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等级对照表,周朝的爵位是怎么排的？

周代，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均世袭罔替，封地均称国，在封国内行使统治权。各诸侯国内，置卿、大夫、士等爵位，楚国等置执圭、执帛等爵。卿、大夫有封邑，对封邑也可以行使统治权、唯受命于诸侯。

参考：

《孟子.万章篇》：“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於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普遍废除了卿大夫的采邑制度而实行郡县制，出现了有别于之前卿大夫的封爵，如通侯、君等。这些新设的封爵有大小不等的食邑，但不能世袭

周初分封制分封的对象为三种人：王族、功臣、古代帝王的后代。

功臣有：姜尚，封齐，造父等。

王族：伯禽，封鲁；叔虞，（成王弟）封晋；周章，封吴；召公爽，封燕等。

古代帝王后代：微子（殷商后代），封宋；妫满（舜的后代）封陈等。

公侯伯子男是爵位的五个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 是封号,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爵位的统称.首先,周天子最高,爵位由他定.第一等公爵如齐桓公, 郑庄公 都是公爵,而身为一个封国的君主,他们又被称为诸侯.第二等侯爵如一些小国的君主,如蔡侯,陈侯等,他们身为一个小封国的君主,也被称为诸侯.不过级别比公低一级第三,四,五等爵位一般是封给那些比诸侯低一级的卿大夫

①

是分封制。

西周的等级制度，是周天子在最高一层，然后是诸侯等官位，诸侯的下面是卿大夫、士，最底层就是普通民众。

西周这种等级制，可帮帝王管理统治国家，但这种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分封下去的权利被逐层的自己人把控。

在一个血亲里面的，存在着权利不外流的弊端，不利于人材发现、流动和发展，时常存在着共同腐败。

②

西周社会仍然是由贵族、平民和奴隶三大阶级构成的。与商代所不同的是，西周各阶级内部有较细的等级划分，等级制度的色彩尤其明显。

（一）西周的贵族包括周王、诸侯和卿大夫等。

（二）平民称为国人，是自由民，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

（三）庶人，也称为庶民。…从事农业劳动，并承担公田耕作和各种劳役。…他们是受剥削的没有政治权利的社会等级。但庶人也不是奴隶，…有自己的劳动工具和庐舍，不仅有家室，而且保存着自己的家族、宗族组织，可以祭祀自己的祖先。

（四）奴隶名称繁多，并有等级之分。…有皂、舆、隶、僚、仆、台、牧、圉等。…奴隶来源的多样，其成分的复杂，是西周奴隶等级化的重要原因。

③

西周分封制的等级：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出自《左传》襄公十五年载周代的列位等级说：“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

西周实行分封制，它与嫡长子世袭的宗法制紧密结合。卿大夫在各自封地里又是同姓宗族的大宗，其封爵仍由其嫡长子世袭继承，其余庶子作为小宗分封为士。这样，根据宗法制和分封制，便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宗族贵族组成的金字塔式等级制机构。各个等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既是大小宗关系，也是上下级关系。

④

西周是分封制，周天子是等级制度的最高点，下面分别是诸侯等官位，诸侯的下层就是卿大夫还有士，它的最底层就是普通民众。

这种分封制是非常好的，它可以帮助帝王很好的管理统治国家，这是一种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像是西欧国家那种阶层之间相互压迫、压榨的关系，而是一种极其平等的关系。

