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转型引起价格上涨？

编者按：文章基于对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现实考察，从绿色转型成本-产业转型升级收益入手，对比发达经济体总量治理与中国分类治理的实践，构建研究框架，分析绿色转型过程中资源再配置的摩擦成本和如何实现效率补偿，讨论中国绿色转型的路径、结构、顺序和公共政策。

关键词：绿色转型；碳达峰；碳中和；分类治理；产业替代；碳排放

2021年是中国全面开启绿色转型的元年，按碳达峰和碳中和的2060计划目标，中国需要40年才能实现绿色转型，而且需要从自我实践和转型摩擦中积累经验，进而在转型中推动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

全球经济的绿色转型思想源于早期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文中将自然资源耗尽纳入增长分析中。随着有关碳排放、温室效应的科学研究的不断增加，逐步形成了关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灾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首次把碳排放、气候灾害和经济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的是诺德豪斯，他构建了碳排放导致气温升高并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完成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总量研究，成功地引入了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实证研究，其动态综合气候变化模型(Dynamic Integrated Model of Climate and Economy，DICE)成为全球政策分析的基础工具，形成了发达经济体以碳排放价格为调节基准的总量治理模式和绿色转型路径。之后，有关自然资源约束、碳排放对经济影响的论文大量涌现，如Acemoglu、Aghion、Krusell等的研究。中国研究碳排放总量路径模拟的学者众多，有代表性的是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团队，他们在设定温度、控制目标情形下模拟了碳排放总量发展路径。

为实现绿色转型，中国也开展了一系列实践，积累了绿色治理经验，如设立了8个区域性的碳交易市场，对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和电动车行业进行补贴激励，对汽车行业采取积分制交易，2021年开启电力行业碳排放额交易等。但是现实中“拉闸限电”等转型摩擦依然存在，这揭示了在碳达峰和碳中和总量转型目标背后，不同经济体采用的不同转型路径和治理模式。发达经济体绿色转型治理以“价格”为导向，基于气候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根据不同贴现率，计算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并将其作为总量治理的重要指标进行碳排放额度拍卖，推动碳交易价格持续上涨，引导企业投资和转型。发达经济体把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计算得很高，采取加快绿色转型的激进模式，这是因为发达经济体的高碳排放产业大多已经转移到国外，全面进入了碳中和阶段。新兴经济体仍处于工业化时期，碳达峰和碳中和并进发展，绿色转型与产业转型升级需要高度关联，总量治理难以解决问题。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是推动能源—产业转型升级，会带来效率、技术的进步，同时转型必然会出现摩擦成本，如高碳排放的传统产业被抑制、失业人数增加、投入资本被“搁浅”、引起价格波动等，这些摩擦成本必须被逐步吸收，否则成本过高会导致转型中断。绿色转型需要依靠政府来推动，也需要市场力量的激励，政府通过有效的监管以及机制设计来保证转型的平稳进行，并对退出进行干预，其他交由市场激励。因此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要与产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关联讨论。

绿色转型不是靠市场“自发秩序”就能实现的，而是一个全新的转型实践。绿色转型始于绿色发展共识，政府基于共识进行机制设计，通过干预价格，再利用市场激励，推动体制转型。基本思路是政府对碳排放的外部性进行管制或运用相关工具来提高碳排放价格，利用碳排放配额管制与碳排放价格上涨抑制传统产业发展，再通过财政补贴、碳交易、绿色金融等多种方式诱导绿色产业发展，逐步实现对高碳排放传统产业的替代。

本文正是基于对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现实考察，从绿色转型成本—产业转型升级收益入手，对比发达经济体的总量治理与中国分类治理的实践，形成研究框架; 再从转型的框架入手，分析绿色转型过程中资源再配置的摩擦成本和如何实现效率补偿，讨论转型的路径、结构、顺序和公共政策。有关绿色转型的讨论有很多，本文未必能精准论证其全貌，希望提供一个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研究框架、视角和相关逻辑。

