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批评论文大全11篇

徐千里说：“建筑的批评实际上是对我们自身生活意义的评价、领悟和反思。”而对于建筑批评的认识，郑时龄在其《建筑批评学》一书中这样写道：“建筑批评是对建筑以及建筑的创作思想、建筑作品与设计、建造和使用的过程、使用建筑的社会个体和社会群体的鉴定和评价，对建筑进行全面而又系统的研究、描述、分析、阐述、比较、评价、论证、判断和批判。运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客观的、科学的、艺术的和全面的对建筑及其作者――建筑师的价值和品质作出评价。建筑批评是建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一切建筑现象和建筑问题的科学评价和理论建构，是沟通建筑与建筑、建筑与公众、建筑与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

建筑批评的作用

建筑批评自身有着与艺术作品的价值创造有区别的价值，是整个建筑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批评实践是生产性的活动，这种活动以人和社会的需要为尺度，考察并研究建筑的创作过程，揭示建筑客体与人和社会的深层关系，预测并构建未来的建筑客体。建筑批评是一种开放性的实践活动，规律性与目的性统一的生产过程。

建筑批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应只是局限于建筑师或业内人士的自我咏叹。建筑师属于社会的，建筑必须走向社会，走向大众，使得更多的人能够面建筑、体验建筑、理解建筑、批评建筑；进而使得建筑创作水平在整体意义上不断提高，创造建筑文明。公众对于建筑的批评和意见的反馈对于建筑的创作和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

建筑批评的地位

建筑批评作为建筑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应有它独立的地位；但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未引起建筑界的充分重视。与建筑理论系统内部其它部门相比，还很少有人将其从理论高度加以总结。在我国，建筑批评不太活跃，究其原因，一是评论者主观上的顾虑，怕得罪人；被评论者往往也精神紧张，怕伤了体面被说的一无是处。于是大家相安无事。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的原因看，学术上的争议曾被等同于政治上的争论，生死攸关，谁也不敢妄加评论。因此，要繁荣我国的建筑评论，首先要对评论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评论是学术争鸣而非政治斗争，是区别辨明，而非最终审判。评论使建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繁荣创作的重要手段。

建筑批评的意义

建筑或评价的批评，从表现形式上看，是对“好”、“坏”的建设，“美与丑”，“建筑应该如何判断和解决问题”。但事实上，建筑批评的意义是广泛和深入的多。事实上，大多数的建筑批评的大量总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对于生活，建筑应该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是理解为对生活的人工环境。在建筑的生活环境允许的范围内，你必须做出a这样或那样的自己的行为选择，而每一种选择都意味着一个批评的态度。评估和创作的两个基本建设活动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它们共同的限制值。没有价值观和明确的价值取向，就没有明确的原则的批评，也不可能有明确的态度，他们将在一个分裂和混乱和丢失的内在关系。在批评，因为和价值判断的“缺席”的价值，大多数的我们没有真正意义的批评。这些批评虽然多种多样，但归结起来往往是两种形式，或是在混乱和在两个极端困难。

尽管评论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副作用”，但重要的是，有着积极的意义重大的健康回顾。自然科学社会学家波普尔说：“只有通过审查的，知识和能力的发展”。施工企业不能没有正常，有效的评论，因为链接的评论是理论与实践，建筑师和社会和同行之间的接触的建筑师。建筑理论水平，不能没有严肃和生动的辩论。只有在争辩中，为了澄清思想，提高认识的性质，结构特点和发展规律。同样，建筑设计思想活跃和繁荣，也需要碰撞和灵感的火花审查。注释可以促使建筑师反映他的创作，提高创新意识，从而建立自己的创作理念。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公众参与”。由于现代城市的机制和建设越来越复杂，同时人们的共同愿望，体现了要求在一定范围内，回顾了专家和领导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机制。

生前被认为是美国第一流的文艺评论家威尔逊的一句名言：“我们要善于把优从劣中区别出来，把一流从二流中区别出来”。这句话对建筑评论或任何事物的评论同等有用。

1两种批评

近年的建筑理论与批评、呈现了两种着似抵悟的趋向;一方面.是建筑的“外部”批评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建筑研究越来越倾向于突破其一自身”的网限.去获取更大范围的话语权力和干预社会与生活的能力;另一方面一些理论和批评又表现出一由外向内‘转移的取向、仿佛是要抵消过热的‘外部”批评所带来的偏颇和“盲视“。由此、建筑理论与批评不仅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视野和路向.而且导致了所谓文化批判与学术批评之争。事实上，这种争论并不仅仅出现在建筑界.在当代文学理论以至整个艺术理论中也早已出现了同样或类似的问硒，尽管就目前的建筑领域而言，“‘外部“批评的呼声正高.这种争论尚未充分展开。但两者之间存在若明显的张力关系，确是不容置疑.对之进行探讨‘不无理论的价值和意义。

其实‘两种倾向的批评并非象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隔绝和对立，相反。它们更多地是在不同层面上构成着某种互补的关系。所谓“外部”批评.就其棋式来说、主要是指对建筑作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考寮，承认并强调建筑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必然联系、从而最终把握和深人建筑活动与人的生活和生存状态的根本联系。而所谓“由外向内，转移.则是主张由这种着重考寮建筑外部联系t他律性)的批评向探人研究建筑的内部规律叉自律性》转移，显然、前者的目标在于使建筑批评日益成为一种“文化批判’.而后者则试图使批评成为更纯摔意义上的学术批评;前者更多的是一种宏观的和思想观念的批评、后者则更偏于方法、方法论和技术层面问题的探究(当然、这里同样也有思想观念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建筑的批评作为一种整体有机的文化活动方式，而不是单纯思想观念成技术性的运作，那么应该说，这两种批评都是不可缺少并且不可替代的。因而.站在确立批评的视野与理路的角度.我们强调或倚重哪一种批评.就不应是一般念义上非此即彼的取舍，而是注重我们现实的批评实践和理论中真正缺少的东西。

2建筑文化批判的目标与意义

众所周知，文化批判是随着现代文化哲学的兴起而兴起的。恩斯特·卡西尔指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川。因此.人类文化应该从根本上具有对现实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应该体现否定现实、超越现实的价值理想，提供种种与现实根本不同的抉择。换句话说。文化的发展总是同人的发展紧密相联的、正是由于有人的自我完善、自我解放作为原动力.人类文化才总是在自我批判中向前发展，网时又在这种发展中发挥其功能的。这是文化批封的实质与意义所在，也是文化批封的基础和很据所在。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批判首先是文化主体的批判.是对人类自身的批翔。

作为与人的日常生活最直接相关的一种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建筑本当是人们最熟悉、最了解的事物，而事实上人们对它的误解却似乎比对其他任何事物都更普谊、更严重、这是值得探思的。从某种惫义上说.也许正是由于建筑同人类的这种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使一灿人很少意识到它对于我们的真实涌义.就如同我们的生命离不开空气.但却很少意识到它对于生命的重要性一样。因此.尽管人们对建筑误解的程度及其表现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都没有将建筑同人的生命活动和存在惫义联系起来.而只是把它当作某种外在于人、外在于人的生命的“对象物，来看待。这样.建筑便失却了与生活的内在关联.失却了它粗以存在的文化土旗。建筑的设什和建造仅仅成了一种与人的生活无关的工业产品的生产和制造.或所谓“艺术的”创造~一这两种表面上极不相同的思想倾向.在无视建筑的人文品格.将建筑与人的生存意义相剥离的傲法上却是共通的。因而，这种建筑无法清足人们生活的真实需求.难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喜爱和共呜，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和方面，建筑决不是一种单纯孤立的物质生产活动.特定社会文化的各种思想、观念、理想和矛盾都必然要深刻地反映到它的建筑活动中并获得充分的体现。建筑之于人的生活和存在而言.其意义恐怕远未为今天的大多数人所充分认识.而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缘于我们对生命意义的体认之不足。因此我以为，要充分认识和理解建筑就只有首先充分认识自我.充分理解生童，充分恤得生活的涵义—就必须还建筑话动以强烈的主体惫识和人文精神。而这，正是建筑文化批月的任务和目的所在。

就世界范围而言、so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及俏息传播手段的迅速发展和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一方面.建筑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多的发展和创新的可能性.但人们却未能很好地利用和把握这一机缘。另一方面.却是当代建筑越来越表现出对手段和物质的过份强调，为了建筑自身个性的表现和自我完善.常常自成一体而不顾及所处的环境，甚至忽视和牺牲建筑预期的功招要求.这就使其违背和远离了现代建筑运动的初衷，模糊以至顺例了建筑的手段和目的。因此.自74年代以来.首先在欧美.继而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地方涌现了试图冲破这种思维模式的尝试.在城市规划和建筑创作中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改革热情。表面上.这种变革主要表现为人们对建筑形式的革新要求、反映的是物质经济状况以及审美趣味的变化‘而事实上。如果把这种现象放在当代文化的大背景中，以文化批判的立场和眼光来看待‘则不难发现，在建筑形式和审美趣味变化的背后，是建筑观念的更新‘是对建筑更深人的理解和追求.一~人们试图从更加广泛的角度和更深的层次重新认识和把握建筑存在的本质、找回失却的建筑的意义与价值。于是，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语言学等成了建筑理论、建筑批评乃至整个文化思想领城共同关注的课题。这种关注，归根到底是对人类自身存在状况的关切。广义地说.它是人类在寻求自身存在与发展中的一种战略性思考—一种文化哲学

对文化的哲学思考和研究，在文化与哲学相结合所产生的活力与影响中造就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在此氛围中、建筑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比如、的年代后期在欧洲出现并盛行的结构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哲学它在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批评及文学理论中的成就对当时正面临困境的建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严格地说、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撮别、而是由结构主义方法联系起来的一种广泛的哲学思潮。结构主义哲学家虽然对一结构、.的解释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是从结构与成分的区分去了解现象。比如。结构主义思想的先驱者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先验的结构与人们日常讲的言语不同.这就是结构与经验现象的不同。这一语言结构理论成为结构主义的原始摸式。事实上，结构主义的核心正是以语言学的原则作为基本模式。试图发现存在于现实中的规律.即到具体现象关系心表层结构)背后去寻搜事物的本质结构(深层结构〕。so年代以后，法国社会学家列维一斯特劳斯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社会学，特别是用于原始部落社会中社会现象与社会意识的分析，并因而使结构主义成为风行一时的哲学。

列维一斯特劳斯在(神话与意力一书中指出，人们以为结构主义是全新的哲学或革命的哲学.是一种误解冬实际上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以至于现在都贯穿着这种思想倾向。他认为，科学研究方法不是还原主义的便是结构主义的，当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可以还原到其他层次的比较简单的现象.那么就可以采用还原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解释一部分现象、但不能解释全部现象。如果遇到太复杂的现象不能还原到较低的层次.那么就只能去寻找它们之间的关系，即尝试去了解它们是由哪一类原始的系统所构成的。这就是结构主义的方法。结构主义认为任何事物和现象都是由许多成分组成的这些成分之间的关系就是结构。结构又分为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深层结构是现象的内部联系。只有通过模式才可以认识，而表层结构则是现象的外部联系。通过人们的感觉就可以把握。因此，结构主义注重和强调的是深层结构。殉维一斯特劳斯说，从孩提时代起。他就为了从馄乱的现象背后找出一种秩序而苦冲2}.面结构主义的中心课题就是从馄乱的现象背后找出秩序和关系来。在他看来，结构便是一种模式，棋式的构成使一切被观察的事实成为直接可理解的。而结构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借助模式去研究社会关系。就是说，建立一种显示结构特点的模式作为认识客观结构的手段。显然，就出发点而言。结构主义并不把事物的本质视为先验、永恒蹬，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结构。即一种关系的组合一套完整的关系系统，在这系统中各种要素都能变化，不过.构成事物的各要素本身没有独立的意义。只能从关系中发现其意义，因此，它们的变化不是随意的。而是在保证对整体依棘的前提下进行‘各要素既自由又受到整体关系的约束。这样，结构就应当是一种开放和连续的建构过程的结果，是有历史、有功能并不断延续的，因而它使我们与过去和未来建立起内在的联系。结构主义的目标正是通过事物结构的运作从无意义的构成要素中，寻找到事物有意义的本质关系。

