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新经济政策提出的背景、意义、成效及其启示

　　“新经济政策是指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从1921年起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实施的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是：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广泛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建立大工业和小农经济之间的联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把商业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环节；允许私人经营企业，支持个体小工业企业的发展；以租让制、租赁制等形式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和技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国营企业中坚持经济核算和物质利益原则，并采取相应的管理方法；发展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吸引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等等。”［1］。

　　由于新经济政策含有市场经济的内容，很多人常常用新经济政策来说明中国搞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但是，列宁采用新经济政策与俄国当时的国情和世界的世情有很大的关系，该政策是列宁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解决苏维埃俄国具体现实问题的成果，新经济政策在苏联也没有能够持续很长时间。今天，我们需要客观地、冷静地看待新经济政策。

一、新经济政策提出的背景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98年春，其后该党分裂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党代表会议将孟什维克派清除出党，十月革命后的1918年3月该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917年俄历二月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推翻沙皇政府，半年多后，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苏维埃俄国。从最初的建党到夺取政权，列宁领导的政党只用了19年的时间，从布尔什维克派独立建党到夺取政权只用了5年时间。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虽然也遇到过一些曲折，但相比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十分顺利的。由于革命和革命之后开展建设的准备工作不够充分，所以当时有人称俄国革命是早产儿。

　　与此同时，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本身的发展也很不充分。20世纪初期的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其本身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小农国家，主宰广大乡村的是“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和十足的野蛮状态”［2］216。俄国资本主义起步时间不长，无产阶级的发展也不充分，在人口中占少数。虽然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但党的力量还比较弱，为了集中力量做好工人的工作，党在农村的工作开展得很不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暴露了沙皇俄国在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的不足，工业企业大量破产，工人大批失业，农业生产也受到破坏，粮食极度缺乏，人民处于饥饿之中，整个国家处于破产状态，布尔什维克利用有利时机夺取政权后，这些困境就需要由新的政权来克服。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国家迅速结束了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厮杀，转身对新生的俄国无产阶级政权进行武装干涉，扶持苏俄国内叛乱，苏维埃俄国不得不动用一切力量进行了为期三年的战争。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平定国内叛乱的战争，对国内经济产生了极大的破坏。新生政权早在1918年10月30日就通过了实物税法，但由于战争的压力，实物税法未能执行。战争胜利后，苏维埃俄国的新危机也来临了。

　　这时，俄共（布）在工农兵三个阶层中组织工作不充分的问题暴露出来了。首先，俄共（布）在军队中的组织工作不充分。为了抵抗外来侵略和内部叛乱，不得不利用原沙皇俄国的旧军人进行作战，尽管派遣了大量失业工人到军队担任政治委员以监督旧军官指挥作战，但是党的支部只能建立在团一级，而不能像中国工农红军那样建立在连一级。战争胜利后，大量军人无组织地复员回乡，给原本就因缺乏运输车辆和燃料而陷入困境的运输工作造成了更大的困难。而当大量军人复员回到乡村务农时却发现缺少牲畜等劳动条件，生产无法开展，不少复员军人沦为盗匪。之后，苏维埃俄国才开始像后来新中国组建建设兵团那样，组建劳动军。

　　其次，俄共（布）在农民中的组织工作不充分。十月革命后，地主被消灭，大耕作者和无地农民的数量减少了，中农增多了，中农在俄国农村中占了多数。但这些中农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各行其是。在反动势力的武装威胁下，这些受益于十月革命的中农愿意支援苏维埃政府打击反动势力，能够接受余粮收集制，但是，随着敌人的消灭和退出国境，农民为了战胜敌人而付出牺牲的积极性消失了，余粮收集制开始受到农民的抵制。

　　事实上，由于在农民中的组织工作不充分，余粮收集制远没有收集全部的余粮，粮食投机倒卖十分猖獗。列宁在1919年7月30日的讲话中指出：“今年春夏，城市工人的粮食大约只有一半是从粮食人民委员部得到的，而其余部分则不得不从自由市场，从苏哈列夫卡和投机者那里购买，工人购买前一半粮食的支出只占购粮支出总数的十分之一，购买后一半粮食的支出则占十分之九。果然不出所料，投机者先生们从工人身上刮去的钱，等于国家收购的粮食售价的9倍。”［2］113列宁承认，“我们在经济上没有得到农民充分的支持”［3］514。与之相比，中国共产党由于很好地组织了农民，在当年的苏区和解放区都不存在如此猖獗的粮食投机。

