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卢森堡的危机理论

2013年，是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发表100周年纪念日。在这100年间，《资本积累论》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1913年是这部著作的出版年。就在这一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日报――《前进报》发表了十分严厉的批评文章，并对那些持肯定态度的观点进行了打压。这是罗莎・卢森堡始料不及的。对此，她非常沮丧，不得不感叹这部著作是“小书命薄”[1]。为了回击这些批评，也是为了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资本积累论》的思想，罗莎・卢森堡于1915年写了《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以更加简洁、清晰的笔调阐发了她的资本积累理论，但这一努力并没能挽回《资本积累论》的厄运，反而招致了更多、更严厉的批评，甚至连这部著作的研究者都要受到种种攻击和人身迫害。直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才在新一轮的全球化运动中领悟到了这部著作的价值，开始从肯定的角度发掘这部著作的思想内容，评价这部著作的当代意义。[2]诚如保尔・泽瑞姆卡教授所说的：“《资本积累论》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作了最重大的发展，这一点在今天已经是无可争议了。这是一本由工人阶级革命领导人写的书。从批判地分析马克思的《资本论》第2卷的手稿开始，以叙述军国主义结束，卢森堡提供了说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动力和资本主义结构危机的理论根据。这本书虽然受到了她同时代的思想家列宁和布哈林的强烈批评，但它已经通过了历史的检验，不需要我们再承担任何风险了。”[3]

《资本积累论》能够得到普遍肯定的评价，除了有世界历史变化的这一社会基础外，还得益于研究范式的更新。在21世纪以前，研究者们采用的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范式，把《资本积累论》当作一部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著作来阅读；从21世纪开始，研究者们吸取了当代货币理论的思想资源，从货币、金融化的视角来阐发《资本积累论》有关市场、需求的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货币学的研究范式。由于研究范式的这一转换，《资本积累论》中有关货币和金融的思想凸显出来了，成为当代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主题。[4]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将于2014年3月7―9日在柏林主办的“纪念《资本积累论》发表100周年――对帝国主义的一种经济学说明”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就是《资本积累论》中的货币、需求和金融思想及其对于解答当代全球金融危机问题、生态问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诸多问题的意义。

然而，即便是从货币、金融化的角度重读《资本积累论》，也还有一个研究向度选择的问题，即是选择积极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内在动力的研究向度，还是选择消极的、资本主义全球危机的研究向度。在这两个研究向度中，本文选择后一个研究向度。由于这一研究向度与以往的《资本积累论》研究有很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有可能导致人们对本文选题的质疑，所以，在论述正题之前，有必要对本文立题依据作一简要的说明。

一、本文立题的根据

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的开篇明确地提出，该书的目的是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5]。紧接着，罗莎・卢森堡分析了“再生产”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的内涵和特点。她强调：“再生产”是“生产过程的重复和更新”[6]，这是人类生产活动的一般特点，存在于人类历史的每一种社会形态中，而“社会总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有的形式，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由此决定，“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重复和更新。在这里，问题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重复和更新与危机有什么关系呢？“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何以成了危机理论的研究对象呢？它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危机理论呢？这些问题涉及如何理解和建立危机理论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罗莎・卢森堡分别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论证。

在理论上，罗莎・卢森堡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和生产过程各个环节的特点来说明。

罗莎・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不仅是物质形态的商品生产，而且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在这两种生产中，前者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载体，后者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剩余价值的生产必须包含两个相互衔接的部分：一个部分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这里包含了购买生产资料、劳动力和实际的生产过程；一个部分是剩余价值的实现，这是把生产出来的作为剩余价值的商品转化为货币的过程，也就是资本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资本积累。在这两个部分中，资本积累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能否继续，从而决定着资本主义社会能否生存。当资本积累进行顺利的时候，剩余价值就能够转化为货币，资本家就可以用这些货币来进行再生产或扩大生产规模，实现扩大再生产，从中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反之，当资本积累无法进行的时候，剩余价值就不能够转化为货币，这就意味着先前的剩余价值生产失败了，资本家不能得到他用于维持生产的货币，更不可能进行扩大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如果不能从其他的地方找到新的货币，他的生产过程就会中断，这时，就会出现经济危机。由此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点不是在剩余价值生产这个环节上，而是在资本积累这个环节上，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着直接的、内在的联系。由于这一联系，资本积累的问题，或者说，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就成了危机理论的研究对象。