这种思想给正试图恢复自己目标的建筑研究和批评以深刻的启示。针对当代建筑活动中因把人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排除于它的时空框架以外而导致的意义的丧失和与社会生活日益严重的剥离，人们热切地期望和要求恢复建筑的本来意义‘重建与现实生活和人类文化的内在关联1为了抓住建筑的本质结构。找回被现代文明压抑了的那些基本的和本能的需要.不少建筑师、理论家和批评家、把具光投向了史前原始建筑和那些自然生长的‘.家人建筑“、自然聚落以及乡土建筑等.就象要建造历史上第一座房屋那样，不带偏见和预设地去考虑建筑的最基本问题.并由此体认建筑存在的意义。日本的原广司，美国的林奇、拉波波特、亚历山大.埃及的法赛和娜威的舒尔茨以及印度的柯里1等，都曾为此进行过探索并取得了十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建筑思想。这些思想虽然并不一致.但都反对仅仅用传统的几何学的或符号的概念去描述建筑和建筑思想，而是强调把建筑当作具有意义和文化特征的结构体系来理解心因为，尽管房屋的设计和建造是科学、理性的工作.然而它的使用却杂揉着多重情意，它不但是人们日常生活所在的实体空间，而且是人类心灵中十分重要的精神场所和意象。建筑只有当其能够存放我们的回忆，蕴藏我们的梦想，方能改善和强化—而不是破坏—我们的生活。所以、建筑活动的真正目标就不是对建筑的某些自律性原则的探究和寻觅，而是要把某个地方转变成真正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场所—能使人领悟到其自身存在的具有一定意义和特征的环境。

在这种认识下、我们不仅很难再把对建筑的研究和批评简单地区分为”外部的二和一内部的”，而且也无法将两者分别称作.，文化”批判和.’学术i.批评。因为很显然，文化的批判对于建筑活动并不完全是‘.外部“的.相反，它恰恰更多地针对着建筑活动的深层结构，是真正意义上一内在”的联系和批评，因而，‘’学术“批评也就不可能排除这种联系而仅仅囿于“内部一规律的探索。比如.在大量的建筑行为中，人们往往把诸如生理需要、地形气候、房屋生产、经济技术，特别是建筑形式、环境要素等作为考虑的对象，分别进行分析和研究.这些因家也的确是包括在场所概念里因为人类生活环境的质量以及影响这种质t的人们关于环境的意象.的确受着这些因素的影.自和牵早，我们也可以把它们视作建筑的“内部i.规律或条件。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因索并不能单独和最终解释人类聚居的现象和间题，而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却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中人们生活的方式、理想、信念与环境的契合.它不仅关涉物之理，同时也关涉人文、人伦、人情，关涉人们的建筑价值观和人生观，正是这种价值观和人生观构成了建筑活动的真正基础.因而成为建筑活动的深层结构。可以这样说，理想环境的创造是通过特定的空间组织和物质形式的操作而实现的.但这种组织和操作又并非完全独立和自律、它依附于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理想，依附于人们生活的不同方面及其现实的变化方式、由此才产生了建筑环境的整体质量和特征。正是这种质量和特征构成了建筑的本质(如果我们承认它具有本质的话)。因此.对于作为整体的建筑批评.文化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典荃的作用，它给建筑批评以大方向、大观念和大思路的宏观把握。目的在于使批评面对更加真实的问题，从而更加趋近其本来的目标。

3‘.外韶，与“内部”的互动和互补

“外部“批评在当前日益受到重视，并非诵然。毋宁说，它是人们对自身生存状态深人思索的结果。因此。这种倾向不光在建筑中，在文学艺术批评中也有深刻的反映。在拉尔夫，科恩主编的(文学理论的未刹一书中.1}希利斯就曾指出，自70年代以来。欧笑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t。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论述权力、历史、愈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闷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间肠。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回到，当文学研究不再严甫地思考作为一种语言形式的文学的特性时，所一贯倾向于成为的东西上去。‑}=i这似乎很容易使人联想起现象学“回到事情本身”的口号。显然.在这里“外部，.批评并不意味着故弃或拒斥“内娜”批评，而是把视野投向更加广泛的间题和领域、以探究对象与其本来就存在的复杂关系。建筑文化批判的功能和目的也在于此c

但是。文化批判并不能代替对建筑一切问题的研究和批评，特别是不能代替许多具体的技术层面和语言层面的间题的分析与批评，它恰恰需要后者有力的支持和补充。比如.我们很容易发展，建筑中的结构主义思想在实际的运用中就遇到了困难和矛盾。一方面，结构主义强调了建筑与人的联系:另一方面，为“发现人的始终不变的本质一(凡，艾克}。以寻求建筑的永恒之道。它又赋予结构概念以实体的性质，又把它看作是超时代、超社会、凌驾于人类文化之上的原始范畴，看作是一劳永逸的确定了的和谐而没有矛盾、没有内部动力的东西。结果就把社会生活和人的行为模式看成是一个不受外部条件制约的内部发展过程;研究人类发展。以至建筑发展过程，就变成浏览某种固定的原始结构的历史，这就在实际上剥夺了用释历史发展过程的可能性。毫无疑间.这是有违其初衷的。事实上。事物的内在结构也是受时代与社会的影响而发展的.它们因外部条件的变化而以新的方式组合。所以，仅仅从史前建筑或”素人建筑’中搜寻建筑的”原型“是不够的.它只能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面重要的是由此探究人与社会本欧结构植变、发展的逻辑关系，从而切实理解此时此地人们的生活需求与理想。而建筑的创作，理论和批评，剧应致力于探索建筑内在结构重组的可能性及其途径和方法。使之回应这种藉求和理想，从而创造出满足当代人生活意象的空间和场所。使之成为一个新的生命世界，

因此。更具启示惫义的，是结构主义一为克服功能理性主义的侣死和异化—以建筑的可解释性椒念伪基础所提出的“多价空间’的思想。i9b3年.荷兰建筑师赫兹伯格表明了这种观点，’，我们所迫求的.是用某种个人得以解释集体模式的原型来代替集体对个人生活模式的解释·一因为我们不可能〔自古以来都是这样)造成一种能恰好适应每个个人的个别环境。我们就必须为个人的解释创造一种可能性.其方法是使我们创造的事物真正成为可以被解开的’[)]。赫兹伯格所意欲创造的这种，’可以被解释的’‘事物.就是一种“多价空间”。比如。他认为功能主义者把住宅单元严格划分为起居、价室、厨房、盟洗及卧室等功能组织是一种粗释的作法;他提倡恢复前工业时代房屋相互联系的那种模式。以便在空间与人类生活之间建立起一种更为松弛、自由的联系。满足不同使用者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不难看出.这种建筑思想中休现了更多的对人的关怀与薄重。这里。显示了两种批评所具有的互动和互补的关系。

     1两种批评

    近年的建筑理论与批评、呈现了两种着似抵悟的趋向;一方面.是建筑的“外部”批评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建筑研究越来越倾向于突破其一自身”的网限.去获取更大范围的话语权力和干预社会与生活的能力;另一方面一些理论和批评又表现出一由外向内‘转移的取向、仿佛是要抵消过热的‘外部”批评所带来的偏颇和“盲视“。由此、建筑理论与批评不仅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视野和路向.而且导致了所谓文化批判与学术批评之争。事实上，这种争论并不仅仅出现在建筑界.在当代文学理论以至整个艺术理论中也早已出现了同样或类似的问硒，尽管就目前的建筑领域而言，“‘外部“批评的呼声正高.这种争论尚未充分展开。但两者之间存在若明显的张力关系，确是不容置疑.对之进行探讨‘不无理论的价值和意义。

    其实‘两种倾向的批评并非象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隔绝和对立，相反。它们更多地是在不同层面上构成着某种互补的关系。所谓“外部”批评.就其棋式来说、主要是指对建筑作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考寮，承认并强调建筑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必然联系、从而最终把握和深人建筑活动与人的生活和生存状态的根本联系。而所谓“由外向内，转移.则是主张由这种着重考寮建筑外部联系t他律性)的批评向探人研究建筑的内部规律叉自律性》转移，显然、前者的目标在于使建筑批评日益成为一种“文化批判’.而后者则试图使批评成为更纯摔意义上的学术批评;前者更多的是一种宏观的和思想观念的批评、后者则更偏于方法、方法论和技术层面问题的探究(当然、这里同样也有思想观念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建筑的批评作为一种整体有机的文化活动方式，而不是单纯思想观念成技术性的运作，那么应该说，这两种批评都是不可缺少并且不可替代的。因而.站在确立批评的视野与理路的角度.我们强调或倚重哪一种批评.就不应是一般念义上非此即彼的取舍，而是注重我们现实的批评实践和理论中真正缺少的东西。

     2建筑文化批判的目标与意义

    众所周知，文化批判是随着现代文化哲学的兴起而兴起的。恩斯特·卡西尔指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川。因此.人类文化应该从根本上具有对现实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应该体现否定现实、超越现实的价值理想，提供种种与现实根本不同的抉择。换句话说。文化的发展总是同人的发展紧密相联的、正是由于有人的自我完善、自我解放作为原动力.人类文化才总是在自我批判中向前发展，网时又在这种发展中发挥其功能的。这是文化批封的实质与意义所在，也是文化批封的基础和很据所在。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批判首先是文化主体的批判.是对人类自身的批翔。

    作为与人的日常生活最直接相关的一种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建筑本当是人们最熟悉、最了解的事物，而事实上人们对它的误解却似乎比对其他任何事物都更普谊、更严重、这是值得探思的。从某种惫义上说.也许正是由于建筑同人类的这种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使一灿人很少意识到它对于我们的真实涌义.就如同我们的生命离不开空气.但却很少意识到它对于生命的重要性一样。因此.尽管人们对建筑误解的程度及其表现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都没有将建筑同人的生命活动和存在惫义联系起来.而只是把它当作某种外在于人、外在于人的生命的“对象物，来看待。这样.建筑便失却了与生活的内在关联.失却了它粗以存在的文化土旗。建筑的设什和建造仅仅成了一种与人的生活无关的工业产品的生产和制造.或所谓“艺术的”创造~一这两种表面上极不相同的思想倾向.在无视建筑的人文品格.将建筑与人的生存意义相剥离的傲法上却是共通的。因而，这种建筑无法清足人们生活的真实需求.难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喜爱和共呜，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和方面，建筑决不是一种单纯孤立的物质生产活动.特定社会文化的各种思想、观念、理想和矛盾都必然要深刻地反映到它的建筑活动中并获得充分的体现。建筑之于人的生活和存在而言.其意义恐怕远未为今天的大多数人所充分认识.而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缘于我们对生命意义的体认之不足。因此我以为，要充分认识和理解建筑就只有首先充分认识自我.充分理解生童，充分恤得生活的涵义—就必须还建筑话动以强烈的主体惫识和人文精神。而这，正是建筑文化批月的任务和目的所在。

    就世界范围而言、so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及俏息传播手段的迅速发展和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一方面.建筑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多的发展和创新的可能性.但人们却未能很好地利用和把握这一机缘。另一方面.却是当代建筑越来越表现出对手段和物质的过份强调，为了建筑自身个性的表现和自我完善.常常自成一体而不顾及所处的环境，甚至忽视和牺牲建筑预期的功招要求.这就使其违背和远离了现代建筑运动的初衷，模糊以至顺例了建筑的手段和目的。因此.自74年代以来.首先在欧美.继而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地方涌现了试图冲破这种思维模式的尝试.在城市规划和建筑创作中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改革热情。表面上.这种变革主要表现为人们对建筑形式的革新要求、反映的是物质经济状况以及审美趣味的变化‘而事实上。如果把这种现象放在当代文化的大背景中，以文化批判的立场和眼光来看待‘则不难发现，在建筑形式和审美趣味变化的背后，是建筑观念的更新‘是对建筑更深人的理解和追求.一~人们试图从更加广泛的角度和更深的层次重新认识和把握建筑存在的本质、找回失却的建筑的意义与价值。于是，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语言学等成了建筑理论、建筑批评乃至整个文化思想领城共同关注的课题。这种关注，归根到底是对人类自身存在状况的关切。广义地说.它是人类在寻求自身存在与发展中的一种战略性思考—一种文化哲学

