了眼，受了欺骗。为什么不呢？真理比假象更值钱，已经不再是一种偏见；这甚至已是世上所能有的最糟的得到证明的假设。（善恶34） “废铜烂铁”说被自由平等主义哲人铲除之后，“高贵”的谎言变成颓废的谎言。尼采显得要通过“全然无辜”的谎言挽回生活中的某种东西。这究竟是什么呢？ 瞎子修士的“怪书”

施特劳斯的“魔眼”看得很准：尼采最关心的是哲人在现代处境中的位置。只有哲人才有资格当社会的道德立法者，因为只有哲人沉思什么是美德、什么是美好（幸福）的生活、应该过的生活。但哲人不可成为统治者，否则“蛋和蛋壳都破碎了”。在国家生活中，哲人至多可以当个如今药铺里的药剂师，看看统治者的药方是否搞错、计量是否适当——就像二十世纪业内人士公认的大智者科耶夫（alexandrekojeve），为法兰西总统当高参，设计欧共体或起草关贸总协议之类。哲人首先应该沉思美德和美好，否则就没有资格当药铺里的药剂师。哲人沉思首先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生命，不是为了人民（遑论国家、民族）才去沉思。启蒙之后，哲人成了首先为人民服务的人，而不是首先关心自己的德性生命；哲人已经不思“何为高贵”，而是为国家、民族、人民出谋划策，纷纷跑去引导人民起来争自由、平等、民主，忘了自己的本份是过沉思生活（科耶夫早年研究“索洛维约夫的神秘主义哲学”，当高参之前有过道德沉思）。“如果让当今的哲人梦想一个城邦，他肯定不会梦想柏拉图的城邦，只会梦想一个废铜烂铁城邦（二流子城邦）”（笔记39—140）。不是吗？如今那么多的有了“制度经济学”、“分析哲学”、“文化人类学”、“社会批判理论”、合乎国际学术规范的“社会科学”专业知识的人，真以为自己就是国家医生，要引导人民甚至给国家、民族治病（殊不知不过一个现代工匠，在苏格拉底的人谱中算铜质人）。正因为现代哲人背离了自己的沉思故乡，要么去当知识分子，还向专制者要政治地位（古代哲人从来不要，不是怕暴君、自甘屈服，而是这地位与德性沉思有何相干），要么当“纯粹”的哲学专家，把搞清哲学陈述的语病作为最崇高的思，人民们才会“用酒精和麻醉剂来消除神经紧张”（笔记，页132）。尼采问，如今的哲人们还有哪个懂得“何为高贵”？尼采为“未来哲学”谱写的序曲的末章题为“何为高贵”，难道是文人式的夸张？

“现在被当作医疗卫生的许多事情在古代是道德事务”，这事务由哲人操持，所以“古代人的日常生活有节制和审慎得多，知道如何弃绝和不去享受许多东西”（笔记，页131—132）。尼采反传统价值吗？非道德吗？他反的是现代启蒙道德：“现代道德哲学家所谈的东西，稀奇古怪得令人难以想象”！尼采仍然、而且一心要做哲人，过自己的沉思生活。哲人本质上是“冷漠的隐士”，但哲人的沉思又不可能做到只属于自己，“即便哲人离群索居，成了一个隐士，他也不过为其他人提供了一种教训和榜样”（笔记，页135）。哲人的本分责无旁贷要做“一些最勇敢和最抽象的心灵的教师”，所需要的谎言因此是“高贵的”。启蒙以后，“存在秩序”发生了根本变动，做“心灵的教师”已经不可能，而且政治上不正确，于是——尼采如是说——哲人应该成为“憎恶流行文化的毁坏者”（笔记，页92）。尼采坚持精神贵族原则，也就是坚持人的金属品质贵贱论和优秀、高贵的在精神上统治拙劣、低贱的，这当然需要某种政治的“存在秩序”的配合。尼采为斯宾诺莎沉思的内在一元论——没有彼岸的世界感到兴奋，有“吾与点也”之慨，这是两个隐士个人之间的思想事情，但尼采讨厌他迎合人民。为了守护高贵精神，尼采显得不畏社会迫害，经常直接宣称自己的贵族主义（参谱系ii，15）。但尼采很清楚，要回到古代的贵族制秩序已经不可能，问题是如何在现代之后的“未来”守护高贵。

何为高贵”的问题在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仍然是，哲人应该如何撒谎？或者依扎拉图斯特拉的经验：侏儒已经知道“一切笔直的东西都是骗人的”，我还能像从前那样撒谎？

这才真正是尼采的问题，也是谎言由“高贵的”变成“无辜的”关键。

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不是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吗，为什么哲人还需要撒谎？启蒙运动的伟大功绩不就是限制（如果还不能说已经消灭）对思想和言论的政治迫害吗？难道古人比现代人思想和说话更自由？

苏格拉底所谓“口说的”文章（微言）固然有避免哲人自己遭迫害的目的，但也有不要直接打扰民众信仰的意图，以免“蛋和蛋壳都破碎了”。因此，需要把讳言的含义隐藏在有意的含混说辞后面，有时不妨采用政治正确的敬虔说法和引文，但得用种种颠三倒四的说法与之保持必要的距离。这既是为了坚持自己心中的真理，对民众信仰不予苟同，也是为了不伤害民众感情，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隐微术的根本前提是，哲人和民众的生活理想（美德和美好的想象）绝对无法达成一致。如果以为在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因为有了政治制度保障的言论和思想自由，哲人的隐微术就没有必要了，前提必须是，哲人与民众的生活理想没有冲突，已经心往一处想。然而，事实是，启蒙运动的哲人背弃了“高贵”的道德理想，投靠了民众信仰，让它支配社会。如果在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一个哲人（好像尼采那样）仍然要坚持“高贵”本份，岂不是比在贵族制社会更加危险？岂不更需要撒谎——而且必须改变手法，因为旧的手法侏儒已经知道了。

尼采不接受启蒙运动的哲学叛变造成的现实，理由当然是精神贵族的价值原则：“对我们来说，民主运动不只是政治组织的衰败形式，而且是人的衰败和渺小化形式，是人的平庸和低俗：我们须向何方把握自己的希望呢？”（善恶203）“无辜的谎言”就是在这样的“存在秩序”中出现的。然而，尼采说：

es gibt eine unschuld in der luge,welche das zeichen des guten glaubens an eine sache ist.谎言中有一种无辜，谎言是对某事有良好信仰的标志。（善恶180）

此话怎讲？“无辜的谎言”不是说，尼采的新谎言手法是“无辜的”，而是为了“一种无辜”而撒谎，所以说“谎言中有一种无辜”，这种“无辜”是“良好信仰的标志”。《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以来，尼采的隐微术渐入炉火纯青。一句话或一段话的下文，往往在一本书中老远的别处出现，甚至在另一本书中出现。比如，这句话的下文，就出现在随后的书中。

“无辜”究竟指什么？当然是欠罪（schuld）的反面或消脱负罪。尼采八十年代的笔记遗著的书名本来不是如今声名远扬的“权力意志”，他自己原来用的是unschuld des werden（生成的无辜）。〔35〕“生成的无辜”、而非“权力意志”，才是尼采真正想说的（微言）。谎言要隐瞒的事情，就是这“生成的无辜”。

在被沃格林称为历史哲学杰作的《道德的谱系》第二章第八节，尼采为“无辜”作了哲学辩护，其方式是用他发明的谱系方法探讨负罪和欠负的起源：负罪和欠负最早“起源于卖主和买主的关系，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出现价格制定和价值衡量的反映。如果从政治经济的历史学角度来理解卖主和买主、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就根本搞错了。尼采在这里明明说，这是“人和人较量的现象”——不是财富的较量，而是人的品质（价值）的较量、道德的较量：“人把自己看成衡量价值的生物，是有价值、会衡量的生物”，基于这种对人的品质的衡量能力，“同时形成了比较、计量和估价权力的习惯”。负罪和欠负指的是德性品质低的人有负于德性品质高的人，前者是债权人，后者是债务人，两者在德性上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所谓“价格”，指的是人的品质等级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社会等级。所以，任何东西都有其价格，在尼采看来，“是正义的最古老、最纯真的道德戒律”，世界上“所有德性和德行的开端”（参谱系ii，8）。如果我们记性好，就该记得，扎拉图斯特拉宣讲“论自我超越”时已经说到过这一“正义的最古老、最纯真的道德戒律”。

这不就意味着欠负（schuld）是应当吗？为什么尼采又要自相矛盾地unschuld deswerden（生成的无辜）呢？

尼采才不会自相矛盾哩，除非他要玩弄隐微术。在这里，在《道德的谱系》这一尼采少见的有点正儿八经“学术味道”的文章中，尼采没有自相矛盾。在此前后，尼采带着发自内心的义愤讲：“正义的最古老、最纯真的道德戒律”被教士伦理取代了！schuld已经不是原来（本源）意义上的“欠负”，而成了教士伦理的“欠罪”。正是教士伦理的“欠罪”导致了自由平等的民主现代性的出现（韦伯对尼采那么感恩戴德，不就是因为尼采的如此睿见吗？）：教士伦理的出现，使得贵族伦理衰微，犹太人这个“教士化的人民……敢于坚持不懈地扭转贵族的价值观念（好=高贵=有力=美丽=幸福=上帝的宠儿）”（谱系i，7）。针对教士伦理的欠罪（schuld），提出unschuld des werden（生成的无辜）不是再合乎“逻辑”不过了么？“谎言中有一种无辜，谎言是对某事有良好信仰的标志”，含义不是再清楚不过了么？这“某事”就是“正义的最古老、最纯真的道德戒律”。（卢梭—罗尔斯讲什么“正义论”呢，社群主义、新新左派起什么劲呢，统统不过教士伦理的子孙而已。尼采阴狠地在心底如是说。）在现代自由平等的民主时代，unschuld des werden（生成的无辜）就是高贵的人“牺牲自己，把自己变成赠品”，扎拉图斯特拉当时说完这话，尼采马上说：“也许他欺骗了你们。”（如是说：论馈赠的道德）

教士伦理指什么？民众赖以活着的“信仰”吗？如果是的话，尼采就在直接与民众作对——哲人孤身与民众对抗（尼采忘了苏格拉底的下场？）。尼采了不起，不就在于他敢于无情攻击基督教、踏谑（对不起，四川方言，因极为精确）“废铜烂铁”的畜群道德吗？尼采从《悲剧的诞生》起就发起的对柏拉图主义的攻击，针对的不正是基督教？《善恶的彼岸》一开始不就说：

这场反对柏拉图的斗争，或者，说得更明白和为了“大众”（volk）起见，也就是反对千百年来的基督教会压迫的斗争——因为基督教就是“大众”的柏拉图主义。（善恶：序言）