周代的所谓“爵”，就是周代统治阶级内部等级关系在法律制度上的规定。

周代诸侯国的五等爵，就是周代诸侯的五个等级。

在先秦两汉文献中，周代诸侯划分为五等，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

《左传》襄公十五年载周代的列位等级说：“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

”《国语·周语上》载周襄王说：“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

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

”《逸周书·职方氏》说：“凡国，公、侯、伯、子、男，以周知天下。

凡邦国大小相维，王设其牧，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

”《左传》的这段话，据杜注是“言自王以下诸侯、大夫各任其职”，意义正与《逸周书·职方氏》一致。

王是周代的最高统治者，“公、侯、伯、子、男”就是周代的五等诸侯，故《逸周书》云“凡邦国大小相维”。

“甸、采、卫”，杜注释为侯、甸、男、采、卫五服之名的略举，是对的。

具体地说，采、卫主要指二服中的附庸小国。

《国语·郑语》说：“妘姓邬、郐、路、逼阳，曹姓邹、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

”是邬、郐等附庸小国称采、卫之证。

这样，在周代由王及公、侯、伯、子、男、附庸、大夫所组成的等列，就是其社会阶级结构的大略。

《逸周书·度训解》说周代诸侯国“□爵以明等极”。

孔晁注：“极，中也。

贵贱之等，尊卑之中也。

”《时训解》说：“天子乃命大史次诸侯之列。

”公、侯、伯、子、男的排列次序，正表明它是标志周代诸侯贵贱尊卑的爵秩等列。

《左传》昭公十三年载郑子产说：“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制也。

卑而贡重者，甸服也。

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

”“列”就是诸侯的等列。

“列尊贡重”，就是爵位越尊贵，贡赋越重。

“卑而贡重者，甸服也”，此甸字通圻，指的是王畿之内。

上引《周语上》说“规方千里以为甸服”，是一证。

《周语上》载祭公谋父云“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是二证。

王畿之内的封国位虽卑而贡重。

“郑，伯男也”，是说郑为伯爵，而在男服，所以让它承担“公侯之贡”，是不合理的。

一些论著多把这句话与《国语·周语中》富辰所说“郑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贵也”等同起来，说“伯男”与“伯南”一致，这是不对的。

金景芳师早就说过：“郑伯，南也”，指的是“郑伯这个人身份特殊”。

因为郑武、庄公先后为王朝卿士。

卿士职位也称“南”。

所以应当尊贵，不能卑视。

这与“郑，伯男也”的含义完全不同。

故富辰在下文说“平、桓、庄、惠”诸王“皆受郑劳，王而弃之，是不用勋也。

”又，《左传》僖公二十九年说：“在礼，卿不会公侯，会伯子男可也”。

杜注：“大国之卿当小国之君，故可以会伯子男也。

”从这两条材料可以看出，周代的公、侯爵位在伯、子、男之上。

公、侯、伯、子、男的排列是有序的。

《左传》哀公十三年载鲁大夫子服景伯说：“王命诸侯，则伯帅侯牧以见于王。

伯合诸侯，则侯帅子男以见于伯。

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

”子服景伯所说的“伯”，是诸侯之长，又称“侯伯”，也就是霸主。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

”据《礼记·王制》：“八命为伯。

”侯牧即诸侯，古代诸侯是牧民的，所以也称侯牧。

“侯帅子男以见于伯”一句，竹添光鸿《左氏会笺》释为：“其曰侯者，盖兼公而言；其曰子男者，盖兼伯而言。

谓公侯帅伯子男以见于伯也。

”按竹添说是正确的。

《春秋》以“公侯”为一类，以“伯子男”为一类，所以“举侯可以兼公，举子男可以兼伯”。

又，《国语·楚语》说：“天子之贵也，唯其以公侯为官正也，而以伯子男为师旅。

”韦昭注：“正，长也。

”说明公侯相当于天子的“官正”，亦即百官之长；而伯子男则相当于天子的师旅，位在公侯之下。

《左传》昭公四年载楚灵王在申地大会诸侯，楚大夫椒举向宋国左师向戌与郑国执政子产问礼仪形式。向戌说：“小国习之，大国用之，敢不荐闻？献公会诸侯之礼六。”子产说：“小国共职，敢不荐守？献伯子男会公之礼六。”杜预注：“其礼六仪也。宋爵公，故献公礼。郑伯爵，故献伯子男会公之礼。”这也说明公爵位在伯子男之上。