    对文化的哲学思考和研究，在文化与哲学相结合所产生的活力与影响中造就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在此氛围中、建筑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比如、的年代后期在欧洲出现并盛行的结构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哲学它在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批评及文学理论中的成就对当时正面临困境的建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严格地说、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撮别、而是由结构主义方法联系起来的一种广泛的哲学思潮。结构主义哲学家虽然对一结构、.的解释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是从结构与成分的区分去了解现象。比如。结构主义思想的先驱者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先验的结构与人们日常讲的言语不同.这就是结构与经验现象的不同。这一语言结构理论成为结构主义的原始摸式。事实上，结构主义的核心正是以语言学的原则作为基本模式。试图发现存在于现实中的规律.即到具体现象关系心表层结构)背后去寻搜事物的本质结构(深层结构〕。so年代以后，法国社会学家列维一斯特劳斯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社会学，特别是用于原始部落社会中社会现象与社会意识的分析，并因而使结构主义成为风行一时的哲学。

    列维一斯特劳斯在(神话与意力一书中指出，人们以为结构主义是全新的哲学或革命的哲学.是一种误解冬实际上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以至于现在都贯穿着这种思想倾向。他认为，科学研究方法不是还原主义的便是结构主义的，当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可以还原到其他层次的比较简单的现象.那么就可以采用还原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解释一部分现象、但不能解释全部现象。如果遇到太复杂的现象不能还原到较低的层次.那么就只能去寻找它们之间的关系，即尝试去了解它们是由哪一类原始的系统所构成的。这就是结构主义的方法。结构主义认为任何事物和现象都是由许多成分组成的这些成分之间的关系就是结构。结构又分为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深层结构是现象的内部联系。只有通过模式才可以认识，而表层结构则是现象的外部联系。通过人们的感觉就可以把握。因此，结构主义注重和强调的是深层结构。殉维一斯特劳斯说，从孩提时代起。他就为了从馄乱的现象背后找出一种秩序而苦冲2}.面结构主义的中心课题就是从馄乱的现象背后找出秩序和关系来。在他看来，结构便是一种模式，棋式的构成使一切被观察的事实成为直接可理解的。而结构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借助模式去研究社会关系。就是说，建立一种显示结构特点的模式作为认识客观结构的手段。显然，就出发点而言。结构主义并不把事物的本质视为先验、永恒蹬，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结构。即一种关系的组合一套完整的关系系统，在这系统中各种要素都能变化，不过.构成事物的各要素本身没有独立的意义。只能从关系中发现其意义，因此，它们的变化不是随意的。而是在保证对整体依棘的前提下进行‘各要素既自由又受到整体关系的约束。这样，结构就应当是一种开放和连续的建构过程的结果，是有历史、有功能并不断延续的，因而它使我们与过去和未来建立起内在的联系。结构主义的目标正是通过事物结构的运作从无意义的构成要素中，寻找到事物有意义的本质关系。

    这种思想给正试图恢复自己目标的建筑研究和批评以深刻的启示。针对当代建筑活动中因把人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排除于它的时空框架以外而导致的意义的丧失和与社会生活日益严重的剥离，人们热切地期望和要求恢复建筑的本来意义‘重建与现实生活和人类文化的内在关联1为了抓住建筑的本质结构。找回被现代文明压抑了的那些基本的和本能的需要.不少建筑师、理论家和批评家、把具光投向了史前原始建筑和那些自然生长的‘.家人建筑“、自然聚落以及乡土建筑等.就象要建造历史上第一座房屋那样，不带偏见和预设地去考虑建筑的最基本问题.并由此体认建筑存在的意义。日本的原广司，美国的林奇、拉波波特、亚历山大.埃及的法赛和娜威的舒尔茨以及印度的柯里1等，都曾为此进行过探索并取得了十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建筑思想。这些思想虽然并不一致.但都反对仅仅用传统的几何学的或符号的概念去描述建筑和建筑思想，而是强调把建筑当作具有意义和文化特征的结构体系来理解心因为，尽管房屋的设计和建造是科学、理性的工作.然而它的使用却杂揉着多重情意，它不但是人们日常生活所在的实体空间，而且是人类心灵中十分重要的精神场所和意象。建筑只有当其能够存放我们的回忆，蕴藏我们的梦想，方能改善和强化—而不是破坏—我们的生活。所以、建筑活动的真正目标就不是对建筑的某些自律性原则的探究和寻觅，而是要把某个地方转变成真正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场所—能使人领悟到其自身存在的具有一定意义和特征的环境。

    在这种认识下、我们不仅很难再把对建筑的研究和批评简单地区分为”外部的二和一内部的”，而且也无法将两者分别称作.，文化”批判和.’学术i.批评。因为很显然，文化的批判对于建筑活动并不完全是‘.外部“的.相反，它恰恰更多地针对着建筑活动的深层结构，是真正意义上一内在”的联系和批评，因而，‘’学术“批评也就不可能排除这种联系而仅仅囿于“内部一规律的探索。比如.在大量的建筑行为中，人们往往把诸如生理需要、地形气候、房屋生产、经济技术，特别是建筑形式、环境要素等作为考虑的对象，分别进行分析和研究.这些因家也的确是包括在场所概念里因为人类生活环境的质量以及影响这种质t的人们关于环境的意象.的确受着这些因素的影.自和牵早，我们也可以把它们视作建筑的“内部i.规律或条件。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因索并不能单独和最终解释人类聚居的现象和间题，而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却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中人们生活的方式、理想、信念与环境的契合.它不仅关涉物之理，同时也关涉人文、人伦、人情，关涉人们的建筑价值观和人生观，正是这种价值观和人生观构成了建筑活动的真正基础.因而成为建筑活动的深层结构。可以这样说，理想环境的创造是通过特定的空间组织和物质形式的操作而实现的.但这种组织和操作又并非完全独立和自律、它依附于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理想，依附于人们生活的不同方面及其现实的变化方式、由此才产生了建筑环境的整体质量和特征。正是这种质量和特征构成了建筑的本质(如果我们承认它具有本质的话)。因此.对于作为整体的建筑批评.文化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典荃的作用，它给建筑批评以大方向、大观念和大思路的宏观把握。目的在于使批评面对更加真实的问题，从而更加趋近其本来的目标。

    3‘.外韶，与“内部”的互动和互补

    “外部“批评在当前日益受到重视，并非诵然。毋宁说，它是人们对自身生存状态深人思索的结果。因此。这种倾向不光在建筑中，在文学艺术批评中也有深刻的反映。在拉尔夫，科恩主编的(文学理论的未刹一书中.1}希利斯就曾指出，自70年代以来。欧笑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t。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论述权力、历史、愈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闷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间肠。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回到，当文学研究不再严甫地思考作为一种语言形式的文学的特性时，所一贯倾向于成为的东西上去。‑}=i这似乎很容易使人联想起现象学“回到事情本身”的口号。显然.在这里“外部，.批评并不意味着故弃或拒斥“内娜”批评，而是把视野投向更加广泛的间题和领域、以探究对象与其本来就存在的复杂关系。建筑文化批判的功能和目的也在于此c

   但是。文化批判并不能代替对建筑一切问题的研究和批评，特别是不能代替许多具体的技术层面和语言层面的间题的分析与批评，它恰恰需要后者有力的支持和补充。比如.我们很容易发展，建筑中的结构主义思想在实际的运用中就遇到了困难和矛盾。一方面，结构主义强调了建筑与人的联系:另一方面，为“发现人的始终不变的本质一(凡，艾克}。以寻求建筑的永恒之道。它又赋予结构概念以实体的性质，又把它看作是超时代、超社会、凌驾于人类文化之上的原始范畴，看作是一劳永逸的确定了的和谐而没有矛盾、没有内部动力的东西。结果就把社会生活和人的行为模式看成是一个不受外部条件制约的内部发展过程;研究人类发展。以至建筑发展过程，就变成浏览某种固定的原始结构的历史，这就在实际上剥夺了用释历史发展过程的可能性。毫无疑间.这是有违其初衷的。事实上。事物的内在结构也是受时代与社会的影响而发展的.它们因外部条件的变化而以新的方式组合。所以，仅仅从史前建筑或”素人建筑’中搜寻建筑的”原型“是不够的.它只能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面重要的是由此探究人与社会本欧结构植变、发展的逻辑关系，从而切实理解此时此地人们的生活需求与理想。而建筑的创作，理论和批评，剧应致力于探索建筑内在结构重组的可能性及其途径和方法。使之回应这种藉求和理想，从而创造出满足当代人生活意象的空间和场所。使之成为一个新的生命世界，

    因此。更具启示惫义的，是结构主义一为克服功能理性主义的侣死和异化—以建筑的可解释性椒念伪基础所提出的“多价空间’的思想。i9b3年.荷兰建筑师赫兹伯格表明了这种观点，’，我们所迫求的.是用某种个人得以解释集体模式的原型来代替集体对个人生活模式的解释·一因为我们不可能〔自古以来都是这样)造成一种能恰好适应每个个人的个别环境。我们就必须为个人的解释创造一种可能性.其方法是使我们创造的事物真正成为可以被解开的’[)]。赫兹伯格所意欲创造的这种，’可以被解释的’‘事物.就是一种“多价空间”。比如。他认为功能主义者把住宅单元严格划分为起居、价室、厨房、盟洗及卧室等功能组织是一种粗释的作法;他提倡恢复前工业时代房屋相互联系的那种模式。以便在空间与人类生活之间建立起一种更为松弛、自由的联系。满足不同使用者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不难看出.这种建筑思想中休现了更多的对人的关怀与薄重。这里。显示了两种批评所具有的互动和互补的关系。

当前，对于整个世界而言，人类文明的发展的确有倒向过度物质化的倾向，这是一个可见的事实。它的威胁在于，人类社会“在物质进步的祭坛上牺牲了诸多道德和精神价值”.毫无疑问，这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而始作俑者则是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这一文明对于物质的极力追求，使得他们渐渐偏离了启蒙运动时期所确立的文化方向，将注意力过度集中在技术和消费的层面，而较少顾及那些事关人类社会真正福祉的问题。

（一）全球设计的危机。

当代世界仍然处在巨变之中，其速度之迅捷、规模之盛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而这一现象并非无源之水，而是以发轫于 18 世纪的工业革命作为基础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设计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们既是动因，也是果实。作为极其重要的社会现象，设计的进化受到社会力量的塑造和鼓动。与此同时，它也反过来为社会带来深刻而复杂的影响。

这个世界即使从总体上来看更加趋于平等和民主，但是我们也无法忽略这样的现实，即这里还存在着相当严峻的贫困、不公正、残酷和邪恶的事件。因此，我们仍然很有必要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越来越拥挤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因此，设计也就十分自然地有了更多的承担，设计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理由使生活变得更美丽、更舒适，同时也更安全、更人道。

（二）当下国内的设计现实。

在全球化的当下，中国迎来了它最为繁荣和活跃的时期，改革如今已经到达“深水区”,我们一方面需要积极因应新的国际趋势，进行富有创造力的发展；另一方面，需要检视当前的境况和不足，反思我们走过的道路。这种姿态应当是全方位的，它将在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等各个层面逐一展开。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设计发展之路，我们看到，在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的设计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国人对于设计的了解和期待也在不断加深。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设计还有严重的不足，总体说来，我们还很缺乏原创性的设计，以及负责任、有品质的设计，我们距离“设计大国”、“创新大国”、“软实力大国”的目标，还相差甚远。在实践当中，则有这样这样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批评乏力，二是伦理缺失，它们实际上又是一体的。

就当下而言，发掘设计的道德力量，对于增进我国社会的凝聚力，提升大众生活的福祉和个体的内在幸福感，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很多证据都已显示，一个社会的道德败坏往往与城市、社区功能的弱化有直接联系，反之亦然。因此，我们有理由加紧推动中国设计的批评规范化，推进伦理议题的常态化。它们将会在今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变得更加生动、人性化，会逐一体现在设计实务当中。

（三）初步的看法。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在下意识地使用产品、适应于产品，产品对于人而言，慢慢地成为了一种习惯。然而很少有人真正关注到设计内在的价值和意义。而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设计和商业的密切交融，这就更加使我们容易忽略设计的“全景图”,一个正在逐渐生成的文化和社会现象。而当前越来越细化的设计教育分科，这就进一步模糊了人们本已经不太清晰的视野，而忽略了作为这个概念、这个行为的某些真正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马格林指出，“将设计作为一种广义的人类活动来讨论便会处于低层次的发展阶段”.

