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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的不同特色

2024-03-13 21:33|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内容摘要:在宋词发展史上,苏轼和辛弃疾同被称为豪放派词人,苏轼于花间词、南唐词及柳永以来一脉相承的婉约派外另开豪放词派,并全面革新词体,彻底打破了词为“艳科”的局面;南宋词人辛弃疾继承之并将其推向高峰。苏轼与辛弃疾同为豪放派的杰出代表。二人的豪放词存在着许多相似点,但是也有许多不同之处,本文试图从两位词人所处的时代、个人生活经历不同,思想性格、艺术追求的差异,使苏词和辛词表现出的豪放之气风格迥异,苏词旷达,辛词豪迈;来对豪放词的不同特色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苏轼   辛弃疾   豪放词   差异   成因    

 

 

Content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in the Song Dynasty, Su Shi and Xin Qiji called the same word-Bold and unconstrained parties, and Su Shi's words on flowers, since Southern Tang Yong word and send the same strain Subtle Haofang separate words outside the camp, and all-round innovation Ci, completely breaking the word for "Yan Section" situatio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poet Xin Qiji and the succession to the peak. Su Shi and Xin Qiji with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for Bold and unconstrained parties. Haofang the two words,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but there are also many differences, the two words in this article from people trying to age, individuals of different life experiences, character and mi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ursuit of art, so that words and Xin Su-term performance Haofang gas out of style, Su Quantm words, bold words Xin; to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rd Haofang discussed.

 

Key word: Su Shi  Xin Qiji   differences in the causes of the words

 

 

 

 

 

 

 

 

 

 

 

 

 

 

 

 

 

 

 

 

 

 

前言

 

在宋词发展史上,苏轼和辛弃疾同被称为豪放派词人,他们的词都为宋词以崭新的面貌跃上文坛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苏轼为豪放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辛弃疾把豪放词推向高峰。他们都突破了晚唐五代以来用词娱乐、抒写男女恋情及离愁别绪的传统,扩大了词的意境;丰富了宋词的语言和表现力;他们以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博大的胸襟、奔放的情感、真挚的情怀,开创了豪放一派,奠定了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苏辛同为豪放派的杰出代表。二人的豪放词存在着许多相似点;但是,由于两位词人所处的时代、个人生活经历不同 ,思想性格、艺术追求的差异;使苏词和辛词表现出的豪放之气风格迥异。正如王国维所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人间词话》)〔1〕何谓“旷”?何谓“豪”?郑骞更进一步阐释:“旷者,能摆脱之谓;豪者,能担当之谓。能摆脱故能潇洒,能担当故能豪迈”。“能摆脱,故凡事总由窄处往宽处想”,苏轼就是这样。虽屡遭贬谪,如被流放到澹州、惠州等荒凉之地,而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词中,却能“吟啸”、“徐行”,视若等闲,无丝毫窘迫畏缩之态;“一蓑烟雨任平生”,表明词人已彻悟人生旅途中与风雨相伴为必然之事。这就是“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境界。

“能担当,故凡事虽由宽处往窄处想,甚至窄到无地自容,无处可走”,辛弃疾正是如此。他南归后,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恢复大业,却始终不能亲到前线;最后到了镇江任知府,正筹划抗金大业,就又被调离原职。所以,辛词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沉郁情结。尽管他政治上的风波远比东坡要少,但那份豪气中所露出的无奈却远胜于东坡。正如《菩萨蛮》(书造口壁)中所表达的:“郁孤台下清江水,蹭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故苏轼能以一种超然旷达之怀抱,俯仰人间,求得自身之安顿与排遣。虽境遇钝迟,而处之坦然,即去国离乡之感,亦殊觉哀而不伤,故“词极超旷,而意境和平”。 而辛弃疾却能以一种豪迈执着之怀抱,挺然特立,昂首开步,如松柏之凌霜傲雪,不向环境屈服。视过去、现在、未来为真实,甚至耿耿于怀,时假歌词,以发其不平之鳴,以及其抑郁无聊之气。故“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

 

一、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的差异

 

(一)内容方面

 

1、题材

 

苏轼是第一位对词的内容题材做了大面积改变的作家,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所以刘熙载说:“东坡词似是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入也。”(《艺概·词概》)〔2〕后人常用“以诗为词”来概括苏轼的特点,着眼点也主要在题材和内容与诗的相似性。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苏轼在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他以写诗的超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苏轼对词的内容进行了全面改革,最终突破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苏轼在词中表现出辞气激昂,境界阔大之旷达的气势。