《左传》桓公十年载，齐国受到北戎侵袭，诸侯出兵救齐，其中郑国公子忽战功最著。

但是，鲁人受齐国委托在给各国援军分发粮饷时，以王室颁行的爵禄等级为序，因郑为伯爵，所以列在最后。

郑国愤愤不平，联合齐、卫一道攻击鲁国。

《春秋》记载这件事，先书“齐、卫”，后书“郑”，把齐、卫看成主谋，郑是胁从。

《左传》解释说：“先书齐、卫，王爵也。

”即说齐、卫为侯爵，位在郑国之上，所以记为首恶。

上述材料充分证明：在周代，“公侯”的爵位明显高于“伯子男”。五等诸侯的排列次序确是爵秩的高低等差。

专就“公侯”而论，公又高于侯。

《左传》庄公十八年，“虢公、晋侯朝王，王飨礼，命之宥，皆赐玉五瑴，马四匹。

”当时人评论说：“非礼也。

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

”所谓“名位不同”，是说虢公时任王朝卿士，位为“公”，而晋为侯爵，虢爵位高于晋侯。

依周制，天子接见诸侯，应“正班爵之义”，虢公高于晋侯，赏赐时就该“礼亦异数”。

而今王不辨虢公与晋侯的爵秩高低，赏赐同样的礼物，就是“以礼假人”，这是违背周礼的。

周代诸侯国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是周代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曾概括世界各民族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共同特点说：“在过去的历史时代，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

”周代诸侯的五等爵就是周代诸侯中“多级的阶梯”的表现形式。

在周代社会中，统治阶级内部的这种“多级的阶梯”是普遍存在的，不仅诸侯中有，卿大夫中也有。

《左传》桓公三年说：“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于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则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国，则上大夫送之。

”这里所说的“敌国”是匹敌的国家。

“公子”，就是国君的女儿。

在国君的姊妹或女儿出嫁时，依对方国家的大小，分别由上卿、下卿、诸卿和上大夫送行。

说明卿大夫是有上下等级的。

《左传》僖公十二年载，齐国的执政管仲到成周去为王室和戎人讲和。

王准备以“上卿之礼”招待他。

管仲因为齐国有国子、高子两位上卿，所以推辞不就，仅“受下卿之礼而还”。

这证明在诸侯国的卿一级官员中确有上卿、下卿之分。

《左传》成公三年载鲁大夫臧宣叔说：“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

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

上下如是，古之制也。

”臧宣叔所说的“古之制”，就是西周制度。

杜预注：“古制：公为大国，侯伯为次国，子、男为小国。

”这就说明了在周代不仅诸侯国的卿大夫有上、中、下之分，而且不同国家的卿大夫在列国间的交往中地位也不尽相同。

国家爵位尊，卿大夫的地位也尊；相反，国家的爵位卑，其卿大夫的地位也就卑。

列国卿大夫的上下等级是十分严格的。

《左传》成公三年说晋国的中行伯(荀庚)“其位在三”，列于中军帅郤克和中军佐荀首之后。

成公十六年，晋大夫郤至在鄢陵之战后，到成周向天子献楚捷时自夸其功，王朝卿士单子说：“温季(即郤至)其亡乎!

位在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

”当时，郤至为晋新军佐，位次在上、中、下三军将佐及新军将之下，列第八位。

襄公二十六年，郑国战胜陈国，郑伯赏赐有功的子展、子产二将，“享子展，赐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赐子产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

”子产辞谢六邑说：“自上以下，隆杀以两，礼也。

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赏礼。

”子展时为郑国上卿，子西次之，良霄第三，子产居四。

以周礼，卿大夫每下一级，赏格当减去二，曰“隆杀以两”。

所以子产不敢接受六邑的奖赏。

以上数例足以说明周代卿大夫等级制的森严性。

《周礼·春官·大宗伯》载，大宗伯在“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之外，还有“以禽作六挚，以等诸臣”的职责。

小宗伯则有“掌三族之别，以辨亲疏”的职责。

列国的宗伯应当也有这种职能。

春秋时郑国大夫公孙挥就以善于辨别列国大夫的“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知名。

周代社会的等级制度甚至渗透到了统治阶级的家庭中，天子、诸侯和卿大夫的妻妾也以嫡庶为原则划分成若干等级。

嫡妻即正妻，只有一人。

天子嫡妻称后，诸侯嫡妻称夫人，卿大夫嫡妻称内子。

庶妻位在嫡妻之下，排成高低贵贱的等列。

《左传》文公六年载，晋襄公逝世，其子幼弱。

晋大夫因为国家多难，商议扶立年长的君主。

贾季主张立晋文公庶妻辰嬴的儿子公子乐。

赵孟不同意，说：“辰嬴贱，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主张立晋文公庶妻杜祁的儿子公子雍，理由是：“杜祁以君故，让逼姞而上之；以狄故，让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