中国设计之弊虽与批评缺失有关，但从根本来看，却是因为当前的社会缺少应有的价值观念。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生活和设计才显得残缺不全，并造成了设计和批评的双重失落：它们无法产生互动（与此同时，虚浮的设计和伪劣的批评却在大行其道）。

因此，迫在眉睫的是，我们需要着手阐述设计的本质，尤其是充分论证设计与伦理议题的关系，而这不仅是推动设计健康发展的必需，更是事关家国命运的现实命题。

从伦理角度切入对设计批评的研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尽管还远不够成熟，但当前国内的设计批评研究还是显示出了多种可能性，如果从伦理角度切入设计批评研究，在方法层面具有特殊意义。它们虽分属不同层面，却具有明显的共同指向性。前者是设计活动接受社会反馈的过程，是健康有序的设计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或者说是另一种形式的设计生产；而后者则是隐藏在一切社会活动（当然也包括设计）背后的根本动力，是设计的价值观所在--笔者认为，它们都关乎设计活动的本质--我们姑且可以把前者看作是设计的外在形式，而后者则是设计的内在动因，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二、中外文献综述。

（一）设计批评的国内外研究情况。

众所周知，设计理论和建筑、艺术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建筑学，由于它悠久的历史和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都对其他门类的设计学建构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在建筑和设计形成了一种极为紧密而又微妙的关系。自 20 世纪30 年代以来，随着设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设计学的独立性也开始引发人们的关注。

1. 国内研究情况。

国内设计批评的行为很早就已产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梁思成在 1955 年对北京城市规划的质疑和行动就是知名的历史公案，是非常重要的批评事件，显示出建筑界当时对于历史文脉保存的批判性思考。就总体而言，设计批评的真正起步却要等到改革开放之后，从那时起，设计批评的活动才逐渐展开，而相关的设计批评研究则在此后跟进。从 1990 年代后期开始，设计批评开始随着中国社会发展中设计议题的逐渐展露而变得愈发急迫，另一方面，设计批评与设计史、设计理论的互动也越来越频密。在此过程中，一些中青年学者也开始进入到这个领域。就总体而言，国内的设计批评和设计伦理的研究都是起步不久，大约从 2019 年前后起，论文和专着进一步有了数量和品质的提升，对于问题的思考深度也在大大加深。

就目前情况来看，设计批评对于大多数设计圈内人来说，它已经由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慢慢发展成为一个较为熟悉的的概念。当然，和现实相比这还远远不够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批评传统、批评氛围比较稀薄的国家来说，深入扎实地探讨设计批评，对其相关基础概念进行挖掘、梳理，将会是一份长期的工作。

因此，还有许多基础性的工作有待去完成。针对设计批评的学科概念的界定、相关框架的构建，对其相关历史源流的梳理，都还需要从头做起。因此，在该学科方向内，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仍然显得十分重要。换句话说，我们对于设计批评到底是什么？它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总结。目前这方面的探索还只是一个开始，诞生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以建筑批评为例，郑时龄的《建筑批评学》（2019）就从批评的主体论、价值论、符号论、方法论、批评意识，以及建筑师的身份等几个方面入手，对建筑批评这一问题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梳理。其中既有相当篇幅的有关国外设计批评历史的介绍，同时也有许多当下国内建筑设计的案例，内外印证，联系紧密。由于作者长期从事专业教学和各类建筑实践，因此得以比较透彻地剖析批评的各个层面；而在设计批评方面，目前有这样两本教材，即杜军虎的《设计评论》（2019）和黄厚石的《设计批评》（2019），二者都较为全面地评述了设计批评的框架，对其的历史、本体、价值、范畴等概念均有谈及，为这一学科的构建铺设了道路。而李丛芹的《设计批评论纲》（2019）也是一部较为重要的、非教材类型的专业论着，该书从人与物的关系着手，以设计批评的立足点、范式、原则、主体等几个方面作为抓手，阐述了人与物关系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变迁。作者结合大量实例，以轻松自如的叙述方式，揭示了人与物之间的深刻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于“造物”和“生生”关系的思考，清楚地表明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于设计文化的深远影响，当然这也必然影响人们对于设计的批判和认识。

此外，关于设计批评的本体研究，还出现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例如，“ 批评是一种学术立场而非道德骂场 ”（ 田萌）、“ 关于设计批评的身份焦虑 ” （ 芦影 ,2019 年 ）、“ 建构一种批评的本质 ” （李凯生 ）、“ 设计批评的类型研究 ”（刘震 ,2019 年学位论文 ）、“从设计批评的现状谈起”（陶安蕙）等等。

到目前为止，针对设计批评也在进行着带有具体指向性的思考和总结，将设计批评与设计文化立场、设计的价值倾向、设计的哲学维度等等进行融合、并置的趋势，开始引发更多的关注。这一方法表明了设计批评研究的开放性，目前这方面的专着还不算多，其中比较代表性的有张犇的《设计文化视野下的设计批评研究》（2019），该书将设计批评放在设计文化的背景下，进行观察和思考，较为清晰地还原了设计的文化属性，既有历史的纵向叙述，也有对本体问题的横向思考，具有相当的说服力。设计批评是对设计价值的一种判断，因此对于设计价值的阐述也就显得十分重要。李立新的《设计价值论》（2019）一书中，就从设计价值的角度出发，专门就设计批评与设计价值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这是为对设计批评的一种本体论性质的思考。在价值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了设计批评所涉及的价值原则的多样性。从设计价值与批评的关系、设计价值的类型、设计价值判断的原则和标准出发，将设计批评和价值判断关系的内在逻辑层次做了清晰的梳理。其中还特别指出，设计批评不仅是一种个体性的行为，同时它也应该反映出社会整体的价值思考。此外，李乐山的《工业设计思想基础》（1997）一书把设计放在了文化的整体背景下进行观察，体现出和其他相关着作不同的立意，体现出作者视野的独特性和责任意识。该书最后一章着力于对西方现代性的回顾，用了相当篇幅来探讨现代设计的思想历史根源。这一部分看似脱略于该书的总体结构，实际上确有其必要性，这将设计背后的文明危机呈现出来。李乐山人认为西方的现代性本身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它实际上掩盖了西方工业文明内在的巨大缺陷，正是这种现代性造成了严重的伦理危机、社会危机，该书的具体表述虽然值得商榷，但是对于破除西方迷信，却是很好的提示。而青年学者李向锋的《寻求建筑的伦理话语：当代西方建筑伦理理论及其反思》（2019），是对建筑伦理问题进行系统阐述的一本重要着作。该书对西方建筑伦理的历史、体系、研究模式、当代的实践操作以及中国当下的回应，进行了思考。其中既有历史叙述的纵线，又有横向的、并列的概念阐述。不仅深入探究了西方建筑伦理发展的线索，它的演化，核心议题的扩展，同时，又将这些问题同中国当下的现实加以连接，从而建立起一种结构坚实、体例完备的立体式叙述。

批评从来都不曾被局限于设计专业之内，从它诞生之日起，直到今天，这一活态的、外向的、多元多义的面貌，就一直保持着。就这一特征而言，它和历时更为久远的艺术批评、建筑批评、文艺批评一样，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不仅允许，甚至有赖于设计之外的各类知识的积极融入。这些知识来源于人文学科、自然学科的多个学科，例如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伦理学等等。这些专家所思考的视觉未必一致，但他们往往能有许多相重叠的结论和观念。在我国，这种跨领域的、多学科的批评实践总是与理论的建构并肩展开。消费社会就是最受关注的“靶子”之一，社会学学者郑也夫的《后物欲时代的来临》 （2019 年）就是一部重要的着作，本书从消费的角度着手，对当前国内的社会景况做出分析。 可以预见的是，设计批评走向多学科的交流，这不仅是学科发展的自然态势，而且也将成为设计学自身的一种要求。

事实证明，设计批评的发展往不仅需要从现实当中汲取养分，而且针对自身的文明基因，设计批评也需要有属于我国自身的理论建构。因此，回顾中国设计的发展历程，从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当中去寻找设计发展的逻辑，建构其中的社会、文化、伦理维度，探索具有本土意义的批评范式就显得格外重要。在这一方面，柳冠中的“事理学”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尽管作为一种理论模型，它的实践性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论证。但这一范式对于完善我们的设计批评，建立中国设计批评的伦理标准而言，却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针对设计史以及重要设计流派的研究中，往往有许多是关于设计批评的发展研究。例如，“ 乌尔姆设计学院教育思想研究 ” （ 徐昊， 2019 年学位论文 ）、“英国工艺美术运动设计思想研究”（ 廖前兰 ,2019 年 ）、“都市乌托邦的批评理论：读威尼斯学派的三本着作” （ 李翔宁，2019 年）、“雷纳 班汉姆及其设计批评观”（关玲 ,2019 年学位论文 ）、“批评包豪斯”（翟墨， 2019 年 ）、“事实与价值：卢斯装饰批判的批判”（ 黄厚石，2019 年学位论文 ）等等。

针对那些专门的设计领域、设计专业，批评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在以往的研究当中，设计批评的思考几乎都是下意识地围绕着工业设计展开，严格地说来，这当然和设计史研究历来偏重工业设计的倾向不无关系，但这种以工业设计“一家独大”的局面也在渐渐得到改观，在服装、景观，平面甚至动画专业当中，相关的批评研究正配合着批评实践的展开而得到深入的发展。例如由李超德、张蓓蓓共同撰写的《服装评论》（2019），该书针对中国服装设计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有针对性的批评研究，对于当下的服装设计批评的发展倾向有着全局式的认识，同时又不乏对历史的回望、关照，不失对服装设计自身专业特性的冷静思考。而在景观设计领域，俞孔坚也凭借着他一系列的专业实践和带有明显批评思考的着作而推动了设计的发展，他的《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岐江公园案例》（2019）、《回到土地》（2019）都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作品。

2. 国外研究情况。

就设计批评在国外的发展、研究发展情况来看，它要早于国内。就工业设计的批评来看，它应以 19 世纪中叶作为起点，但其雏形又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而在建筑学领域，批评的行为和范式形成的时间还要更早。在经历了这种漫长的发展之后，批评在西方设计领域已经不只是一种学科的的概念，更已经成为一种人们的自觉意识，熔铸到人们的设计意识当中。在建筑师、设计师和大众的思考当中，处处显示出这种批评意识的存在。

早期的设计批评和建筑批评联系紧密，批评家往往代行设计批评的职责，这和当时的设计尚未走向独立化有关，而早期的设计也总是被看作是附属于建筑和室内环境的，因此，设计总是被习惯性地放在总体的环境当中进行观察。在当时的设计史、设计理论的研究当中，也常常会将批评意识融入其中。历史写作本身有时就会映射出作者个人的价值立场。由于时代的局限，历史写作往往成为一种表达立场和批判性的载体。这在佩夫斯纳和吉迪翁的历史研究中，就体现出这一点，作为现代主义的拥趸，他们借助于历史研究表达出这样的一种立场。

设计批评早已经超出了旧有的框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一种文化与社会力量，它在信奉激进主义的设计师与创作者手中，更是成为一种直接干预社会生活的利器，用设计的语言去批判社会。1964 年，英国设计师肯·加兰德（Ken Garland）发表了着名的《要事第一》（《The First Things First Manifesto》），这是一部设计宣言。加兰德通过这样一种行为，号召设计师回归设计的人文主义精神当中，以此来对抗一个商业氛围浓烈的时代。这份宣言是当时的英国设计师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回应，呼吁社会重新回归到一个以人为本的设计思维模式。1971 年，德国沃尔夫冈 豪格（ Wolfgang Haug ） 的 《 商品美学批判 : 资本主义社会的外观、性和广告》 ,这是代表兰克福学派社会批评的经典作品，对于充斥在商品社会当中的广告展开了尖锐批判，对于大量充斥在市场上的商品产生的不良社会效应进行了消费文化的批判。

1970 年代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是维克多·帕帕奈克的《为真实的世界设计》（1972），作为横跨设计批评和伦理两大领域的一部经典着作，该书反映出 20 世纪70 年代对于资本主义设计问题的伦理和环境思考。首次提出设计伦理概念的一部着作。从生态道德、社会道德等方面对现代设计进行了深度的反省，设计伦理从这时起，展示了设计伦理思考的多元性。书中还以大量的实例，证明了设计伦理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展示了设计的局限性，以及设计发展有可能达到的水平。

英国学者爱丽丝·劳丝瑟恩的《设计：为更好的世界》（2019），也以一种较为通俗、流畅的书写方式，对设计现象进行了有力的批评。针对正身处技术化时代 的设计加以思考和想象。在各个专门的设计领域中，有着专业指向性的设计批评也在迅速展开。例如，《 Looking Closer 》是一套不定期出版的学术刊物。其中的 《 Looking Closer 4 :Critical Writtings on Graphic Design 》汇集了自 1997 年到 2019 年这三年间一些重要的、和平面设计批评有关的文章，它们发表在各类专业性或者具有普及性质的刊物当中，涉及到和平面设计有关的各类话题：例如，号召平面设计师们肩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或者是探讨平面设计作为一种不断壮大的视觉文化力量。

（二）设计伦理的国内外研究情况。

1. 国内研究情况。

国内设计伦理问题的思考在最近数十年来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在最近的十年里，学术界的思考一步步落到了实处，这是可喜的现象。在此过程当中，一些专业杂志为设计伦理讨的讨论搭建了话语平台，一些重要的学术讨论、学术会议先后进行。例如，2019 年，《美术观察》第 6 期，就以“设计伦理：从人机适合到人际和谐”为专题，在“观察家”栏目对这一问题做过最初的讨论。

由《装饰》杂志社和浙江工商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共同主办的 “2019 全国设计伦理教育论坛”在杭州举行，此次大会以“高等院校艺术设计类专业的设计伦理教育问题”为主题，围绕设计伦理的内涵、设计伦理与职业道德、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设计伦理和设计伦理教育问题等议题展开讨论，论坛结束后通过了《杭州宣言--关于设计伦理反思的倡议》 .