　　1920年的粮食歉收和饲料缺乏，使农民原来就困苦不堪的生活更加恶化，余粮收集制无法征集到足够的粮食来恢复工业，加上“有些地方发生了比粮食危机更为严重的燃料危机，城市产品完全不能满足农民经济的需要。农民经济发生了十分严重的危机”［4］300。缺乏组织的非党农民提出了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愿望，正当列宁在1921年2月初准备满足非党农民的这一愿望时，主要是农民出身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在当月月底发生叛乱，要求贸易自由和“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对此，列宁指出：“我们必须立即向广大农民群众表明，在决不离开革命道路的条件下，我们准备改变政策，使农民能够感到布尔什维克愿意不惜一切代价马上改善他们不堪忍受的状况。”［3］47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农民倒向俄共（布）的对立面。

　　更为重要的是，俄共（布）曾经派人“到农村去组织公社、组织集体农庄，却不善于经营，因为他们没有集体工作的经验。这些集体农庄的经验只是提供了一个不该这样经营的例子，让周围农民见笑或者生气”［4］53。这无疑加剧了组织农民的困难。

　　再次，俄共（布）在工人中的组织工作也不够，使得工业生产迟迟不能恢复。当然，这里面也有粮食和燃料缺乏的原因。但同时，“在国有化、社会化的工厂和国营农场中建立起来的经济没有同农民经济结合起来”［5］74。这样也就难以从农民那里交换回粮食和燃料。一些工人也去做投机生意，“通过盗窃公共财物或者在公有工厂中干私活来获得产品，然后拿这些产品去交换农产品”［4］345，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提出的自由贸易的口号，对他们也有很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无产者在经济领域里不得不以投机倒把者或小生产者的姿态出现”［4］305时就已经失去了无产阶级特性。这是因为，“所谓无产阶级，就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企业中生产物质财富的阶级。既然资本主义大工业已被破坏，工厂已经停产，无产阶级也就不存在了。它有时在形式上仍算作无产阶级，但它已经失去了经济根基”［3］186。而且由于战争的原因，很多“进工厂的根本不是无产者，而是逃避打仗的人”［5］104，这些人也不具有无产阶级特性。虽然粮食缺乏，但是布尔什维克也没有把工人组织起来去生产粮食。

　　最后，俄共（布）在政府人员中的组织工作也不充分。由于夺取政权过于顺利，苏维埃政府接收了几十万沙皇和资产阶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官吏。这些官僚在处理行政事务时拖拖拉拉，效率低下，没有足够的人员监督和替代他们，担任机关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常常受他们愚弄。波兰愿意用1普特盐同俄国换1普特粮食，而俄国农民愿意用4普特粮食换1普特波兰盐，但官僚们阻碍了这种有利于国家从农民那里得到粮食的交换，从而让市场去配置资源，反而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当然，在对外贸易方面，列宁仍然主张实行垄断，以便将有限的资源用于交换最有利于恢复生产的物资并将垄断利润用于社会主义积累。

　　苏维埃政府本身的工作失误也加剧了困难局面。列宁指出：“到了1920年，我们的军队比波兰的军队多了，粮食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倍，燃料也有了（顿涅茨和西伯利亚的煤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半）。在全国范围内分配这些东西我们却没有做好。”［6］367这样一来就使得本就有限的物资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在与外商做生意时，一项糖精生意就让对方赚了323%的利润。列宁得知后，自嘲地称“傻子要学习就得付出高昂的代价”［3］277。这些工作失误表明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的文化修养水平不高，不具有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能力，无力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学习和锻炼。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是我们开始真正学习经济管理的一种形式，但是在这方面直到现在我们还做得非常糟糕。”［3］347他还指出：“利用合营公司进行长期的认真的学习，这是恢复我国工业的唯一途径。”［5］332

　　俄国的产业分布也给经济恢复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产粮区、工业区和燃料供应区相距较远，各区域所生产的物资来往需要大量的运输，而运输车辆和燃料的缺乏，运输人员粮食供应的缺乏，以及运输系统旧管理人员的怠工等，使生产和流通陷入恶性循环。由于缺乏燃料，有限的黄金被用来进口煤，而不能用来进口生产煤的设备，恢复生产似乎遥遥无期。

　　十月革命后，由于苏维埃政权废除了沙皇俄国对法国所欠下的巨额债务，俄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了法国海军的威胁：“要同欧洲来往，就需要有船队，而我们却没有。船队在敌人手里。我们同法国没有签订任何条约，它认为我们欠了它的债，那就是说，对于我们的任何一条船，它都可以说，‘来吧，这是我的’。他们有海军，我们却没有。”［4］59

