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川 樊建增：“陈寿贬抑诸葛亮”案的历史书写与真相追寻

陈寿(233-297)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称诸葛亮“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甚至将他视为管仲、萧何一样的治世良才。之后笔锋一转，以“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4]卷三五，930-934结束全文。显然，他是用这个带有明显疑问性的含糊话语评价了诸葛亮的军事能力。可是后人却忽视了陈寿的疑问性语气，直接认为是陈寿认定诸葛亮不善将略，然后以此为基础评价，以致掀起了极大波澜，酿成这段延续千年的公案。

据传世文献可知，在陈寿去世三四十年后，就出现了陈寿因私恨贬抑诸葛亮的说法：

王隐《晋书》曰：“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好学，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寿父为马谡参军，诸葛亮诛谡，髡其父头，亮子瞻又轻寿，故寿撰《蜀志》，以爱憎为评也。”[5]卷二五，434-435

王隐生卒年不详，但据《晋书》本传“太兴初，典章稍备，乃召隐及郭璞俱为著作郎，令撰《晋史》”的记载，可知在东晋初年，王隐已经在从事《晋书》的编撰工作。王隐遭排挤，“书遂不就”，后“依征西将军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纸笔，书乃得成”。庾亮于咸和九年(334)出镇武昌，则王隐《晋书》成书要晚于334年，此时距陈寿去世不过三十余年。在王隐看来，陈寿父亲曾被诸葛亮施以髡刑，陈寿自己又被诸葛亮之子诸葛瞻所轻视，因此陈寿挟两代私恨称诸葛亮不善将略。

王隐的著述虽被称为“文辞鄙拙，芜舛不伦”[6]卷八二，2143，“其事非要，其言不经”[7]卷八，214，但他的说法应该并非纯出个人杜撰，而是基于当时流行的一些传言。南朝刘宋时期裴松之注《三国志》就收入了一条类似的材料：“晋永和三年(347)，蜀史常璩说蜀长老云：‘陈寿尝为瞻吏，为瞻所辱，故因此事归恶黄皓，而云瞻不能匡矫也’。”[4［卷三五，933此处没有涉及诸葛亮，但提到了陈寿曾被诸葛瞻所侮辱，与王隐“瞻又轻寿”所表达的内容基本相同。常璩明确指出这个说法是蜀地长者所言，并非源自王隐《晋书》。常璩于永和四年开始撰写《华阳国志》，其中《陈寿传》并无此内容，可知常璩已认为此说法不足信，所以未将其收入书中。

南朝刘宋时期《世说新语》记载道：“郄司空(郄愔)拜北府，王黄门(王徽之)诣郄门拜，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骤咏之不已。郄仓(郄融)谓嘉宾(郗超)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语殊不逊，深不可容。’嘉宾曰：‘此是陈寿作诸葛评。人以汝家比武侯，复何所言!’”[5]卷二五，434-435据《晋书》卷六七《郗鉴传》附《郗愔传》，桓温主政时，迁郄愔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兖二州刺史，假节。不久桓温北伐，愔先请督所部出河上，既以己非将帅才，不堪军旅，又固辞解职，劝温并领己所统。转冠军将军、会稽内史。后加镇军都督浙江东五郡军事。在其升职拜官之时，王徽之前往道喜，用“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称之，并反复吟诵。无论如何，这句话表面上有贬抑之意，因此引起了郗愔次子郄融的不满。不过王徽之与郄愔是亲戚关系，也素无矛盾，没有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当众贬斥郄愔。王徽之在生活中任诞洒脱，常做惊人事，说惊人语。他清楚这句话是贬义的，但在他看来，“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并没有损害诸葛亮的英名，所以他才大胆地用似贬实褒的方式将郄愔比作诸葛亮来夸赞郄愔。郗超准确地捕捉到了王徽之的意旨，因而他告诉弟弟，王徽之是借用陈寿的话，将父亲比作诸葛亮，此乃无以复加的荣耀，而绝非言语不逊。因此，这段记载至少说明三件事情：第一，诸葛亮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有很高地位。第二，陈寿那句本来带有明显疑问性的含糊话语“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到这里变成了完全肯定性的话语，但这个语气变化带来的字面上的贬抑之意，丝毫没有影响诸葛亮的形象，反而成为后人借用来评价他人的正面褒扬用语。第三，由第二层意思可知，在王徽之、郗超等人看来，陈寿的“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不论是疑问还是肯定用语，都没有贬抑诸葛亮之意。

南朝梁陈时徐陵说：“若夫伊尹庖厨贱宰，霍光阶闼小臣，诸葛亮无应变之才，管夷吾非王者之佐，论其世业，较彼勤劳，书契以来，罕有明德。”[8]卷六，646此处，徐陵对伊尹、霍光的称呼有明显的轻视之意，对管仲、诸葛亮的评价也并非正面肯定，但他又极力称赞了四人的功业。这表明，他虽认为诸葛亮无应变之才属实，但还是历史上少有的值得肯定的“明德”之人。既然如此，在徐陵的语境中，也就无所谓陈寿贬抑诸葛亮之事。