一些重要的设计展览也开始针对设计的伦理问题进行反思和总结。这类活动并不只限于图片、展品本身，往往还囊括了论坛、会议等活动，从而增进了伦理议题思考的深度。2019 年度 10 月 26 日到 30 日，在北京召开了“北京世界设计大会暨首届北京国际设计周”,主题为“信”（象征「信息的沟通与「信念的传递，以谋求透明与互信的对话及跨界的全球合作）。本届大会的主题是“信”,下设四个专题，分别是“获益”、“和谐”、“交流”、“定义”,其中的主题演讲涉及到这样一些具体的内容，例如“为更多人的设计”、“可持续发展与设计师的当下责任”、“生态政策：义务或者负担”、Audra Buck-Coleman 、Mark Biddle 等美国学者则提出“ 连接多样性：设计教育中的伦理思考”.

此外，一些大型展览、博览会也在中国相继召开，这不仅有力地拓展了国内设计界的专业视野，增进了他们对某些普适的设计价值的认识，同时也有力地加强了专业内外人士的沟通交流，使得设计伦理这类看似枯燥的议题也能够为大众所了解，进而促进他们的认同。例如，2019 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次大型的博览会以“和谐城市”作为理念，对中国文化的和谐、中庸理念进行全新的、鲜活的诠释，将设计伦理议题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议题结合到了一起，从而推动了设计伦理学和设计实践的结合。

除了这些规模较大的专业会议和论坛活动之外，一些较小规模的学术沙龙活动也在不断涌现，反映出伦理思考的多层次性和议题的多元。例如，2019 年 9 月 17 日，北京市级人才强教项目建筑伦理学学术创新团队举办“建筑伦理与城市文化”学术沙龙。需要指出的是，伦理问题已经不光是学术活动的目标，它正在成为社会各界受关注的焦点；同时作为一个全球性议题，它也激发起跨领域、跨文化、跨民族的对话、思考。例如，作为策划周密的专题性展览的一部分，会议论坛构成了一个目标极为明确的整体，往往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例如在 2019 年成功举办的“北京国际设计周暨首届北京国际设计三年展”是近年来具有国际水准的大型设计活动，本次活动以“仁：设计的善意”为主题--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当鲜明的信号，无论是“仁爱”,还是“善意”,都直接指向伦理问题的内核--.它关注的问题很多，在分论坛部分：社会、能源、环境保护、城市化和全球化、弱势群体，消费批评和设计伦理等等都被。对于“仁”、“善意”这类概念的提出，表明了中国设计界对于自身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再度肯定。

随着设计伦理逐渐在国内引发关注，对于其中的代表人物，如帕帕奈克也渐渐为人关注，对这个人物思想所做的系统性研究也正在拉开序幕，其中杨莹（中国美术学院）的硕士论文就颇有代表性，论文题为“维克·帕帕奈克及其设计理论研究”（2019）。

该文从战后设计的消费社会背景出发，追述帕帕奈克的人生，并对其思想，即设计师责任体系加以研究，从而呈现了伦理议题与设计师职业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当前国内的设计师责任思考，建立了理论的高度。

周博的《现代设计伦理思想史》（2019）是近年来相关着作中颇为扎实、稳健的一部。对西方设计伦理做了总体性的回顾，对二战后的设计伦理发展，尤其是帕帕奈克的设计思考进行了评述，将帕帕奈克的设计伦理思考放在了学科发展的历史当中，脉络清晰，结构合理。该书将帕帕奈克的思想放在设计伦理的历史脉络当中，进行梳理和考察，这一方面表明了伦理议题的历史性，和某些稳固、坚实的核心理念，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对帕帕奈克前瞻性的、独特性的设计思考。

近年来，以“设计伦理”为主题进行申报的高层次的课题也有不少，其中更包括：“20 世纪西方设计伦理思想研究” （2019 年，周博）、 “19 世纪后半叶英国设计伦理思想述评”（2019 年，周志）、“中国节约型社会的造物设计伦理思想研究”（2019年，杨先艺）等等。

伦理议题也常常和性别议题相关，所以女性主义设计、建筑的研究也自然归属于这个领域。在这方面，滕静茹的博士论文《西方女性主义建筑学的若干议题》较有代表性，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该文以女性主义的发展历史作为视角，分别对女性在建筑专业、建筑环境中的地位进行分析、思考。其中涉及女性建筑师的角色、女性建筑设计、女性的建筑设计教育、女性与公共建筑、居住建筑的关系等多个问题进行全面的回顾和思考。较为深入地展示了女性在西方社会生活中的伦理境遇。这种将女性主义作为切入点的研究方法，融合了理论与现实，是对以男性为主导的教育模式、社会环境的全面反思，具有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的重要意义。

2. 国外研究情况。

由德国建筑史学家汉诺-沃尔特·克鲁夫特撰写的《建筑理论史》初版于 1985年，这是关于建筑理论和建筑批评史研究的经典之作。该书的内容上迄古罗马，下至20 世纪 70、80 年代，内容浩瀚庞杂，作者却能条分缕析，从容道来。其中既有历史的纵向梳理，也有对同一时代不同国家作并置的、呼应的研究。将文艺复兴以来西欧建筑、规划、园林等方面的理论、批评做了清晰、整体，而又不失情节的描述。并且始终保持前后的贯通，对建筑理论史上的关键性价值概念的发展、演化进行了陈述。

建筑批评和建筑理论、建筑史的紧密逻辑关系在该书中有清楚的呈现。

由美国设计学者维克多·马格林和理查德·布坎南合作编辑的《发现设计--设计研究探讨》出版于 1995 年，其中的“价值与责任”部分专门辑录了三篇论文，代表着 1990 年代设计伦理研究发明的较高水平成果。其中由卡尔·米查姆撰写的“设计中的伦理学”一文，从哲学和伦理学的视角，对设计的伦理本质做了清晰的陈述，对伦理在设计体系中存在的必然性做了诠释。作者认为，设计不单纯是技术和审美的问题，它同样也无法脱开伦理学的本质。而伦理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要把设计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进行观察，而不能任由设计沦为孤立的、自私的社会现象。而托尼·弗莱的“神圣设计--再创造理论”则从神圣信念的角度谈到设计的发展，认为设计肩负有重新联系自然与文化的责任。这些思考都将设计的伦理思考摆在了伦理学和人类文化建设的高度，拓宽了设计思维。《 Essays on Design 1 :AGI'sDesigners of Influence 》 是一本论文集，一部由平面设计师（AGI 会员）所提供的一部思想汇编，这本书的第三部分是关于平面设计的社会角色的。作者们多为拥有丰富经验的设计师，其中很多人结合自己的设计实践谈到设计的责任问题。但就平面设计这一载体而言，相比于工业设计和室内设计，它的社会价值往往受到忽略，而对于设计师而言，重新树立起对于这一专业方向的兴趣是十分必要的。美国学者哈尔·福斯特出版于 2019 年的《设计之罪》，既包括设计和艺术的批评文章 8 篇，福斯特认为，设计已经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体系之下膨胀起来，其中的“设计与罪恶”、“建筑大师”等文章，早期的设计批评和建筑批评联系紧密，批评家往往代行设计批评的职责，这和当时的设计尚未走向独立化有关，而早期的设计也总是被看作是附属于建筑和室内环境的，因此，设计总是被习惯性地放在总体的环境当中进行观察，这种特征无论是在19 世纪的英国，还是 20 世纪初的德国，都体现出这一点。

在近来的许多设计史着作中，有许多都会很自然地涉及到对设计批评和伦理问题的描述，因为在现代设计史的写作过程中，这些内容几乎总是会十分自然地融汇进来。

比如乔纳森·M ·伍德姆所着的《20 世纪的设计》一书，就有“设计与社会责任”一章。全面地回顾了二战后以来西方各国设计与设计的社会责任的互动关系。显示出二战之后，设计界和制造业对于消费者群体利益的思考和认识。诸如战后的英国、美国设计界对于消费者权益的关心、设计师对于大众健康，以及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

从历史的角度，反映出二战以来设计道德责任的逐渐复苏，此外也包括设计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回应，同时还探讨了绿色设计。

而在《真实的设计：荷兰现代主义与视觉识别》 一书中，针对荷兰在 20 设计的平面设计的发展进行了思考，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荷兰的平面设计中的现代主义的发展历程，对于它在战后阶段同荷兰企业的合作与矛盾着墨较多，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荷兰设计师对于自身设计文化的反思，以及关于设计与企业文化的关系展开的诸多思考。例如，保罗·贝茨（Paul Betts ）的《日常用品的权威：一部西德工业设计的文化史》（2019） （《 The Authority of Everyday Objects : ACultural History of West German Industrial Design 》）在关于西德设计发展的历史的记录当中，有着对于德国设计思潮发展的相关记录，其中在关于乌尔姆学校的发展、变迁历史当中，记录了设计领导者设计理念发展的相关情况。虽然不是专门的设计批评论着，但有助于我们了解德国设计教育发展的基本情况，批评的意识也就自然地融入其中。

此外也有专门的设计评论集出版。维克多·马格林的设计论文集《人造世界的策略》（2019 年）， 其中有多篇文章涉及伦理议题，对在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如何进行设计伦理的发展进行了思考。他指出了设计伦理发展的滞后性，认为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人们仅仅停留在批评的层面，就会使得议题变得空泛无力。真正重要的是，要积极推动伦理议题朝着现实的方向去发展，令伦理议题与当下的现实环境相互结合。譬如，对于设计师来说，他们需要思考的也许是，能否在主流的消费文化之外构想出一些切实可行的设计实践模式，从而超越当前的商业局限。因此，马格林认为，伦理的思考需要结合实际的设计项目进行，方才具有实质意义。

新泽西州理工学院建筑系教授莱斯利·凯恩斯·魏慈曼（Leslie KanesWeisman）的《设计的歧视：「男造环境的女性主义批判》（ 1992 ），从公共空间和家庭空间等不同角度，探讨了女性在其中的弱势地位，而女性在其中的问题又和阶层、种族等问题掺杂在一起，作者不仅从女性主义视角审视和女性在这样不同的空间结构中所处的劣势地位，而且试图去探究如何建构起一种新的更加平等、更加符合不同种族和阶层期待的新型的空间关系，该书从大量时间案例当中推进了理论思考的深度。

在近年来的很多设计研究文献中，也都会针对设计的“社会价值”、设计的“伦理价值”、“道德”等展开相关的研究，这个部分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对设计伦理问题的相关研究。例如，荷兰设计师、作家基斯·杜思特（Kees Dorst）的《了解设计》（ 《Understanding Design》 ）一书，就对设计的道德价值和设计师的责任问题进行了论述。

此外，设计伦理也在今天西方的设计实践当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美国学者唐纳德·诺曼既是设计教育家，同时也是设计师和理论家。他的着作关注于设计的人性化服务，并且在设计研究中注入了对“人-机”情感问题的思考。他的着作《设计心理学 3:情感设计》就重点探讨了这个问题，他在该书书中，将设计分为三个层次，即本能层次设计、行为层次设计和反思层次设计。这三个层次的设计从根本上看，共同满足了我们对于设计的需求，设计的体验就建立在这样三个层次当中，人和设计之间的交流就是通过这样三个层次建立起来。人对于设计的多层级的需求，实际上就已经表明了人潜在的多种需求，例如、愉悦、美感、兴奋以及其他的各类因素 ,而设计理所因当地能够回应这些不同层次的需求，对于当下和未来的 许多商品 ,特别是那些智能产品而言，设计将要全面地回应这些问题。因此，这实际上也就通过具体的案例，说明了人的伦理问题的多种需求。诺曼通过大量的实例和论述，向我们表明，设计需要在情感层面回应我们的需求。