在历史上，罗莎・卢森堡通过分析19世纪经济学家们围绕“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发生的三回论战来说明资本积累问题的提出和研究与反思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

罗莎・卢森堡所说的19世纪经济学家们围绕着“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的三回论战分别是：19世纪20年代西斯蒙第与李嘉图学派、萨伊和马尔萨斯之间的论战、19世纪40―50年代洛贝尔图和吉尔希曼之间的论战、19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在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布尔加科夫、图冈・巴拉诺夫斯基与民粹主义者伏隆左夫、尼古拉・昂之间展开的论战。罗莎・卢森堡分析了这三回论战与这三个时期发生的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阐明了资本积累是如何从“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的讨论中生发出来的，资本积累与危机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罗莎・卢森堡指出，西斯蒙第与李嘉图学派、萨伊和马尔萨斯之间的论战起源于西斯蒙第对1815年和1818―1819年英国最初的经济危机的思考。1815年和1818―1819年英国最初的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拿破仑实行大陆封锁，阻断了英国与欧洲市场的联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长期战乱，造成大众的贫苦、购买力下降而引起的。西斯蒙第从这场危机中看到了收入和消费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地位，提出了收入和资本的关系问题，并把这个问题作为资本积累的难题加以研究，这就使经济学的研究从对生产、对不变资本的关注转向了对资本积累、对可变资本的关注。资本积累也由此而成了研究危机理论的主题。这一研究课题在第二回论战中获得了新的发展。第二回论战，即洛贝尔图与吉尔希曼之间的论战，是“在1837年、1839年、1847年的危机，甚至在1857年第一次世界危机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7]。与第一次危机不同，这次危机不是由外在的因素引起的，而是由资本主义市场的短缺引起的，与之相伴随的是法国里昂纺织工人争取权利的斗争和英国的宪章运动，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交织一起，构成了这次危机的特点。罗莎・卢森堡把这次危机概括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世界发生第一次的正面冲突，这是划时代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爆发”[8]。由于这一特点，这次经济危机为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们探寻危机经济根源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料。洛贝尔图和吉尔希曼之间的论战就是围绕着如何解释危机的经济根源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在论战中，洛贝尔图和吉尔希曼对资本积累中的一些重要要素，如国民生产的分配制度、资本主义市场、对外贸易等进行了分析，并通过考察这些要素的消极的、负面的效应来说明危机的根源。通过这些考察，吉尔希曼提出了一个基本命题：“危机是由积累所造成的”，强调“在只有工人和资本家的社会中，积累将成为不可能”[9]；洛贝尔图说明了危机的周期性，并且把周期性危机作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特点。这样，他们就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危机与积累的内在联系。罗莎・卢森堡指出：“这里，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问题，积累问题，是完全与危机问题等同起来了”[10]。罗莎・卢森堡虽然不赞成他们的观点，却也肯定了他们的研究比第一次论战要深刻得多。从另一方面看，前两回论战也有共同点，即都发生在西欧，都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关注到资本主义的外部市场。与之不同，第三回论战是在经济、政治落后的俄国发生的，它的社会基础是19世纪70―80年代在俄国国内发生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精神危机。面对这场危机，俄国的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思考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命运和前途的问题，思考资本主义的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的关系以及俄国内部市场的前景等问题，于是，这些问题就成了第三回论战的主题。在这回论战中，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中关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分析及其图式当作自己的武器，考察俄国资本主义的危机现象，在客观上展示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与危机理论的内在联系。罗莎・卢森堡肯定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引入危机问题研究的意义，但她同时也批评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认为他们是在“奴隶般的抄袭”[11]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并在把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极端化中走向了反面，得出了“资本主义能永远存在下去。……社会主义不再成为历史的必然产物”[12]的结论，这样，合法马克思主义就滚到资产阶级的阵营中去了。