由以上两则材料可以看出，东晋南朝时期，诸葛亮虽被一些人认为不善将略，但依然是功业卓著的代表。更应注意的是，后人引用陈寿说法之时，已然忽视了他原有的疑问语气，如刘孝标亦称：“《蜀志》陈寿评曰：‘亮连年动众而无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也’。”[5]卷二五，434曲解了他的原意，于是陈寿评价诸葛亮不善将略一事被逐渐坐实。

资料显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的故事中，诸葛亮有一幅神鬼莫测的军事奇才形象。裴松之注《三国志》时收录了大量的诸葛亮事迹，在这些故事中，诸葛亮军事才能卓著，与不善将略形成了鲜明对比，但选材谨严的陈寿却没有将它们收入《三国志》中，而是对诸葛亮做出了“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的评价。这显现了曾在蜀汉任官供职的陈寿的个人观点：他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确实有些怀疑。

除南朝外，北朝也有人谈及陈寿与诸葛亮之事。如北魏毛修之称：“昔在蜀中，闻长老言，寿曾为诸葛亮门下书佐，被挞百下，故其论武侯，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9]卷四三，960毛修之与上述常璩的材料来源都是蜀地的长者，由此不难看出，陈寿《三国志》在社会上流行之后，巴蜀地区就流传着陈寿因私恨贬抑诸葛亮的说法。不过毛修之的说法与常璩又有所不同，由陈寿被诸葛瞻所辱，演变成了陈寿被诸葛亮鞭挞，这就使陈寿与诸葛亮间的矛盾冲突显得更为激烈。

就在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这一说法广泛流传之际，也有人为陈寿辩解，这就是北魏著名人物崔浩。据《魏书》卷四三《毛修之传》记载，崔浩曾与毛修之就此问题进行论辩，认为陈寿不但没有挟恨贬抑诸葛亮，而且在《诸葛亮传》中是美化了诸葛亮。崔浩指出，诸葛亮与刘备二人，君臣相处融洽，却不能与曹操争天下，放弃荆州而以巴蜀为根据地更是下策，而陈寿仍将诸葛亮与管仲、萧何相提并论，已是在美誉诸葛亮；蜀汉立足巴蜀后，诸葛亮依仗险要的地势，不顾实力差距多次出兵攻魏，终未能有所收获，没有达到古代善战之将审时度势的水平。因此，崔浩认为，陈寿所称“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是如实记述，不但对诸葛亮“不为负之”，更“非挟恨之矣”。

崔浩是一个正统观念浓厚的人，他认定的正统是魏国，所以描述诸葛亮时连续使用了“诱夺”“伪联”“僭号”“不达时宜”“矜才负能”“边夷之众”等明显带有贬义的词语。但他在与毛修之论辩前，称《三国志》“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廷之言”，这意味着他对诸葛亮的评价并非简单地基于正统论，而是建立在陈寿的客观记载之上。

二、公案的形成与批评陈寿成为主流意见

唐朝时，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的说法渐成定论。唐官修《晋书》称：“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6]卷八二，2137-2138这是以两件事对陈寿的史德提出批评，一是索米立传，二是厚诬诸葛。其实此二事均属子虚乌有①。索米之说，其源不可考，但厚诬诸葛却是直接从王隐《晋书》中抄录而来，并将其“以爱憎为评”挑明为“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晋书》在陈述这两件事的时候，谨慎地冠以“或云”，但后人转述时，却大都将“或云”二字忽略。如《旧唐书》评价裴行俭称：“铨藻吏能，文学政事，颇有深识。而前史讥其谬谥，有涉陈寿短武侯应变之论乎!非通论也。”[10]卷八四，2808《旧唐书》直接援引《晋书》的说法，说明此事在编撰者的认知中已属确定无疑之事。正因这一语气在后人的引用中由疑问转为陈述，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的说法遂成定论。

之后，著名史学家刘知幾也加入到批评陈寿的阵营中来，并成为重要推手。他在《史通》中虽对《三国志》称赞有加，但认为陈寿并没有如实客观地评价诸葛亮。《论赞》篇称：“陈寿谓诸葛不逮管、萧……或言伤其实，或拟非其伦。必备加击难，则五车难尽。”《史官建置》篇称：“陈寿评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诬诸葛乎？”《曲笔》篇谈论蜀国史官建制时称：“盖由父辱受髡，故加兹谤议者也。”可见，刘知幾也认为陈寿因父亲受到髡刑而谤议诸葛亮。但他并未将视角置于“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而是另辟蹊径，从另外两个角度阐释了这一观点：一、陈寿认为诸葛亮不及管仲、萧何，即“抑亦管、萧之亚匹也”[4]卷三五，931，没有客观评价诸葛亮的能力；二、陈寿称蜀汉不设史官的说法也不正确，是借此抨击身为主政者的诸葛亮。