一、绿色转型下的经济增长、治理与转型理论

现代经济增长是依赖石化能源和自然资源投入的增长。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空气污染导致了人们开始改变社会偏好，提出了“可持续”理念。研究碳排放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是这一偏好转变的标志性事件。二氧化碳属于无味气体，广泛存在于大自然中，其工业化排放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温升高，形成全球气候异常的外部性，对经济增长有着非线性伤害。从这一问题的科学计算到经济学理论实证，再到社会运动，完成了社会偏好的转变。进一步地，学者们将工业文明以来增加的碳排放因素加入经济增长模型中，最后形成了二氧化碳减排对增长总量、结构和治理的讨论。因此，偏好共识和碳减排总量研究成为了绿色转型的基础。各国都开始聚焦于绿色转型摩擦成本、碳减排治理模式和相关公共政策的研究，如引入碳排放温室效应的经济增长模型，讨论绿色转型下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效用; 从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入手，讨论经济转型中总量治理的“价格机制”；基于经济转型框架，讨论资源再配置过程中的能源—产业结构变化等。

1. 碳排放引起气候异常的经济增长模型

“碳排放的温室效应引起经济灾难”已经成为共识。由此，经济增长的总量模型向碳排放导致温度变化、引起经济损失的方向拓展。诺德豪斯的DICE模型为碳排放引致气候灾难的经济增长理论奠定了基础，后来拓展为全球气象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的总体评估模型( 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IAM)。“碳排放导致气候灾难并形成了外部性”也逐步成为共识，全球达成了限制碳排放与控制温度的同一目标。

Nordhaus 和Moffat 在标准生产函数中拓展了一个碳排放引起气候变化、影响经济发展的函数D ，成功地将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损失联系起来，并增加了治理函数Λt，把政策模拟导入生产函数模型中。

其中，D 与 Λ 分别代表损害函数与治理函数，且1≤D,Λ≤1。增加损害和治理系数后，没有改变生产函数性质。

气候损害函数D(t)表示气候变化的经济损害，依据天气变化导致经济损害的简化模型，D(t)=Ψ1TAT(t)+Ψ2TAT(t)2，也可简化设定D(t)=Ψ1TAT(t)Ψ2，TAT表示全球平均气温，Ψ1为线性影响系数，Ψ2为非线性影响系数。

上述治理函数中σ(t )表示在不干预情形下，二氧化碳排放量与GDP之比，即碳排放强度；μ(t )表示碳排放控制率，θ(t )用来刻画碳捕获和封存( CO2 capture and storage，CCS)技术对于碳排放治理成本的影响，θ2是非线性影响。此时，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生产端CO2的排放价格）可以定义为

这两个函数就构成了成本—收益框架，说明了碳排放能形成长期性气候灾害，需要在当期做出防范，降低当期人的福利（增长）。碳排放导致未来经济(福利)的损害贴现就是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可以依据碳排放损害的社会成本给碳排放进行定价，抑制当前碳排放，减少未来伤害。治理函数同样重要，对碳排放的限制强度越高，就越能降低当期碳排放，减少对未来气候和经济的损害，但是会抑制当期的经济增长。

DICE模型依据标准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中设立的家庭效用函数为人口加权效用的折现和，即家庭效用最大化：

。参数η 表示代际不平等厌恶系数。

，ρ 为主观贴现率，β即为居民的主观贴现因子，即β 取值越大，居民越有耐心。诺德豪斯选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最为常用的CRRA 型效用函数，即

其中，c(t)表示时期t时的人均消费，即c(t )=C(t)/L(t)。此外，

效用函数中贴现率的设定成为碳排放社会成本贴现的关键。模型建立在内生增长模型基础上，通过引入气候变化的减排治理成本函数和损失函数，使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得到最优的减排—增长路径。

Barrage在效用函数中加入了温度变化U(c (t ),T(t ))，还有学者加入了资源变量S，把福利函数转变为U(c (t ),S (t ))。但是把资源和温度因素引入福利函数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在模型运用中基本被舍弃。

国内学者沿着诺德豪斯和IPCC的路线更多地分析了中国达到碳中和的路径和约束。如郑艳等给出了中国福利分析的框架，计算各地区因为气候变化导致的福利损失，构建各地区福利的加权分析体系，但是其实证指标均为气候敏感度，并非温度变化本身，是把长期问题进行年度实证，地方效用函数本身仍然用CRRA效应函数来计算，进而演算了多种函数形式的影响。

经济学家把气候灾难这一变量纳入增长模型中，构造了一个损失函数，依据灾难损失贴现衡量了碳排放形成灾害的社会成本，推动了绿色转型。碳排放的外部性决定了政府通过征税或使用相关等价工具，利用价格信号推动高碳排放经济向低碳排放经济转型。气候变化是个复杂系统，而且时间跨度长，不适合运用相对静态的经济学模型来估计，独立计算碳排放的社会成本问题与相关治理方式及转型战略研究就成为了绿色转型的热点。