小心，为什么尼采在这里给大众加了引号，所谓“大众”指谁？人民吗，抑或另有所指？

先想一下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基督教是民众的安慰，如果否定了基督教，人民就没有了自己的安慰，这符合贵族精神的政治智能吗？再说，真正的民众哪有什么“主义”？“主义”都是知识人才有的东西，民众只有自己的民俗道德、带有深厚族类根须的宗教及其神圣法典。“对于希伯莱人以至他所议论的其他民族的神圣法典，尼采比任何旁观者都怀有更深的崇敬。（施特劳斯）”在《敌基督者》这部比较的世界宗教哲学论著（韦伯一定受惠不浅）中，尼采广泛评议了世界历史中的各种宗教，并安排了高低秩序：凡是圣典中将等级秩序与宗教信仰结合起来的，就是高级宗教（明显反黑格尔的世界宗教论）。尼采是反宗教之徒？——无稽之谈！尼采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一样，充分了解民众的宗教对于民众生活和国家何等重要性、何等不可或缺。〔36〕的确，尼采说过，宗教是谎言，但那是“神圣的谎言”（die“heilige luge”）：“无论摩奴、柏拉图、孔子，还是犹太导师和基督教导师，都从来不怀疑他们撒谎是对的。”（偶像：人类中的“改善者”5）这话在《敌基督者》中又重复了一遍，“神圣的谎言”是所有健康的宗教共有的，只不过宗教创始人从来不明说，只有柏拉图的神学用曲折的表达宣称撒谎是对的。基督教比起犹太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儒教显得不那么高明，仅仅因为其谎言不如其它宗教的谎言来得“神圣”（参敌基督55—56）。所谓“神圣”，指的不是其上帝如何“超越”，而是宗教信仰的安慰中，是否配以精神和制度的等级强制。只要这种等级制度在圣典中借上帝之口（圣人当然知道那是谎话）神圣化，宗教的谎言就是“无辜的”了。

在道德家和圣人中，没有什么比诚实更罕有了：他们说的、甚至信仰的或许都是相反的东西。因为当一种信仰比自觉的虚伪更有利、有效、令人信服之时，本能的虚伪立刻变得无辜了：这是理解大圣人的第一原理。（偶像：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42）

按此原则，基督教也并非彻底的那么不神圣，要看是哪一种基督教。早期基督教沾染了罗马帝国的神气，还不那么颓废。自从德意志产生出新教，基督教就变成了“平庸的北方人”，其“颓废形式”才暴露出来。尼采对天主教有好感得多，就因它比新教“神圣”得多：“新教是精神不纯和无聊的颓废形式。迄今为止，基督教就是以这种形式在平庸的北国摸熟了因循守旧之法”（意志88，参89）。正是针对新教，尼采宣称：

不管怎么说，在通往基督教天堂和“永恒极乐”的大门上应该更有理由写上“我也是被永恒的仇恨创造的”，让真理站在通往谎言的大门上。（谱系i，15）

为什么尼采要肯定“神圣的谎言”？为了避免人世间残酷的“人反对人的战争”。如果没有一个基于神圣权威的等级秩序，不仅社会的道德状况会出现混乱，人的动物性也会跑出来相互残杀。尼采仇视人民群众？无稽之谈！

尼采仇恨教士吗？的确。但他仇恨过会讲“神圣的谎言”的教士吗？没有！相反，甚至对他仇视的新教的创始人路德也赞不绝口，充满热爱地呼喊：“路德，你在哪里？”（笔记，页129）

尼采仇视的“教士们”究竟是谁？说出来也许有点可怕——甚至乎危险：……就是我们知识分子！

路德搞出来的粗鲁的新教本来是给农民的——针对农民的“神圣的谎言”，没想到后来变成“属灵的中间阶级”（geistiger mittelstand）“甜蜜的道德主义”，他们的上帝担保一切有一个美好的结局，担保他们平庸的幸福。“属灵的中间阶级”的基督教，才是基督教真正的掘墓人（参曙光92）。他们使得基督教失去了谎言的“神圣”性质。从前，人们努力用唯有信仰的心智证明上帝的存在，如今，人们努力解释信仰如何能根源于上帝，这种转变只能说明根本没有神秘上帝。（巴特的作为绝对异在的上帝和朋霍费尔的苦弱的上帝，难道没有从尼采思想吸取灵感？为什么巴特的《罗马书》如此热情缘引尼采、朋霍费尔的《伦理学》要与尼采一同思考“谎言”？）这里的关键在于，基督教原本不是一种道德理想、道德宗教，而“现代人通过上帝的不断道德化施展了自己的理想化之力”，结果“人的力量被剥夺了”（意志1035）。所谓“人的力量被剥夺了”，并非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指上帝的存在贬低了人，而是“小人的道德成了事物的标准，这是文化迄今最严重的衰败”（意志200）。显然，尼采强烈攻击的这种“道德化的基督教”，不是原始的基督教，道德的上帝不是新约中“超善恶”的上帝，这个上帝已经被近代哲人（知识人）杀死了：“全部近代哲学到底干了什么？……对基督教学说基本前提的一次谋杀”（善恶54）。尼采甚至深怕别人搞错，忍不住说得更明：奴隶道德的起义是法国大革命发端的（参善恶46），所谓的“基督教的道德化”就是卢梭式的启蒙道德：

卢梭的自然观以为，似乎“自然”就是自由、善良、纯洁、正直、正义、田园诗意。——一言以蔽之，就是基督教道德文化。（意志340）

我们现代知识人不是都信奉这些“道德”吗？尼采所谓的“畜群道德”，不是贵族制时代意义上的民众道德，而是现代知识人大众的道德，“我们学人们”的道德（参善恶6章）。他很早就想过：“如果劳动阶级有一天发现，他们现在可以凭教育和品德轻而易举超过我们，那我们就完了。但如果这没有发生，我们就更完了”（笔记，页129）。此话前一句是玩笑。尼采心里当然清楚，人民永远不可能成为哲人，哲人是特殊类型──过沉思生活的人，本质上是“隐秘的修士”。后一句却是严峻的话：平等主义造就了大量知识人大众。尼采所谓“犹太人这个教士化的人民”，其实是指桑骂槐。犹太人怎么会是“教士化的人民”，分明是神权秩序中的人民。“教士化的人民”分明指的是知识人大众，启蒙运动后出现的“人民”，拥有种种“主义”的“人民”。人民不能成为哲人，不能算平庸，人民就是人民。人人成为哲人？荒唐啊！“思想家民族的人民住在哪里呢？”（笔记，页143）满街圣人不仅不可能，而且危险。所谓“平庸”，指哲人要成为人民。尼采面临的哲人与“人民”这一古老关系的新问题是，哲人成了“教士化”（“主义”）的人民，他们要让全体人民都成为道德化的“教士”——这就是启蒙的理想。“教士化的人民”出现之后，哲人就消失了，只有学人、文人——知识人畜群。随后，这个“我们”畜群中间发生了长达数百年的“人反对人的战争”。二十世纪知识人遭遇的许多悲喜剧，都是知识人阶层中“人反对人的战争”导致的，怪罪到“农民习气”、“封建余毒”，对农民和封建都实在活天冤枉！

知识人的畜群道德？如今我们不是亲眼目睹：争先恐后比谁更平庸、更痞子、更下流、更玩世不恭、更厚颜无耻、更冒充手艺高的，不正是知识人而非人民！？农民、工人不会读尼采，知识人也不会把尼采的教诲像送马克思主义那样送到贫下中农手中，而是留着自己用。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自鸣得意：瞧！尼采多么讨厌群众，殊不知尼采憎恨的恰恰是他把自己也算在其中的我们知识分子。在没有公之于世的笔记中，尼采清楚写到：“无学问的下层阶级现在是我们的唯一希望。有学问、有教养的阶级，以及只理解这个阶级并且自己就属于这个阶级成员的教士们，必须一扫而光。那些仍然知道什么是真正需要的人也将意识到对他们来说什么是真正的智能。无学问阶级被现代教育的细菌感染败坏才是最大的危险。”（笔记，页128）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以后，尼采马上谱写“未来哲学”的“序曲”。尼采想念的“未来的哲人”——超人是谁？是我们如今后现代的知识分子吗？是自由主义或新左派或保守主义知识人吗？“未来”不是年代的含义，而是类型的含义。〔37〕“未来”代表高贵，“现在”代表平庸。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所有“主义”的知识人，都是尼采的“超人”要克服的对象。至于真正的人民百姓，尼采倒是不大理睬，想民之所想不是哲人的事。

这并非等于说，尼采哲学关注的仅是哲人与新人民（教士化的人民）的关系，没有自己的实质哲学。毋宁说，尼采的实质性教诲只有从哲人与人民之关系这第一性的哲学问题出发，才能恰切地得到理解。扼要地讲，尼采绝非肤浅的所谓保守主义者，整天高呼维护和回到传统价值。尼采清楚得很，传统的超验秩序已经无可挽回，这才是“教士化的人民”带来的灾祸：

谁有魔眼看到整个危险，看到“人”本身在堕落，就同我们一样认识到巨大的偶然性——迄今为止，这偶然性一直在人的未来方向玩自己的游戏，没有手、甚至没有一根“上帝的指头”在玩的游戏！——谁就猜到了“现代观念”荒唐、无恶意但轻信的劫数仍然隐藏在整个基督教欧洲的道德之中，他也就遭遇到无法比拟的惊恐万分。（善恶203）

为什么这“惊恐万分”“无法比拟”？面对根本虚无——世界偶在（“巨大的偶然性”）产生的惊恐。为什么会恐惧？因为根本虚无——世界偶在自然地充满恶和残酷。本来，站在世界偶在——根本虚无面前的是上帝及其神权秩序，恶和残酷导致的不幸最终由上帝及其神权秩序来承担。如今，人的生存直接暴露在自然的恶和残酷面前，“蛋和蛋壳都破碎了”。这恰恰是现代知识人一手造成的，是“现代观念”的“荒唐、无恶意但轻信的劫数”。“巨大的偶然性”与“人本身的堕落”一同出现，“教士化的人民”拒绝了犹太—基督教的上帝和希腊宇宙理性对世界偶在的拒绝，把人带回到恶和残酷被道德秩序隔离开来之前的处境。尼采寻求的实质真理是：人的生存如今如何可能面对世界偶在。为此，尼采想出了“热爱命运”，以便同偶在搏斗：“我们还要一步步同偶然这个巨人（mit dem riesen zufall）搏斗，迄今，荒谬和无意义依旧在支配着全人类。（如是说、论馈赠的道德）”尼采的“超人”就是“高贵”的哲人，他不得已要像上帝那样站到自然的恶和残酷面前。这当然是过于疯狂的勇气，然而，思想如此彻底的尼采有什么别的办法？

“未来的”哲人和宗教圣人一样，说谎是无辜的。“未来的”哲人在“自己的不幸中骗人，正如其他类型的人在他们的幸福中受骗”（笔记，页115）。尼采的大义与微言现在已经清楚，但为了避免搞错，还是明说为好：尼采的“上帝死了”正是大白话（恰如他自己说过的），微言是，现代知识人已经沦为真正的畜群，“必须一扫而光”。