2019 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威廉·麦唐诺 （ WilliamMcDonough ）和德国吕内堡大学化学教授迈克尔·布朗嘉 （ Michael Braungart ）（前者是“永续建筑运动”的棋手，而后者则是绿色和平组织的成员）合作出版了《从摇篮到摇篮：绿色经济的设计提案》 （ 《 Cradle to Cradle: Remaking the WayWe Make Things 》 ）， 这也标志着跨领域的学术交流已经开始着手推动可持续设计的发展。 该书通过回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生产发展模式，深刻反思人类的贪欲，指出应该从新经济的角度入手，以设计作为引擎，来推动社会良性、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该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从自身的产业实践出发，提供了具有可行性的案例作为依据。

三、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方法。

研究目的：

作为我国设计学科的新兴议题，“设计批评”的研究可以有多种路径、多重选择。

事实上，设计批评和设计伦理有着内在的、紧密的联系。因此，将二者并列起来研究，将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路径，因为它们都关乎设计的本质。批评是推动设计的方法、手段，而伦理则是设计的立场、内核。而从当前的研究成果看，尽管对于设计批评和设计伦理的研究都在不断推进当中，但却鲜有将这二者并列起来作专题讨论的。

研究意义：

（一）本研究有助于增进对西方设计批评和设计伦理议题的全面理解，这也是对惯常的设计史研究的有益补充，有助于我们推动国内设计学科的建设和完善。现代设计本质上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从设计学科的发展来看，我们很有必要加强现有资源的整合力度。为了推动当下“设计批评”的实践和研究，我们有必要从“设计伦理”入手，进一步思考设计批评的理论构建。

（二）本研究有助于增进我们对设计学本体的认识。有力地增强设计批评与设计伦理、设计史、环境议题、社会学的横向交流，从而夯实当前设计学研究的基础。这就证明设计自身具有和各类社会议题进行横向交流的可能，证明了设计学科自身的发展潜能。设计批评始终受到来自各种社会文化、经济因素的主导。

（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课题的研究或将有助于推动当下国内设计批评的发展。通过对西方设计批评在历史和学理的回溯，我们将可以深化对于当前国内设计批评发展状况的把握，提升我们的实际操作水平。因此，我们需要从眼下的现实情境中有所超脱，通过回溯现代设计产生的原点，梳理其发展脉络以总结经验。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通过技术、审美、社会和生态这四个基本维度，课题对现代西方设计批评的面貌做出整体的勾勒，呈现出设计与西方社会充满矛盾的二元关系。如果把它们比作“同路人”也未尝不可，它们无法相互分离，彼此之间有时嘘寒问暖，有时也龃龉不断。

可以说，在设计发展的目标和人类真实需求之间，总是存有差距。尽管这二者的总体方向一致，但它们并不是始终重合的、默契的。人类在膨胀的欲望驱动下，有时可能制造出不合格的设计、“坏设计”,甚至是邪恶的设计，而这已经为历史所证实。

此外，这里还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思考：

首先，当前的研究有一种趋势，似乎谈论伦理，试图否认人类的中心地位。对于这种论调，在笔者看来，不仅显得不诚实，而且也是自欺欺人的。对“人类-世界”这一主客关系的重新调整，并不能够回避人类作为主体的事实，对这一主体的任何弱化，都将造成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中目标的模糊--这就如同一个没有主语的句子一样，它无法准确传递信息--任何企图否定这一事实的思考，那种虚化的“区去中心化”,倒是既有可能导致逻辑和实践层面的困境。 因此，不用回避人类中心论的问题，我们应当坦率地承认，人类自身的存在、延续和永续的发展是我们关心的根本问题，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则是与之同时出现的。

其次，研究设计伦理，为了防止这个议题变得空泛化、概念化，因此，课题始终将“人”作为核心，由此辐射状地连接到各个不同的话题当中，譬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自我与他者等等。试图呈现“人”的矛盾性、多元性、复杂性，这个“人”既可以是指作为整体的人、具有共同属性的人、有着相同诉求的人，同时也可以是作为个体的人、具体的人、有着特殊要求的人。围绕着“人”这个核心来展开思考，但尽可能用超脱于西方的立站到场来思考设计批评与设计伦理问题，由于一体的宽泛，这里的论述必定也是运动的、发展的、开放的。

再次，应以尽可能客观、理性的态度去思考技术文明和消费社会带给人类的影响，倘若无视、或者回避人类在近两个多世纪以来的成就，那就等于是彻底否定了启蒙运动以来的人类成果，那么这不仅武断，而且也愚不可及。同时也要以敏锐的直觉，去判断技术理性带来的异化。

最终，本课题所探讨的设计批评指向了伦理的议题，设计在伦理这个层面上的意义得到凸显。这会触及不同层面的问题和现象，其中既要呈现具体的“物”,又要梳理出“物”对人类个体、社会和自然等造成的直接后果、潜在影响。随着目标的扩大，其结果也必然由“人类中心”延伸为“去中心化”的伦理思考，这就是由微观而宏观，由具体而抽象，由“小善”而致“大善”的过程。

五、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第一章 西方设计批评的历史追溯

第一节 由古希腊到文艺复兴：物质文明的观念变迁

一、伦理的价值：造物与伦理的和谐统一

二、对待技术的态度

三、对待奢侈品与消费的态度

四、理性的原则

第二节 启蒙运动时期

一、理性主义的崛起：批评的基础

二、批评与伦理价值

第三节 现代设计的多元维度

第二章 设计批评的技术维度

第一节 工业革命与社会进步

第二节 人性化议题：人与机器的抗争、妥协

一、技术革新和现代工业

二、19 世纪英国对待工业化和设计的反思

三、穆特修斯的选择：个性化，还是标准化？

四、美国工业的选择：欢迎机器，但要适度

第三节 乌托邦议题：人与社会的融合

一、设计与“最高的善”

二、格罗皮乌斯的教育尝试和伦理思考

三、纳吉的教育与思考：以人为中心

第三章 设计批评的审美维度

第一节 个人主义、审美与消费社会

第二节 装饰议题：诚实与虚伪

一、不合时宜的装饰

二、装饰之罪

第三节 风格议题：被物驱使的人

一、个人主义与商业活动

二、消费社会的矛盾性：个人与社会的分离

三、对广告和商业文化的批判

四、对废止和“流线型”的迷狂

第四章 设计批评的社会维度

第一节 平等与安全的议题

一、时尚与女性：“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二、安全：由“消费者”转向“用户”

三、设计师的觉醒

第二节 设计师的责任议题：乌尔姆观念的变迁

一、包豪斯的影响

二、要求理性的声音

三、在科学之外寻求人性

第三节 帕帕奈克的历史贡献

一、对消费社会的批评

二、对设计师的定位

第五章 设计批评的生态维度

第一节 生态议题的紧迫

一、过度膨胀的技术文明

二、越演越烈的环境压力

第二节 人-社会-自然：从分离到统一

一、现代主义者的生态设计观

二、由“个体”走向“共同体”

第三节 回归整体的设计批评

一、新的伦理思考与可持续发展

二、回归整体的设计批评

三、面向大众的设计批评

第六章 设计批评的主体

第一节 设计批评与设计改革者

第二节 设计批评与设计教育

第三节 设计批评与职业设计师

第四节 设计批评与大众

六、写作计划

（略）

七、参考文献

一、专着

1. 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行之于途而应之于心》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 年

2. 杜维明，《对话与创新》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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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乐山，《工业设计思想基础》（第二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 年

8. 邵宏主编，颜勇，黄虹，等编着，《西方设计：一部为生活制作艺术的历史》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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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超德，《服装评论》，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 年

11. 李丛芹，《设计批评论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年

12. 李立新，《设计价值论》，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 年

13. 金观涛，《历史的巨镜》，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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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台）杨冠政，《环境教育》，台北：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

16. 郑时龄，《建筑批评学》，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 年

17. 姚民义编着，《德国现代设计教育概述--从 20 世纪至 21 世纪初》，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 年

18. 张犇着，《设计文化视野下的设计批评研究》，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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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陈嘉明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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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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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文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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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面对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不断接触，在两次工业革命的冲击之下，面对当前社会发展中不断涌现的大量的新型科学技术以及建筑设计理念的影响，促使我国传统建筑设计方法的使用者开始了反思。为了能够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需要，满足社会的发展建设，采用科学技术现代建筑设计，将能够促进该行业的有效发展，提高建筑行业的竞争实力。做好建筑学中设计工作的开展，积极的采用创新的研究策略，必然能够提高设计研究方法的应用价值。

一、研究进展与成果

现代建筑学的发展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迎合了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面对社会建筑中不断增强的产业竞争趋势，为了能够在湍急的洪水中站稳自己的脚跟，相关的建筑企业不学对建筑的应用技术进行不断的完善以及更新。所以，这就促进了现代建筑学的创新以及发展，为取得更好的硕果奠定了保障。所以，在现代建筑学的设计以及应用研究的过程中，使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将能够有效的提升设计研究成果的准确性、科学性、可靠性，促进设计研究方法在实践应用中利用价值的提升，为当代建筑行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基础。

作为建筑领域中设计研究方法学科另一重要组成部分的研究方法研究，其较之于设计方法研究而言，常具有研究起步较晚、研究难度较大的现实特点。因此在设计研究方法学领域中，其研究过程的开展及其成果的取得往往又成为该学科领域中的难点所在。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理论研究界对国外“设计研究方法学”的研究开展了早期的引介和学习。这对其后我国建筑设计方法论研究的下一步开展提供了必要的先期准备和理论支持。1983年，以冯纪忠、杨公侠为代表的武汉华中理工大学的一批学者，就将德国J・Jeodieke所著《建筑设计方法论》加以翻译出版，为我国研究人员在这一领域中能够较早接触到西方相关理论文献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5年芮杏文、戚昌滋合著的《实用创造学与方法论》一书中对创造学加以了详细介绍，并在其中对研究所使用的系统论、智能论、离散论、信息论、控制论、优化论、对应论、寿命论和模糊论等九大方法体系加以了介绍和说明。成为介绍并引发我国现代设计科学理论研究发展的启蒙性著作。

工程学者李贵轩在1989年编写出版了《设计方法学》一书，全书从工程设计学的视角出发，系统讲解了设计方法学所涉及的范围、进程以及基本设计方法。此外在该书中还就设计与创造的关系、设计与经济效益、设计与人机工程学、设计方法学与计算机应用等几个专题展开了有关设计人员及其设计实践之间关系的讨论，并由此成为在设计方法学领域中较早引入对现代技术手段加以专题讨论的一部重要著作。紧随其后，设计研究人员董仲元与蒋克铸出版了《设计方法学》一书。全书在继承李贵轩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扩充了针对技术过程与技术系统、设计典型流程以及设计系列化与模块化等理论领域的研究深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同的时代终将会出现在某一行业中一批新兴的建筑大师。在20世纪90年代到来之后，随着我国有志之士对建筑设计方法的重视以及研究，经过长时间在建筑领域的深入分析，从建筑设计自身所具有的规律以及特点出发，针对在设计当中出现的过程问题、方法问题等进行深度的分析以及研究，最终得出了建筑与环境之间的研究著作。

1999年，东南大学建筑理论学家刘先觉主编出版了《现代建筑理论――建筑结合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新成就》一书。该书以专题研究式的方式出发，针对当代建筑理论发展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和流派加以其百科全书型的解读，而这种特点同样也体现在对西方现代建筑设计方法论本身加以介绍和研究的过程中。通过大量翔实而客观的分析评判，作者从对当代设计方法运动产生与发展、设计方法论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对当今建筑创作发展的启示作用等多个角度人手，为我们架构出一幅西方社会设计方法论研究的宏观历史图景，并也由此成为我们今后开展研究工作一份不可多得的有力基础资料支持。