　　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一个是及时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一个是实现自己专政的或者说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妥协［4］51。列宁原来指望苏维埃俄国顽强战斗下去能够等来西欧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进而这些发达的西欧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援助俄国，但这一天他一直没有等到。这样一来，苏维埃俄国就只能通过第二个条件维持下去，而第二个条件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是不同的。在战争时期，面对共同的凶残的敌人，农民愿意牺牲一切支持工人阶级的斗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能够推行下去。但在和平时期，“小农需要的东西同工人需要的不一样”［4］51。而在经济破坏、物资缺乏、生活贫困和广大农民感到绝望的情况下，“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4］51。更为重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剥夺和赶走大地主和资本家这两个阶级，但对于占人口较大比重甚至超过半数的小生产者、小资产者和工人阶级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却不能这样做”，“必须采取其他斗争方法”［3］44。

　　十月革命后，为了摆脱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战争转向和平，苏维埃俄国曾经与德国签订了屈辱的《布列斯特条约》，实行战略退却，这个条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自然也就被废止了。通过这个战略退却，苏维埃俄国赢得了喘息的时间和最后的胜利。因此，在经济方面同样实行战略退却，对于列宁来说并不是一个困难的抉择，而且列宁也的确把新经济政策中的租让制视为“赢得时间”［3］51的一个策略。

二、新经济政策的原理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例如18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学会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长期沉溺于消沉状态。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我批判，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局势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7］

　　俄国革命也遇到了同样的发生退却的问题。列宁原来计划“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即农民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国家所需数量的粮食，国家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3］18。这个计划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生产与分配有明显差异，可谓是一种“退却”。为了解释这个“退却”，列宁并没有引用马克思的上述观点，而是举了日俄战争期间日军攻克俄军据守的旅顺口的例子。

　　日军攻克旅顺口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多次猛烈的强攻，结果都失败了；第二阶段是不得不对这个要塞改用非常艰苦、非常困难而缓慢的地地道道的围攻，“而过了一些时日，正是用这种方法完成了攻克要塞的任务”［3］218。列宁认为，不能因为第二阶段采用了围攻，就否定第一阶段的强攻。这是因为，“不用强攻要塞这一实际行动来检查一下兵力，不试探一下抵抗的力量，是没有理由采取比较长期比较艰苦的战斗方式的，要知道这种战斗方式仅仅由于时间长就蕴含着许多别的危险。从整个战役来说，我们也不能不把由强攻和冲击组成的战役第一阶段看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阶段”［3］219。事实上，十月革命本身就可以看作一次强攻要塞的成功行动，检验出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的抵抗力量的软弱，因而不能认为俄国革命是“早产儿”，只能说这种强攻暂时不适合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那里的无产阶级不得不进行比较长期的迄今还没有成功的围攻。

　　列宁认为，俄国革命在面对经济建设领域里的社会主义任务时所处的境况，也可以同样地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从（大致是从）1918年初到1921年春的时期，另一个是从1921年春开始的现在这个时期。”［3］219这两个时期也就是战时共产主义制度时期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在第一个时期开始时，俄共（布）“设想不必先经过一个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就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3］221，设想所有私人企业主和个体业主都非常清楚必须服从苏维埃政权、服从国家调节。但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采用战争手段来回应俄共（布）的这个设想，迫使俄共（布）采取殊死斗争的极端做法，结果经济恶化了。到1921年春天，“用‘强攻’办法即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3］225，从而在第二个时期就需要“从‘强攻’转为‘围攻’”，“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要在许多经济领域退向国家资本主义”［3］226。显然，这两个时期是不能相互否定的，特别是前一个时期保住了苏维埃政权，使得后一个时期有了退却的战略纵深，就好像强攻消耗了敌人的军事力量、破坏了敌人的军事设施，为围攻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在强攻无效的情况下，那就“需要作出调整：必须停止强攻而改用围攻，变更军队部署，重新分配作战物资”［3］219。列宁指出，与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4］50，这些“特殊的过渡办法”其实也就是退却的或者说围攻的办法。十月革命完成了推翻资产阶级的任务，但是，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完成否定小私有制的历史任务。这个历史任务落到了俄国工人阶级的肩上，这是发生退却或围攻的根本原因。余粮收集制引起农民的不满表明，这个任务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列宁不得不通过新经济政策，恢复一定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而且“如果资本主义得益，工业生产就会得到发展，无产阶级也会随着成长”［3］186。这样也可以“恢复无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使无产阶级变成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而不再是一个从事投机倒把的无产阶级”［4］306。

　　列宁指出，当时的俄国国内有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4］196前四种经济成分不会因为政权更迭、国名变更为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就立即转变成社会主义成分。在这些经济成分中，“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因为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耕作者都是小商品生产者”［4］196。从而经济斗争的主要表现“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作斗争”［4］197。