先君是以爱其子而仕诸秦，为亚卿焉。

秦大而近，足以为援；母义子爱，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

”晋文公嫡妻是文赢，次妃为襄公生母逼姞，三妃为季隗，四妃为杜祁，九妃为辰赢。

清人俞正燮推断，文公在齐娶的“齐姜在五，秦女三人亦媵也，其在六、七、八欤?”可见，晋文公的夫人与八位庶妻的位次是井然有序的。

《左传》昭公八年说：“陈哀公元妃郑姬生悼太子偃师，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胜。”陈哀公的夫人与二妃、下妃的排列也是井然有序的。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晋大夫赵衰娶晋文公的女儿赵姬为正妻，生赵原同、赵屏括、赵楼婴三子。

赵衰追随文公在狄时曾娶狄女叔隗，生赵盾。

赵姬是位贤达妇人，见赵盾有才干，就坚决请求以赵盾“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为内子而己下之”。

这是卿大夫妻有嫡庶之分的证据。

《左传》昭公十一年载：“泉丘人有女，梦以其帷幕孟氏之庙，遂奔僖子，其僚从之。

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无相弃也。

僖子使助薳氏之簉。

”杜预注：“薳氏之女为僖子副妾，别居在外，故僖子纳泉丘人女令助之”是正确的。

“其僚”，是泉丘女的僚友。

沈钦韩《左传补注》云：“薳氏是僖子正室，使二女助之，为其簉。

或薳氏是僖子别邑，使二女别居以此为簉也，故下宿于薳氏。

”此说实误。

一者，僖子为鲁卿，在鲁都有府第，其府第在季氏宅东南，登其宅西北隅，便可望见季氏，其正妻怎能不在府宅而在薳氏？二者，如说“使二女别居为簉”，应是自为簉，《左传》怎会说“使助薳氏之簉”?依此知沈解不确。

从这条材料看，孟僖子的妻子至少有四位，排列次序是正妻、副妾薳氏、二簉泉丘女、泉丘女僚友。

在统治阶级的家庭中，嫡妻所生的儿子曰嫡子，庶妻所生的儿子曰庶子。嫡子高于庶子。嫡子依长幼论尊卑，庶子依其母亲的贵贱地位论尊卑。《公羊传》称这种现象叫“子以母贵”。如果庶子有继承父业为公、卿、大夫的，则其母也随之提高到夫人、内子的地位。《公羊传》称这一现象为“母以子贵”。

综上可见，周代社会是等级制的社会。

这是它最本质的特点。

它的卿大夫阶层是有等的，它的贵族阶级家庭也是有等级的。

因而，它的列国诸侯不会也不可能没有等级。

这个等级就是“公、侯、伯、子、男”。

《公羊传》隐公五年说：“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

”在周代，王室确曾设立过“三公”的高爵。

《逸周书·祭公解》是当前史学界公认的西周作品。

《祭公解》说：“天子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又说：“天子三公监于夏商之既败，丕则无遗后，难至于万亿年，守序终之。

”同书《酆保解》、《史记解》、《武寤解》等也载有“天子三公”。

《周礼·春官·典命》曰：“王之三公八命。

”《司服》曰：“王为三公六卿锡衰。

”《秋官·小司寇》曰：“王南乡，三公北面。

”在周初，周公为太宰，召公为太保，太公为太师，他们就是“天子三公”。

周代青铜器《琱生簋》铭文业已证明，周公、召公两人的身份，确为“公”爵，《公羊传》所言不虚。

“天子三公称公”，可能是周初之制，实际上在成康以后，凡是王室的执政卿士都可以称“公”，享受公爵待遇。

王世民先生在《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一文中列举的毕公、明公、溓公、益公、穆公、武公、井公、毛公、应公、芮公、虢公等王朝卿士，就都是公爵。

在东周时期，仅从《左传》上看，不论是诸侯入为王朝卿士的，如郑武公、郑庄公、虢公，还是畿内诸侯、大夫担任卿士的，如召昭公、召戴公、单襄公、单穆公、尹武公、尹文公、王叔文公、刘康公等也都一律称公。

畿内的公爵大多都有封邑。

郑玄《诗谱·周南召南谱》云：“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amp;#93;之采地。

”解放前陕西扶风出土的《琱生鬲》、1961年扶风齐家村出土的《琱我父簋》的“琱(周)”字，据李学勤先生说：“用为氏名，指周公的周氏；用为地名，则指周公的采地周城。