在知识分子统领世界的时代，这话能明说吗？

像《玫瑰之名》中的约尔格，尼采在自己的书中涂满毒药，阴险地企图让启蒙后的文人学者们读后一个个死于非命。尼采玩弄隐微术，把启蒙理性的“逻辑”推到极端（理性=意志=生命冲动），把启蒙精神的反基督教精神夸张到极致，装出比谁都更启蒙精神的样子（鲁迅就是上当受骗的显例）。尼采死后的一百年中，数也数不过来的文人学士以为这就是尼采留给他们创造新价值的启示，去开导平庸的人民；如今，后现代们还得意地抱着尼采的“大白话”扬长而去，自以为得了秘传，殊不知手上已经沾了尼采书中的毒药。

尼采说谎是无辜的，他早就在笔记中写过：“如今，哲学应是文化的毒药”（笔记，页97）。

尼采论著缩写表

人性：menschliches，allzumenschliches，《人性、太人性》（1878－1880）；未见中文全译本，节译本至少三种。据德文本nietzsche：werke in drei banden，herausgegeben von karl schlechta（munchen1954－1956）。

曙光：morgenrote1881，《曙光》；中译本至少两种，采田立年译本，漓江版2000。

如是说：also sprache zarathustra1883－1884，《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译本至少六种，采黄明嘉译本，漓江版2000。

善恶：jenseits von gut und bose1886，《善恶的彼岸》；中译本四种，唯一从德文迻译的张念东、凌素心译本错得出奇，但文气较近原文；朱泱译本（台北水牛版1999）文义较贴而文气未传，主要译文由笔者据德文译出。

谱系：zur genealogie der moral1887，《道德的谱系》；中译本两种，采周虹译本，北京：三联版1988。

偶像：gotzen－dammerung1888，《偶像的黄昏》，中译本两种，采周国平译本，北京：光明日报版1996。

敌基督：der antichrist1888，《敌基督者》；中译本两种，采吴增定、李猛译本，见《尼采与基督教》，刘小枫编，吴增定、田立年译，香港：道风书社版2000（即出）。

这个人：ecco homo1888，《瞧这个人》；中译本至少4种，采张念东、凌素心译本，见《权力意志》，北京：商务版1996。

笔记：《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笔记选》，上海三联版1993，田立年译。该书收有若干尼采身前未刊的早期论著，比如《从道德之外的意义看真理和谎言》（uber wahrheit und luge imaussermoralischen sinne1871）、《哲人是医生》（der philosoph als arzt1873）、《最后的哲人》（der letzte philosoph1872）等，但没有收入《古希腊国家》（der griechische staat1871）、《荷马的竞赛》（homers wettkampf1872）。

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1901，《权力意志》；中译节本多种，张念东、凌素心全译本，北京：商务版1996。引文凡据德文版有改动者，不一一注明。

注释：

〔1〕参stanley rosen，nietzsche's revolution（《尼采的革命》），见氏著theancients and the moderns，yale uni. press1989，页189。

〔2〕尼采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接受以及尼采著作的汉译，参张辉《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大学版1998）第五章和年表。

〔3〕青年尼采写有大量诗作，参nieztsche，werke und briefe: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band i－ii，jugendschriften 1854－1864（《尼采著作和书信》：历史考订版，卷1－2，青年作品1854－1864），hans joachim mette编，munchen1934。

〔4〕参stanley rosen，the mask of enlightenment: nietzsche's zarathustra（《启蒙的面具：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cambridge uni. press1995，页7－8。

〔5〕参w.wiley richards，the bible and christian tradition: keys to understanding the allegorical subplot of nietasche's zarathustra（《圣经与基督教传统：理解“扎拉图斯特拉”中寓意细节的种种法门》，new york1990。

〔6〕karl lowith，《尼采对永恒复归说的恢复》，见氏著，《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版1997，页270。

〔7〕martin heidegger，wer ist nietzsches zarathustra?《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是谁？》，见氏著，vortrage und aufsatze，pfullingen1954，页119。

〔8〕martin heidegger，nietzsche（《尼采》），两卷，pfullingen1961，卷i，页26－27。

〔9〕参格尔文，《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对海德格尔论尼采作品的批判性评论》（默波译），见《外国哲学资料》，7辑，北京：商务版1984，页252。

〔10〕福科，《尼采、谱系学、历史》（朱苏力译），见《学术思想评论》，4（1999），页384－387。

〔11〕参gilles deleuze，active and reactive（《动与反动》），见david

b·allison编，the new nietzsche（《新尼采》），mit. press1985，页85以下。

〔12〕参giorgio agamben，absolute immanence（《绝对的内在论》），见氏著potentialities: collected essays in philosophy，stanford uni. press1999，页220－242。

〔13〕参jacques derrida，spurs: nietzsche's styles （《教唆：尼采的种种风格》），uni. chicago press1978；jacques derrida，nietzsches autobiographie oder politik des eigennamens（《尼采的自传或者本名的政治》），见fugen:deutsch－franzosisches jahrbuch

fur text－analytik，1980，页64－98。

〔14〕参allan megill，prophets of extremity: nietzsche、heidegger、foucault、derrida，（《极端的先知：尼采、海德格尔、福科、德里达》），uni. california press1985；ernst

behler，derrida－nietzsche、nietzsche－derrida（《德里达－尼采、尼采－德里达》），paderborn1988。

〔15〕参karl lowith，《释海德格尔〈尼采的话“上帝死了”〉所未明言的》（冯克利译），见《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13（2000）。

〔16〕托马斯·曼，《从我们的体验看尼采哲学》，见刘小枫编，《现代性中的审美精神》，上海学林版1997，页546。

〔17〕参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版1996，页231－258。

〔18〕柏拉图，《斐德诺篇》，见《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版1988，以下只随文注页码。

〔19〕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版1986，以下只随文注页码。

〔20〕walter kaufmann，discovering the mind vol. ii :nietzsche, heidegger, and buber（《心灵的发现卷二：尼采、海德格尔、布伯》），new york1980。

一、 走出诚信误区，明确两者概念

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中形成的。在课堂教学中创设良好的活动情境，让学生在活动中感知、体会、思考，是我们进行思想品德教学的根本。因此，要让学生走出诚信的误区，只有以活动为抓手，以探究、反思为策略，才能得以实现。通过活动，把握诚实和信任的概念，紧紧抓住诚信的主旋律，采用正面引导、反面警示，就会使整个教学流程生动活泼、充满理性。

自古以来，诚信是我们中华民族永恒的话题，在历史的长河里，诚实守信的佳话枚不胜举，也影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形成了美好的思想品德，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然而，随着各行各业竞争的出现，社会上出现了诸多的认识误区，认为“竞争就不能讲诚信”、“讲诚信的老实人吃亏”“谎言一定不诚实，是恶德”等。小而言之，影响了学生间的良好的人际交往；大而言之，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和谐。针对这一系列现象，为收到良好的课堂效果，我首先让学生认真阅读这一课中所撷取的小故事和相关链接材料，从文本中找出关于诚信的概念性表述，再要求他们就身边的人和事诚信与否进行调查，为课堂活动做好充分准备。到了课堂上我设置了这样的一道问题：请你结合现实生活中的例子，说出什么叫诚信？很快一学生回答：“长安福特马自达的召回事件，正说明了诚信这个概念。长安福特马自达创业理念落实在一个“诚”字上，内诚于己，诚实无欺，诚实做人，诚实做事，实事求是，由此而真正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坚信这样的理念，势必会迎来企业的兴旺发达。”我们可以从学生的回答中证实一点，通过活动既可以让学生走出认识的误区，又可以明确概念；既了解了诚实为人、做事的真谛，又掌握了要取信于人诚实是前提。真可谓是花开两朵，并蒂怒放，效果颇佳。

二、 澄清诚信盲点，理清两者关系

初二学生正处在人格的形成阶段，在为人处事上往往苛求于人的较多，正确认识自身的较少，尤其是对诚信的认识产生诸多的盲点。殊不知诚实与信任两者之间的关系，更不知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辩证地分析。如何才能解决学生的认识上盲点理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呢？为了让学生尽快找到两者关系的切合点，我例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初二（1）班的小鹏是数学课代表，周一的早晨又到了检查家庭作业的时候了，可是他的好朋友小伟的作业还没有完成，想到好朋友要挨批评，于是……，要求学生如果根据自己平时的思维方式进行填写。再通过自学“对人守信，对事负责”后要求学生重新思考发表自己的看法。通过阅读思考后，政治课代表小刚回答说：“按照我平时的思维方式，我会为小伟打个掩护，举手之劳还能维护友谊，反正老师一直信任我也不会发现，但是现在我知道不能这样做。老师对我的信任，是我一向诚实做事的结果。从表面上看，为了朋友免遭批评，从道德上讲却违背诚实守信的准则。这样做会滋长小伟的惰性和说谎的恶习，养成依赖的习惯，影响他学习成绩的提高，同时也辜负了老师对我的信任。倘若这样弄虚作假，言而无信，连这样的小事也做不好，更谈不上长大成人做大事了……。事实上，我们身边的事情有大有小，但是在做人的实质方面却没有大小之分。我们要从小事做起，诚实做人，老实做事，不为眼前利益放弃长远利益，更要遵守道德和法律，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他人的信任，才能真正长大成人。”同学们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也投去赞赏的目光。

实践证明，为了澄清学生在认知方面的盲点，理清诚实和信任的关系，光泛泛地讲理论还是空对空的不切实际的教学，也很难收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只有运用学生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事例进行导学，理论联系实际，才能一举两得，既澄清了盲点又理清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蒂花开，学以致用。

三、 摆脱诚信困惑 促进两者发展

我们说，诚实守信是人际交往中的道德底线，坚持实事求是是诚信做人的守则之一。在涉及利益冲突时，千万不能以一时的蝇头小利而丧失诚信的道德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一个善意的谎言却能挽救一个的生命。为使学生摆脱困惑，促进其认知的发展，笔者采用了对立统一、权衡利弊的导学方法，轻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首先我设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实生活中，在诚信问题上存在复杂性，我们要把诚信与具体的情景相结合，作出正确的选择。我们知道，诚实与说谎是水火不容的，但是面对特殊情况，如在面对一位自己不知身患绝症的病人时，我们又该如何做选择呢？

紧接着要求学生展开讨论，通过讨论得出结论：第一，诚实守信是人际交往的准则，但是诚实与信任两者之间存在复杂性，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出选择。一片不落的树叶挽救了一位丧失生存希望的姑娘，就证明了诚信智慧的力量。第二，诚信与谎言确实是对立的，但是又存在一定的统一性，其核心是一个“善”字，只要我们与人为善，从保护关爱他人的愿望出发，这样的谎言并不违背诚实的道德，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诚实的一种深化发展。实践证明，我们的学生明辨是非的认知观，只要导学得当，还是可以向纵深发展的。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学生既摆脱了诚信的困惑，又促进了对诚实与信任两者之间的认知的发展，收到了理想的效果。

论文关键词 修改后刑诉法 职务犯罪 辩护权

修改后刑诉法对于辩护和代理制度进行了全面修改和完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即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强化了律师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这些制度的出台，进一步完善和保障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充分展现了近年来我国法治进步的成果，对于推进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这些规定也给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新的冲击和挑战。

一、修改后刑诉法对辩护制度修改情况简述

仅就刑事诉讼侦查阶段而言，与1996年刑诉法相比，修改后刑诉法在律师辩护权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辩护人”介入时间提前