词到了辛弃疾时,他在继承苏词豪放词风的同时,把词引向比苏轼更广阔、更激荡的现实。他的词纵横挥洒,慷慨激昂,有的抒写恢复中原的雄心,有的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有的歌颂祖国山河的壮丽,有的写田园生活的幽静,但热爱祖国是他一生创作的基调;使词涉及的内容更加丰富。辛词艺术上的独特成就表现在雄奇阔大的意境的创造上。辛弃疾发挥了词在抒情、状物、叙事、议论等各方面的功能,创造性地融汇了诗歌、散文、经传、辞赋等各种文体的表现手法和语言技巧,对豪放词做了更深的开拓和大力的发展,把词提到了新的高度。辛弃疾是南宋词坛上豪放派领袖。辛弃疾的豪放词风透露出更丰富的内涵和底蕴。他的创作给了我们许多另外一些词人所没能给予的东西。

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词的上片即景写实。通过写景,一方面寄托词人豪情壮志,同时亦为英雄人物出场造成雄壮气氛。“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起三句写出了声势浩大的长江,大浪滚滚,向东流去,卷起了多少英雄豪杰人物,他们象滚滚东流大浪,一去不复返了。作者登高眺远,点出江流浩荡,高唱入云,无穷兴亡之感形诸笔端。作品开头,便把大江和古代英雄合写,把沉郁的心情与豪迈的气概融为一体,使全词笼罩了一层豪迈激荡之气,沉郁愤懑之情。英雄不见了,这是令人伤感之事;长江波涛汹涌,这是令人振奋景象。江山人物合叙,更显风格雄浑、苍凉。“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两句承上启下,呼应开端,又勾起下片。上片重写江山;下片则紧承“豪杰”二字重写人物。“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这句是用以突出周瑜少年英俊,使这个英气勃勃的青年将领形象跃然纸上,表现出周瑜的英雄气概。“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最后一句词人于天地之中顿生达悟,既然人生如梦,何不洒脱情怀,复归于沉静,旷远;表现出一种旷达的气度。

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前二句写得气象阔大,笔力道劲,为全词定下一个基调。正如唐圭璋先生所云:"起句浩荡,笼罩全篇,包括山水空阔境界。这首词作者抒发了抗金壮志无人理解,不堪大好年华,在国势风雨摇中虚度的悲愤心情;同时抨击了那些一味"求田问舍"、对国事漠不关心的人物。既写了有家难归的乡思,又抒发了对异族入侵的仇恨和不思报国的南宋朝廷的激愤。写得悲凉慷慨,沉恨塞胸。陈延焯评价说:“把吴钩看了三句,写情事尤不堪,沉恨塞胸,一吐之于纸上,仲宣之赋无此慷慨也。”

这两首词是他们豪放词风的代表作,题材都是登临怀古。前者雄奇的景物,怀古的豪情,造就了旷达超逸的艺术风格。它超越历史时空,旷达高远,怀古是追慕前代英雄的千古丰功伟业,基调明朗开阔;而后者抒写词人在夕阳景色中自己孤独忧愤的心境,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慨溢于胸中,怀古是抒发自己胸中的抑郁悲愤的豪情。

 

2、内心书写方式

 

苏轼和辛弃疾都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也都受尽了现实的迫害和打击。苏轼反对新法、遭“乌台诗案”,三起三落,一生漂泊,暮年投荒,经受无数的磨难,辛弃疾则一度戎马,终被投闲置散,不得重任;这种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在他们的词中都有所流露。但苏词对内心痛苦可愤慨的抒写是隐蔽的、含蓄的;苏词种种忧郁的情绪总会在词人超脱和达观的心态中被排除和化解,最终也会表现出坦荡潇洒、乐观的情怀。“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从中可以看出词人健康开朗的思想情绪。作者通过想象设问,展现中秋月宫琼绝尘寰的奇景,再从景物的自然更迭引到人事的流转变迁,以自然境界的清澄辽阔反映出作者思想境界的开朗廊达。语言脱却柔靡,不落俗套,是历来中秋词中意境最高、流传最广的一首。

辛词则不然,其抒写痛苦和愤慨是溢于言表的;所流露的悲愤和哀痛总是那么悲壮、深切,那么激越、苍凉!读辛词,自有一种热血奔涌、悲壮慷慨、甚而至于潸然涕下的激情,英雄末路的无限孤独和对现实的怨愤溢于言表,那种孤独和怨愤,是不能排除也是无法排除的!“老大那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神州毕竟,几番离合”。(《贺新郎》)满腔怨愤,悲壮慷慨。“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昭阳,宫殿孤魂没,弦解语恨难说”(《贺新郎·赋·琵琶》),如呜咽悲歌,感慨悲凉。