20世纪是科学发展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高度的世纪，他的开展拉动了社会的发展以及建设，促进了各行业之间与科学技术领域的广泛融合，促进了当代社会的发展以及变化。同时，建筑行业的发展在该阶段同样是得到了洗礼，并最终取得了质的突破。面对当前社会发展的趋势，创新思维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基于此基础上进行建筑设计工作的开展将十分具有价值。2001年，哈建大教授张伶伶与李存东合著的《建筑创作思维的过程与表达》一书出版。在书中对建筑创作思维加以了三段式界定，同时结合具体创作实例进行分析，对创作思维过程中存在的一般规律和特征加以了分析总结，并且为下一步开展创作实践与建筑研究提供富有价值的理论支持。此外，在本书研究中还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于“创作主体论”的再认识过程，这对于今后我们开展设计创作中设计师主观能动作用的分析研究也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同年，同济大学郑时龄教授从对建筑开展批评的角度出发，在深入研究建筑批评意识、建筑批评价值论、建筑批评符号论以及建筑批评方法论等诸多领域的基础上完成了《建筑批评学》一书。其中在对建筑批评方法论所开展研究这一部分中，作者就批评所应采取的模式以及批评的规范与标准等问题加以了探索，而这种研究方法和思路同样可借鉴运用到今后所开展的研究过程中来。

二、价值与展望

伴随当代社会的迅速转型与飞速发展，在建筑领域中，传统的设计方法与设计过程越来越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以往更多凭借于建筑师个人修养和手工艺操作式的设计模式最先由于无法满足当代社会中日趋庞大复杂设计对象的要求而不得不进行必要的自我调试与革新，以期由此满足时展对于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并由此成为当代设计研究方法学形成和发展的必要社会需求基础所在。

与此同时在哲学和思想研究领域中，科学技术哲学、存在主义哲学、批判主义哲学以及结构主义哲学等一批学说流派的确立和兴起在对传统西方古典主义哲学加以批判和反思的同时，也进一步确立了所谓现性哲学的历史地位。受其影响，在各学科研究领域中相继出现的相对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运筹学等内容也深刻影响到研究发展的进程本身。而这些新理念和新思想由此也为当代设计研究方法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文化准备。正是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相关建筑设计与研究方法学目前正日益成为当代建筑学创作与研究舞台上一门新兴的学科领域，其必将对建筑设计与发展研究进程起到深刻的理论意义与影响作用。

结语：综上所述，本文对现代建筑学中的设计研究方法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分析，对研究设计方法的演变以及相关成就进行了简要的概括。面对当代社会建筑工程行业应用发展价值的不断提升，基于科学发展的视角积极的采取创新的建筑设计方法，必然能够推动建筑行业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这种做法就可能完全不同，但却不适用于蒙太奇，也就是说对于拼贴的分歧未必导致对于蒙太奇的分歧，因为前者更加侧重于理论思维而后者则侧重于技术思维；或者说前者所考察的对象更加侧重于文化与文脉，而后者的对象则侧重于元素的内在逻辑。以上从一条概念性的线索，简略浅显地分析了建筑和电影的一组对话，似乎从概念、技术、思维层面，建筑和电影早已相互渗透。也许有更多类似的概念性线索可以探索它们之间的共同语汇，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建立起这样一种关联性的文化视角去认知建筑和电影。

二、电影角色与建筑形态美

20世纪早期，电影本体语言没有现今丰富，而建筑作为布景的主体成为了电影中重要的部分。但是电影对于建筑的需求只是实体形象“有”，而建筑的使用部分“无”恰恰是电影的再创造部分。正如Ingersoll认为的那样，建筑布景几乎是每部电影的潜在主题。建筑被安置于电影创作实践的基础部位成为电影必不可少的真实主体和“思想矩阵”。而具体空间的营造往往是电影的再创作而成必然的；也就是说电影和建筑对于同一议题的理解在那个时期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倒置现象，也许这种内在的不和为日后的巨变埋下了伏笔。当建筑领域由现代主义时期逐渐转向到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时期后，电影和建筑的关联也发生了一场革命。在现代主义的学说中，空间及其含义常常被认为是确定的、凝滞的、无辩证法可言的和一成不变的。而电影对于建筑的关注自然受到其影响，二者的关系可以描述为简单而重要。随后60年代兴起于建筑界的后现代风格激起了空间本体理论的多元化发展，诸如符号、解构、自治、女权等话语的介入进一步解放了建筑的创作和电影中建筑的再创作的束缚。

人们逐渐开始关注建筑的文化属性和电影文本的互动，空间也不再具有凝固的内涵。这也从一个侧面促成了后现代电影的产生。接连出现阿瑟•佩恩的《邦妮和克莱德》、阿仑•雷乃的《生活是部小说》、费里尼的《八部半》一系列后现代电影的声音。Furst认为她自己只是转换了建筑空间的意象而非建筑本身来设计电影场景。电影只需要建筑场景的信息来构筑场景的含义和事件发生的地点，而不是需要建筑场景本身，同时建筑也无法控制电影与其结构。至此电影与建筑较之简单而重要的关系，变得不那么重要却更加深层与复杂了。当然这样的系列转变有着更深的缘由，正如Derrida所描述的“不断的断裂与重构”。艺术家的力量要视观众对其解读和体验的力量而定。亦如罗兰巴特所说，读者创造他们自己的意义与作者意图无关。时代的声音告诉我们确实不能再以现代性的观念去理解电影与建筑了。当然当代电影研究学派早已超越了原有仅对建筑自身文化专注的狭窄视域，并已经进入对后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心理分析、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意识形态及方法论的关注，也包括对视听的流行文化研究等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范式。

三、文化语境中的统一与分离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一、作为批评理论的后殖民主义思想

后殖民主义批评（post-colonialism），又称后殖民批判主义（post-colonial criticism），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一种具有强烈政治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后殖民主义批评着眼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权力身份等新问题，后殖民主义的批评话语基于欧洲殖民主义历史及其文化侵略、政治渗透所造成的种种后果。

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的文化差异和政治变迁，所谓文化差异，主要是指原宗主国与殖民地和第三世界之间不同于殖民主义的复杂关系。文学研究在当代的重要转向――向文化研究的转向――是后殖民主义出现的重大理论背景。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学界的文化研究日益将中心转移到性别、种族、阶级等文化领域中复杂的文化身份、文化认同等问题上，同时，关注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关注媒体在个人、国家、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意识中的文化生产和建构作用，运用社会学、文学理论、美学、影像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与方法论来研究工业社会中的文化诸现象。

后殖民主义理论否认一切“主导叙述”（Master-narratives），认为一切主导叙事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因此，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是后殖民主义的基本任务。后殖民主义基本脱胎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质疑以“现代性”为基础的发展观念，秉持批判的观念和精神。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把现代性、民族国家、文化生产和欧美的文化霸权等同时纳入自己的批评视野，从而开拓了文化批评研究的新领域，将文化批评推向深入。

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最重要代表首推美籍巴勒斯坦裔著名学者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1935―）。赛义德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及比较文学系教授，他长期从事文化批评研究。1978年，赛义德出版了其代表作《东方主义》，该书一出版迅即引起轰动，书中的“东方主义”概念亦成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有力的代名词。在这部代表作里，赛义德认真梳理了英、法等国自18世纪以来的“东方学”研究传统，认为欧洲的“东方学”研究传统是建立在“西方”和“东方”二元对立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得西方总是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对立心态把东方设想为自己的对立面。其结果便是，东方总是作为野蛮、落后、专制、腐败的“他者”形象而出现，与此相反，在东方“他者”形象的陪衬下，西方“我者”的正面形象得以建立和突显。显然，这种二元对立的文化观念即是视欧洲文化为标准圭臬的“欧洲中心论”，东西方文化因而处于对立而非交融的情势之中。

不过，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的“东方”指的是中东地区，是阿拉伯世界，亦是他本人的出生地。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从文化批判的视角对西方话语霸权、西方主流文化中的白人优越性及非西方文化的落后性偏见予以深刻揭露和无情批判，抨击西方对东方的文化歧见和政治压制。赛义德指出，“东方主义”是与西方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结合后对东方反映出的话语霸权，其实质是体现出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在后来的《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赛义德的文化批评思想进一步得到发展，他将文化歧见和帝国主义、现代西方本土与海外殖民地之间紧密联系起来，其意在指出，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文化侵略与政治压制一样，它必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实际上也是不可或缺的特殊角色。

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顺应时代之需，因而发展迅猛，影响也很大，成为维护社会公正和促进文化交融的利器。然而，后殖民主义理论在自身的发展中却暴露出明显的矛盾和不足，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后殖民主义理论批判的对象是“东方主义”，但又不得不借助于西方的话语霸权来抨击西方在“东方主义”思想上所固执的偏见，这样就很难秉持一种较为客观公允的态度来审视批评的对象，出现对西方既排斥又接纳的复杂心态，甚至其间还夹杂一些幻想的成分，从而也就难以有力回击西方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压制和挑衅。在这一点上，无论是赛义德，还是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1942―）、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1949―）等文化批评学者都难以完全摆脱西方话语霸权下的阴影，因而在审视和批判西方政治文化时，常不自觉地以“他者”的角色介入。

但是，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秉持强烈的批判精神，坚持对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东方主义”话语霸权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抨击“东方主义”中所公开或潜在的政治意识、政治目的，深刻揭露其殖民性本质；同时，后殖民主义理论也对西方世界的内部主流话语与非主流话语之间的对立和权力、文化关系等一一检视并加以批判。这些都使得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始终是一种带有强烈批判精神和意识形态色彩的、深具影响的文化批评理论。

二、当代中国设计中的后殖民主义思想

（一）罗兰・巴特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启示

对于后殖民主义批评，我们需理解其中两点核心要义：一是，后殖民主义秉持文化批评的视角，深入揭露殖民主义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文化渗透与侵略，同时，这种文化批评与社会批评、政治意识形态的观念相互交织，具有不同于一般文化批评的政治性质，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二是，后殖民主义批评虽立足于对西方主导下的有关“东方主义”谬论的批驳和揭露，但其最终的关注点却落在受殖民主义侵略和奴役的东方殖民地文化上，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深入分析东方文化现实的生存状态，阐释并评价东方文化反击西方殖民主义文化侵略和强势话语的独立过程。

法国符号论美学家、批评家罗兰・巴特曾对1955年出版的一期《巴黎竞赛画报》（Paris Match）杂志封面的图像进行符号学意义上的分析和阐释，这幅图像表现的是一个黑人法军士兵正向法国国旗致敬的场面（图1）。从画面上看，连法籍黑人士兵都毕恭毕敬地臣服于其宗主国，向法国国旗致敬，这似乎意味着法兰西帝国力量的无比强大和国家的统一。这一图像的文化意义显然表现在其中隐含的具有后殖民主义意味的思想上。其实，人们从这幅照片中看出的上述意思只是该图像文本的第一层涵义，也是一种“显性”的含义，这种显性的含义构成了图像外在的“语言系统”。而这个文本还有第二层涵义，那就是图像中内含的“神话系统”――该图像内在的意识形态的特性，按照巴特的理论，这个第二层含义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阐释出图像内在的政治、阶级色彩，揭露法国帝国主义的殖民性和军事扩张性，这也正是该图像所内含的引申义。

罗兰・巴特的这一图像学分析方法是建立在对西方殖民主义思想本质进行文化批评的基础之上的，通过文化批评，揭露西方的殖民历史和奴役政策。巴特认为：“这位黑人为所谓的压迫者、服务者服务的热忱，是对所谓的殖民主义的诽谤者最好的回答。”[1]176显然，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后殖民主义批评，是对以西方为主流和中心的殖民主义思想莫大的嘲弄。对于殖民主义文化的虚伪性，英国桑德兰大学媒体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评论道：“如果这幅黑人士兵向国旗敬礼的照片出现在《社会主义评论》的封面的话，其隐含意义就可能大不一样了。读者们可能会对其大加嘲讽。它不但不会被作为法国帝国主义的一种正面形象，相反还会被当作是帝国主义剥削和操纵的标志。”[2]114-115

长期以来，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对殖民地人民加紧文化渗透，从精神上奴役殖民地人民，推行文化奴役政策，从地域上加剧东西方对立，从情感与文化上拉大东西方差距，使得东方深处西方政治压制、经济剥削和文化渗透的不利境地。深含政治性色彩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在理论研究上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其重点就是要深刻揭露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殖民主义偏见和政治奴役的真相。后殖民主义批评是对后殖民主义思想的理论批评和方法实践。虽然后殖民主义思想的出现是特定时代的历史产物，但时至今日，后殖民主义思想内在的消极性对东方一些国家的文化发展仍然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力。在当代中国的某些设计领域，如建筑、平面设计、广告设计、产品包装设计等领域仍不同程度地受到殖民主义思想的反面影响，其中，又以建筑设计与平面设计这两个领域所受的负面影响为最，由此所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也更为突出。