　　列宁上述所列举的五种经济成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是层层递进的，因此，退却的第一步就是退到国家资本主义，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对抗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这是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将是小生产的联合。资本把小生产联合起来，资本从小生产中发展起来”［4］149。如果这一步退却还不够的话，还可以依次退却到私人资本主义和小商品生产。列宁指出：“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4］217

　　当然，这种退却是有限度的，它是以克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为目的的，否则“这些小资产者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推翻我们的工人政权，就象那些正是在这种小私有者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拿破仑们和卡芬雅克们推翻了革命一样”［4］198。与政权被颠覆相比，列宁指出：“付给国家资本主义较多的贡赋，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会使我们通过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一经学会了怎样保卫国家秩序来反对小私有者的无政府性，一经学会了怎样根据国家资本主义原则来整顿好全国性的大生产组织，那时就会掌握全副王牌（恕我如此来形容），社会主义的巩固就有了保证。”［4］199但是，在大生产彻底胜利和恢复以前，必须面对一些为商品流转而生产的小农、小业主、小生产者，必须建立符合小生产者生存需要的经济条件，而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正是这样的条件［4］22。只有这样，才能从农民经济中得到整个国家所必需的粮食和燃料，以便恢复大生产。而“大生产的状况的任何改善，若干大工厂的可能开工，都会大大巩固无产阶级的地位，以致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即使在滋长也没有什么可怕了”［4］74。

　　马克思曾经指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8］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发展起来曾经有一个“羊吃人”的原始积累过程，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也需要一定的原始积累。十月革命后，经济遭到空前破坏的苏维埃俄国却只能向资本主义国家寻求原始积累，对此，列宁指出：“如果没有资本的帮助，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自然，由于这种帮助，资本是会向我们索取百分之百的利息的。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点。所以，或者是建立这种类型的经济关系，或者是什么也没有。谁不这样提出问题，那他就是对实际的经济一窍不通，就是只会说风凉话。”［4］61

　　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把自己的工厂、原料、矿山等生产资料交给资本家，资本家则以订约人或租借者的身分，利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从事生产，以其资本赚取利润，并把一部分产品交给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我们极其迫切地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样做我们就可以立即增加产量，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而我们自己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这样就产生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对于我们可怕不可怕呢？不可怕，因为我们会确定实行租让的限度。”［4］150他认为，“工人国家掌握的各种手段足以使这种在小生产条件下有益的和必要的资本主义关系只在适当的限度内发展，足以监督这种关系。现在全部问题就在于确切地研究这种现象的范围，找出国家对它进行监督和计算的适当方法（不是压制，确切些说，不是禁止）”［4］269。列宁的这种自信来源于俄共（布）刚刚利用旧军队和旧军官打败了国内外敌人的武装反抗。在列宁看来，“聪明的共产党员不怕向军事专家学习，虽然十分之九的军事专家随时都有叛变的可能。聪明的共产党员也不会怕向资本家学习（不管他是承租企业的大资本家，还是代销商，抑或是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等等），虽然资本家并不比军事专家好”［4］230。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剥削制度，尽管国家发展需要积累，需要劳动者提供一定的剩余劳动，但不应当只给劳动者留下最必要的必要劳动，不能直接取走全部的剩余产品，对于取走的剩余产品要有相应的补偿。事实上，战时共产主义的余粮收集制也不全是白拿农民的粮食，是付了纸币的。列宁称之为“借来的”［4］208，这是因为，农民拿着这个纸币买不到工业品。因此，战时共产主义只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在小农国家内实现本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其正确政策是要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适应无产阶级的任务，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才能使社会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粮食税就是向这种粮食政策的过渡”［4］209。工农业产品之间的这种交换如果从政府调拨改为商品交换的方式，那就是新经济政策。

　　事实上，放弃余粮收集制，农民也不会保留余粮，而是会将余粮拿到市场上去换取其他产品。列宁指出：“既然农民得了好处，摆脱了余粮收集制，可以把自由处理的那部分余粮拿去进行交换，那我们操作机床的工人也希望得到这些好处。”［4］303因此，如果当余粮收集制并不能比粮食税更有效地得到恢复工业所需要的粮食时，那么放弃它也就很正常了。

　　为了避免同西欧断绝联系，列宁考虑利用新经济政策中的租让制，让西欧的资本家们来帮助苏维埃俄国恢复和发展对外贸易，进而恢复俄国国内的经济，条件是“让你拿走500%的利润，而你为我们增加粮食、煤油等产品”［6］372。列宁还希望“每一项租让都将提供一些我们所无力生产的额外产品，因而我们可以拿这些产品去同农民进行交换，而不必采用税收的办法”［4］168。