说到底,苏词中的悲愤和痛苦,毕竟只是苏轼个人怀才不遇情绪的表露,加之苏轼固有的开朗和放旷的性格,自然会有苏词旷达、飘逸的风格。而辛词中的忧愤之情,悲伤之意,远非辛弃疾个人之悲痛。辛弃疾一生以报国为志,却被投闲置散,一腔爱国激情无处可发,他的忧愤不只是从个人得失出发,而与当时的民族灾难是一致的,故有辛词沉郁、豪迈悲壮的风格。辛词之所以不朽,是因为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刻的笔触描写。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其词有了很广阔的社会现实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辛词所承载的内容,远比苏词要沉重、深刻!

 

(二)形式方面

 

苏轼在语言上一变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作风,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不受格率限制,字由心生,形成联贯流畅的风格;不似柳词的俚俗,更没有花间词的脂粉气,而以清雄韶秀见长。苏轼用词自然流畅,读来清新,苏轼有着豪放不羁的心灵、热爱生活的情感这一切都在清新流畅、处处生春的语言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给人以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如《浣溪沙》五首中,作者置身于这种“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熏”的丰收环境中,心中充溢着无限的喜悦。这一组词,笔调极明快,写来生意盎然,兴会无穷。作者勾勒出了一幅农村耕织图,他把鸟苔虫鱼草木等自然风光,还有男女老幼活跃的姿态,都细致而有声色地写进词中,使人有身历其境之感。再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全词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美丽浪漫的把酒赏月的美丽风景画面,色彩浓淡有致,画面动静相宜,有作者人物、有朱阁绮户、有青天橙月、有月宫的琼楼玉宇的静物实景;又有清风吹拂、有月光“转”“低”“照”;有“把酒”相“问”、有“起舞弄影”的动感镜头,更有生动的言语表达和内心思想活动的虚实写照。全词情感真挚而又情景交融,韵律激昂而又气势豪迈,结构严谨,用词干练,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显示了作者高超的语言技巧和浪漫豪放的词风,表达了作者宏大的报国志向,对国家、对生活的坚定信念和不贪权贵、正视现实、脚踏实地、胸襟宽广的无私奉献精神。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大量使用散文句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辛词还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大量用典,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中一连用了五个典故,正是运用这五个典故,寄托了词人对南归四十三年的沉痛经历的总结,是他才兼文武,富于韬略的突出表现。同时也大大提高了语言以少胜多的作用和词的精炼性、含蓄性。辛弃疾不仅打破了诗词界限,并达诗词散文合流的境界。并且用韵绝不限制,不讲琢雕,随意抒发,形成一种散文化人歌词。

 

(三)风格方面

 

同样的豪放风格,在苏词和辛词中,又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别。苏轼在政坛上大起大落,屡遭贬谪,当时的恐悸、孤独、苦闷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却能彻悟人生,乐观对待生活,这使他的词有一种旷达的超脱气势,表现自我疏狂不羁、潇洒飘逸的旷达情怀;能感觉出词人高旷博大的胸襟。辛弃疾因国家仇民族恨的长期压抑,使他的词既豪迈奔放,慷慨激昂,热情澎湃,而又忧思悲壮,沉郁苍凉,政治理想和社会现实的矛盾,妥协投降派的排挤打击,决定了他的词没有也不可能有苏轼词的那种空旷洒脱的风致。