刘知幾的观点很快流传开来。杜甫在《咏怀古迹五首》中写道：“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将诸葛亮置于萧何、曹参之上，与陈寿的论断相左，呼应了刘知幾的说法。后人注解此句，也指出此处是说陈寿评价不当，如钱谦益称“(崔浩)谓寿贬亮非为失实，此诗所以正浩之过论也”[11]卷一五，513，卢元昌亦称“陈寿以萧、管亚诸葛，妄也”[12]卷二，138。

伴随着对陈寿批评的逐渐增多，诸葛亮的形象也逐渐向“完人”演变。如裴度赞誉诸葛亮说：“若其人存、其政举，则四海可平，五服可倾。”与此同时，裴度对陈寿及陈寿的支持者提出了批评，认为：“陈寿之评未极其能事，崔浩之说又诘其成功。此皆以变诈之略论节制之师，以进取之方语化成之道，不其谬与!”[13]卷三七，449裴度继承了“诸葛亮是军事奇才”这一观点，而且将其进一步强化。在他看来，诸葛亮不仅擅长将略，若能长久执政，就可以平定天下，这无疑将诸葛亮推向了“完人”。

以笔者所见，陈寿在唐代所受批评渐多，却无人为之辩解。这一状况持续到北宋中期才有所变化，此即三苏对诸葛亮善于将略这一观点发起的挑战。苏洵说：“管仲曰：‘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呜呼，不从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强敌也。……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与魏氏角，其亡宜也。”“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14]卷二，40卷三，68苏轼称：“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15]卷四，112苏辙认为：“弃天下而入巴蜀，则非地也；用诸葛孔明治国之才，而当纷纭征伐之冲，则非将也。”[16]卷二，1586三人虽未直接替陈寿平反，但从不同角度说明诸葛亮不善将略，客观上回答了陈寿“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的疑问。

但苏氏父子的观点并未成为主流，与苏轼关系密切的秦观就以诸葛亮南征孟获、布八阵图及司马懿对诸葛亮“天下奇才”的评价为例，明确指出诸葛亮的“应变将略，不言可知”[17]卷二，724。稍晚于三苏的吕本中在《东莱诗集》卷一有“陈寿谓诸葛，将略非所长。私恨写青史，千古何茫茫”的论断，朱翌在《猗觉寮杂记》卷下有“寿真私意也，寿尝为亮子赡所辱尔”的论断，竭力批评陈寿。南宋末年，周密更是点名批评了苏氏父子的议论，指出三苏“盖用陈寿所谓‘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之语耳。虽然，孔明岂可少哉!”[18]卷一，8

诸葛亮被神话的过程与蜀汉正统论的发展是同步的。北宋时期，已有“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19]卷六，7的场景。到南宋时，曹操窃国、刘备为正统的说法渐成主流。诸葛亮作为蜀汉重臣，其形象也不断被美化。而陈寿曾为蜀汉臣子，《三国志》却以魏为正统，并称诸葛亮不善将略，一些学者便将这两件事与陈寿和诸葛亮间的矛盾联系起来。如刘克庄称：“帝魏而卑吴蜀，说者谓陈寿蜀人，仕屡见黜，父为诸葛所髡，于刘氏君臣不能无憾。”[20]卷二，99萧常因这个理由要重写三国历史，他说：

常曩侍孝节先公读史，至陈寿《蜀志》，而先公废卷不怿曰：“汉其蜀乎？小人哉，陈寿也!”……先公言寿之父以罪为诸葛亮所髡，而寿之身复为亮子瞻所笞，又仕汉久不得志，庸是贬其号而诋讪其君臣，且以尊魏也。然寿之史行于世几千载，无一人正其谬而改作者。吾老矣，窃有志焉。[21]卷四四，687-688

萧常完全继承了他父亲对陈寿的评价，在他看来，陈寿不仅因私恨贬低诸葛亮，更因此贬抑蜀汉政权，而《三国志》问世近千年却没有人纠正，所以他就以蜀汉为正统而撰写了《续后汉书》。在《诸葛亮传》中，萧常特别提到了陈寿评价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然后评论说“论者不以为然”[21]卷八，439。因被认为挟恨贬抑诸葛亮，《三国志》便被彻底否定，可谓是后人对陈寿最严厉的批评。

但在批判陈寿的风潮中，也有一些学者为陈寿辩解。晁公武认为，“至于谓其衔诸葛孔明髡父而为贬辞，求丁氏之米不获，不立仪、廙传之类，亦未必然也”[22]卷五，181。他对《晋书》记载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可惜并未进一步深究。唐庚则提出了“改元”说，认为按照礼仪，刘禅应在继位次年改元，但在诸葛亮的主导下，当年便改元建兴，“此陈寿所以短孔明也，以吾观之，似不为过”[23]卷上，17。这一观点虽新颖，但过于牵强，影响也很小。相对来说，叶适的观点最值得注意。他在《习学记言序目》中说：

余观陈寿论诸葛亮已实录，不诬其美矣。而当时乃谓寿毁亮，报其私怨。盖亮名重于实，不待史而有传，虽千载之后犹然也。“人心所归，不可以幸致”，此固学者之常语，然亦有不尽然者，如亮虽不至于名浮其实，而世之有实而名不副者多矣，可胜叹哉![24]卷三○，435

