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书摘

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讨论译学方法论的几个基本问题；第二、三章分别梳理西方和中国翻译研究方法论的历时演变；第四章讨论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研究范式，以及中西方哲学方法论对翻译研究的影响；第五章讨论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类型、发生机制和具体原则；第六章讨论译学方法论的发展趋势和动力来源。

本书对译学方法论的发生发展进行形而上的探讨，有助于读者全面地梳理译学方法论的发展脉络，了解翻译本体观、研究对象域、核心论题及研究方法之间的相互作用，把握翻译研究现状形成的历史背景，获得较为完整、系统的学科意识和方法论意识。

主要内容框架

第一章 译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

第二章 西方翻译研究的方法论发展

第三章 中国翻译研究的方法论发展

第四章 译学方法论的哲学层

第五章 译学方法论中的跨学科途径

第六章 译学方法论的未来发展

译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

近年来，译界学者对方法论的研究意识越来越强烈，探索方法论问题成为了许多学者的自觉。作为翻译学的一项元研究，译学方法论研究所要认识的客体，简单地说，就是译学方法论，不过这种“套套逻辑”式的回答并不能让人满意。要获得更深入的理解，首先需要弄清楚译学方法论的基本概念，其次需要弄清楚译学方法论的基本结构。

本书讨论了译学方法论的两组基本概念：方法与方法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

方法是人们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而方法论则是人们对方法之原理的理性认识。方法和方法论实为一体，有方法必有相应的方法论，方法可能是单一的，而方法论则必然是体系化的。方法论的体系性是指作为关于方法的理论，方法论的概念和原理之间形成完整、逻辑自洽的关系。方法总是被利用，而方法论只能被认识和理解。

事实判断指认识主体对通过经验感受到的事实做出的陈述，价值判断指主体对客体之于主体的效应的判断，即主体对客体是否满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主体需求的判断。事实判断以真理性为标准，即判断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价值判断则以合理性为标准，即判断是否理由充分，是否能被理解或接受。

翻译研究中也同时存在着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研究者通过事实判断对已经存在的翻译现象进行描述，意在揭示翻译活动发生发展的机制与机理，阐明“是什么”的科学真理问题；价值判断则以翻译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作为反映对象，意在表达对理想翻译行为的要求，阐明“应该是什么/应该怎样做”的价值规范问题。翻译研究中区分价值与事实有利于认识翻译研究对象的多维属性，认识翻译问题的复杂性，寻求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张力平衡。

本书还讨论了译学方法论的内容构成和开展译学方法论研究的价值意义。

译学方法论研究可分为实践方法论研究和认识方法论研究两种。前者指对有关翻译的实践活动的方法研究，后者指对翻译研究方法的研究，即对如何研究的研究，属于翻译学的元研究。本书局限于翻译学的认识方法论，即译学方法论。译学方法论是指有关人们在研究翻译现象、揭示翻译活动的规律性特征时所应用的方法、途径和手段的理论体系。译学方法论研究是以翻译研究活动中不同性质、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为对象，探讨译学方法的理论基础、来源和适用范围，揭示和解决方法论体系构成与学科问题域发展之间的矛盾，建构和完善译学方法论体系，助推译学理论进步和译学社会功能的发挥。

方法论对翻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翻译事业的发展具有指导和促进作用，无论是潜学科寻求独立，还是学科独立之后的内涵建设，方法论都是学科建设的一大重点。对于具体研究项目而言，方法论体现学者对该项目的研究目标、研究性质、研究问题、理论框架、相关概念、研究设计、研究可行性、预期发现等的认识，对于一门学科而言，方法论体现学术共同体对这一领域研究的逻辑起点、研究对象域、范式路向、程序规范、视野边界、功能价值等的认识。

中西译学方法论的历时演变

罗马共和国晚期学者对翻译展开探讨，拉开了西方翻译研究的帷幕。按照学科形态标准，西方翻译研究方法论的历史发展进程可分为前学科、学科形成和学科体系发展三个时期。

西方译学方法论发展的前学科时期：古罗马和中世纪时期，翻译作为研究对象出现，西塞罗、斐洛、奥古斯丁等诸多学者都曾基于实践和经验提出对翻译问题的思悟；14世纪末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古典文化复兴和新文化思想的传播为翻译实践提供沃土，由此衍生出对翻译问题的讨论，出现了专门论述翻译的文章，前提性问题域形成；17世纪到19世纪，经过前期翻译理论准备阶段，西方翻译研究呈现出空前盛况，视野开阔、主题深入、理论系统，各国逐步形成特色鲜明的研究传统，萌生出各种翻译研究流派，如英国的文学翻译研究、法国的实用翻译研究、德国的哲学翻译研究、俄国的文艺翻译研究等。