修改后刑诉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这条规定，将律师的辩护人地位从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进一步保证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效的获取律师帮助的权利。

（二）会见程序改变

修改后刑诉法第37条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这也就意味着辩护律师可直接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再需要经过办案机关的批准、安排，这项规定为辩护律师和犯罪嫌疑人会见提供了极大地便利条件。

（三）律师权利扩大

修改后刑诉法第37第4款条规定：“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项规定意味着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将不再有权派员在场，也不能对律师会见的时间和次数进行不必要的批准和限制。此外，修正后刑诉法第37条第1款取消了辩护律师同犯罪嫌疑人会见通信的阶段限制，即律师在侦查阶段除可与犯罪嫌疑人会见之外，还可与其进行通信，这也是律师权利的一项重要扩充。

（四）明确规定三类案件可以限制律师会见

修改后刑诉法第37条第三款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这项规定从正面赋予侦查机关限制律师会见权力的同时，其实从反面也保障了律师的会见权，即只要不是上述三类案件，或者侦查机关没有事先通知看守所，律师即可不经批准直接会见犯罪嫌疑人。

上述四方面的完善与转变，被理论和实务界一致认为可以有效改变现阶段刑事案件“会见难”“辩护难”等基本问题，对于律师充分行使辩护权提供了极大地便利条件。但就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而言，因为现阶段的侦查工作特点，这些转变却给今后的侦查带来了较大的冲击。

二、辩护制度的修改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新挑战

当前，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侦查手段较为单一，案件突破严重依赖口供，侦查工作缺乏现代技侦手段等特点，具体体现为：职务犯罪查办以“秘密性”为原则；职务犯罪查办依赖口供；职务犯罪侦查依赖强制措施的运用；职务犯罪侦查的技术侦查措施严重缺乏。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现状是适应原有刑诉法而形成的办案模式而产生的，律师辩护制度的改革为职务犯罪侦查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冲击：

（一）口供的获取和固定难度加大

贪污、受贿案件具有其证明方面的特殊性，主观犯罪构成的证明往往决定了案件的定性。礼尚往来、借贷关系、公务消费、小金库等均可以成为逃避刑事处的关键理由。 由此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则成为能否定罪的关键性证据。律师以辩护人身份出现在侦查阶段给审讯工作带来的不可控因素必然会增多，拒供、翻供、串供现象将频发。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律师之间由于权力和权利的“此消彼长”导致的“博弈”将更激烈，获取口供难度将更加困难。

（二）证据的获取和固定难度加大

在案件侦查过程中，一些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由于不了解侦查机关对哪些人采取了哪些措施，获取了哪些证据，因而不敢轻易翻供、毁证。而修改后刑诉法赋予了律师更充分的辩护权利，使得律师可以运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和专业知识，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告知其如何准备供述，并将获悉的案件情况带出，对关键案件证据进行掩饰或销毁。这对于一直以来都以口供获取证据的办案机关来说，无疑是一个获取和固定案件证据材料的巨大冲击。

（三）可能导致案情或其他案件线索的泄露和流失

修改后刑诉法对辩护制度的修改完善使得办案人员对案件的控制难度将增大。可能带来的具体问题包括：（1）律师可能将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阅卷获悉的信息提供给证人或被调查人；（2）在共同犯罪或彼此关联的窝案、串案中。律师将获悉的其他共犯或关联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辩解提供给与这一供述或辩解存在利害关系的某个共犯或者其他关联人，从而使他们在有意无意间形成原本不存在的共同认识与表述；（3）在正在侦查的案件中，律师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可能获悉尚未办理的其他案件的信息，而有意无意地提供给相关联的人。

（四）拓展线索，深挖串案的难度加大

线索深挖和扩大是职务犯罪案件线索来源的重要途径，它可以使小案发展成大案，使单个案件发展成窝案、串案。线索深挖有时需要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中发现蛛丝马迹，然后乘胜追击获取更多的线索资料。而律师通过有关权利的行使，不仅有可能使犯罪嫌疑人拒供、少供，让口供和证人证言变化的风险加大，而且有可能泄露案件的某些信息，从而给侦查中深挖线索，扩大战果增加困难。

三、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如何应对辩护制度修改带来的挑战

作为职务犯罪侦查部门面对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制度的修改完善，一方面要积极适应刑诉法的修正，从观念上转变侦查思路和侦查理念，努力提高职务犯罪侦查水平；另一方面，要通过侦查策略和手段上的转变，强化和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措施。

（一）侦查观念要转变

1.转变律师提前介入影响办案的观念。刑诉法修改后律师介入时间的提前和作用的提高，从表面上确实对案件的办理带来了压力和挑战，但从本质上看，也是我国是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正确处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一步。辩护律师作为诉讼参与人，是刑事诉讼法建立控辩审三方架构的结果，是与公诉人、侦查人员承担不同职责的刑事诉讼过程的一分子，他享有的权利应当与公诉人是平等的，只是各自的职责不同。 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必须转变观念，建立于律师之间的有效沟通、协调，才能将案件办扎实、办成铁案。

2.转变“保险立案”观念，树立“风险立案”理念。实践中，由于贪污贿赂案件查办对象往往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为了保险起见，检察机关一般是在收集到充分的证据后才决定立案侦查，而对于尚未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案件，一般也是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尽快拿到口供。随着刑事诉讼法对于律师介入时间和手段的修改，今后职务犯罪案件必将更加难以办理，其间遇到的困难和阻力也会更大。这就要求自侦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应当摒弃“保险办案”的理念，树立“风险立案”的作风，敢于迎难而上，加大办案力度，实现办案数量和质量的有机统一。

3.从“倚重初查”获取口供，转变为“初查侦查并重”全面收集证据。从近年来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流程来看，由于侦查措施较少，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往往会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初查上，侦查阶段则多为履行立案、拘留、逮捕等形式程序，形成了“大初查、小侦查”的格局。刑诉法修订后，查办职务犯罪虽然有了一些冲击，但在侦查手段上也有了完善和补充，初查和侦查之间的关系必将由倚重初查获取口供，转向初查侦查并重且为全面收集证据。

（二）侦查策略、手段要转变

1.要进一步提高审讯水平，加强预审突破能力。首先，在审讯前要做足准备工作。修改后刑诉法要求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不能轻易接触被调查人，反之一旦接触就要做足充分的准备。这就要求预审人员对审讯对象的自然情况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对嫌疑人的个性和特性形成判断，结合已掌握的证据，形成充足的预判。此外，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导致不可控因素增多，因此在做审讯预案时要争取穷尽所有可能，做到周密部署，没有遗漏。

其次，审讯过程要注意证据的合理利用。修改后刑诉法给予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和空间相对宽松和自由。因此，在讯问中审讯人员要更为注意证据的出示环节和时机，打破嫌疑人的侥幸心理，甚至可以选择在律师会见后再出示证据，出其不意的打乱嫌疑人心理防线，从而突破案件。

再次，审讯过程要高度关注。实际讯问中，审讯人员要比以往更为关注审讯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及时把握嫌疑人的细微变化，根据讯问变化调整讯问策略，追问到底。 最重要的是摒弃以往那种长期作战、拘留逮捕后再获取有罪供述的心理，力争在第一次讯问时就达成讯问目的，成功立案。

最后，审讯中要更要注重侦查谋略的选择和使用。辩护制度的修改对第一次审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可以说案子能否获取有罪供述都依赖于第一次讯问的成败。这样，我们在讯问中就要更加注重侦查谋略的选择。在实践中，侦查人员要将政策攻心、情感催化，双管齐下、一箭双雕，循序渐进、顺藤摸瓜，抓住关键、重点突破等讯问谋略巧妙结合运用，力争迅速打开局面，为今后的立案侦查打下坚实的基础。

2.立案后加强证据收集工作，迅速强化固定证据。刑诉法的修改完善要求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查办案件必须在“快”上下功夫，做到整合侦查资源，集中力量作战，提高办案效率。针对律师介入侦查环节出现的新情况，要防控犯罪嫌疑人翻供现象，巩固侦查成果。对于即将接受律师会见的犯罪嫌疑人，提前打好“预防针”，告知其违反法律妨害司法的严重后果。而对于已经接受律师会见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及时进行突审，巩固原有供述，防止翻供。此外，还应加强侦捕、侦诉配合，随时掌握案件的动态情况，及时发现所取证据细节缺失等取证缺陷或者漏洞，采取措施加以补强，巩固取证成果，健全证据体系，保证办案质量。

3.充分运用技术侦查手段，逐步实现“由证到供”的转变。

从实际办案需要来看，笔者认为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技术侦查手段是测谎技术和通讯监听技术。职务犯罪嫌疑人智商普遍较高，反侦查能力较强，一般不可能积极主动地交代问题，使用测谎技术可及时获悉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伪，对顺利开展侦查工作极为有利。实践中由于测谎仪器较为经济，且操作极便，因而应当广泛推广使用。此外，职务犯罪中利用通讯技术作案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因而，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使用通讯监听技术就很有必要。一方面，可以增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主动性，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案件线索；另一方面，可以在被监听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行的，具有极强的隐蔽性，直接获得第一手资料。

4.充分利用监视居住这样强制措施。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对于监视居住的修改幅度是五种强制措施中最大的。从内容上看，此次修改涉及到监视居住的条件、场所、方式、检察机关监督等多项内容，从性质上看，监视居住被界定为一种介乎取保候审和逮捕之间的强制措施，是羁押的一项替代性措施。实践中一些案件由于种种原因可能无法及时获取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或者需要继续侦查调取主要犯罪证据，这样就无法对嫌疑人采取拘留、逮捕的强制措施。为防止律师提前介入可能导致的一些不良情况的发生，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可以尝试运用监视居住这一手段。这样既可以将逮捕后的侦查时间两个月转为监视居住后的六个月侦查时间，又可有效防止犯罪嫌疑人和相关人员接触从而串供、毁证。

一、乌特罗案始末

乌特罗位于法国北部加来海峡大区的加来海峡省。由于案件发生在此地，故被称为“乌特罗案”。该案是一起对未成年人进行犯的刑事案件。当时，滨海布洛涅市的社会服务机构接到有关人员报告，位于乌特罗（滨海布洛涅市附近）雷纳德旅游区的一些孩子遭到家长和邻居的殴打、和待。当地的儿童权益保护部门向滨海布洛涅市的检察官做了报告，检察官启动公诉程序，警察开始介入调查。随后预审法官对该案进行审查，案件正式进入侦查阶段。涉案的一些家长陆续被拘留，有些家长承认了部分指控。法国的新闻媒体也对该案进行了广泛的跟踪报道。案件随后被移交到加来海峡省圣奥梅尔的重罪法庭审理。庭审过程中，17名被告人中的13人一直坚称自己是无辜者。由于一些被告人坚称自己无罪或主张其他被告人无罪，所谓的“未成年被害人”的证词显得既模糊又矛盾，心理专家的独立性又面临质疑，新聘请的专家也不敢肯定未成年被害人的证言是否可信。经过法庭审理，一审判决10名被告人有罪，7名被告人被宣告无罪。一审宣判后，6名被告人提出上诉。上诉审在巴黎市重罪法院进行，经过讯问上诉人、分析心理专家的意见，法院认为未成年被害人撒了谎，最终判决6名上诉人无罪。