叶适认为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是客观的，在阐释这一观点时，他避开了对诸葛亮将略的讨论，而是转向分析后人为何批评陈寿。叶适指出，诸葛亮的名声超出了他的实际能力。陈寿写《三国志》前，民间便流传着各种诸葛亮的故事，内中诸葛亮名重于实，而陈寿却以诸葛亮的实际能力为基准写传，二者之间的差距最终导致读者认为陈寿因私恨贬抑诸葛亮。后世学者在评价此事时，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往往不加考辨就人云亦云地批判陈寿，甚至写出“惟史臣寿，奸言非公”[25]卷一三，1499一类的谩骂之语。叶适能做出客观的评价，实在难能可贵。只是他的观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是被淹没在对陈寿的批判声里，未能成功地为陈寿正名。

三、公案真相的追寻

明代时，这一公案的主流观点仍是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而且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即陆深所说的“陈寿尝为诸葛亮书佐，得挞百下，其父亦为亮所髡，故《蜀志》多诬妄云”[26]卷二六，153。陆深将《魏书》和《晋书》中的记载糅合在一起，并删去了“(诸葛)瞻又轻寿”一句，构建了陈寿父子都与诸葛亮本人有矛盾的情状，进一步虚构陈寿与诸葛亮的冲突，以便坐实陈寿挟私谤议诸葛亮的说法，他的观点又被后人不加分析地引用(如万历时郭良翰《问奇类林》卷一六《文学上》)，进一步推动了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说法的盛行。

在众多批评中，有学者专门回应了三苏父子的观点。如孙绪称：“武侯三代遗才，独不为眉山父子所取。……此等訾毁皆自陈寿、薛能辈启之。然武侯岂可少哉!”[27]卷一一，585方弘静称：“苏颖滨《三国论》论昭烈弃天下而入巴蜀非地，用诸葛治国之才当纷纭征伐之冲非将，何其不审也？当其时，曹氏窃中原，孙氏据江东，不入蜀则无尺土可藉也，且汉非起于蜀耶？陈寿谓孔明徒长于治国，非诬则不智也，而以其言为足征，惑矣!司马仲达不可谓非将也，何以受巾帼之贻而不战，死犹走也？故苏子之论，可谓不审者也!”[28]卷八，218不难看出，二人所持理由与前人并无不同。

归纳学者们批评陈寿的理由可分为五类：第一，陈寿父亲因街亭之役被诸葛亮施以髡刑；第二，陈寿曾被诸葛瞻所侮辱(包括陈寿被诸葛亮鞭挞这一变体)；第三，通过诸葛亮与司马懿的对比，说明诸葛亮将略水平高于司马懿；第四，陈寿尊魏抑蜀；第五，陈寿的评价与诸葛亮的完美形象相悖。魏晋以降，批评陈寿的学者们没有考察材料的真实性，便反复使用这几条理由批评陈寿，虽然这些理由几乎已成为共识，但说服力不够强，也没有新的材料能佐证。

明人好翻案，期间虽有一些是故作翻案文章，但也不乏严肃的作品，在“陈寿贬抑诸葛亮”这一公案上亦是如此。有些学者注意到上述理由的不足，为陈寿辩解的声音遂在明代后期渐成气候，并最终发展成为陈寿冤屈得以昭雪的第一缕强有力的耀眼霞光。

明末吴之甲说：“陈寿讥孔明将略非所长，杨畏讥司马君实不知道。于政事未尽，何异蚓议神虬、鷃嘲鷟鸑？近时文字以翻案为奇，黄口儿动辄摇笔弄墨，诋呵先哲，无复还忌，虽于日月何伤，亦坏风教不少。”[29]卷四，249这虽是向为陈寿翻案的人发难，但反映出已有不少学者在为陈寿辩解的事实。这些人中，如袁中道称：“陈寿作史，谓孔明‘将略非所长’，亦是公论。……孔明三代而下第一人品，然用兵决非韩信、岳武穆之俦，何必曲为之护？”[30]卷十四，437再如王志坚称：“自古用兵，未有不出奇冒险而能有功者。诸葛孔明用兵，病在不能出奇。……孔明之无功，夫人能料之，岂待仲达乎？陈寿称孔明为管、萧之亚，又曰用兵非其所长，此皆确论。世谓寿挟私致贬，其殆不然。”[31]卷二，406-407这都是以论证诸葛亮不善将略来证明陈寿评价的客观性，从而为陈寿正名，但显然与前人申论角度基本无异。