　　列宁还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大工业占优势，或者即使不占优势，但是十分发达，而且农业中的大生产也很发达，那么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可能的。没有这种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4］70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在大工业和农业大生产都不发达的情况下，在我国有人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甚至搞穷过渡，不仅在实践上被证明是错误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早就被列宁否定过。

　　最后，在克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过程中，列宁注意到教育农民的问题，并在新经济政策中加以观照。他指出：“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经济目的来说，就是合作化。”［5］367他提出了两种类型的合作社：“消费合作社是工人或农民的一种联合，其目的是为了取得和分配他们所必需的产品。产销合作社是小农或手工业者的一种联合，其目的是为了生产和销售各种农产品（如蔬菜、乳制品等等）和非农产品（如各种手工业品、木器、铁器和皮革制品等等）。”［4］240列宁指出，“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是集体的资本主义机构”［5］366，但在苏维埃俄国，“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在我国的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5］366。在列宁的安排下，苏维埃俄国的粮食人民委员部同中央消费合作总社达成了协议，协议规定：“一切商品都交给合作社，合作社工作者做生意是为了我们，为了中央集权制国家，为了大工厂，为了无产阶级，而不是为了自己。”［4］315

　　综上所述，新经济政策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的辩证结合，对于小农经济占主体的国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三、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成效

　　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意味着征粮数的下降，从而无法维持原有的财政供养人员，导致这些人员从1920年的3800万人减少到1921年年底的800万人［3］341。而征粮数的降低也“使得农民经济有可能不完全依靠工业而得到改善”［4］145。同时，实行粮食的自由流转“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种刺激、动因和动力”［4］63。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半之后，1922年11月13日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指出：“一年来农民不仅战胜了饥荒，而且交纳了大量的粮食税，现在我们已经得到几亿普特的粮食，而且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强制手段。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没有了。”［5］280

　　除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以改善农民经济的状况，提高农民扩大耕地和改进农业与畜牧业的兴趣外，新经济政策还鼓励振兴和发展不必由国家筹划供应大量粮食、原料和燃料的地方小工业。这些小工业不需要国家提供保证就能立即得到一些东西，“提供农民所需要的某些产品”［4］176。俄国农民也积极参与到非农产品的生产之中。新经济政策实施半年后，列宁谈到顿巴斯的情况时指出：“生产发展得特别顺利的是租给农民的小矿井。我们看到，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了发展。农民矿井的生产情况很好，他们把开采的煤拿出大约30%作为租金交给国家。”［3］227

　　俄国工人阶级在经济恢复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国营工厂中的“工人们自己筹集燃料、原料和食品，或者竭力设法把工业品合理地分配给农民，用运输工具把它们运给农民”［4］149。“他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把工人调到一些最好的工厂里，结果使产量大大增加。”［4］144当然，新经济政策也对工人实行实物奖励以激励工人增加产量。“例如，纺织工人在满足国家需要的前提下，自己可以得到一部分纺织品，并可以拿它去交换粮食。”［4］150但列宁对这个做法并不满意，认为这“只是由于粮食和燃料方面的暂时的情况和困难才不得不这样做”［4］304。

　　新经济政策实行之时，虽然俄国经受了七年战争而经济困难，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起来，其国内过剩资本较少，对外资本输出的需求不大，加上俄国白卫流亡分子反对新经济政策的鼓动，以及阻止俄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因此，列宁虽然提出了租让的新经济政策，但很难吸引西方资本到俄国进行租让，成效不大，经过一年的努力只办成了17家与外资合营的公司。但是，由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恢复经济需要俄国的一些原料，同时也需要俄国这样一个市场和俄国的黄金，而且对俄贸易存在巨额的利润，例如，“亚麻在俄国值4.5卢布，在英国值14卢布”［5］220，加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资本家垄断集团之间存在一定的敌对关系可以利用，苏维埃俄国经过努力还是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一定的贸易往来，这也缓解了俄国物资极度匮乏的状况，但美国当时拒绝同苏维埃俄国建立贸易关系。

　　列宁指出：“我们要进行的是崭新的事业，如果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工人同志不能很快地来帮助我们，我们的事业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一定会犯许多错误。”［5］75面对苏维埃俄国存在的经济困难，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工人阶级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了援助。例如，列宁在1922年12月2日致国际工人援助会书记的信中指出：“国际工人阶级对饥民的援助，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苏维埃俄国渡过和战胜了去年的严重饥荒。现在必须医治饥荒带来的创伤，首先是安置成千上万的孤儿，恢复由于饥荒而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和工业。在这方面，国际工人阶级的兄弟援助也已经开始发生作用。彼尔姆附近的美国拖拉机队，美国技术援助组织的农业队，国际工人援助会办的农业和工业企业，通过工人援助苏俄协会分配与认购的第一次无产阶级公债——所有这一切都是工人以兄弟般的援助来促进苏维埃俄国的经济恢复这一事业的大有希望的开端。”［5］308