该案中，控方的证据材料主要是由预审法官收集的，包括：（1）多名被告人曾经的认罪供述；（2）多名未成年被害人的陈述；（3）心理专家的鉴定意见；（4）其他证人（包括警察、医生等）的证言等。这些证据材料多数最终被证实是不可靠的。特别是在二审庭审中，该案的主要被告人米亚姆·德拉说6名上诉人根本没有实施被指控的犯罪行为，她撒了谎。而她的前夫蒂埃里·德拉亦证实了其陈述。同时，3名未成年被害人也承认撒了谎。此外，在庭审期间，心理专家让吕克·维奥关于专家费用的言论也引发了争议。他把自己比作保姆、佣人，按照委托方的要求办事，其鉴定意见的可靠性大打折扣。实际上，随着诉讼的推进，就连检察长也认为一些被告人是无辜的，并要求宣告这些被告人无罪。［1］

该案一开始认为有17名未成年被害人遭到侵犯，但最后确认的只有德拉夫妇的4个孩子受到了侵犯。由于涉案面广、社会影响大，该案被称为“司法系统的切尔诺贝利事件”。诉讼结束1小时后，时任法国司法部长的帕斯卡尔·克雷蒙召开了一个新闻会，应法国总统要求，以司法机构的名义向无辜者道歉，承诺查找司法系统的缺陷和不足。克雷蒙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司法错误，导致这一错误的司法官员将会受到严厉的纪律惩戒，同时表示会公布一些关于刑事程序的修改方案，尤其是涉及待未成年人的案件。

二、乌特罗案推动了法国预审法官制度改革

在乌特罗案的推动下，法国各界要求对现行的司法制度进行改革。法国在该案后组建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并开展了长达6个多月的调查工作，形成了有关报告。从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来看，主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该事件的详细剖析，包括事件的背景、经过以及反映出来的问题、原因，如羁押时间过长；阻碍辩护权的行使；过高评价（或者说过于信赖）专家意见；法律适用的标准不同；媒体施加的压力过大等等。第二部分旨在恢复司法信心，其实就是对司法的改革：对拘留制度的改革；加强控方调查的对抗性；限制先行羁押；限制司法职能分开行使；改进专家证人的内外部环境；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儿童）的权益；加强对司法官的管理；加强司法官、媒体的责任感等等。［2］

随后委员会同内政部和司法部公布了4项法律改革计划：（1）改革最高司法委员会；（2）设置司法调解者，帮助错案中的被害人；（3）针对司法官职业，建立一个新的过错追究机制；（4）为加强政府部门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利益的平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创建预审法官中心、建立针对未成年人的新诉讼程序、预审法官对拘留和讯问过程进行录像等。

通过这些方案不难看出，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预审法官制度。谈到法国的预审法官制度，其历史可追溯到拿破仑时期。预审法官制度自产生时起一直处于变革之中，就在乌特罗案发生之前，2000年6月15日，法国还通过了第2000-516号法律，设置了“自由与羁押法官”，以限制预审法官在“决定羁押”方面的权力。

有学者指出，预审法官制度最大的缺陷就是集“侦查权”和“裁判权”于一身，使预审法官的权力得不到很好的监督和制约，从而具有孟德斯鸠所说的“法官有压迫者的力量”，成为“共和国最厉害的人”。可见，预审法官制度饱受争议，函待改革。初步来看，改革的道路至少有两条：一条是废除预审法官——预审法官完全可以由法官取代，将预审法官审查和监督的权力转移给法官，由法官负责司法审查，同时将其侦查权交给检察官；一条是保留预审法官——但是他不能再拥有侦查权，只能赋予其审查和监督权，类似于“自由与羁押法官”。历史上存在预审法官的国家基本遵循的是撤销或分离原则进行改革。

[关键词]作文兴趣　创设情境　自改文章　评价方式

作文，是语文综合能力的运用，一直是语文教学的重点，也是语文教学的难点。笔者以为，如果教师在作文教学中能采用开放式教学模式，激发兴趣和创设情境，就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显著效果。

一、把游戏活动引入课堂。激发学生的作文兴趣

作文教学效果缓慢、潜在、不直观。所以普遍认为作文教学难，一贯抓得最紧最细。“紧”在作文教学局限于课堂内，不开放：“细”在从审题、选材、布局谋篇，甚至连词成句，应有尽有，关怀备至，放不开。指导课上，教师滔滔不绝讲得精疲力竭，可学生交上来的作文却是空洞无物，索然无味。教师吃力不讨好，教而无方；学生费力学不好，学而无门。教师抓得越紧，指导越多，学生对作文越是抵触，越是害怕，形成恶性循环。

要改变作文教学这种低迷现状，关键是要培养学生学作文的兴趣。只有激发起学生的强烈兴趣，学生才有可能学得“最好”。所以要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手段，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学生学习作文的积极性，培养起学生浓厚、持久的兴趣。

学生的天性是好动的，如果能把有趣有益的游戏、活动引入课堂，让学生动手去玩、去做，动脑去想、去探索，才能在开心的活动中培养起浓厚的作文兴趣。

可以把课堂开设为运动场，让学生舒筋络骨，一展健儿风采。可以把作文课开设为故事会，让“故事大王”把传奇惊险的故事娓娓道来，把听众带入神奇的童话世界；可以把作文课开设为辩论会。让伶牙利齿、思维敏捷的学生一展犀利雄辩的口才，用机巧的辩驳、善意的戏谑去折服听众：可以把作文课开设为主题班会，让责任心强的小主人翁献计献策，共建优秀的班集体……只有因地制宜，借助各种游戏、活动的开展，让学生在做中学，在玩中学，调动起学生无穷的乐趣，然后因势利导，进行兴趣迁移。学生通过动手激发起活跃的思维，教师稍加引导，学生必是文思如泉，妙笔生花。

让学生给自己最熟悉的人画一幅像，要求画出他的外貌特征，画出入物与众不同的地方。学生兴致勃勃地画完后，个个争说所画人物的特点。按照学生的“画”和“话”，大家饶有兴趣地猜想这个学生画的是谁，气氛十分活跃。见学生已进入“角色”，我便顺水推舟：“既然你们那么喜欢所画的人，为什么不写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呢?”从画到说到猜直至到写，整个过程学生都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二、增加情境作文的写作

写作是“我手写我心，我笔抒我情”，是体现自己独到的东西，是自我个性的直接外现。可现实中的学生作文却是“用自己的嘴说别人的话”。作文里充斥的是套话、假话。传统的“文以载道”的写作观仍左右着我们的作文观。文章主旨、社会效果、政治意义仍是衡量文章优劣的重要尺度。传统的作文教学更多地承担了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教育和评价的任务。只有思想正确、健康向上、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材料才可以写进作文，而学生从生活中体验到的伤心、快乐、恐惧、兴奋等真情实感，往往被贬斥为“立意不高”，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于是学生学乖弄巧，违背真心地吹嘘。海阔天空地虚构。《南方日报》上一位中学生说：我们说谎说得心安理得，就是从上作文课开始的。而学生群中也流传着这样一首如何作文的歌谣：开头歌颂孔繁森，反面对比，第三联系钱学森。最后落实到学生。文章本来是情感的触发，是自我的表现。如今却变成了机械的复制，是毫无感情的刻意“说谎”。

传统的作文教学抑制了学生的真情表达，扼杀了学生的个性发展。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以学生为主，着眼于学生的情感与生活，让学生在生活的原野里各取所“喜”，说自己所想说，写自己所想写。教师的指导作用不是表演自己高超的写作技巧，而是设计一个有趣的活动，创设一个良好的情境，拨动学生的情思，开启学生的心灵，让学生通过观察和想象，写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这样的作文，因为学生身临其境，所以会觉得有话可写，而且有兴趣写。情境创设的途径有：

(1)生活情境。即把学生带入社会，带人大自然，从生活中选取菜一典型场景，让学生亲临其境，深入观察。带领学生到大街上根据“马路上的汽车、摩托车、助动车越来越多”这一现象进行写作时，可引导学生多角度立意。学生有反映社会日新月异的：有反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快的：也有反映交通事故越来越多，从而提出要加强交通管理，注意交通安全的：还有反映汽车、摩托车尾气排放，污染城市环境，从而呼吁治理尾气排放，保护城市环境的。由于立意不同，作文迥然不同。很有创意。

(2)实物情境。即出示要求写的那个物体，让学生细致观察。如带领学生去赏菊：以“”为题材的作文可以写成说明文，介绍种类、特点、生活习性；可以写成一般记叙文，描写的色、形、味、赞美的美；可以写成观察日记，记录生长过程中的变化；也可以写成游记，记下观赏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感：还可以写成以物喻入的散文，赞美像那样不畏寒霜具有顽强品格的人们。

(3)图画情境。即为学生提供图画、照片等材料。这种情境作文可以培养学生的观察、分析和综合能力，有利于启发学生的形象思维，发展学生的逻辑思维，提高学生的联想和想象能力。

(4)表演情境。即让学生扮演角色，表演一个小品或一个故事，或者在作文前开展一个活动，给学生提供习作的材料。让学生把活动后想说的话写下来。结果，学生个个有话可写，而且写得富有趣味。

三、鼓励自改文章

叶圣陶先生曾指出：“批改固教者之要务，然须进一步想，必使学生能自改其文。”“写成之后自己看。优点何在，毛病何在。眼光渐熟，定会写成较好的东西。”作文教学中应提倡让学生自改其文，正如叶老反复强调的那样：“改的优先权应该属于作文者本人。”而且。要培养学生认真修改作文的良好习惯，是新大纲对作文教学的明确要求。所以。教师应把修改的权利还给学生，并激发学生自改其文的兴趣，教给学生“增、删、改、换”的具体修改符号和修改方法，要求学生把自己写得不具体的地方补写具体，把多余的词句删掉，把不合适的词句改正过来。其具体做法有：

(1)个人自改。待学生写完文章后。要求他们大声朗读，同时找出语病或错别字，然后逐一修改。

(2)相互换改。即同桌之间或全班同学之间交换作文本，互相修改，这样，学生既能学到别人作文中的长处，又能帮助别人改好作文。从而提高修改文章的能力。

(3)集体修改。即出示一位学生的习作，组织学生集体讨论：读了这篇文章，你觉得写得怎么样?哪些地方需要修改?怎样改?这种做法有利于指出学生习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四、改变评价方式

一、初中思想品德课实施案例教学的意义

1.有利于增强学生学习兴趣

基于案例的思想品德课堂，将鲜活的教学案例融入到课堂教学之中，使课堂充满了浓郁生活气息、时代气息，使课堂接近学生生活、社会生活。丰富多彩、形象生动的教学案例、生活化课堂，对学生而言充满着诱惑，有利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改善和丰富了原有的教学方式。

2.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基于案例的思想品德课堂，将教学案例引入课堂，学生通过对案例的阅读、思考、分析、讨论、交流，在对案例信息的分析与处理过程中，自主生成知识、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增强思维的活跃性，提高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在讨论、交流与分享对案例的理解过程中，又提高了学生的合作能力。