西方译学方法论发展的学科形成时期：20世纪50—8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进入学科形成时期。20世纪5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整体上发生了“语言转向”，语言学理论模式成为翻译研究的认知模式，推动语言学翻译研究的兴起，翻译研究的科学化诉求日益高涨。早期语言学翻译研究的代表人物开始尝试在语言学学科框架内构建翻译学，开拓出新的问题域，使翻译探讨的中心问题发生了变化，展现出非常明确的翻译本体意识、翻译研究本体意识和翻译研究方法意识，以学术共同体的形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翻译研究的方法论自觉。

西方译学方法论发展的学科体系发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步入学科体系发展时期，翻译学迅速发展，翻译研究趋向成熟，学科体系趋向完善，方法论的层次和类别日益丰富。实证研究成为翻译研究不可逆转的趋势；翻译理论来源不断丰富，跨学科理论成果不断融合；译学研究方法论逐渐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

与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进程相对应，中国翻译研究方法论的历史发展进程亦可划分为前学科、学科形成和学科体系发展三个时期。

中国译学方法论发展的前学科时期：从公元前5世纪时的零星译论到20世纪中期真正形成学科意识，中国翻译研究的前学科时期跨越两千多年，又可分为古代和近现代两大阶段。古代中国翻译研究以佛经译论为主体；东汉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作为佛经开篇之述，其中讨论的“文质之争”标志着中国翻译史上理论论争的开始。1840年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在此背景下，翻译成为“救亡图存”的途径，近代中国翻译思考紧密结合社会变革的需要。清末学者集中探讨的是翻译的社会功用；及至民国，翻译活动的规模急剧扩大，尽管翻译之用仍是翻译研究的起点，但也由此衍生出诸多相关的话题，翻译研究的专门化程度日趋加强，研究者开始将翻译问题分门别类加以论述；翻译活动的原则和标准、译名问题成为讨论的热点话题；同时形成了中国译学研究的新领域——翻译史。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翻译研究主体、研究对象不断变化，但前学科时期中国翻译研究呈现出重论点而不重论证、重义理而不重概念、重实用而不重思辨的三大方法论特点。

中国译学方法论发展的学科形成时期：本书将20世纪中期到末期视为中国翻译研究的学科形成时期。20世纪50—80年代，翻译研究仍处于传统译论阶段，因袭了传统的语文学、文章学和文艺美学的路径，主要以个人感悟的方式围绕翻译原则发表看法，以傅雷“神似论”和钱钟书的“化境论”最为突出，将传统译论推向新的高峰。但从学科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见证了传统译论时期的结束和翻译学学科意识的萌发，翻译学界呼吁开展翻译学学科建设。改革开放后，西方译论大量引介，增强国内翻译学者的理论意识和科学方法意识，对中国传统译论叙述方式造成极大冲击。早期引介以单一化的移植为主，缺乏评判性分析和应用性研究；后期（1990年代）增强了引介的全面性、多样性、系统性、批判性，引介方式由翻译和转述的“搬运式”介绍变为评述与阐释结合，分析与对比结合。80年代末，大批学者再次呼吁建立翻译学，提出学科理论的构想。世纪之交时，中国翻译研究在学科体系和理论构建上基本完成了对学科身份的论证。

中国译学方法论发展的学科体系发展时期：进入新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的主要任务开始转向学科内涵建设，期望在新时代语境下取得新的理论突破。学者们对西方翻译理论及其引介所产生的问题进行了更多的反思，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成为学界共识，中国译学界在继续对外引介和交流的同时，将逐步走向融合中西的目标。新时期，中国翻译研究者秉承传统，尝试构建本土翻译理论，围绕何为译、译何为、为何译、如何译等基本问题开展翻译基本理论研究；与此同时，中国翻译学者一直在进行着跨学科翻译理论建构的努力；此外，进入学科体系发展时期以来，中国翻译研究也不断呈现出学科内分化发展的趋势。然而，翻译学新生伊始，有关本学科研究方法的系统性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展开。21世纪之前，虽然广义上以方法论为主题的文章并不罕见，但国内出版的翻译研究方法论方面的论著严重缺失，近年来方法论研究日渐受到重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