通过上述理论的分析和历史的考察，罗莎・卢森堡不仅阐明了“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资本积累问题与危机问题的内在联系，而且还找到了研究这个问题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由此可见，罗莎・卢森堡提出研究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不是随意挑选的，而是凝结了她对资本主义危机问题的思考。因此，我们只有从危机理论的角度重读《资本积累论》，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部著作的思想。这就是本文立题的根据。

二、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何在？

撇开19世纪围绕资本积累和危机问题发生的三回论战中各派观点的差别，观其共同点，不难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危机问题与资本积累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要揭示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就必须研究资本积累的问题。罗莎・卢森堡肯定了这一事实。但是，在罗莎・卢森堡眼里，这个事实绝不是清楚、明白的，可以不加分析地设定为研究的前提，相反，它本身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批判和重新审视的对象，因为在这个事实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问题：资本积累问题和危机问题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两者是同一个问题呢，还是两个问题呢？如果是两个问题，它们之间的连接点在哪里呢？罗莎・卢森堡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有关资本主义危机根源的问题，而且是研究资本主义危机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就不可能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这样，罗莎・卢森堡就把探究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作为她的危机理论的全部基础。从这一观点出发，她批判地考察了危机问题与资本积累问题的关系，从理论上阐明了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

在考察前二回论战中，罗莎・卢森堡反复强调，西斯蒙第和里嘉图学派、洛贝尔图和吉尔希曼，因为从危机出发，把危机问题与资本积累问题等同起来，所以，在探究危机的根源上走上了歧路。在考察西斯蒙第和萨伊的论战时，她指出：“由于全部讨论走上了叉道，集中到危机问题上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线索也就不可能发现了。最早发生的一次危机自然地支配了这个讨论的内容；同样自然地，这有效地妨碍双方认识到这一点：即危机不就是积累的问题，它只是积累的特殊的外部现象，只是在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形态中的一个要素而已。因此，争论只能陷入双方各执一词：一方从危机中推论出积累的不可能，而另一方从物物交换推论出危机的不可能。资本主义的以后发展证明这两个结论都是错误的。”[13]在考察洛贝尔图和吉尔希曼的论战时，她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吉尔希曼和洛贝尔图两人都从危机的事实出发，事实上也不得不从这一点出发。这里，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问题，积累问题，是完全与危机问题等同起来了，并在为危机寻求对策的尝试中，这个问题走上了歧路，尽管半世纪的经验很清楚地表明从周期出现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一个必要形态。争论的一方认为对策是在资本家将剩余价值完全消费掉，也就是，不要积累；另一方认为对策是在用法律来稳定剩余价值率，这也等于是完全放弃积累。洛贝尔图的这个奇想产生于他的强烈的、明确的信念：他认为在没有资本积累下，生产力和财富有无限制的资本主义扩张的可能。”[14]

从这两段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罗莎・卢森堡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理解危机问题和积累问题关系上的对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研究危机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危机，因此，一旦发现危机是由积累造成的时候，他们就把危机与积累看作是同一个问题，极力寻找消除积累的方法，以为只要消除了积累，危机也就解除了，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就能无限制地发展了；他们之间的分歧不过是在用什么方式来消除积累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不同。罗莎・卢森堡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不理解资本积累的本质，不知道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本质，是不可能人为消除的存在，没有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就变成了存在于任何社会形态中的一般再生产了，正是因为不理解这些，所以，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把积累看作是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偶然现象，是可以任意消除的东西。与之相反，马克思把资本积累看作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本质特征，是资本主义再生产中不可消除的必然性，危机不过是“积累的特殊的外部现象，只是在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形态中的一个要素”。这就表明，危机与积累不是等同的，而是有差别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其中，积累决定着危机，积累的必然性决定危机是一定要发生的，人们研究危机的任务，只是要说明危机是从积累的哪个环节中产生出来的，是积累中的哪个要素决定的。这样，罗莎・卢森堡就颠倒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研究向度，不是从危机来研究积累，而是从积累来研究危机。