真正推动案件迈向转折的最重要力量来自浙东学者胡应麟。他生活的年代比上述陆深、孙绪、方弘静三人晚些，但比吴之甲、袁中道、王志坚三人稍早。从胡应麟传世著述的情况看，他最初也是接受了批评陈寿的前人成说，如其完成于万历十六(1588)、始刊于十七年、次年二月刊成的《诗薮》称：“陈寿讥诸葛，不足累诸葛，适以彰父之被刑。……且并其所善没之。作史之大戒也。”[32]卷一，142再如同期刊刻而于万历十七年八月先行刊成的《史书占毕》认为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与管仲、乐毅相当，并称“大抵孔明为当时言，不容大尽，否则陈寿之词与‘将略非长’同一诬谬，非事实也”[33]卷一六，214。这段话蕴含了两层信息：第一，胡应麟认为“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是陈寿对诸葛亮的污蔑之评；第二，胡应麟意识到，晋代统治者不愿将诸葛亮的形象树立得过于高大，所以陈寿称诸葛亮“抑亦管、萧之亚匹也”是在政治压力下做出的评价。前人已将不逮管、萧视为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的一部分，而胡应麟却将它视为与“将略非长”不同性质的评价，开辟了一条新的阐释路径，即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受到了当时政治的影响，并非其本心真实观点的反映。

沿此路径，胡应麟重新考察了公案，并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主张：

陈寿之志三国，继躅马、班，而世率以寿父子见法武乡，故诸葛传赞有“将略非长”之訾，此皆不详核传文之颠末，且不知寿之所处何时，而托摭片言以借口者也。夫寿之志三国也，天下统于晋矣……寿于斯时，虽蜀之遗民，而实晋之编户也。……所纂《国志》，虽非被命纂修……而顾于晋之先世兵争仇敌之人，据事直书，临文无隐，大者将为崔浩之暴扬国恶，湛七族于一朝，次亦且如蔡中郎辈，婴缧绁于狴犴，而望书之行于世而传于后乎？此寿于武乡行陈之际，战胜攻克，不得不纡回其笔，以少致其北面之私者。而其意于武乡实未尝有所轩轾也。夫寿之成书，列传百数，吾悉取而读之矣。体存简质，辞绝浮蔓，即昭烈、魏、吴寥寥纪述，独武乡一传纡徐郁茂，备极敷扬。仅大捷卤城，一讳宣王之败，至渭南之卒，按行营垒，“天下奇才”之叹，且揭篇终。噫!彼司马懿者，百代奸雄之最，迹其生平，曷尝有所输服？独斯言也，触于目而发于衷。盖古今之公是，而寿直书之而不没，所为扬诩武乡之将略，固已至矣!而谓父见髠钳、己遭箠辱，畜憾于武乡而报之于史笔，否乎？然乎？[34]卷九八，712

在此文中，胡应麟开篇就指出，广为流传的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的说法是错误的，学者以讹传讹的原因是没有认真研读《三国志》原文。他认为，陈寿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撰写《三国志》，稍有不慎便会遭遇崔浩、蔡邕般的悲剧结局，所以就用委婉的方式书写诸葛亮的军事水平。胡应麟从两个方面阐释了陈寿的方法：第一，《三国志》以简明见长，曹操、刘备等人的传记十分扼要，唯独《诸葛亮传》篇幅长、议论多，体现出陈寿对诸葛亮的重视；第二，虽然《三国志》回避了司马懿与诸葛亮作战时的失败，却引用了司马懿对诸葛亮“天下奇才”的由衷赞叹，通过侧面描写表现了诸葛亮的军事水平。

作出以上解释后，胡应麟仍嫌不足，又援引《三国志》中的其他记载做进一步的论证：

诸葛氏集虽寿所纂修，实奉命晋君者也。……中历叙其逸群之才、英霸之器……则几于王者之事矣。且以武乡素志，进思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凌厉边疆，震荡宇宙。然则亮之将略，寿以为长乎？为短乎？若夫“应变”数言，其下亟称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连年动众未能有克，盖天命有在，不可力争。其抑扬微旨明寄宣王，寿之本意灼然自暴，岂得以为讥亮所短耶？申言梁益之民追思不置咏《甘棠》于召公，又以周公之诰丁宁烦悉拟武乡之文告，则寿固尊亮以为周、召品流，匪但匹萧亚管而已。乃至篇终“佚道使民，虽劳不怨，生道杀民，虽死不忿”四语也……三代之下惟孟轲氏能道之，诸葛氏能行之，而寿也顾亦能征之、能赞之，则古今之知武乡，寿居其最焉可也。俾当时寿之父子毫有未尽于孔明，胡以叙致丽丽，联篇累牍，极其榆扬而弗能自已哉？惟是后人捃拾此言，而上下全文漠然不考，又往往不省其著作之时、讳避之体，而讥弹一辙，不惟上负前人叙述之素心，而且贻累武乡之盛德。故详为辨析，俟尚论君子衷焉。[34]卷九八，713