”其它如毕公的采地在毕，苏公的采地在温，芮公的采地在芮，东周时刘康公的采地在刘，尹氏的采地在尹等，都能说明这一问题。

“王者之后称公”，主要指夏、殷二代之后称公。

《逸周书·王会解》说在成周大会上，“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

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

”孔晁注：“唐、虞二公，尧、舜后也。

”夏公、殷公是“杞、宋二公”。

《史记·周本纪》说周武王封“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

”《礼记·乐记》载孔子说：“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

”孔疏说这是“举三恪二代也”。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说：“封黄帝、尧、舜之后，所谓三恪也。

封夏、殷之后，所谓二代也”，是正确的。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子产说：“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

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阏父子)而封诸陈，以备三恪”，是其证。

恪，《说文·心部》引作“愙”，是敬之义。

《礼记·郊特牲》说：“天子存二王之后，犹尊贤也。

尊贤不过二代。

”《汉书·成帝纪》说：“盖闻王者必存二王后，所以通三统也。

”《白虎通·爵篇》则云：“公者，加尊二王之后。

”由是观之，《公羊传》所说的“王者之后称公”，在周代，只能是杞、宋二国。

《春秋》记载宋国爵为公，与《礼记》、《汉书》相合。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说：“宋先代之后．于周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丧拜焉。

”昭公二十五年，宋大夫乐大心说：“我不输粟。

我于周为客，若之何使客?”又，何休《公羊传》隐公三年注说：“宋称公者，殷后也。

王者封二王后，地方百里，爵称公，客而不臣也。

”这些记载都是不容忽视的，它确能证明周人以客礼侍宋，并尊其爵为“公”。

杞的情况比较复杂。

据《逸周书》，西周时杞为公爵。

入春秋以后，仅称为侯。

至鲁庄公二十七年以后，又称伯。

杜预《左传》注云：“杞称伯者，盖为时王所黜。

”在鲁僖公二十三年、二十七年、襄公二十九年，《春秋》又三称其为子。

《左传》解释说：“书曰子，杞夷也。

”又说；“杞．夏余也，而即东夷。

”《春秋》严夷夏之防，杞用夷礼，所以就视同夷狄之君而称子。

何休《公羊传》注说：杞本公爵，但春秋时“微弱为徐、莒所胁，不能死位。

《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

贬称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贬之”。

与《左传》的解说大体相同，应是可信的。

可见，夏、殷二代在周初虽为公爵，但入春秋以后，杞即衰弱，且不断迁徙。

据清人阎若璩考证，杞初封在河南开封，春秋鲁桓公二年迁于山东莒州及曲阜相邻之地，桓公六年迁淳于（山东省安丘县东北），僖公十四年迁到缘陵（山东昌乐县东南），襄公时又迁回淳于，国家也沦落成为“伯子男”一类小国。

至于三恪，爵低于公，仅为侯。

《逸周书》称其为公，是沿用其旧名。

《史记·周本纪》载，周在封蓟之后，又封召公爽?amp;#93;于燕。

其后，“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

祝入春秋后亦不见于记载，只有陈国仍保持“侯”爵名号，但也沦落成为二三流小国。

“公”可以作为诸侯的通称，这是客观事实。

但那已不是爵称，而只是一种荣誉称号，是尊称。

如《春秋》一书于鲁十二君皆称公。

何休《公羊传》隐公元年注云：“鲁称公者，臣子心所欲尊号其君父。

公者，五等之爵最尊。

王者探臣子之心欲尊其君父，使得称公。

” 鲁本侯爵，而在国内臣子则可以尊其号为“公”。

这在周代是一条不成文的法则。

这条法则还不仅限于侯爵，也通用于“伯子男”等各级诸侯。

《白虎通·爵篇》云：“伯、子、男，臣子于其国中褒其君为公。

” 因为臣子“心欲俱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称其君为公也”。

但是，如果“诸侯有会聚之事，相朝聘之道”以互相交接时，则不得“私其臣子之义”，要求诸侯各称本爵。

这一原则在《春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春秋》作为鲁国史，特称其君为公；而在记载其它国家诸侯朝会时，一律各称本爵。

