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舌战群儒”真有其事吗？

鲁肃力劝刘备与孙权联合抵御曹操，并以诸葛瑾好友的身份获得了诸葛亮的信任。于是，刘备率残部到达夏口，派诸葛亮出使东吴。

《三国志》记录了诸葛亮与孙权的对答之词，大致内容是：诸葛亮称曹操夺取荆州，刘备虽处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困境，但仍将坚决与曹操抗争，孙权应量力而行，要么举兵相抗，要么束手降服；年轻气盛的孙权表示自己决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要与刘豫州联手，但同时也对刘军残存实力和曹军的强大感到担忧；诸葛亮不无夸大地称刘备尚拥有精兵二万余人，并分析曹军远来疲惫，荆州民众并非心悦诚服接受其统治，且曹军不习水战，孙刘联手，有将其击退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三国志》一书中并未有诸葛亮与其他人交谈的描述。

而且，此后数年间，该书再无关于诸葛亮活动的记录。《三国演义》中有关诸葛亮的描写，无论是“舌战群儒”，还是随后的“草船借箭”、“借东风”等，全属小说家言。

历史上，孙氏集团在对待曹操进占荆州的问题上，的确存在意见相左的两派。要割据自保，与挟强大政治军事优势以及经济、文化、人才优势的北方抗衡，仅据江东一隅难以实现。

因此，早在赤壁之战前，孙氏集团就已定下夺取荆州，将来有可能再夺取益州，“全据长江”，从而自保的战略方针。

曹操突然进占荆州，不仅使刘备失去了托身之地，也与东吴共享“长江之险”，使孙氏集团战略目标的实现变得异常艰难。降还是战，成为当时必须面对的选择。

在此情形下，诸葛亮为刘备集团的利益奉使前来劝说孙氏抗曹，自然会与主张降附曹操的张昭等人有所讨论、辩驳。

历史典籍中未能留下这些讨论的只言片语，却给了文学家以尽情想象的空间，但文学想象终究还是想象，不能视为历史的真实。

《三国志》是现存唯一的有关三国时代的系统历史著作，作者为西晋时期的陈寿。

陈寿，今四川南充人，曾任职于蜀汉政权，在西晋时任著作郎，专职修史，并最终撰成《三国志》六十五卷。该书仿《史记》、《汉书》为纪传体，同时又根据三国历史的特殊情形，分为魏、蜀、吴三部分。

《三国志》得到了西晋统治者的认可，亦为当时学者所推许。该书虽不免因政治因素而影响到记录的真实性，但总的来说引文精炼、史实准确、取材严谨、文字流畅。

不过，由于《三国志》所记史实较为简略，南朝时，裴松之奉宋文帝命，引用二百四五十种书籍，对书中所记人或事补充以大量史实，如有不同说法则并存以备异说。

同时，还补充了大量新的史实和人物事迹，间有他人及裴松之本人的评论。文字最终有陈寿原书的三倍以上。裴注原本独立成书，后人将其散于陈寿书相应各处，亦是了解三国历史最为原始的资料，被公认为与《三国志》正文具有同样的史料价值。

至于《三国演义》，则是元末明初罗贯中编写的一部历史小说。

作者显然对《三国志》及裴注研读甚深，小说中出场的主要人物于史有据，主要的历史事实与历史发展线索亦大致不差，一些人物对话甚至就是对《三国志》或裴注所记内容的摘引。

阅读这部文学名著，无疑有助于对三国历史的了解，其对我国民众的影响远比《三国志》要大。

但是，小说并不追求绝对的历史真实，而是要有虚构，才能有故事，才会有吸引力。

具体来说，在“舌战群儒”一节中，罗贯中让薛综、程德枢出场与诸葛亮辩论，而事实上这两人当时身处远在今越南北部的交州，而非柴桑；

张昭为汉末著名文人，是孙权的辅佐要员，作为晚辈的诸葛亮，假如真与其有所辩论，也绝不可能使用“夸辩之徒，虚誉欺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这样尖酸刻薄的词句，而张昭的反应却只是“无一言回答”。

总之，演绎三国历史的当代影视作品，并不是在进行严谨的历史考订，但若能以《三国志》的内容为取舍标准，应该说是更为恰当的。

来源：明哥说历史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