胡应麟分析了《三国志》收录的陈寿向晋帝进呈的纂修《诸葛亮集》表文，指出文中称诸葛亮“进思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凌厉边疆，震荡宇宙”，已经是在褒奖诸葛亮的军事水平。针对前人屡屡批评的“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胡应麟认为应结合“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来理解，陈寿看似批评诸葛亮战略水平不佳，但立刻就指出诸葛亮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并借夸耀司马懿暗褒诸葛亮，因此，不善将略的评价并非陈寿的本意。胡应麟认为诸葛亮是三代以来唯一能真正施行仁政之人，而陈寿将诸葛亮比做召公、周公正是为了阐明这一点。基于以上分析，胡应麟指出如果陈寿父子与诸葛亮有隙，陈寿就不会长篇累牍地盛赞诸葛亮，所以陈寿与诸葛亮间不但没有私恨，陈寿更是诸葛亮的最佳赏音，而后人不考察陈寿写书时的社会背景，也不全面分析上下文，却断章取义地抓住一句话不放，实在是有违陈寿褒扬诸葛亮的一片公心。

胡应麟观念的转变非常明显，最初他因袭了前人的观点，在对这一公案重新思考的过程中，他通过对陈寿所处的政治环境和《三国志》上下文的分析，最终认定陈寿是因受政治压力，不得不做出“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的评价，但陈寿还是通过历史书写隐晦地表达了对诸葛亮的推崇。自公案肇始，学者为陈寿翻案都是基于“陈寿认定诸葛亮不善将略”与事实相符，这显然是违背陈寿的原意的，因而他们虽一再努力，却不料已经偏离了正轨。而胡应麟却回归到陈寿的书写语境，他以陈寿所处政治环境为背景考察陈寿的言论，最终指出陈寿以委婉的方式赞扬了诸葛亮。如此来看，陈寿挟恨报复诸葛亮的说法失去了根据，于是千载以来因之而起的对陈寿的批评也就站不住脚了。胡应麟基于《三国志》书写语境下的这一釜底抽薪的论述，终于使“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案向沉冤得雪，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清初仍有一些学者承前人之谬，坚持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如尤侗称：“又谓将略非孔明所长，此陈寿挟怨之言”[35]卷二，351，郑与侨认为“陈寿遽以不娴将略少之，谬也”[36]卷七七，2768，陆锡熊则称：“陈寿贬诸葛亮，谓将略非其所长，魏收誉尔朱荣，谓韩、彭、伊、霍无以过，皆属一人之私言。”[37]卷五，63但大部分学者已转向为陈寿辩解，黄宗羲和王夫之都指出诸葛亮不善战略，“非知兵者”[38]卷二，278，他的战略选择不合时宜，陈寿的评价并非“尽诬”[39]卷九，662。李光地称“人说陈寿与武侯有仇，故说他‘奇谋为短’，不知此句却是武侯功臣”[40]卷二二，391。朱彝尊提出了新的理由为陈寿翻案，他说：“寿于魏文士惟为王粲、卫觊五人等立传，粲取其兴造制度，觊取其多识典故，若徐幹、陈琳、阮瑀、应瑒、刘桢仅于粲传附书，彼丁仪、丁廙何独当立传乎？”[41]卷五九，313从丁氏兄弟才能平庸这一角度说明了陈寿不为他们立传的正当性。朱彝尊还指出，张俨、袁准都称诸葛亮不善将略，并非只有陈寿持这样的观点，后人将“厚诬诸葛”的罪名全部扣在陈寿一人身上，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在为陈寿翻案的过程中，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三位考史名家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

《晋书》称寿作《三国志》“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语气已足。其下又称：“……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髠，寿为亮传，谓‘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议者以此少之。”《晋书》好引杂说，故多芜秽，此亦其一也。……街亭之败，寿直书马谡违亮节度，为张邻所破，初未尝以私隙咎亮。至谓亮“将略非长”，则张俨、袁准之论皆然，非寿一人之私言也。……寿入晋后，撰次《亮集》，表上之，推许甚至，本传特附其目录并上书表，创史家未有之例，尊亮极矣。评中反复盛称其刑赏之当，则必不以父坐罪为嫌。廖立、李平为亮废窜，尚能感泣无怨，明达如寿，顾立、平之不若邪？亮六出祁山，终无一胜，则可见为节制之师，于进取稍钝，自是实录。寿本传论曰：“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词于东观。自斯已降，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江汉英灵，信有之矣。”其推许至此。索米等说，特史家好采稗野，随手掇拾，聊助谈资耳。寿史才之高，作《晋书》者固已知之，非有意欲抑之也。[42]卷三九，277-278

显然，王鸣盛也认为陈寿不但没有因私报复，而且极为推崇诸葛亮。这与胡应麟的说法有明显承续关系，但王鸣盛又继续考察了《晋书》对此事的记载，从而比胡应麟的阐述更为深入。王鸣盛指出，《晋书》对陈寿的史才推崇备至，而所谓索米立传、厚诬诸葛仅仅是《晋书》作者收入书中的稗官野史，虽可“聊助谈资”，却不能信以为真。王鸣盛的方法与胡应麟极为相似，胡应麟分析《三国志·诸葛亮传》以证明陈寿没有贬抑诸葛亮之意，王鸣盛则通过分析《晋书·陈寿传》说明作者没有批评陈寿的史才。如此一来，后人以《三国志》和《晋书》为依据批评陈寿的言论，便失去了立论根据。