2. 碳排放社会成本计算与战略选择

温室效应导致气候变暖是一个长时间演化的复杂过程，用带贴现的模型模拟的碳排放社会成本结论差别很大。经典贴现率模型为r =ρ +ηg，ρ 为纯时间偏好率（rate of pure time preference），也称时间贴现率，g 代表消费增长率，η 为代际不平等厌恶系数。

贴现率计算简单，但是反映在贴现率背后的价值观不同，一般分为三个派别。一是市场渐进派，以诺德豪斯为代表，主张基于现有市场情况计算贴现率，即根据市场中消费者的行为和资本的真实回报率，由生产者利率或消费者存款利率来决定贴现率，实现社会资源最大化。这一派别坚持渐进转型，提出了“气候政策斜坡”理论，即当期慢行减排可以降低当期损失，并能平衡未来损失，进而做出平衡决策，认为2100年温度升高将导致GDP损失3%，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只有20美元/吨。二是基于目标的伦理派，以斯特恩为代表，主张依据减排的目标来计算贴现率。他从伦理的角度考虑贴现率，以时间偏好为贴现标准，人为设定低的社会贴现率为1.4%，计算出碳排放的社会成本为200美元/吨，主张用GDP的1%来推动减排。阿罗称这一派为伦理派，因为他们强调为了控制温度必须采取强力的碳排放惩罚措施，加大支出，不惜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来推动减排。三是灾变风险派，主张依据灾变风险分布厚尾特性，做动态贴现。温度变化引起气候灾难的风险概率迅速变大，厚尾分布特征明显，贴现率要反映这种趋势，采用下递减贴现率(Decline Discount Ｒate，DDR)，而非简单等权贴现率。这一派别以魏茨曼为代表，他从2007年开始针对气候灾难的不确定性，讨论贴现与公共决策的选择、险加权的贴现等问题，引领了气候灾变风险讨论的方向。他用递减贴现率计算的碳排放社会成本为183美元/吨，其社会成本值非常接近斯特恩的计算结果，但是论证方法不同;其政策取向与伦理派相当，偏向于防患于未然，认为当期的转型政策应当更加激进，对现有的公共政策持悲观态度。

国内相关碳排放的社会成本研究集中于贴现率的分析，但是缺乏专门计算中国碳排放社会成本的论文。中国的碳排放社会成本计算大多参照国际标准（见下表1），国内实际成交价则处于35-45元/吨，而欧洲国家的成交价已经突破90欧元/吨。中国与发达国家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差距说明了发展阶段的差距，也说明了中国选择了比较温和的转型路线。

正是由于存在市场派、伦理派、灾变派不同的气候变化导致经济受损的计算方法，使碳排放成本为每吨10-200美元不等。根据不同的碳排放社会成本，会得到不同的治理策略。市场派提出渐进策略，而伦理派、灾变派提出了更激进的治理方式，并模拟出不同的通向零碳的路径。如欧洲国家通过拍卖碳额度，再利用碳排放市场交易来获得市场定价，不断提高碳排放价格，选择的就是比较激进的转型策略。

表1  不同方法估算中国碳排放社会成本（美元/t）

数据来源：表中数值参考Nordhaus ( 2017) 和Tol ( 2019) 的估计结果，根据2010 年美元价格计算所得。参见William D. Nordhaus，“Ｒevisiting the Social Cost of Carbon，” Science，Vol. 114，No. 7， 2017， pp. 1518-1523; Ｒichard S. J. Tol，“A Social Cost of Carbon for ( Almost) Every Country，”Energy Economics，Vol. 83，NO. C，2019，pp. 555-556。前三列为美国跨部门温室气体社会成本工作组使用的计算碳排放社会成本的方法。

3. 绿色转型中的结构问题

在总量分析的基础上，研究经济增长的学者们开始讨论绿色转型的结构性问题，通过设立两部门模型，即传统高碳排放的“脏部门”和利用清洁能源的清洁部门，进行转型分析。阿西莫格鲁等讨论了从“脏（高碳排放）技术”转向清洁技术的理论，并以此框架研究了能源部门的转型问题。阿吉翁等从汽车产业转型入手，实证研究了汽油车向电动车转型问题。上述研究证明了如下结论：