苏轼词已不再局限于伤春伤别与离情相思,而是以一种超然旷达的乐观精神,抒写个人的政治理想、人生态度、内心的苦闷等等。作者在词中表现出苦乐随缘、开朗乐观、意存归隐的人生态度和旷达超脱的胸襟。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写于被贬黄州时期,三年的谪居生活,长官同僚的厚待,乡野村夫的尊爱,亦能略略慰藉他那颗孤独受伤的心。东坡的心从刚被贬谪的绝望中逐渐苏醒,心态变得缓和、宁静。《定风波》一词正好反映了这一点,全词是紧扣“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一主旨展开描写、抒情的。“穿林打叶”的雨声说明风急雨骤,“何妨”表现了词人的淡定,映称词人的态度是那么从容不迫,潇洒自得,且吟且啸,徐步向前。“竹杖芒鞋”表明了他着装的轻便与简陋,更重要的还在于他那种冒雨徐行的心情,他认为竹杖芒鞋还轻快胜于骑马,可见他对风雨的无所畏惧。“一蓑烟雨任平生”则进一步写出了他的旷达与倔强,并将自然界的风雨与人生道路上的风雨联系起来。有力地强化了作者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以上数句,表现出旷达超逸的胸襟,寄寓着独到的人生感悟,读来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心胸为之舒阔。下片“山头斜照却相迎”三句,是写雨过天晴的景象。这几句既与上片所写风雨对应,又为下文所发人生感慨作铺垫。最后一句“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饱含人生哲理意味的点睛之笔,道出了词人在大自然微妙的一瞬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自然界的雨晴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表明了他那种随缘自得的宁静心境和旷达的胸襟。

《定风波》运用显与隐、实与虚、明与暗的艺术结构法,表面上是写词人对待风雨的态度,实际上反映词人在政治风雨中的坦然与旷达。这首词充分反映了作者的博大胸襟和超旷气度,他能够在逆境中保持乐观情绪,解脱苦闷,表现出旷达超脱的性格。

  辛弃疾生活于南宋,当时金兵入侵,朝廷屈膝投降。国破家亡,美丽河山不再。词人承载着更多的是痛彻心扉的亡国之恨,欲将一腔热血洒于抗敌战场,渴望恢复祖国河山的豪情壮志,但却被贬官闲居,不得重任。因而在辛词中形成辛词特有的豪壮而苍凉,雄奇而沉郁的独特风格。如《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首句是词人现实生活的写照。词人一生怀抱收复大计,却被投闲置散。想起故乡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怎不使作者忧心如焚,于是只好借酒消愁,不觉酩酊大醉。就是在醉后也仍念念不忘收复中原的大业,于是拿出宝剑仔细端详。“醉里”点明在酒醉之中,“看剑”一方面说明人物身份是夜晚,而且勾画出作者仔细端详宝剑的神态,从而写出强烈要求杀敌的心情。在“醉里”犹自“看剑”,醒时可想而知,夜晚尚念念不忘,刀剑大事,白天如何奔忙恢复大业的情况可想而知了。这句极尽精练,少不得一字,一“醉”字、一“挑”字,写醉态维妙维肖,更可贵的,很好地传出了词人壮志未酬的内心。“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表现了义军勇士们斗志昂扬、奋勇杀敌的壮观情景,“了却君王天下事”两句写大功告成的那种意气昂扬的神态。“天下事”指收复中原,统一全国的大业。“生前身后名”指为国家、民族建立功勋永垂史册的荣誉。这里充溢着爱国精神。词中所刻划的形象是壮烈勇猛的,所表现的思想是奋发激昂的,最后一句使全词的感情发生急剧变化,它是一声无可奈何、感慨万端的叹息,表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这一转折,使上面所写的梦境理想成为幻想,全都落空。全词至此也由“雄壮”而变为“悲愤”。这一句与开头的“醉里挑灯看剑”相呼应,都是叙写现实生活与感受。

全词基调雄壮高昂,而结句又是悲凉低沉,前后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有力地表现了词人满怀壮志而不得伸的苦痛。这首词着重表现他报国欲死疆场的愤慨,犹如一曲悲壮慷慨之歌。词人写梦境中的豪壮雄伟,大显身手,极力渲染威武雄壮的军营和激烈的战斗场面,风驰电掣,惊心动魄。而表达的情感却是壮志难酬的一腔悲愤。

  因苏轼是个文士,所处是承平时代,而辛弃疾是个英雄,生当乱离之秋,故辛多豪情悲壮,苏多清新旷达。

 

二、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差异的成因

 

(一)时代背景 

 

苏轼生活于“百年无事”的北宋中叶,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给苏轼对人生、生活充满了信心。由于生活于较和平的年代,所以他的词更多的是个人的内心体验,苏轼善于以清空之笔描绘宁静幽邃的景色,以和谐宁静的自然山水表现超然自适的自我情怀,并借这清幽的明净之景来表现自我疏狂不羁、潇洒飘逸的旷达情怀。如《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中, “照野”是明月照空,月色清幽, “弥弥浅浪”则是春水满涨,是明净清幽的山水美景。在这月下溪畔, “我欲醉眠芳草”、“曲肱醉卧少休”,那是何等疏狂不羁、潇洒飘逸。“可惜一溪风月”,是使无限美好的自然与作者旷达的襟怀融合在了一起。