　　新经济政策在放开商品交换的同时，也放开了纸币的发行。苏维埃政府实际上是利用通货膨胀来应对新经济政策造成的亏空，并积累可用于工业的资本。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揭露资本家“奖赏”退出内阁的帕尔钦斯基先生以“年薪12万卢布的肥缺”［9］，而到了1922年年底顿河粮食委员会水上警卫队违规征收在禁区捕鱼的特别许可费就达到“每网4亿到5亿卢布”［10］。列宁承认，“俄国卢布的数量已经超过1000万亿，我看，单凭这一点，俄国卢布就够出名的了”［5］278。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俄国的经济情况有所好转，纸卢布的通胀情况也有所好转。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指出：“1921年，纸卢布币值的稳定期不到3个月。1922年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稳定期已经持续5个多月了。”［5］279

　　新经济政策在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同时，也改善了工人的生活状况。“轻工业无疑正处于高涨状态，所以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生活状况的改善也是毫无疑问的。1921年春天，这两个城市的工人有过不满。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5］281可见，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不仅有效地巩固了工农联盟，而且也有效地加强了俄共（布）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在重工业方面，苏维埃俄国没有得到什么借款，“还没有一个有利可获的租让项目”［5］282，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史证明，落后国家要有几亿美元或金卢布的长期借款，才有可能发展重工业”［5］281-282。但是，商业活动尤其是对外贸易的活跃还是使苏维埃俄国得到了一些资本，“可以用来发展重工业”［5］282，尽管只有“2000万金卢布多一点”［5］282。

　　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建设得很不好，很不熟练，但毕竟已在完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即新的生产和新的分配的基础上开始建设）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5］75他强调，“应该弄清楚，新经济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做到既建立这种结合，又不破坏我们在不熟练的情况下开始建设的东西”［5］75。这表明，列宁并不是为了实行新经济政策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他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退却时仍然注重为建立完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实行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进攻积累力量。这就为新经济政策的结束打下了基础。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周年时，列宁说：“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5］77而七个月后，列宁就认为，“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之中……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5］302。这表明，按照列宁本人在十月革命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提出的关于生产资料的生产要优先增长的原理去极力恢复工业和发展重工业的举措取得了加快生产发展的成效。

四、新经济政策的启示

　　其一，制定和实施政策必须“中群众的意”。列宁指出，“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5］109，“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中群众的意，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5］92。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准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必须使各项工作能够“中群众的意”。

　　必须“中群众的意”也意味着我们的工作成果要由人民群众来检验。列宁指出：“我们踏上了实干的道路，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但不是把它当作用庄严的色彩画成的圣像。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方针，必须使一切都经过检验，让广大群众，全体居民都来检验我们的道路，并且说：‘是的，这比旧制度好。’这就是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5］301我们也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还需要明确这种检验是由广大群众来检验的，而不是由极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来检验的。

　　其二，必须学会实际建设社会主义。列宁指出：“掌握商业，引导商业，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能够做到的。”［3］250他还指出：“幻想出种种工人联合体来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回事；学会实际建设这个社会主义，能让所有小农都参加这项建设，则是另一回事。”［362］当然，要掌握商业并引导商业，进而实际建设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新经济政策在苏维埃俄国的推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列宁指出，从新经济政策中得出的第一个教训是“不会经营”。对此他强调：“在经济方面，我们现在必须做的事情是在同普通店员、普通资本家和商人的竞赛中取胜。”［5］80“或者我们能在这场同私人资本竞赛的考试中及格，或者我们完全失败。”［5］82苏联最后的失败也与这种竞赛未能最终取胜有一定的关系。列宁还指出，从新经济政策中得出的第二个教训是要“从头学起”。他指出：“问题在于负责的共产党员虽然优秀，人人知道他忠诚老实，受过苦役折磨，不怕死，可是他不会做生意，因为他不是生意人，没有学过也不愿学这一行，他不懂得应当从头学起。”［5］81

　　这表明，即便我们用别人的手来建设经济，正如我们引进外资那样，我们也需要加强学习，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学会实际建设社会主义。列宁指出：“如果共产党员能够用别人的手来建设经济，而自己能向资产阶级学习，使资产阶级走共产党员要走的道路，那我们就能管理这种经济。”［5］96我们现在也在同国际资本进行竞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表明我们有能力在这场竞赛中取胜，但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期，我们还必须戒骄戒躁，继续学习和提高经济本领。当然，除向资产阶级学习外，我们还应当也必须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学习，特别是学习他们根据资产阶级的实践经验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科学地总结出来的反映经济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11］与当年的苏维埃俄国不同，如今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大党，这就要求我们要比当年的俄共（布）更加会做经济工作，更加懂得政治经济学，以便能够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进而承担起“三个代表”的历史使命。