（1）靠自由市场是无法实现绿色转型的，绿色转型需要政府干预。在两个部门（清洁投入和污染投入）高度可替代的情况下，果断干预确实有必要。如果不加以干预，经济将迅速走向一场环境灾难。已经形成市场规模和先投入的生产力将导致“脏部门”具有市场竞争优势，所有创新和生产都会引向该部门，清洁部门将在竞争中失败，加剧环境退化。

（2）政府干预是对“脏投入”的外部性进行收税，对清洁技术研发进行补贴，从而刺激清洁部门技术进步速度快于“脏部门”技术进步速度。最佳的环境监管应该始终使用进项税（碳税）来控制排放，使用补贴或利润税来影响研究方向。

（3）市场规模和价格在技术变化中起核心作用。市场规模效应将创新引至规模不断增长的部门，而价格效应则将创新引导至价格较高的部门，这些都需要政府干预，只有给予清洁部门生产或需求补贴，扭曲价格才能使清洁部门逐步形成市场规模和价格优势。如关于汽车行业的研究发现，高燃油税会推动新能源车的技术发展，提高销售量。

（4）企业的技术具有路径依赖特征，传统的“脏公司”更有可能专注于“肮脏创新”。这种路径依赖关系也适用于“清洁(以及肮脏)创新”，这一事实说明，应当尽早采取行动，将激励措施转向应对气候变化的创新才是可取的。

（5）环境政策与贴现率一样有效，能积极引导创新，二者可以相互替代。

绿色转型包括两类：一是能源转型，从高碳排放的石化能源（如煤、石油等）为主导转向清洁能源（如核电、太阳能等）为主导，最终实现每度电的零碳排放；二是终端部门的电气化替代转型，降低直接高碳排放能源和原材料的使用率，包括工业、交通和建筑行业的转型。在能源转型过渡期间节能也很重要，很多产业转型都是从节能开始的，但是节能本质上是企业竞争及自我运营的决策问题。

4. 中国绿色转型的研究框架和文章结构

中国的绿色转型与发达经济体的绿色转型存在很大区别。一是发展阶段不同。发达经济体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大量的高碳排放产业转移到后发经济体，当前主要任务是采用比较激进的方式加速减少碳排放。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仍处于工业化阶段，任务是在实现工业化碳达峰的同时进入碳中和的低碳发展路径，更倾向于走渐进式道路。二是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在能源与产业双转型上的侧重点不同。发达经济体的绿色转型集中在能源转型上，产业转型跟随其后，转型政策上一直主张提高碳排放成本，转型摩擦成本表现在总量上。新兴经济体的重化工产业本身就具有高碳排放特性，绿色转型是双转型，即能源转型和产业转型并重，转型摩擦更复杂，成本也更高，降低转型摩擦成本是关键，同时需要结构转型。三是绿色转型治理具有多样性。发达经济体注重利用碳税或对等工具来承担社会成本，靠高成本抑制社会各个层面的高碳排放，高价格可以刺激绿色能源产业和低排放产业发展，相关支持政策则用于补贴绿色技术研发等。其治理思路是加大碳排放的总量控制，推高碳排放额度交易价格，是“总量碳排放额度管制+碳排放价格上涨”为主导的转型治理。新兴经济体的绿色转型涉及能源—产业转型升级，会出现很多冲突，需要多样化的分类治理，需要依据自我实践进行全新探索，很难以总量为目标走激进的转型道路。

从国际上的总量模型分析看，模型简化的效用函数是代表消费者，没有区分高碳排放和低碳排放的产业。这样就会产生大量的失业者，使他们的效用直接受损。生产模型是损失函数乘总量函数，进而形成了一个不断放缓的增长路径，忽视了后发经济体希望通过绿色转型刺激经济增长的问题。要替代传统能源和生产方式，政府就必须承担绿色成本，但是社会成本总体负担过重就会引起通货膨胀，因此需要讨论更多的成本分担方法，避免价格波动引起的福利损失。

绿色转型引起价格上涨的摩擦是经常发生的。2015年法国爆发的“黄马甲骚乱”、2021年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的中国“拉闸限电”等，从根本上来说，都是能源—产业绿色转型摩擦的一种价格反应。绿色转型摩擦表明，向碳中和过渡时期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转型不可能只有一条道路，各国应按自己的路径设计转型机制，降低福利损失。我们必须深思如何实现绿色转型的平稳化过渡，制定好相关政策和分类治理机制，安排好绿色转型的顺序，在转型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提高产业转型升级的效率来吸收转型的摩擦成本。

张 平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原文选自于“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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