如《春秋》庄公十六年载幽之盟曰：“冬十有二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又，僖公二十八年载践土之盟曰：“五月癸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

”在这两次会盟中，《春秋》所列诸侯爵秩，除卫、滕二国而外，皆其本爵。

卫所以称子，是因为卫侯当时出居在外，其弟叔武参与盟会，故以未成君之礼相待。

滕所以称子，是因为春秋时沦落成为“微国”，是宋国附庸。

齐、晋侯爵所以序宋公之上，是因为齐、晋先后受周天子册封为“侯伯”，为诸侯霸主。

而列国诸侯于国内则一律可以称公。

如《国语》一书系收集各国材料辑成，书中鲁、齐、晋、宋、卫、曹、郑、秦诸国君主皆称公。

《左传》甚至称邾、莒等附庸小国君主为公，如邾文公、邾定公、邾宣公；莒共公、莒纪公、莒兹 公、莒犂比公等。

诸侯在国内所称的“公”，显然已不是爵位，而只是一种尊称。我们说诸侯可以通称“公”，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的。

诸侯生称爵，死称公。

这是诸侯称公的又一种形式，也是一种臣下尊君的称号。

侯，是五等爵的第二级。

《白虎通·号篇》说：“侯是百里正爵。

”《封公侯篇》说：“诸侯封不过百里。

”这种说法，得到了《左传》的证明。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子产说：“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

”杜注：圻，“方千里”；同，“方百里”，衰，“差降”。

圻，又作畿，《诗·商颂·玄鸟》云：“邦畿千里。

”《逸周书·职方氏》云：“千里曰王圻”，卢文弨解：“圻与畿同。

”说皆与《左传》合。

《孟子·万章下》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封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几四等。

”七十里、五十里的“差降”，就是“衰”。

公、侯的封地虽然都是方百里，但公爵位尊，是王室的客，可以组建“三师”军队，有较大的独立性。

侯，《逸周书·职方氏》孔晁注云：“为王者斥侯也”（《周礼·职方氏》孔疏同）。

春秋时王室大夫富辰追述分封诸侯的作用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证明诸侯是王室的藩屏，承担着捍卫王室的任务。

诸侯之长曰“元侯”，又曰“侯伯”、“方伯”。

即《礼记·王制》所说“千里之外设方伯”。

其地位与公爵相埒。

在周初，齐、鲁、卫、晋、燕诸国都是方伯，守卫着王室的东、北、东北、东南边疆，如《尚书·康诰》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于封。

”《汉书·地理志》说：“周公封弟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

”颜师古注：“孟，长也。

言为诸侯之长。

”可见，康叔封卫，为周初诸侯之长。

伯爵遍布于王畿内外。

《礼记·曲礼》云：“五官之长曰伯”，孔疏：“伯，长也。

”《风俗通·皇霸篇》云：伯，长也，白也。

言其咸建五长，功实明白。

”通白，在商代方国首领就已称白，如殷墟卜辞中已有井白、易白、丹白、羌方白、孟方白等。

《逸周书·武顺解》云：“五五二十五曰元卒…

四卒成卫曰伯。

”说明伯原为由百人组成的战斗编队，进而引申为百夫长之称，最后演变为一级爵称。

在周天子畿内，土地无多，所以不封侯而封伯。

如东周畿内有原伯、毛伯。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孔疏说：“文王之子，原、毛之后，世为王臣，仍为伯爵，或本封灭绝，食采畿内。