钱大昕称：“承祚于蜀所推重者惟诸葛武侯，故于传末载其文集目录篇第，并书所进表于后，其称颂盖不遗余力矣。论者谓承祚有憾于诸葛，故短其将略。岂其然乎!岂其然乎!”[43]卷二八，485-486赵翼则列举多项史实，证明陈寿“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指出：“寿于司马氏最多回护，故亮遗懿巾帼，及‘死诸葛走生仲达’等事，传中皆不敢书。而持论独如此，固知其折服于诸葛深矣。而谓其以父被髠之故，以此寓贬，真不识轻重者。”[44]卷六，132很明显，钱、赵二人的观点也与胡应麟颇为类似，都是通过阐释陈寿对诸葛亮的推崇，驳斥了陈寿挟恨报复的说法。

通过众多学者的努力，陈寿并未挟恨报复诸葛亮的观点日益为人们所接受，甚至在小说中也有所体现。《野叟曝言》中第七十八回描写了文素臣与家人讨论《三国志》的情节，作者借文素臣之口说：“非陈寿，亦莫尽诸葛之美也。……《(三国志·诸葛亮传)评》复摘其为相之善，重叠称美，其推崇诸葛可谓至矣。……《(上〈诸葛亮集〉)表》所谓‘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四语，非陈寿不能知，诸葛于九泉下闻之，必引为知己者也。”[45]第七八回，945-949当家人问及，陈寿为何在父亲遭受髡刑的情况下仍极力褒扬诸葛亮，文素臣指出，陈寿出于一片公心，所以盛赞诸葛亮，所谓的索米之说、厚诬诸葛，都是后人穿凿附会。可见，在清朝中后期，为陈寿翻案的势力已经占了上风。

四、公案真相的论定

民国时期，还有一些批评陈寿的声音，如向振黄称：“盖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故其传亮也，妄肆讥评，以非将之才贬之”。[46]何子恒则称：“陈寿的父亲也同时受了髡刑，因此陈寿替诸葛亮作传，竟说他‘将略非所长，无应敌之才’……这些都是陈寿欠公允的地方，因此颇为一般人所非议”。[47]35-36但多数学者已认识到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是客观的。如著名史家金毓黼在《中国史学史》中直接引用王鸣盛的观点，称“《晋书》好采杂说，故以入传，然于其上冠以‘或云’，以明其事之难信(于诸葛髡其父亦然)”[48]85。再如吕思勉通过分析文句，指出陈寿的评价“犹加一‘盖’字，以为疑辞也”，由《上〈诸葛亮集〉表》来看，“凡诸贬损之词，悉非由衷之言明矣。此外全传之文，无不推挹备至。谤议之云，宁非梦呓？”[49]125-126姚永朴认为陈寿在晋朝统治之下撰写《三国志》，不得不回护司马懿，所以将略非长之语是“逊辞”。[50]44柳诒徵说：“‘应变’二语，盖作疑辞，非为枉屈”，而陈寿“倾倒武侯至矣。”[51]104不难看出，这些学者或指出陈寿对诸葛亮的推崇，或意识到陈寿所受的政治压力，可谓与胡应麟别无二致。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诸葛亮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学术界对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一案的讨论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热度。大部分学者对陈寿持肯定态度。如郝建梁、班书阁说：“因为《晋书》喜采异说，‘乞米’、‘髡父’的事，未必果有其事；诸葛亮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家，军事确非其所长，(陈)寿对他的评语，也不算不公道。”[52]65钱锺书也探讨了这一公案，他先引用陈寿“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的评价，直截了当地指出六朝人并不认为这一评价有损诸葛亮的声誉；随后又引用了《魏书》《曝书亭集》《癸巳存稿》《潜研堂文集》等著作中的材料，说明后世学者为陈寿做出的辩解。[53]1819-1820钱锺书没有直接为陈寿翻案，但通过这些材料，他为陈寿翻案之意已然非常明显。朱杰勤指出索米立传和厚诬诸葛是“《晋书》作者根据当时无稽的游谈与妒忌者的捏造和附会”，他引用朱彝尊、王鸣盛的观点，说明“《晋书·陈寿传》所记的两件事都是向壁虚做的”[54]97-98。张孟伦也引用王鸣盛等人的观点，认为“无论怎么来说，陈寿都只歌颂、推尊了诸葛亮，并没有谤议、污蔑诸葛亮，更莫谈厚诬诸葛亮了”[55]218。其他如吴泽编选、袁英光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陶懋炳的《陈寿曲笔说辨诬》(《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张舜徽主编的《中国史学家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刘京华、惠英的《陈寿评价诸葛亮曲笔辩》(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编，《诸葛亮研究》，巴蜀书社1985年)，杨耀坤的《陈寿与〈三国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陈清泉、苏双碧等编写的《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等，都引用了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的观点为陈寿翻案，这可见三位考史大家的观点得到了后人的公认，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不过，王、钱、赵三人的观点源自胡应麟，但后人论及“陈寿贬抑诸葛亮”一案时，“基本上都是引清代三大家之论，这未免舍前逐后、舍源逐流”，而无人提及胡应麟，究其原因，与学者“太熟悉清代史学，而于明代史学一向鄙视以致对其研究不够有直接关系”[56]381，致使胡应麟在此案中的关键作用被长期埋没。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陈寿贬抑诸葛亮一案的讨论，既有对古人观点的复述，更有新的亮点，此即李小树的《陈寿“谤议”诸葛亮质疑》一文。如前文所述，晁公武曾怀疑“父为诸葛亮所髡”和“索米立传”二事的真实性，但并未深究，李小树则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他指出，马谡在街亭之役时的官职为参军，而根据汉末官职设置和习俗，参军之下不可能再设参军，所以“寿父为马谡参军”的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就算陈寿的父亲因马谡一事受髡刑处罚，那么时间应当在建兴六年中，秦汉时期，髡刑是五年刑期，当陈寿的父亲刑满回家，距离陈寿出生不足六个月，与常理不符。因此，“寿父亦坐被髡”也不属实。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曹丕即位后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手段打击曹植的党羽，丁仪、丁廙兄弟和他们的男性亲属全部被处死，自然不可能有儿子在数十年后被陈寿“索米”，因此，“索米立传”之事也是虚构的。《晋书》所载两事均不可信，“陈寿因而不可能以所谓‘父辱’这一并不存在的私怨而‘厚诬’、‘谤议’诸葛亮”[57]。前人已经阐明陈寿评价诸葛亮的一片公心，但对批评陈寿的两个理由未能证伪，而今李小树通过翔实的考证，指明了用来批评陈寿的论据皆为虚假不实之说，这从根本上推翻了前人对陈寿的批评，陈寿所受的千年非议终得澄清。