可见，从积累来研究危机，就是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本质特征来揭示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在这一研究中，罗莎・卢森堡以分析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15]为出发点。罗莎・卢森堡认为，马克思的图式提出了以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来说明积累的可能性和限度，但是，要用这个图式来说明资本主义的积累，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首先看这个图式的原则：“第二部类的积累是完全由第一部类的积累所决定和控制的。……第一部类采取了主动，积极地实现整个积累过程；而第二部类只是一个被动的附属品。”[16]这个原则讲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积累，但如果稍加调整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把最大限度地满足劳动者的消费品需求作为目的，而消费品需求的增多必然引起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规模的扩大又会刺激更大的消费品需求。可见，如果从第二部类出发，马克思的图式也适合于一个有调节的社会，即适合于计划经济条件下扩大再生产。这就意味着，仅仅说明两大部类之间的依赖关系，还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积累，要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积累，还需要另一个条件，“即对商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必须也在增长”[17]。马克思把这个条件作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基础。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不断增长的需求是从哪里来的呢？”[18]罗莎・卢森堡从这里进到了第二点：“对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对于积累的意义。罗莎・卢森堡认为，资本家要扩大生产规模，就必须把在生产过程中获得的作为剩余价值的商品转化为货币，这是剩余价值实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剩余价值必须脱去作为剩余生产物的形态，然后才能重新采取以积累为目的的形态”[19]，这是积累所经历的货币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谁来购买作为剩余价值的商品？如果要把实现的剩余价值用于扩大生产规模的话，那么，这个购买者一定不能是两大部类图式中已经设定的工人或资本家，而必须是工人和资本家之外的第三者，因为如果这个购买者是两大部类图式中已经设定的工人或资本家，那就等于工人或资本家把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消费掉了，这就意味着，资本家不能从交换中得到他需要用于扩大生产规模的货币，反过来，如果这个购买者是工人和资本家之外的第三者的话，那么，资本家就能使剩余价值得到实现，他就能够得到大于他投入剩余价值生产的货币，就能够用这笔货币来扩大生产规模。但是，这样一来，积累就超出了两大部类图式的范围，也就是说，资本积累的实现必须依靠工人和资本家之外的第三者的需求，即“对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如果找不到这个第三者的需求，那么，资本主义的再生产链条就会断裂，这时，危机就产生了。

把积累建立在第三者的需求上，显然背离了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的原则。扩大再生产图式的原则是生产优先，消费次后，生产的积累控制着消费的积累，而“对商品有支付能力需求”则突出了需求在积累中的核心地位。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资本家的生产动机，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客观的、现实的条件；不是生产技术的进步决定着积累的实现，而是消费的需求决定着积累的实现；不是生产控制消费，相反，是消费决定着生产。罗莎・卢森堡认为，这种背离不是人为设定的，而是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现实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只论及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动机和技术条件，但是，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绝不会按照马克思的图式规定的比例关系进行，而只会在追逐市场需求中不断地偏离这个图式，不断地发生危机，并在连续不断的危机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直到资本主义总危机爆发，资本主义走向自己的终点。从这个角度看，资本主义危机的现实发生，并不在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而是在剩余价值实现的过程中；不在于生产的积累、生产技术的革新，而在于消费品积累的不足、生产的社会条件的限制，具体地说，在于货币需求的短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货币需求的短缺，尤其是“对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萎缩，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因此，人们要发现危机是从哪里来的、危机的性质和周期性规律，就必须深入地研究货币需求以及与之相应的货币市场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莎・卢森堡强调“积累问题，也就是，以资本化为目的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20]，是研究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和危机中最困难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