”现存西周青铜器《毛公鼎》，出土于陕西扶风，证明毛伯在西周时也是畿内伯爵。

凡伯，《左传》隐公七年杜注：“周卿士也。

凡，国；伯，爵。

”祭伯，《左传》隐公元年杜注：“诸侯为王卿士者。

祭，国；伯，爵。

”《国语·周语上》韦昭注：“祭，畿内之国，周公之后也。

”孔广森《公羊通义》断“祭伯”之“伯”为行次之称，误。

其它如毕伯、芮伯、社伯等，也都是畿内伯。

畿内伯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一般都历任王官。

其中有入为天子三公、王朝卿士的，就称为“公”。

但公爵只限于一身一世，其后世子孙则恢复本爵。

如据《班簋》铭文，毛本伯爵，但毛伯“更虢城公服”以后，做了王朝卿士，就称毛公了。

西周末又有毛公 任王朝卿士。

而其后世子孙则恢复本爵，春秋时有毛伯得、毛伯过、毛伯卫等。

毕公高为武王世臣，成王时入为天子三公，而其后世子孙则自称“毕伯”，现存青铜器《毕伯硕父鬲》，可为证明。

祭本周公之后，称伯爵。

但周穆王之世，祭公谋父任天子三公，即称祭公，而其后世子孙则恢复伯称。

原伯，系文王子孙，春秋时原伯有入为王朝卿士者，故称原庄公、原襄公，而其它诸原，仍称伯，有原伯鲁、原伯贯、原伯绞等。

这种现象与周初伯禽、吕伋任王朝卿士，故称“鲁公”、“丁公”，而其后世子孙一律称侯，属侯爵，是—致的。

畿外的伯，有曹伯、巢伯、吴伯等。

吴的例子也很典型。

吴本伯爵，春秋时吴君自称王，在黄池会前，晋大夫董褐利用吴君“欲守吾先君班爵”的诺言，折辩吴君说：“今君掩王东海，以淫名闻于天子。

君有短垣，而自逾之，况荆蛮则何有于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曰吴王。

诸侯是以敢辞。

夫诸侯无二君，而周无二王，君若无卑天子。

以干其不祥，而曰吴公，孤敢不顺从君命长弟。

”这段话证明，在周室班爵禄时，吴确实曾接受了伯爵的命圭。

这是周代诸侯有五等爵的又一有力证据。

春秋时，吴自称为王，是“淫名”，是“卑天子”，属于僭越行为。

所以晋与诸侯在黄池会上拒绝公开承认吴的王者地位。

因为“诸侯无二君，而周无二王”，晋仍承认周天子是天下共主。

但是，晋人说如果吴能放弃王号，改称“吴公”，晋也可以让步，同意由吴主盟。

这又证明了春秋时期列国可以实力地位破坏周代的爵禄制度。

至于《春秋》称吴君为“子”，那是因为《春秋》以“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是它用来“正名”的一种笔法。

周代诸侯的爵秩等级像世间其它事物一样，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上引《左传》、《国语》等文献证明周代诸侯爵有五等，但据《公羊传》说《春秋》以公为一等，侯为一等，伯子男为一等，是三等。

《孟子·万章下》说：“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是四等。

同时，孟子说这仅是“尝闻其略”，“其详不可得闻也”。

《左传》、《国语》与《孟子》、《公羊传》所载周代爵秩等级的不同，其实就是周代诸侯等级不断变化的反映。

这一点也在《周礼》的记载中有所表现。

《周礼·地宫·大司徒》讲周代诸侯虽有“诸公、诸侯、诸伯、诸子、诸男”五等，但依其所食之地划分，则只为“公食其半，侯伯叁之一，子男四之一”三等。

这又与《孟子》所说：“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大体相同。

可见，周代所封诸侯虽为五等，但从封地或所食之地看，实为三等。

而公与侯、侯与伯、子与男等的差别，只是礼仪形式问题。

所以经过从西周到春秋的二、三百年变化，大体上就变成了《春秋》所说的三等。

春秋时，诸侯爵等的另一种变化，是列国不再以昔日的爵秩高低，而是以实力地位来论大小和强弱。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春秋时诸侯“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完全正确的。

据《左传》成公三年，晋卿荀庚与卫卿孙良夫同时聘鲁，鲁成公询问大夫臧宣叔会盟时将以谁为先？臧宣叔说晋为大国，卫与晋比仅为小国，晋又是伯主，所以应以荀庚为先。

杜预也说：“春秋以强弱为大小，故卫虽侯爵，犹为小国”，小国应“降大国二等”。

在周初，晋、卫同为元侯，而今晋强卫弱，卫已沦落成三流国家。

周代五种爵位，1公爵:宋公、虢公、州公虞公，公爵地位仅次于周天子，2候爵:晋候、鲁候、齐候、燕候、陈侯、卫候、邢候候爵是周代诸侯弟二等爵位，3伯爵:郑伯、秦伯、曹伯、粱伯、六伯，伯爵是周代诸侯等三等爵位，4子爵:楚子、吴子、越子徐子、巴子、耿子，子爵5男爵:许男，男爵是周代诸侯最低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