　　其三，不能只凭热情做经济工作。列宁指出：“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一般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导到共产主义。”［3］176我们过去在这一点上也走过弯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些弯路表明：“我们老是向后看，以为经济任务用同样的办法也能完成。但错误正出在这里。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应该去完成另一种任务的时候，是不能够向后看，试图用昨天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不要作这样的尝试，那是不会成功的！”［3］349

　　提高生产力水平需要缩短生产商品或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高经济效率需要缩短资本周转的时间，这些都需要科学分析和计算。列宁指出：“我们现在对一切都要算计，每一个人都应当学会算计。处在资本主义环境里，我们应当算计怎样保证我们的生存，怎样才能从我们敌人那里获得利益。”［5］299-300而要做好算计或经济核算，就需要重视知识和人才。列宁指出：“如果某个主管部门在保障专家的各种需要、鼓励优秀的专家、维护他们的利益等方面工作无计划，没有取得实际效果，那么，谁也不会承认这个部门办得还不坏。”［3］374-375《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体现了同样的精神：“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方针，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造就更多国际一流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12］

　　其四，经济工作是我们大家的事情，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列宁指出：“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干实事的是老板，不是国家机构，但是在我们这里，经济工作则是我们大家的事情。这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政治。”［4］324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是把经济工作作为大家的事情。列宁号召：“大家都去做经济工作吧！……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建成共产主义共和国。从必须赶快学会做经济工作这个角度来看，任何懈怠都是极大的犯罪。必须向这门科学进军，向这门艰难、严峻、有时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科学进军，否则就没有出路。”［3］193习近平总书记同样强调：“实现我们确定的奋斗目标，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11］有些人认为，自己所在部门的工作与经济活动无关。事实上，提高这些部门的工作效率，使社会劳动成果在这方面的分配如财政支出少一些，人们花在该部门业务上的时间少一些，也能提高整个经济工作的成效。

　　既然经济工作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那就必须充分尊重社会各方面从事经济工作的积极性。列宁指出：“在活跃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方面，应全面、大力、坚决地发挥地方的首创精神、创新精神和扩大它们的独立程度。要研究这方面的实际经验。这种经验要尽可能多种多样。”［4］232今天我们在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时，也应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创新，注意调动好各方面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更好发挥各级政府作用，不要随便搞“一刀切”，尤其是要允许一些具有更高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举措在一些地区先行先试。

　　其五，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列宁指出：“如果我们只把少数工厂租给承租人，而把大部分工厂保留在自己手中，那租让并不可怕；这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当然，如果苏维埃政权把自己的大部分工厂拿去租让，那是十分荒唐的；那就不是租让，而是复辟资本主义。”［4］151邓小平也指出：“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13］因此，虽然由于当前中国生产力还不够发达，还需要发展一些非公有制经济，但决不能使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才强调“两个不能动摇”，即“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14］

　　其六，要善于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列宁推行的租让是部分租让制，也就是只把一小部分同类企业或资源用于租让，希望通过这一部分租让能够学到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东西，以便能够用这种先进的东西去改进没有租让的更大的部分：“我们不怕租让格罗兹尼和巴库的一部分；把四分之一格罗兹尼和四分之一巴库租让出去，我们就能利用这种租让——如果能够实现的话——使其余的四分之三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而只要有了根基（哪怕是用几亿金卢布换来的），我们就可以竭力使其余的四分之三赶上去。”［4］109因此，我们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14］的要求时，必须善于学习和推广发挥两方面优势的先进经验，做大做强做优国有经济。

　　其七，要维护好工人的利益，积极发挥工会的作用。新经济政策由于退向资本主义，而且“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3］366，这样不仅在资本主义私人企业里存在“劳资之间阶级利益的对立”［3］366，而且在国营企业中也“难免造成工人群众同国营企业的经理即管理人员或同企业主管部门在利益上的某种对立”［3］367。对此，列宁要求，“今后工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无产阶级同资本作斗争时从各方面全力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3］366。“即使在国营企业中，工会也义不容辞应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阶级利益，使之不受雇用他们的人侵犯”［3］367。今天，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中国工会也同样应注意这一点，在国有企业推行各项改革举措时，工会都必须充分维护工人的利益。