三、“对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哪里来？

从上节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到，“对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讲的是积累的现实的、实践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明显地超出了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图式的范围，但是，俄国的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却死抱着马克思的图式不放，力图用马克思的图式推出19世纪70―80年代的危机，天真地以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只要按照马克思图式中的两大比例关系像钟表那样“十分圆滑和准确”[21]的运行，危机就会自动的消除，资本积累就能够毫无阻碍地进行，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也就能够无限制地扩大。罗莎・卢森堡认为，俄国的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如此滥用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不仅没有揭示出帝国主义时代危机的实质，而且还证明“社会主义的新基础是脆弱的，是草率地建立起来的”[22]，因此，是极其有害的。为了从理论上有力地驳斥俄国的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科学地说明19世纪70―80年代的危机，罗莎・卢森堡修改了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提出了自己的资本积累图式。

罗莎・卢森堡反对把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简单地运用于分析19世纪70―80年代的危机，是因为马克思的图式是以英国资本主义社会为原型，只考察了在只有资本家和工人两大阶级的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积累和危机问题，而没有考察在更大的范围内，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资本主义社会并存的世界历史环境中的积累和危机问题，因此，它“更为适合于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23]，并不完全适合于现今的世界经济。就目前的世界经济状况而言，世界经济的发展还远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水平，也“没有达到像马克思的图式中所设想的那种发生周期性危机的资本主义成熟阶段。世界市场仍然处在发展中。德国和奥地利在七十年代才进入真正大工业生产阶段；俄国是在八十年代；法国到现在大部分还处于小规模生产阶段；巴尔干各国相当大的一部分甚至还没有摆脱自然经济的枷锁；只是到了八十年代，美洲、澳大利亚和非洲才同欧洲进行大规模的、经常的商品交换。因此，一方面，我们已经摆脱了到七十年代为止周期性出现的那种对资本主义经济新领域进行的突然的、跳跃式的开拓，摆脱了随之而来的先前的危机，即所谓的年青的危机。另一方面，我们还没有看到世界市场的发展和力量消耗已经达到如此程度，以致生产力同市场的框框将发生致命的周期性的冲撞，即发生资本主义的老年危机。我们正处在危机不再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而来的阶段，而且也不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衰退而来的阶段。这种过渡时期的特征也就是二十年来一般表现出来的营业不景气过程，即短期的繁荣同长期的萧条交替出现”。[24]罗莎・卢森堡认为，要说明19世纪70―80年代的危机，就应该以这一时期经济状况为原型来说明帝国主义时代的积累和危机问题。这样，罗莎・卢森堡就转换了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型。通过这种转换，罗莎・卢森堡找到了“对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罗莎・卢森堡发现，“对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自于“非资本主义的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的国家”[25]。她特别强调非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积累的意义。她以英国工业发展为例。首先，从消费品的需求看，“英国的棉业，在十九世纪最初六十年间(部分地直到现在)，以棉织品供给欧洲大陆的农民及都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印度、美洲和非洲等的农民。在此种情况下，那些非资本主义阶层及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就为英国棉业的繁荣扩大，建立了基础。”[26]其次，从生产资料的需求看，英国工业在19世纪前半期，供给了美洲澳洲诸国建设铁路的材料，在那个时代，“铁路那个东西，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侵入的主要前提之一”[27]，它使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部类在资本主义以外的社会得到的实现。由此带来的资本主义第一部类的生产资料的增长又刺激了第二部类的消费品生产的增长，于是，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从这一分析中，罗莎・卢森堡得出了这一结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如果只依赖于在这样狭隘的限界所能获得的生产要素，那么，它想达到现在的高度是不可能的，甚至一般的进展，也不可能得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形态和规律从最初就致力于囊括全世界，把全世界作为生产力的蓄积之处。资本以剥削为目的而企图占有各种生产力，它搜索全世界，从地球上每个角落里觅取生产资料，必要时从一切文化阶段和一切社会形态那里用武力来夺取这些生产资料。资本积累的物质要素问题，远没有从资本主义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物质形态中得到解决，它转变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了使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在生产上得到使用起见，资本有必要愈来愈向全世界发展，以求取得无论在量上或质上，能够进行无限制选择的生产资料。”[28]这个结论，也就是罗莎・卢森堡提出的资本积累图式。