3.有利于提高德育实效性

育德是初中思想品德课的主要任务。而学生思想品德素质的提高，仅仅依靠说教，是难以取得良好效果的。基于案例的思想品德课堂，创设了各类真实情感体验的教学情境，例如奉献、诚信、尊师、孝老、遵纪、守法等。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体验中，自主探究，形成觉悟，并内化为自身的品质，从而提高自身的素质。

二、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案例的设计

1.教学案例设计的原则

第一，教学案例要具有思想性。即要让教学案例宣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等具有一定的思想引领和导向作用。

第二，教学案例要具有时代性。即教学案例要紧跟时代性节奏与步伐，与社会发展相一致，过时的、落后的教学案例缺乏良好的教育性。

第三，教学案例要具有针对性。即要根据初中生的个性特点和意识水平、教材内容及教学目标，恰当地选择各类课程资源加以开发和利用。

第四，教学案例要具有可信性。即教学案例的信息真实可靠、公正全面，符合客观实际，不允许弄虚作假、吹牛撒谎。

2.教学案例素材的来源

教学案例的素材来源很多，教材、教参中可直接选用，文献资源中可查找，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大众传媒上可选择。特别是当今处于信息时代，大众传媒特别发达，为初中思想品德课提供了大量的课程资源，如感动中国人物、道德模范、今日说法等，提供的素材既典型，又生动，具有很好的示范效果。当然，大众传媒传播的信息，泥沙俱在，良莠不齐，因此，在查找素材过程中，教师要有一双慧眼，善于识别虚假信息，不能让谣言进入课堂，让虚假信息编辑的教学案例，会对学生认为教师为了说明教材道理，骗自己，会对思想品德课教学产生不良影响。

3.教学案例呈现的形式

教学案例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文字、视频、音频、图表、表格、漫画等，可以根据素材本身的属性，根据课标、教材、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加工制作，根据不同的教学时机加以呈现。每种形式有都有各自的特点，要根据需要加以合理设计，相时呈现，才能使教学案例的功效发挥最大。

三、初中思想品德课案例教学的课堂实施

1.教学案例的展示与呈现

基于教学案例的思想品德课堂，教学案例的出场方式是必经的、重要的环节之一。通过何种方式出场，事关能否引起学生的关注，能否激发学生兴趣，能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因此，要根据不同的教学环节和所需要的，选择适当的教学案例的呈现方式。如文字材料，可以教师朗读或学生朗读，视频或音频提醒学生注意观看或聆听，图表、表格、漫画要引导学生仔细观察。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习只有在现实世界的具体情景中，才会变得有效。因此，教学案例的展示，实质是为学生创设一个解决问题的具体情景，事关教学问题的解决。

2.教学案例的阅读与分析

教学案例的信息点一般比较丰富，阅读的视角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因此，在这一教学环节中，教师必须要根据课标、教学目标、学生实际等情况，设置相关的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阅读教学案例，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同时，学生可以根据问题，有目的地从教学案例中寻找、发现、分析相关信息，提高教学案例阅读和分析的效率。当然，在此过程中，要注意引导学生运用逻辑思维对案例信息进行解读、分析和推理，寻找信息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案例的讨论与交流奠定基础。

3.教学案例的讨论与交流

对于有一定难度的问题，学生个体经过思考与分析不能解决或不能够完全解决的，必须要通过小组讨论与交流来解决。讨论与交流的过程，是学生思维碰撞、经验分享的过程，也是合作探究、深入研究的过程。这一环节要求教师对教学案例设置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深度。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该参与到学生的小组讨论之中去，及时了解学生对问题的看法、讨论的进度、问题解决的程度。同时，教师要充当学生的引导者，当学生的讨论出现偏差或陷入瓶颈时，为了使讨论能够继续或深入，要对学生进行引导。绝不能出放任不管或越俎代庖。只有这样，学生群体的潜能才能得发展，合作精神才能得到培养。交流是讨论之后，小组在全班展示小组交流成果的过程。小组代表对本组讨论的情况对全班进行小结性发言，这一环节，可能会出现小组之间意见不一的情况。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教师应当充分发扬民主，给学生充分说明小组意见的时间和机会，甚至可以开展小组间的辩论，目的是问题越辩越清楚。交流过程中，教师不得“打压”某一方，应当给予充分的尊重，这样的交流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当然，教师也必须做好调控，防止辩论失控。

针对下面反方的说法，写一个反问句，把正方的话补充完整。

反方：如果美是客观存在的，那么请问：诗人李白感受到的月亮之美，难道和你是一样的吗？

正方：如果美不是客观存在的，那么，请问：

[方法指要]这是以辩论词的形式来考查语言交际、修辞和衔接等，渗透了新课程“活动体验”的学习方式。解答好这道题首先要弄清正方的观点：美是客观存在，然后用反问形式作答。

[答案示例]埃及人赞美的金字塔，难道在中国人眼里就不美吗？

技法指点

一般来说，辩论两个题目之间，往往有一定的对立关系，但并不存在是与非、对与错的判断，而是各有合理的成分，同时又都存在不足之处，这样才可以产生分歧，产生争论。要写好这一类型的题目，有以下三点注意事项：

首先，要找准树立与稳住自己观点的角度。因为论辩型题目双方都可以成立，都有合理性的因素，要使自己论述的一方站得住脚，就要分析自己所论述的一方存在哪些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因素，并且对对方的论题也要加以分析。一般地说，一方合理的地方就是另一方不合理或不够合理的地方，反之亦然。如“近墨者黑”与“近墨者未必黑”这两个题目，前者强调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外因能够促使人变化，而忽视内因这个根本的因素，后者正好相反，强调外部环境不一定能够促使人的变化，内因才是使人变化的根本因素。又如“酒好不怕巷子深”与“酒好也怕巷子深”，前者强调质量对于产品的重要性，后者强调“包装”、“宣传”等外部因素对产品促销的作用。找准了自己论述一方合理性的因素，也就找到了正确的立论角度，答题时只要抓住这一点来写就可以了。

其次，明确自己立论的观点。有的同学答题时一时找不准立论的角度，或担心只论证一方，丢弃另一方会给人以失之偏颇的感觉，在论证时，对自己阐述的观点既肯定，又否定，或对双方的观点都加以肯定或否定，“各打五十板”，并都展开充分的论证。如题目“名师出高徒”与 “名师未必出高徒”，针对前一个题目，有同学在论述时，先抓住良好的外部条件更能有利于人成材这个观点，大谈“名师出高徒”的正确性，并且列举明初著名文学家宋濂、当代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等人在名师的指点之下成材的具体事例加以论证，应该说答题者选择论证角度是正确的，所举事例也是很有说服力的。可惜题目写到一半，他又转而提出有没有名师只是一个外部条件，不是一个人能否成材的决定性因素，“名师出高徒”未必正确。还有这样写道：“名师出高徒”与“名师未必出高徒”两者各有各的道理，不能一概加以肯定或否定，应该辩证地加以分析。上面两则题目的写法都是错误的。前一题答题者对自己提出的观点既肯定又否定，态度前后矛盾，读者搞不清答题者对自己所提的观点是赞成呢，还是反对？后一题观点就更加含糊，让读者更无法弄清。观点含糊，态度动摇，是论辩型题目的大忌，答题时一定要加以注意。

最后，要运用辩证的思维分析问题。针对论辩型题目的特点，我们在论证时，既要做到观点明确，态度鲜明，又要注意对问题加以辩证的分析，避免只从一个角度、一个侧面谈问题，从而导致片面化和绝对化的错误倾向，这样才更有说服力。对于对方观点中的合理性因素也要加以顾及，不能完全否定。如“酒好也怕巷子深”可以这样开头：“‘酒好不怕巷子深’这句古话，用以提醒人们重视商品质量，不搞‘假、冒、伪、劣’等歪门邪道，无疑是古今咸宜的金玉良言。但如果我们认为只要‘酒好’，一切‘巷子深’等外部条件都可以置之不顾，‘皇帝的女儿不愁嫁’，那就大错特错了。”写“酒好也怕巷子深”，先写“酒好不怕巷子深”，肯定商品的质量对商品的重要性，接着指出只重视商品质量，不重视“巷子深”等外部条件的影响是大错特错的，并据此展开深入的论证。开头一句看似无用，实则不然，正是有了这一句话，才使读者觉得答题者是在全面审视问题，辩证地分析问题。在顾及对方的观点时，我们要注意掌握一个适度的原则，不能对对方的观点展开详细分析，否则就会犯上面第二点错误。

精彩辩例：

示例1 根据下面提供的情景，参与讨论，拟写一则网友评论或留言。要求思想健康、观点鲜明、语言简明得体，80字左右。

据《新闻晨报》报道，中国形象标志将来可能不再是“龙”。一些专家认为，“龙”的英文“Dragon”，在西方世界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龙”的形象已让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了解甚少的外国人片面地产生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联想……这一言论经媒体公布后，立即在网上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古代，“龙”是帝王和王权的象征，历史上的一代代暴君独裁，哪一个不是借助“龙”的威严来统治百姓？在建设民主和谐社会的今天，改换“龙”的标志正当其时。

而也有不一样的看法：

【参考答案】中国“龙”的标志不能改。“龙”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一直信仰的精神图腾，也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信仰。“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团结象征，我们不能因为某些“洋大人”容易误解，就随便更改华夏子孙千百年来的信仰的精神图腾。

示例2 阅读下面两则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近年来，我国不少人喜欢过西方的一些节日，如圣诞节、愚人节、父亲节、母亲节、感恩节等。

材料二：据报道，春节期间，纽约帝国大厦亮起了代表喜庆和吉祥的彩灯向华人拜年，农历大年初一被定为该州的法定节日。在英国，近50万人从英国各地聚集到有“伦敦心脏”之称的特拉法加广场和唐人街，看龙腾狮舞，品中国小吃，享受鞭炮声和欢笑声中浓浓的中国年味。

你对上述现象有何看法？请简要阐述。（150字左右）

【参考答案】观点一：我们要继承民族文化遗产。 观点二：过年，只要快乐就行。 观点三：正确引导，健康过节。 示例：正确引导，健康过节。所谓“节日”，就是一种纪念性的日子，过节就是精神的洗礼。不论是过中国的传统节日，还是过外来的“洋节日”，都可视为文化的折射与传播，我们应该“取其精华”，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精神家园更加温馨。每一个人对节日的看法与过法都不一样，我们应该加以正确引导，让那些节日过得更加健康，更有意义。（其他观点言之成理也可）

小试牛刀：

背景呈现：

星巴克公司在北京最著名的历史景点――故宫中所开的咖啡馆门外那个经过谨慎设计的标识已被摘掉了。然而，这家咖啡馆还是在互联网和报纸上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点燃这场争论的人是一名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他认为星巴克出现在故宫“是对中国文化的亵渎和糟蹋”。

星巴克首席执行官吉姆・唐纳德说，6年前星巴克在故宫开分店时对周围环境怀着“高度的敏感和尊重”。总部位于西雅图的星巴克公司在中国有200家咖啡馆，其中一个还设在八达岭长城附近。该公司认为中国将是其除美国以外的最大的市场。