辛弃疾却承载着更多的痛彻心扉的亡国之恨。辛弃疾生活于南宋,当时金兵入侵,朝廷屈膝投降。国破家亡,美丽河山不再。词人面对被百般蹂躏的国土和处于水深火热的人民,毅然冲锋陷阵,欲将一腔热血洒于抗敌战场,但是他却被投闲置散,从未委以重任,他的文韬武略与伟大抱负均未得发挥施展。因而在辛词中,让人感受到的是那种以英雄自许,或以英雄许人,想要挽狂澜于即倒,热望恢复祖国河山的豪情壮志。如《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表现他报国欲死疆场的愤慨,犹如一曲悲壮慷慨之歌。极力渲染威武雄壮的军营和激烈的战斗场面,风驰电掣,惊心动魄。而表达的情感却是壮志难酬的一腔悲愤。

所以,辛词就有了比苏词更庄严、更凝重的色彩,形成辛词特有的豪壮而苍凉,雄奇而沉郁的独特风格。

 

(二)个人经历 

 

苏辛二人均仕途遭遇极大挫败和坎坷。在苏轼的一生中,政坛上大起大落,落差令常人难以想象,十几年的贬谪生活是他生命中的主题,一生漂泊,暮年投荒,他经受了无数的磨难。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然而他仍然能够用诙谐的语言总结自己“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足见苏轼胸襟之坦荡。正是因为这个时期才成全了苏轼,成全了一种伟大的人格,一种进退自如,超然人生的文人士大夫的最高精神境界。

辛弃疾他21岁参加抗金义军,审时度势,相机行动,率两千民众高举抗金义旗;以大局为重,团结抗金力量,甘居人下率部归耿京;扶正驱邪,大义凛然,追杀窃印叛逃的义端;深谋远虑,劝耿归宋共图大计;张安国杀耿降金,辛弃疾率五十骑与敌营五万众中生擒叛徒,献俘建康。这一系列非同寻常的英勇行动,乃是一个22岁青年在不足两年内完成的,是文学史上其他词人难以达到的生命高峰。这成为他以后四十五年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与创作泉源,也是他词心永驻并与其他词人风格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然则他一度戎马,终被闲置,江西湖北、辗转“安抚”,以言者弹劾、以台臣弹劾,两度落职,两度复归。他一生坚决主张抗击金兵,收复失地。曾进奏《美芹十论》,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又上宰相《九议》,进一步阐发《十论》的思想;都未得到采纳和施行。在各地任上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恢复祖国的豪情壮志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词,由此造就了南宋词坛一代大家。其词热情洋溢,笔力雄厚,艺术风格多样,慷慨悲壮。

 

(三)思想底蕴

 

中国文化向以儒、释、道三家并称,但三家的地位和作用并不相同。对中国传统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中国本土产生的两大思想派系: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恰如王国维所言:“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于上古之隐君子,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学派,后者远古学派也。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入世派,后者遁世派也。前者热性派,后者冷性派也。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屈子文学之精神》王国维这一番言论是很有见地的,揭示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大学派儒学和道家学说的差异。即儒家的基本特征是刚健进取、积极入世;而道家的基本特征则是遁世退隐、消极出世。

在思想文化上,苏轼首先接触的是儒家思想,即而老庄深得其心,黄州之后又深受佛学影响,三教融而为一,构成了自己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体系。苏轼是崇尚儒道互补,亦儒亦道的一种理想的人生模式。这类人占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他们并不遁迹山林,而是身居“庙堂”,心怀山林,一边走着儒家的入世进取之路,一边又游心于道家的世外高远之境。遇到挫折,既不消极退避,离群索居,也不用自杀或向社会报复的极端方式来对付。苏轼既具杰出的文学才能,也有超凡的政治见解和治世才干,但仕途却并不顺畅,屡遭贬谪,然而,他却并不因自己的失败和遭遇不公而意气用事,仍然尽职尽责,勤政爱民。同时,始终保持热爱自然、热爱自由、不较得失、豁达开朗的胸襟。正因为有了这种外儒内道的人生态度,苏轼才能不为灾难所困,而超然旷达于人世,并在积极地发挥个人作用,泽被万生的同时,求得了自身的大彻大悟。