初看上去，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图式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是对立的：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强调的是两大部类之间的技术关系，强调第一部类的增长优于第二部类的增长，第二部类的增长要受到第一部类控制的，而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图式强调的是两大部类之间的现实的、实践的关系，强调资本的需求决定着资本积累的可能性，这就使得第二部类的增长在资本积累中优先于第一部类的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们对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图式的所有批评都来自于这一认识。同样地，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们对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图式的肯定和赞赏也是基于这一认识。两者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这些经济学家们自身的研究范式不同：那些持批评态度的经济学家们采用的是生产主义的研究范式，而那些持肯定和赞赏态度的经济学家们采用的是货币主义的研究范式。

在我看来，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图式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并不是对立的，因为罗莎・卢森堡提出新的资本积累图式，是为了解决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无法解答的困难问题，即资本的需求究竟从何而来？罗莎・卢森堡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技术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和实践的问题，于是，她就把这个现实的、实践的要素加入到资本积累的图式之中，用它来解决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中的技术难题。罗莎・卢森堡对英国工业发展的上述分析很清楚地表明，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图式的确解决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中的技术难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罗莎・卢森堡并没有摒弃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而是把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置于现实的、更宽厚的框架中来化解其中的难题，因此，她的资本积累图式比之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她对资本积累可能性的说明上，而且也表现在她对资本主义危机问题的说明上。

我们可以对19世纪的三次危机问题的解答为例。在19世纪的三次危机中，前两次危机都只限于西欧内部，而第三次危机则发生在西欧以外的俄国。这种地域性的转移呈现出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危机：西欧是资本的母国，因此，它的内部危机所呈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就是从反思这种危机中产生出来的，它对于解释这两次危机是有效的。但是，俄国就不一样的，俄国是在西欧的压力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它的危机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精神上都受制于西欧，因此，俄国的危机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更主要的是资本主义国家与非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在这里，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就显得不够用了，于是，罗莎・卢森堡就在解决马克思资本积累图式的难题中提出了自己的资本积累图式，使其能够解释第三次危机。这就使得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图式比之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有更强的解释力。相比之下，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把俄国的危机仅仅理解为国内危机，力图机械地运用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来解决俄国的危机问题，就显得过时了。

四、谁是危机的受害者？

在罗莎・卢森堡看来，要说明资本积累如何可能，说明帝国主义时代的危机问题，仅仅找到“对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不够的，还必须从资本的全球化进程中说明非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成为“对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是以什么方式获得这种需求的。