星巴克中国区发言人罗杰・孙说，星巴克公司“作出了认真的努力与故宫环境相协调，在那里从不张扬”。咖啡馆的员工说，去年他们就被告知移走门口的一个标志。这个小小的咖啡馆里面没有摆放桌子，只有几张凳子，门面也与故宫的其他建筑相似，没有给人以“里面有星巴克咖啡馆”的暗示。

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星巴克咖啡馆是否应搬出故宫，引发了广大民众的热议。仔细品读文本并思考别人的意见，谈谈你对这个事件的看法。要求有观念，有依据，不少于100字。

答题指津：

一、 能明确指出自己赞同的观点，围绕辩论的话题焦点；二、有自己的理由（着重表述好处或坏处），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关键在于自圆其说。

观点示例：

观点一：有一个网友在博客中这样写道：我相信，包括星巴克在内的外国品牌，也会越来越懂得如何尊重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和传统，如何与传统融合，就像日本京都的麦当劳为了和周围的古典街道相融合，而主动把自己的标示由大红色变成了紫红色一样。我们也依然需要星巴克们，不仅是因为咖啡或是一个舒适的聚会休息场所。我们需要星巴克们来刺激中国自己的服务业，带来竞争，赶走陈腐。

观点二：星巴克应不应该开在故宫，开在哪一个地点，如何使之与周围环境协调，这是一个规划问题，尽可以请专家论证，公众讨论。商业对文化的侵袭值得警惕，但把这上升为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未免有失偏颇。

2. 某校高三（9）班同学在阅读《西游记》时，对猪八戒这个人物有两种不同看法，为此语文老师组织了一场辩论。假如你是正方，针对反方辩词该怎么说？

反方：我方认为，猪八戒好吃懒做，见识短浅，在取经路上，意志不坚定，遇到困难就嚷嚷着要散伙。而且还经常搬弄是非、耍小聪明、说谎，又爱占小便宜，贪恋女色。是一个贪生怕死、自私自利的人。

正方：

答题指津：

拟写辩词是发表自己对人物的认识与评价，应该忠于原著的内容，但又要兼顾辩词的特点：要有论点、论据、论证；应旗帜鲜明地提出与对方相对立的观点；论述中注意体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分析过程和语体风格。

正方示例：我方认为，猪八戒能吃苦耐劳，对师傅忠心耿耿。在与妖魔的斗争中，他总是挥舞钉耙，勇猛战斗，是孙悟空的得力助手。他知错能改，乐于助人，是一个忠勇善良、淳朴憨厚的人。

作文素材

语文常识（二）

19. 大李杜：李白、杜甫 小李杜：李商隐、杜牧

20. 中国现代文坛的双子星：鲁迅、郭沫若

21. 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22. 三代：夏、商、周

23. 《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梁传》

24. 三王：夏禹、商汤、周公

25. 三山：蓬莱、方丈、瀛洲

26. 三教：儒、释、道

27. 三公：周时：司马、司徒、司空；西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清明：太师、太傅、太保

论文摘要：贪污贿赂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由于其身份特殊或涉案金额较大，反侦查能力及心理承受能力较强等特点，一般都会拒不供认以企图逃避处罚。他们在接受审讯时的心理变化要经历四个阶段，即试探摸底、对抗相持、动摇反复和供述认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特点，侦查人员必须在审讯前先准确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心理，要善于利用其复杂矛盾的心情，灵活采取攻心型、震慑型、迷惑型、利用刑等的审讯谋略，攻其要害，迫使其在心理上认罪伏法。

侦查审讯谋略，是谋略中的特定类型，是矛盾对抗双方一种特殊的斗智斗谋艺术。审讯是侦查人员同犯罪嫌疑人攻心斗智，利用调查材料和政策教育罪犯、制服罪犯的短兵相接式战斗。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达，侦查审讯谋略在反贪侦查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在查办贪污贿赂案件方面充分显示了其成功的必然性，取得了很好的办案效果。传统陈旧的“由供到证”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我国民主法制发展和新形势下反贪侦查工作发展的需要，建立“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已成为当前反贪侦查工作的主流。贪污贿赂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由于其身份特殊或涉案金额较大，反侦查能力及心理承受能力较强等特点，一般都会拒不供认以企图逃避处罚。他们在接受审讯时的心理变化要经历四个阶段，即试探摸底、对抗相持、动摇反复和供述认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特点，侦查人员必须善于抓住各个阶段的关键时刻，正确施压，审讯前先准确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善于利用其复杂矛盾的心情，灵活采取不同的审讯谋略，攻其要害，迫使其在心理上认罪伏法。下面是笔者结合办案实践，总结、探讨出审讯中可采用的四大策略：

一、攻心型谋略

侦查审讯的攻心，是运用真理和正义的力量去施加影响，即用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客观事实以及法律和政策进行说服教育，通过触动犯罪嫌疑人的根本利害关系来施加影响，进行分化瓦解，从而制服犯罪嫌疑人，使犯罪嫌疑人不想、不能、不敢对抗审讯，以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审讯攻心能否取得成效，关键要掌握好三点：一是要找准思想要害，对症下药；二是要讲究攻心技巧，方法得当；三是要保持攻击态势，掌握主动。最常用的攻心型谋略有：

（一）政治攻心

就是利用我们所拥有的正确的思想观念、政治立场和观点去揭露、批驳犯罪嫌疑人的错误观念、观点和立场，以达到犯罪嫌疑人转变思想认识的目的。具体实施的要点如下：(1)揭露内幕和犯罪性质；(2)揭露矛盾，分化瓦解；(3)巧用证据；(4)摆事实讲道理。

（二）思想攻心

这是最常用的解决犯罪嫌疑人认识问题、观念问题、情感问题的审讯谋略。它主要通过强化审讯力量，适当加大审讯频率和宣讲国家的政治、经济等形势来完成，可具体分为：(1)情攻心，是指调动犯罪嫌疑人的情感，使其向有利于如实供述的方面转化；(2)理攻心，是指运用社会道义和公理来转变犯罪嫌疑人的思想，促其如实供述；(3)势攻心，是指在侦查审讯中，运用和形成对我有利的局势、声势和形势。

（三）政策法律攻心

运用党的有关刑事政策和法律的感召力和威慑力，去影响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其实施要点是：(1)宣讲党的政策和《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开展攻心；(2)运用真实案例和真人真事启发教育；(3)运用文字、图片和音像资料开展攻心；(4)在看守所内结合实际开展有声势、有规模的宽严典型教育。

通过上述几种攻心，对犯罪嫌疑人形成强大的心理压力，促其思想转变，如实供述。

如：我院在查办曲阜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冯某受贿案过程中，办案人员针对冯为人办事，收人钱财是人家出于感谢所送不收不好的错误思想，用诚恳的态度分析了她从一名普通教育工作者在党的培养下成长为一名校长，利用职权为人谋利，收人钱财，其实质就是权钱交易。用正确的思想观批驳冯的错误思想，向她宣讲党的反腐政策和决心。同时在生活上关心照顾她，冯有心脏病、高血压办案人员主动给她检查身体、买药。通过这些政策、思想、生活上的感化，促使她如实主动的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衷心感谢办案人员对她的挽救。

二、震慑型谋略

震慑性谋略，就是在审讯中，办案人员发出能产生强烈效应和刺激的信息，使犯罪嫌疑人慑于国家专政机关的威力，深感自己不是对手，无力与国家法律抗衡，从而削弱或消除对抗的意志，如实交代罪行。

（一）敲山震虎

敲山震虎就是打击一点，震惊一方的谋略。在审讯中，犯罪嫌疑人往往以供述已经公开暴露的或难以隐瞒的罪行作掩护，拒不交代办案人员一时拿不出证据证明的重大罪行。此时，运用敲山震虎谋略，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实施这种计谋时，应掌握的要点有以下五个：(1)围绕着与犯罪有关的人际关系问题来敲，使犯罪嫌疑人产生某种联想而惊恐不安，从而供述罪行；(2)围绕着与犯罪有关的某一件事来敲，动摇犯罪嫌疑人拒供的心理；(3)围绕着与犯罪有关的某些物品来敲，让犯罪嫌疑人产生大事不妙的感觉；(4)围绕着与犯罪有关的具体时间、地点来敲，让犯罪嫌疑人无法狡辩；(5)围绕着与犯罪有关的其他因素来敲，使犯罪嫌疑人预感到别无退路，不得不供述罪行。

（二）先发制人

先发制人就是在充分掌握犯罪嫌疑人心理，掌握其防御体系的部分或全部情况之后，以自己据有的优势，主动向犯罪嫌疑人发起局部或整体进攻的讯问谋略。它可在整个侦查审讯活动中使用，也可在某一次具体问题审讯中使用。先发制人谋略实施时，应注意以下三个要点：(1)出示强有力的证据，主动揭露犯罪嫌疑人的罪行。(2)使用措词强烈、节奏性强的发问语气；(3)发现有谎供、狡辩的意向，就先行一步，揭穿可能说出的谎言，不给犯罪嫌疑人以喘息机会，堵塞其退路，迫其供述。

（三）攻其不备

攻其不备就是在犯罪嫌疑人对某一问题没有防备，或来不及防备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对该问题进行突然追讯的一种审讯谋略。实施谋略时，应注意的问题有以下两点：(1)办案人员在与犯罪嫌疑人的对攻中，要善于捕捉其没有防备的问题；(2)发现了没有防备的问题，要迅速果断的进攻，切不可优柔寡断贻误战机。

如：我院在查办的市行政执法局何某受贿案的过程中，办案人员虽已掌握了何某的部分犯罪证据，但为了加快办案节奏，缩短办案时间，不给犯罪嫌疑人有喘息的机会，在犯罪嫌疑人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立即传讯到办案地点进行讯问，很快打破了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在较短时间内突破了案件。

三、迷惑型谋略

迷惑型谋略，就是通过一定的形式，分散转移犯罪嫌疑人的注意力，使其在关键问题上失去警觉或产生错误判断时，乘隙攻人的谋略。常用的迷惑型谋略有：

（一）声东击西

声东击西就是在侦查审讯中，设法转移犯罪嫌疑人对某一问题的注意力，使其对另外一个问题注意防备，而办案人员，趁机对其防备松懈的问题发动进攻。实施要点是：(1)示假隐真。选择一个犯罪嫌疑人比较关切的问题，发动佯攻进行追问，使犯罪嫌疑人集中精力进行辩解，疲于应付，思想混乱。(2)乘虚而入。当犯罪嫌疑人思维出现混乱时，乘隙追问我们要解决的案件事实，使犯罪嫌疑人在慌乱之中供出事实。

（二）造成错觉

造成错觉就是通过一定的语言、行为和气氛的影响，使犯罪嫌疑人产生证据已被获取、罪行已被揭露的推理判断，从而供述罪行。实施要点是：(1)要充分利用信息的扩张性，向犯罪嫌疑人传递信息，但传递的信息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2)运用时要沉着、冷静，表现出胸有成竹的样子；(3)力争速战速决，切忌久攻不下。