而辛弃疾只崇尚儒学,以天下为己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主张参与现实政治,积极进取,担当社会责任,认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教言,即使“身无分文”,也要“心怀天下”。 这种人生态度的不足就是过分拘泥于现实政治和人伦实用,个体受制于群体,个性自由受到压抑,难以得到充分张扬。若一味进取,不知权变,一旦失意或身处逆境,就容易失去精神依托和心理平衡。然辛弃疾有渴望恢复祖国的豪情壮志,却被投闲置散,未能委以重任,不能有所作为,故辛词中有抒发壮志难酬的悒郁和苦闷,表现了沉郁、苍凉,悲歌慷慨的人生苦短,表现了一种勇猛进取的豪者胸襟。

苏辛二人的不同处世人生态度,形成了苏词超迈旷达,辛词沉郁豪壮的两种豪放词风。

 

三、总体艺术价值

 

北宋词坛因为苏轼的出现,再度掀起风起云涌的改变。自苏轼以来,词的诸多创作成规纷纷打破,前人迂徐曲折的突破至此演变为大张旗鼓的革新。苏词的革新提高词的文学地位,打破诗词界限,这是苏氏之创举,改变词卑诗雅的传统观念,是苏轼对词体的第一次真正大解放。苏轼认为词不仅仅是“小道”,不仅是言男女之情、相思之苦、离别之恨的“艳科”,词也可以同诗一样言“道”,言国家大事,言天地之道,其《念奴娇·赤壁怀古》就谈国家大事,《水调歌头》乃话“但愿人常久,千里共婵娟”的仲秋怀人的天地之道,表达了人类普遍的情怀,也展示了苏轼的千古旷达的胸怀。苏轼是宋词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古人评价他的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胡寅《酒边词序》)“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王灼《碧鸡漫谈》)〔3〕自有词人以来,未曾有人得到过这样的评价。可见,苏轼的词确实是非同凡响的。苏轼的作为,给词坛带来全新的风貌,深深地影响了周围的一批词人,出现苏门创作群体。

经过大批南渡词人的创作实践,转变了词的功能与审美视界,促进了南北词风的融合,在变动与普及中为豪放词高峰期的到来做好了充分准备。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辛弃疾沿着苏轼打破诗词界限的路子进一步开拓下去,另辟了蹊径,打破词文界限,使词向散文靠拢、使词具有历史散文的纪实功能,将叙事散文的叙事功能引入词体创作当中,实现了词体的第二次大解放。正如范开所云:“此东坡词之所无,而公词之所独也”(《稼轩词序》)〔4〕为了扩大了词的内容容量、增加词的现实内容与历史内容,以便更好地表达他欲抗金复国而又报国无门,空怀一身武艺、空有满腹谋略的悲愤之情,辛弃疾以其大的词篇,鞺靼的音响,雄豪的风格进一步弘扬抗金复国、重整河山的时代精神,把爱国豪放词推向词史的峰巅。辛弃疾正是站在这历史峰巅之上的伟大爱国词人。他不仅震动于当时,而且光照于后世,在历史上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

 

结论

 

正如叶嘉莹先生对苏辛的评价:“辛词沉郁,苏词超妙。辛词多愤慨之气,苏词富旷飘逸之怀。”〔5〕而苏轼和辛弃疾正是因为他们豪放词风的差异性,从而在共同特征的基础上体现各自的特点和魅力,为豪放词派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注释:

 

〔1〕唐圭璋《词话丛编》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250页

〔2〕刘熙载《艺概》卷四

〔3〕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

〔4〕施蛰存《词籍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5〕缪钺 叶嘉莹《灵谿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

 

参考文献:

 

〔1〕徐季子 《中国古代文学》(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张廷杰 《宋词艺术论》.北京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

〔3〕赵淸文 《唐诗宋词鉴赏》. 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王艳芳 《试比较苏轼和辛弃疾的豪放词》.兰州学刊.2008年第7期

〔5〕陶尔夫 诸葛忆兵 《北宋词史》.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6〕陶尔夫 刘敬圻 《南宋词史》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7〕唐圭璋 《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

 

 

 

 

 

 

 

 

 

 

 

 

 

 

 

 

 

 

 

 

 

 

 

 

 

致谢

 

本论文从论文的选题、资料的收集、论文的撰写编排到最后定稿的整个过程是在导师李莉老师悉心指导下完成的。特别是在询问写作进程中,耐心地为我们指点迷津、开拓思路;精心点拨、热忱鼓励;以及她严肃的教学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本论文能顺利完成,要感谢导师悉心指导;同时,也感谢关心和帮助的同学和朋友。正是由于你们热情的帮助和支持,我才能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和疑惑。在此谨向导师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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