在罗莎・卢森堡看来，非资本主义国家处在自然经济形态下，就其自身而言，是没有商品交换的意愿和需要的，因此，它们不可能自动地成为“对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如果硬说它们是“对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那也只能是在潜在的、抽象可能的意义上而言的。从现实的、实践的角度看，非资本主义国家要成为“对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必须经过资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就是破坏和摧毁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经济，迫使其走上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从而逐渐地滋生出对商品交换的需要；这个过程的积极的、能动的主体是资本主义国家，非资本主义国家只是作为消极的、被动的客体被卷入其中的。这就意味着，非资本主义国家对商品的需求不是反映它自己的意愿，而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意愿，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要实现资本积累的渴求，资本主义国家支配和控制着非资本主义国家，决定着非资本主义国家在什么意义上，以什么方式成为“对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这就构成了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才能使资本主义的积累能够继续不断进行；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在前进中不断同化那些条件，而正是这些条件才能保证资本主义本身的存在”[29]。罗莎・卢森堡认为，资本积累的这一内在矛盾，绝不是虚构出来的逻辑的东西，而是实际发生着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可依据资本与非资本主义社会环境关系的性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本对自然经济的斗争”，这是资本主义从封建社会的环境中产生出来的过程；第二个阶段是“资本对商品经济的斗争”，这是自封建社会之后，资本主义从农业和手工业的简单商品生产社会的环境中产生出来的过程；第三个阶段是“资本在世界舞台上为争夺现存的积累条件而斗争”[30]。前两个阶段的资本积累仅限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这两个阶段的完成，标志着“资本以商品经济代替了自然经济之后，它再代替了商品经济”[31]，进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当资本主义经济走向垄断的时候，就产生了金融资本，因此，金融资本是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典型经济形态。

关于金融资本的形成、性质和特点，罗莎・卢森堡同时代的思想家霍布森、希法亭、列宁都已经作了详细的阐发，他们明确地把帝国主义定义为金融资本主义，指出了金融资本的垄断性特点，金融资本必然造成资本输出，从而引发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也论述了国际贸易、关税政策和国际借款在资本积累中的作用，等等，可以说，帝国主义时代出现的所有经济现象，他们都做了认真的考察和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框架在总体上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学的角度考察金融资本与资本积累的关系，所以，他们强调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是第一位的，国外市场只是国内市场的补充。[32]与之不同，罗莎・卢森堡对资本积累的考察绝不限于金融资本。在她看来，金融资本只是资本积累的一个环节、一种形式，关键的问题是要揭示资本积累的规律，并且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环境、资本积累极限的角度说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积累的特点和现实运动。这样，罗莎・卢森堡就把资本积累的研究从传统的框架中解放出来，置于世界市场的背景下加以研究，创造了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二元对立的研究框架。在这个研究框架中，国外市场被看作是资本国际化的前提，置于了第一的位置。罗莎・卢森堡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来考察资本积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她强调，资本积累绝不可能无限制的进行下去，它发展的每一步都要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它要受到国外市场的限制，要受到来自非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抵抗，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上都会使资本积累受到阻碍，都会引发经济危机，最后还要受到地球上有限资源的限制。也就是说，当世界上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全部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地球上的所有可用的生产力发展的资源都耗尽了的时候，资本积累也就变得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经济也就走向了最后的崩溃。所以，她反复强调：“经过一定的时期，国内外资本积累的条件将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那就是它们变为资本没落的条件了。资本通过军国主义，愈加残酷地想消灭国内外非资本主义阶层、愈加压低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那么，在世界资本积累的逐日历史上，变动也就越大。它将成为一连串的政治和社会灾难和痉挛，在这样条件下，加上周期性的经济灾祸或危机，积累已不可能再进行了。但在正式到达这个资本自己创造的经济绝境之前，国际工人阶级起来反抗资本的统治已成为一件必要的事情了。”[33]这样，罗莎・卢森堡就把资本积累的问题与危机的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勾勒了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历史图景。在这个图景中，资本积累总是伴随着危机，危机是资本积累的负面，是从资本积累的阻截点上爆发出来的，因而是资本积累过程中一定会出现的现象，资本积累是在不断地克服危机中为自己扫清道路，但是，这绝不是一个无限制的过程，不是一个向上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向下的过程，是资本主义走向最后崩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革命、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是一件必要的事情。