如：我院在查办曲阜市鲁城街道办事处仓巷居委会孔某贪污、挪用公款案的过程中，办案人员在审讯桌上特意放置了一些复印的帐页、帐本等资料，同时在适时巧妙地出示部分相关证据，这样容易引起犯罪嫌疑人的注意并造成错觉，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已被掌握，犯罪证据已被获取，迫使其如实交代问题。这一谋略的巧妙运用，不但孔某交代了问题，而且在以后的侦查中还主动协作办案人员取证，判决后认罪不上诉。

四、利用型谋略

利用型谋略，就是利用犯罪嫌疑人的某一弱点或共同犯罪中的某一犯罪嫌疑人，有针对性的进行追讯，迫使犯罪嫌疑人供认罪行。常用的利用型谋略有：

（一）利用弱点

利用弱点就是利用犯罪嫌疑人本身存在的不利于被审讯的弱点，进行讯问。其实施要点是：(1)要善于从犯罪嫌疑人性格、气质等方面寻找可供利用的弱点；(2)要从犯罪嫌疑人的家庭状况、社会地位、社会经历等方面，找出可调动和利用的因素；(3)采取有效步骤和方法，激化和扩大已发现的弱点进行审讯。

（二）将计就计

将计就计就是有意让犯罪嫌疑人施展反讯问伎俩，待其充分暴露后予以揭露，使其作茧自缚。其实施要点有：(1)佯装中计。对犯罪嫌疑人的反讯问伎俩，佯装不察或者上当，欲擒故纵，诱敌深入；(2)促其暴露。侦查人员佯装中计，让犯罪嫌疑人谎话讲够，表演顺利，犯罪嫌疑人会更加得意忘形，其谎话中的破绽和狡诈意图就会有所暴露，办案人员再给以适当的“补充”和“鼓励”以堵死退路；(3)有力反击。办案人员的反击一定要切中要害，迫使犯罪嫌疑人认错、改过，然后一举突破犯罪嫌疑人千方百计掩盖的重大问题。

（三）分化瓦解

分化瓦解就是利用同案犯罪嫌疑人之间，或犯罪嫌疑人与涉案人之间的矛盾，促使他们互不信任，以达到离间他们关系的目的。实施要点是：(1)要认真分析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和矛盾，选准分化的对象；(2)要促使其矛盾激化，瓦解他们相互依存的精神支柱；(3)要保持头脑清醒，认真审查核实他们的检举、揭发，防止偏听偏信。

关键词 综合应用英语能力 教学内容 方法和手段改革 测试评估改革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Reflections of Vocational Comprehensive English Curriculum Reform

FANG Yuan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Wu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u， Anhui 2410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actual characteristics of vocational students， vocational training needs and objectives of college English courses -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training， starting from the specific status of integrated vocational English teaching， vocational comprehensive English curriculum reform must improve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the traditional single comprehensive English teacher taught master mode with modern multimedia teaching mode combine to make the purpose of the lectures， students demand penetration testing and application ability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training， thereby imparting the knowledge and ability to integrate quality training to meet the individual needs of students， develop students' ability to use the English language. Meanwhile， the use of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evaluation tools， implemented to promote student autonomy as the goal of the course evaluation system reform， so as to realize the strategic goal of training applied English talents for the community.

Key words integrated applied English ability； teaching content； methods and ways reform； testing and evaluation reform

0 引言

高职高专综合英语课程在英语专业学科门类中属于专业基础课，融合了英语四项基本技能――听说读写，为核心专业课程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知识的支撑。本课程是英语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课，旨在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使他们在以后的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有效利用英语进行口头或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文化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1 高职高专综合英语课程改革的方向和思考

1.1 教材内容选取和教学内容安排的合理化

每册《综合英语》教材包含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小说节选等不同体裁的文章，如何选取合适的教学内容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学生阅读兴趣，从而引导他们积极自主学习呢？众所周知，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是水平能力测试，即test of proficiency，单就依靠记忆词汇等机械训练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英语文章阅读理解能力，这种能力训练的重担就落在了综合英语课上。面对一年级学生，教师会选取一部分记叙文、小说节选等叙述性篇章，提高学生阅读英语篇章的兴趣。到了二年级尤其大二下学期，为了贴合六级考试的要求，教师主要选择议论文、说明文等逻辑性稍强的篇章，因为在这些文体里常常会遇到复合句，引导并帮助学生划分复合句语法结构，并结合全篇语境，启发他们对复合句内容进行复述、翻译，逐步培养独立分析语篇的能力。

在教学内容编排上，本课程重点放在打好语言基础上。语言基础包括语言基本知识和语言应用能力，前者指语音、语法和词汇等方面的知识；后者指综合运用这些知识进行读、写、译等语言活动的能力。综合英语从词汇、阅读技巧、英汉互译、文章结构分析及写作等多方面培养学生的读、写、译的技能。如朗读与背诵模块练习，要求学生掌握通过基本语音语调，学会在朗读中划分意群，掌握连读、弱读等基本朗读技巧，培养语感；翻译练习模块，英译汉以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句子意思为主，汉译英侧重训练学生英语书面表达的准确性；写作练习中教师应剖析英语写作的基本框架结构，先让他们写句子，后扩展到段落，最后再过渡到篇章写作中，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写作实践能力。此外，本课程还应注重开阔学生视野，拓宽学生知识面，培养学生批判的借鉴外国文化的能力。文化和语言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有助于促进语言应用能力的提高。

1.2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创新和改革

诚然，拥有良好完备的教学素材还远远不够，如何选取合理高效的教学方法呢？综合英语课程采用小班教学制，以传统授课方式为主，多媒体辅助教学，力求在教学中突出互动式情境教学，教师作为启发者、引导者、课堂组织者，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培养他们在英语思维的强化训练和创设的英语语言环境中积极地去思考、去表达。例如学习 “To Lie or Not to Lie ―The Doctor’s Dilemma”这篇文章，Lie（撒谎）在生活中是很平常的事情，学生自然都很明白，但如果老师在黑板上写出“White Lie”时，应该就没有多少学生知道意思了。此时就给学生抛出了个非常有意义有新意的疑问点，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带着这样的疑问点，老师安排他们欣赏与lie有关的经典电影《真实的谎言》，学生在理解电影内容过程中也就能慢慢推敲出“White Lie”的意思为善意的谎言了，从而对本篇文章中医生对病人隐瞒病情的谎言也属于“White Lie”（善意的谎言）形成了自然合理的导入。成功实现导入后，教师要展开对文章总体结构脉络的疏导，由学生回答表述观点为主，教师在启发中将文章的结构Structure呈现出来，使得学生在精读篇章前对文章结构先有个整体把握。接着，师生共同详细分析课文，每一步环节基本是你问我答，环环相扣，遇到单词、词组、句型的用法，教师先介绍用法，再给出翻译练习让学生套用用法结构造句。对于长句的理解，先让学生划出句子的各个主要成分，结合语境，用Paraphrase的方式说出对长句的理解。

在教学过程中应紧密结合学生的实际水平，满足学生对英语读、译、写技能的需要，不仅强化语言基本功的训练，还应针对大学英语四、六级的难度，有目的地将能力训练贯穿到平日的基本功教学之中。例如在综合英语词汇教学中，不应就词讲词，而应结合四、六级考试词汇特点，将其近义词或者该词的引申含义罗列出来，扩大学生词汇量和辨析词语的能力。举“product”一词为例，书中给出的词义是“sth. made or produced 产品”，仅仅就这一词义让学生造句显然是不够的，应补充另外两个表示相同词义“产品”的词：produce和production。同时应给出区分这三个近义词的例句：1.This story is the __ of his imagination. 2. ____ of the metal is up this month. 3. Those fruits are the chief ____ of this area. 通过句子之间的对比，学生最终弄清楚这三个近义词的内在不同：product一般指脑力劳动或体力劳动的成果；produce特指农产品，是不可数名词；production指生产的产量。这种将词汇教学和四、六级应用能力测试需要相结合的教学内容的突破和改进，既能提高学生对综合英语课程的学习兴趣，激发他们对综合英语课程的学习欲望，同时又使学生对一词的学习扩大到对同类相近词的辨析，不仅扩大了词汇量，而且加深了对词语的理解，更重要的将这种深入的理解渗透到四、六级应用能力考试的准确把握中。因此对综合英语教师备课程度就有更高的要求，不但需要认真细致地备课，而且要不厌其烦地涉及广泛的考试资料，找出相应的常考点，再通过相应的渠道，查阅相关的参考书，全面而系统地整理备课资料。从实际教学效果反馈上看，学生非常乐于接受这种词汇授课方式，因为他们认为平日学习限于有限的词汇量，很难罗列出意义相近的词语，很难把握出题者的思路，所以普遍认为综合英语课程让他们受益匪浅。

教师应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不同阶段的不同教学要求，采用灵活有效、切合实际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最大可能地获得收益和提高。课堂是学生语言时间的重要场所。课堂教学不仅要扩大学生的语言知识面，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还要让学生懂得英语课是一门实践课，要求学生的主动参与，从而形成课堂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引导启发的教学模式。教师可以采用两人对话（pair work）、小组讨论（group discussion）、辩论（debate）或者“任务”方式（task-based approach）等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课内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形成师生间的良性互动。

1.3 课程教学评价和考核方式的改革

教学评价是综合英语课程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其评价方式和考核方法应多样、灵活、恰当。可以采用纸质试卷（Test）、小测验（quiz）、角色表演（Role Play）等多种形式。其中角色表演（Role Play）是学生最喜爱的方式，也是最能体现综合考核能力的方式之一。例如学生在剧本准备过程中，五六个人组成一组表演团队，分有导演、演员等角色，各司其职，积极主动地上网选择适合表演且为人熟悉的英语表演剧本，如《孔雀东南飞》英文版，《荆轲刺秦王》英文版，《威尼斯商人》等，他们先阅读剧本，查阅单词，扫清理解内容上的障碍，在理解的基础上分配角色，设定语气语调，加入合理的想象，处理不同情境下的台词，简要地依据角色性格进行化妆，配以动手制作的道具，融入舞台表现元素：表情，动作，力求形象生动夸张，让观众充分理解并认可表演所传达的内容。这种考核方式是综合考核能力的展示，不仅培养了学生篇章内容理解、语音语调处理的专业能力，同时也体现出学生无穷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促进他们去动手，去想象，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展示自己的舞台形象，激发了学习英语的兴趣。

2 结语

高职高专综合英语课程改革的方向一定是和培养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夯实学生的综合基础能力密切相关的，所做的一切改革努力都是为了提高高职高专学生应用基础英语的能力，培养他们在英语中“乐学”的态度。作为授课教师，应该在日常教学和备课中多思考，多挖掘，找到能最大限度促进学生兴趣的学习点，积极有效地改变教学方式，提供学习知识的渠道，如提供优秀的英语学习网站，多写出应对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策略和方法的文章发表在学院网站上，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组织者和资源提供者，使综合英语课程教学开展得有声有色。

参考文献

[1] 魏红梅.从综合英语教学角度析英语专业学生语用能力的提高[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3.10.

[2] 崔燕，李杰.基多媒体网络的综合英语多元互动教学模式研究[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6.

[3] 李小静.英语专业综合英语教学中形成性评估模式的构建[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