　　其八，必须注重改善民生。列宁指出：“我们应当努力提高和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我们应当尽力使这种措施有利于工人阶级。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改善农民经济，发展地方流转，同时又要考虑到全国的经济，使社会主义大工业比以前更迅速地恢复起来。”［4］151他还强调：“只要能够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我们不惜让外国资本家拿走2000%的利润——而改善工农生活状况这一点则是无论如何应当实现的。”［4］168这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应发展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应特别注重改善民生，使发展生产力的成果为人民群众所共享。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要强调“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14］的原因。

　　其九，必须掌握经济命脉。列宁指出，“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5］283。在苏维埃俄国，土地私有制已经被废除，即便在新经济政策实行时期也是如此，“农民并没有私有的土地，他们是在租来的土地上经营”［3］190。中国共产党人曾经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把土地私有化，后来又通过合作化运动把农村土地集体化，从而避免了出现像苏维埃俄国早期中农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和农民两极分化的问题。我们应进一步掌握经济命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像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一点也不担风险”［5］284，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才不会出现问题，才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好。

　　其十，发展人民军队，对外维护人民的经济利益。由于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废除了沙皇俄国所欠下的对法国的巨额债务，俄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了法国海军的威胁。如今中国的人民海军在亚丁湾为中国的国际贸易进行护航。很显然，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强大的现代化人民军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如今的市场经济早已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了，而西方的新帝国主义国家则在世界经济通道上耀武扬威，对经济活动的正常往来造成了威胁。

　　其十一，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列宁指出：“我们虽在新经济政策的名义下向后转了，但我们向后转时决不放弃任何新东西，同时又给资本家一些好处，从而使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曾经怎样敌视我们，也不得不同意和我们做交易，同我们来往。”［5］300这里的“决不放弃任何新东西”指的就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新经济政策的实践表明，战略退却不等于要一退到底，退却的同时也是要尽量保持一定的进攻态势的。正因为如此，十几年后新经济政策就没有实行下去的必要了，而苏联经济在这之后依靠先进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有人认为，列宁能够正视国情，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拘泥于书本上已有的结论，而是“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15］。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正是书本上已有的结论，“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是要把书本上已有的结论落到实处，跟是否“拘泥”于书本上已有的结论无关［16］。正因为如此，列宁在谈到“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的同时还指出：“有人在贫困饥饿的时候按照旧的资本主义的方式谈问题，他们说：如果我单独出卖粮食，就能够多赚些钱；如果我单独去弄粮食，就能比较容易地弄到。谁要这样说，谁就是选择了一条比较好走的道路，不过他绝对不会走到社会主义。停留在人们已经习惯了的资本主义关系的旧阶段上是简单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希望走新的道路。这条道路要求我们，要求全体人民有高度的觉悟和高度的组织性，需要更多的时间，会产生许多错误。”［17］

　　实际上，新经济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效，不仅仅是因为退却到国家资本主义和自由流转，而且也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得到了发展。苏维埃俄国通过召开农业代表大会无偿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农民还得到了“国家在种子等方面的支援”［5］263。苏维埃俄国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以及工人阶级以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发起了星期六义务劳动等活动，对新经济政策的成功实施都起到了巨大作用。相比之下，“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现在都发生了工业危机，大批工人失业。在可耻的凡尔赛和约压迫下的德国已被长期夺去了在国际上立足的资格。德国被凡尔赛和约压得连生意都不能做”［3］260。

五、结语

　　应当指出，今天中国的国情与当年苏维埃俄国的国情存在很大的差异，世界局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既不存在用当年的新经济政策来指导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更不能随便借鉴当年的新经济政策。但是，由于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中所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制定经济政策包括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还是有所启发的，事实上在有些方面我们今天的主张与列宁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展示了列宁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国情和世情进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对于我们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学习如何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学习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尤其是列宁的这些论述，决不是或决不仅仅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建立在对现实问题的科学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也正因为如此，新经济政策的道路才能走通。如今中国正在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复兴之后的道路将没有前车之鉴，我们既不能继续以俄为师，也难以借鉴已经过时的西方文明成果，反而需要我们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这就要求我们向列宁学习，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全面掌握并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来应对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为人类的未来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光明大道。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论新经济政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

［2］列宁.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4］列宁.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6］列宁.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4.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56.

［9］列宁.列宁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2.

［10］列宁.列宁全集:第5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538.

［11］习近平.更好认识和遵循经济发展规律 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N］.光明日报,2014-07-09(01).

［1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N］.光明日报,2020-11-04(04).

［1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9.

［14］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N］.光明日报,2015-11-25(01).

［15］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263.

［16］余斌.再论准确表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9)：5.

［17］列宁.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67-468.

引用格式：余斌.新经济政策提出的背景、意义、成效及其启示［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2）：01-15.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欣然

　　来源：《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