由于把国外市场置于第一的位置，罗莎・卢森堡在考察资本积累的手段方面，特别重视“殖民政策，国际借款制度，势力范围政策和战争”[34]。她认为，这些手段是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和掠夺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手段，也是资本主义国家把自身潜在的，或已经爆发的经济危机转嫁给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手段。无论是前一种情况，还是后一种情况，非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受害者。罗莎・卢森堡用西欧列强为争夺殖民地而在亚洲、非洲、美洲等广大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地区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及其相伴随的国际借款和保护关税等政策的事实证明：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积累是世界性的，危机也必然是世界性的，资本积累是以牺牲非资本主义国家为代价的，这注定非资本主义国家是危机的受害者。她在考察了西欧列强在世界范围内对自然经济和简单商品经济的斗争后，得出了这一结论：“资本主义与简单商品经济斗争的一般结果是：资本以商品经济代替了自然经济之后，它再代替了商品经济。因此，非资本主义形态为资本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更严格地说，资本的存在依赖于这些形态的毁灭。虽然资本主义的积累，是无条件地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但它的所谓需要，乃是牺牲非资本主义环境，从它那里吸取养分，以养肥自己。从历史上来考察，资本积累乃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间所进行的新陈代谢过程。没有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资本积累也就无法进行。从这一点上看，积累是由啮破并同化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而成长起来的。”[35]她在考察了国际借款是如何使非资本主义国家从负债到破产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东方诸国，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再由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不够迅速的，从而它们被国际资本吞没下去，因为它们不可能不把自己出卖给国际资本，而完成这些变革。它们狂热的改变形态也就意味着它们被国际资本吸收下去了。”[36]可见，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通过战争的方式，还是采用貌似和平的、平等的国际借款方式，都是以牺牲非资本主义国家为前提的，因此，非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积累，从而也是危机的真正受害者。从这一观点出发，她认为，要消除危机，就必须根除资本积累，而这只有通过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以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代替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才是可能的。

确切地说，对于非资本主义国家如何摆脱世界经济、政治和战争危机，罗莎・卢森堡并没有像列宁那样给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但她却通过对资本积累的本质和内在机制的考察，对危机作了病源学的诊断，这一诊断为我们诊治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提供了理论根据。或许，我们在思考金融危机的世界格局时，不能再用“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这样的用语了，因为经过一个世纪的资本化过程，罗莎・卢森堡曾经考察过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自然经济已经不再存在了，罗莎・卢森堡看到的“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对立也已经转化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对立。但是，罗莎・卢森堡提出的“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二元对立的基本构架，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积累中的主导地位的观点，坚持从资本积累的历史环境和资本积累的极限来考察资本积累运动的基本思路，揭示资本积累与危机的辩证法，对于我们认识正在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实质，寻找欠发达国家摆脱危机的道路是极其有益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资本积累论》是罗莎・卢森堡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

注释：

[1]罗莎・卢森堡、尼・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

[2]对这个问题的详细分析，请见何萍：《是“回到马克思”，还是走向“马克思主义”――从罗莎・卢森堡哲学的魅力谈起》，《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3期。

[3]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Routledge, 2003, London, head page.

[4]参见何萍主编、熊敏总校订：《罗莎・卢森堡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5]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页。

[6]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1页。

[7]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171―172页。

[8]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171页。

[9]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178―179页。

[10]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207页。

[11]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253页。

[12]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255页。

[13]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162―163页。

[14]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207页。

[15]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实质上讲的是资本积累的问题，因此，这个图式也就是资本积累图式。――作者注

[16]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83页。

[17]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87页。

[18]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87页。

[19]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93页。

[20]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122页。

[21]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245页。

[22]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256页。

[23]《卢森堡文选》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6页。

[24]《卢森堡文选》上卷，第87页。

[25]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277页。

[26]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277页。

[27]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277页。

[28]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282页。

[29]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289页。

[30]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291页。

[31]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332―333页。

[32]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请见何萍：《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关于马克思、卢森堡、列宁的一个比较研究》，《哲学研究》2008年第3期。

[33]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376页。

[34]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364页。

[35]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332―333页。

[36]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353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