然而传统对社会发展的惰力却是无时无地不存在的。如有人继续称陈寿评诸葛亮短于应变将略是“有失偏颇”[58]，认为诸葛亮六次北伐失败不应“归咎于诸葛亮少于奇谋，短于将略，陈寿若单纯以功业成败来定论其军事才能的话，未免有失公允”[59]。其实这些学者也和前人一样，将陈寿的疑问之词当作了肯定句，背离了陈寿的原意，所以他们对陈寿的批判自然也就难以成立。

五、结语

陈寿史才之高，广为同时代学者所认可。张华称之为“班固、史迁不足方”[60]卷一一，634这未免夸张，但肯定有推崇之意还是显而易见的，而夏侯湛读过《三国志》后，“便坏己书而罢”[4]卷八二，2137。但短短几十年后，在巴蜀地区的流言和王隐的笔下，陈寿便被描述成一个因怀私恨而贬抑诸葛亮的失德之人。究其原因，是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盛赞诸葛亮后，以“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之语评价其军事能力，而这一明显带有疑问色彩的语句却被后人当作肯定句解读。北魏崔浩曾为陈寿辩解，但未能成功为他正名。自唐修《晋书》引用了王隐的观点后，批评陈寿成为学界主流。唐宋之际，蜀汉正统论逐渐流行，诸葛亮的形象也向“完人”演变，当他被置于不可批评的神坛之后，陈寿就成为众矢之的。虽有苏轼等人试图为陈寿翻案，但他们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众多批判声里。明代学者胡应麟认为陈寿撰写《三国志》时承担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他发现并指出陈寿对诸葛亮明贬暗褒，而后人断章取义，辜负了陈寿的一片苦心。胡应麟的观点成为陈寿一案的重要转折点，并被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一批清代学者所继承，他们的观点又被后世学者广泛引用，于是为陈寿辩冤渐成主流。当代学者李小树又证明了以往批评陈寿的两条理由均不可信，至此，陈寿所受冤屈终得昭雪。

在一千多年的流传中，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的说法几经更迭，影响逐渐扩大。考察这一过程，不难发现有两个原因导致了陈寿长久蒙冤。第一，使用材料不严谨。陈寿对诸葛亮军事能力的评价，带有明显的疑问语气，可后人都将它视作肯定句，因此陈寿认定诸葛亮不善将略成为了公认的事实，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与陈寿的本意大相径庭。唐修《晋书》采用王隐的说法时谨慎地冠以“或云”二字，后世学者引用《晋书》时却将“或云”省略，使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的说法被坐实。明代陆深将材料随意拼合，进一步强化了陈寿与诸葛亮间的矛盾。正是这些不严谨的行为，制造并夸大了陈寿与诸葛亮间的矛盾。第二，学者引用前人观点时不加考辨，言及陈寿与诸葛亮，往往称陈寿贬抑诸葛亮，而并没有去深入探究这个问题，他们只是简单地地引述前人的说法。一代代学者笃信前人的观点，甚至不去怀疑《晋书》为什么会有“或云”二字，反复称陈寿贪金索米、厚诬诸葛，几乎使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的说法成为定论。而时至今日，仍有普及型的、非专业研究性的历史著述将陈寿描述成“无良史之德”[61]194的形象，这表明正确的历史观点、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需要有科学严谨的态度，特别是需要随学术研究的不断进展而及时更新。

注释略。

原文出处：《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0195期 第181-190页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