（二）建筑设计中的后殖民主义思想

在当代，后殖民主义在不同的文化领域又产生出新的不同的表现形态，其阴霾不散，以至在当代中国的设计领域里也有了余孽滋生的土壤，其势积微成著而不可小觑。例如，我国在近年来陆续兴建了一批影响较大的、服务于民生民用的建筑工程，这些建筑在设计与建造上都倾注了大力的国力、财力，然而，一些建筑设计在吸收借鉴西方建筑文化优秀成果的同时，却将某些消极的因素一并拿来和搬入，似乎非如此不足以凸显中外文化交流的“积极成果”，从而显现出一定的后殖民性文化色彩而成为“洋化”设计的典型。建筑设计是物质文化的形象体现，也是审美文化精神的折射，透过富有特色的建筑设计，我们可以看到建筑设计师个性思想的迸发，更可看到民族审美心理和传统文化的持久魅力，这是建筑表达其象征内涵和审美思想的重要内核。

国家大剧院位于北京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长安街上，居于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的西侧。国家大剧院于2001年底开工，2007年底完工并正式投入使用，因其外形呈半椭球形，遂有“鸟蛋”之谓（图2）。这个“鸟蛋”建筑是一个简单而复杂、明晰而隐秘的“肌体”。在结构设计上，国家大剧院广泛地采用玻璃制造、面墙装饰、复合结构等高新科技手段与工艺，在巨大的外壳下，设计师设计出歌剧院、音乐厅、戏剧场、艺术展厅、艺术交流中心、艺术商店、停车场等具有不同功能与使用目的的空间与设施；在三个主要演出场中设有约6000个观众座席和现代化的舞台表演设施，它们由道路区分开，彼此以悬空走道相连，剧院的“街道”和公共大厅宽敞明亮，使得整个剧院就像一座流光溢彩的大都市。歌剧院的四周由部分透明的金色网状玻璃墙所组成，剧院顶部则是与建筑内部功能相连的穹顶。因此，整座建筑被称为“城市中的剧院、剧院中的城市”。

建设国家大剧院是几代人的夙愿，早在20世纪50年代，总理就为此提出了规划设想，逮至1998年4月，国务院终于正式批准建设立项。从表面上看，这个恢弘的“鸟蛋”建筑似乎与中国人对团圆幸福的美好祈望相联系，“鸟蛋”象征着民族团圆和事业圆满。然而，事实上，这座耗资宏大的建筑物却在设计理念和文化内涵上呈现出另一种精神状态，其中隐含着另外一种文化形态――后殖民主义的文化形态，这从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者保罗・安德鲁所阐述的设计理念及建筑实际达到的设计效果上已清晰可辨。

保罗・安德鲁（Paul Andreu，1938―）是一名法国建筑设计师、法国建筑学院和法兰西建筑科学院的院士，曾主持设计过印尼雅加达机场、埃及开罗机场、日本大阪关西机场，以及我国的上海浦东机场、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和广州新体育馆等建筑。国家大剧院的造型设计虽然是“鸟蛋”形态，但其表现的却并非一般的有机形态。早在1993年，安德鲁在为日本大阪设计水族馆时，所设计的方案与国家大剧院可谓如出一辙：中间是一个半圆玻璃球，周围则为一圈水。两相比较，在表面效果图上，只是水族馆设计图中的圆球略小。为此，清华大学建筑学教授彭培根一针见血地质问：“水族馆的设计怎么能用到剧院中来？这完全是胡闹。”事实上，安德鲁在设计中时常暴露出专断的特权观念，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并回答国家大剧院是否尊重中国文化传统时，安德鲁说：“关于大剧院与周围建筑关系的问题，为了能使其与周围的环境更加和谐，我是竞赛中唯一一个冒风险在竞赛的某一阶段提议改变大剧院位置的人，（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其与人民大会堂具备一种古典的和谐，同时留出更多的园林给常来留连的公众。”然而，当中国驻法大使为其设计提出尊重中国历史的建议时，安德鲁却一语惊人：“我就是要切断历史。”1999年6月，在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安德鲁的发言也是语惊四座：“我认为保护一种文化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把它置于危险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想而知，保罗・安德鲁主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了，由于不尊重他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以一种异域的文化主导观念――确切地说，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决定论的眼光――来看待他国历史文化，这就决定了其设计内含的文化意义，一种以西方文化为主导和中心的殖民主义思想所支配的设计理念必然极大地干扰设计本义的表达，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民族审美心理、传统文化观念等都弃之不顾，设计罔顾地域、民族、文化的精神骨髓而一味以挪用、照抄为能事，西方文化的优越感和话语霸权在设计中又重新复燃，强势文化的殖民心态再次复活，这显然是后殖民主义思想在建筑设计中的典型表现。

针对国家大剧院在设计中折射出的后殖民倾向，贝聿铭、彭培根等建筑设计领域著名人士都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实际上，对于安德鲁的设计方案，一些外国设计界名家也不同程度地表达出他们的不满意见，如加拿大建筑大师麦・克伦就说：“如果这个建筑能建成，那全世界的建筑教科书都可以烧掉了！”“这是一个愚蠢的构思、一意孤行地思考的方案。它是一个在西方绝对不会被允许的、反而在中国钻了空子、成为有机会实现的方案。……我实在是为我所爱的一个国家而担忧，这方案会给中国带来羞辱。”

其实，在新世纪以来落成的几幢建筑工程中，如，被戏称为“大裤衩”的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雷姆・库哈斯和奥勒・舍伦设计）、奥林匹克国家体育场“鸟巢”（赫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等设计虽然在艺术与技术的结合上都达到了最高水平，在多重功能的表达上也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图3），但是，主持这些建筑设计的设计师多以外国人为主，他们在运用设计语言，特别是在理解和展现中华民族文化上往往不自觉地反映出某种“他者”的角色，即以西方强势文化的代表者来诠释中国文化的内涵，以西方文化为中心来压制东方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的文化身份。作为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和象征，中国本土文化似乎在这种西方强势文化的介入和压制下逐渐失却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失却了自我身份的认同之感。屈湘玲和陈宏平撰文认为，这种文化身份认同的缺失实质上就是在“西方（强势）文化凝视中”，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渗透下所产生的“文化身份认同中的焦虑”[3]。“焦虑”必然产生迷惘，迷惘也便出现在对文化身份认同的缺失感之中。这值得警惕，同时也提醒我们，在当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如何更好地学习借鉴和消化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的精髓，避免不加选择地采用“拿来主义”，方法与理论其实一样重要。国家大剧院等重要建筑项目在设计中存在的明显问题都表明，中国当代建筑设计还有相当的路程要走，中国设计需要在稳健中前行。

（三）平面设计等领域中的后殖民主义思想

除以上所论及的建筑设计领域外，后殖民主义色彩在平面设计、广告设计、产品包装设计等领域也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这反映出其在中国设计中的影响力。在这些设计领域，设计往往都与对外模仿、借鉴的过程联系在一起，且在设计中模仿的痕迹远大于创新。出现这种情形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就在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西方的设计与消费文化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引入，加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本身就具有的差异性，这就在客观上使得西方文化总是处于强势和领先地位。西方亦总是习惯于将中国的文化思想、审美意识和设计发展归纳于他们早就预设的审美范畴和标准之中。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平面设计、产品包装设计等领域在盛行的所谓“东西方结合”“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等宣传中也不知不觉地落入一味模仿、抄袭的不良氛围之中，在设计手法、设计风格上，随处可见的外国装饰纹样设计、英文字母和中文词句排版相混杂等不中不洋的设计方法充斥于平面、广告与包装设计领域。特别是对于小商品包装设计而言，因其在市场上占有的份额小，故而，企业不重视，设计家也不愿去参与设计创新，设计只能在因循剽窃中重复（图4）。某些作品“将中国传统书法或传统文化中的特定元素和西方文化或习俗中的特定符号结合运用”，或是“政治符号和暴力元素结合运用，这些作品不得不让人产生歧义或浮想联翩。逃不开在创作中运用一些策略，去迎合这种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标准的嫌疑。”[4]

在当代，此种设计陋习借学习之名，行“拿来”之实，其实质是，在“‘西方认可’、有‘国际价值’等这样的‘金盾’庇护之下”[4]，后殖民主义沉渣泛起，裹挟着新型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等观念思想对发展中国家的设计发展进行文化渗透并施以政治话语霸权的新表现。

从当前国内平面设计、广告设计、产品包装设计等领域的发展现状看，后殖民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以上各个设计领域。例如，部分平面设计家试图打破本国文化传统的束缚，对传统设计中的变形、挪用、象征、联想、拼接等设计技巧与方法进行分化或割裂，而代之以西方现代设计的外形轮廓和色彩，把西方设计和艺术规范视为中国设计特色的圭臬；同时，在设计时，将中国传统文化如书法、绘画中的特定元素和西方独特的文化习俗相“嫁接”，把中国传统文化要素置于一个次要的或被同化了的语境中，形成中西文化不伦不类的所谓“融合”。更有甚者，有些设计则直接将中国传统文化的若干元素加于IT 软件的处理之中，以简便快捷的软件处理代替丰富多样的设计创造。于是，传统文化与设计的精粹都在这种现代处理中被打碎、磨光和消散……正在这些作品中，某些文化符号或图形语言多变身为不中不洋的时髦的“后现代符号”，设计的形式化倾向更加显著，从而使设计变成一种缺乏说服力的、没有真正内涵的、苍白的形式符号，中国风格的设计也就成为具有浓厚西方色彩的洋化设计。可想而知，如此设计必然使得某些设计家完全庇荫于所谓“西方认可”、有“国际价值”等“金盾”之下，他们假借创造之名，却行崇洋“拿来”之实，这是后殖民主义思想对当代中国平面设计实行文化霸权统治的主要表现和实质所在。

如今，这种不正常现象在中国平面设计领域中尚具有一定的市场，在某些设计家身上亦很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某些设计家每每以此来炫耀其设计创意的“新成果”，而对传统文化、传统设计的精华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十分担忧的现象。

三、余论：保持“文化身份”，反击文化渗透

近二十年间，中国当代的部分设计领域深受后殖民主义思想的负面消极的影响，特别是在建筑与平面设计等领域，后殖民主义大行其道，严重干扰了中国当代设计自身独特的发展路径。我们不反对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也不反对借鉴和融合西方的长处。我们所反对的是，假借所谓“传统与现代结合”“西方与东方结合”而行奴化、同化传统设计之实，这是问题的本质所在。当务之急的是，当前，我国设计界尚需冷静地思考一些关键性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中国特色的设计体系的建设问题，它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真实内涵是什么？西方文化和西方设计的各自优势究竟何在？在中西文化和设计行将交融之时，是否要有一个甄别、选择、改造直至最后加以创新的完整全面的历史性过程？（图5）这些问题都是我国当代设计界需要认真对待、逐一思考并最终加以认真解决的关键性问题，这是不容回避的现实。那种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对外来文化全盘照搬的“拿来主义”不是在发展和创新设计，而是在后殖民主义思想的不良影响下盲目“嫁接”设计，在发展本土特色和现代形态的中国式设计中，这只能是一种盲目、无益乃至危险的行为。痴迷于此者一方面鼓吹设计借鉴与设计创新，另一方面却跌入了西方文化霸权的陷阱之中，而为后殖民主义思想所俘获。事实证明，这样的设计是注定失败的，走这样的所谓“设计特色”发展之道也是注定行不通的。

面对后殖民主义思想的渗透，我们还要积极塑造和始终保持自身的“文化身份”，发挥我们自身的文化优势、设计优势，并将其作为一项优秀传统遗产加以继承和发扬，这是非常重要的。后殖民主义思想渗透的对象是宗主国的殖民地及当代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在发展设计中应努力摆脱单纯依靠学习模仿的陈规，反击西方当代新型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对设计中后殖民主义思想的渗入和泛起要保持警惕；同时，设计界要认真审视设计的现实语境、当代设计文化在社会综合性价值构建中的多重、设计的“文化身份”与文化优势等问题。只有这样，在中西文化的对话中才能始终正视并保持自己的这种“文化身份”和文化优势，而不至于失去本土文化特色，在学习和交流中迷失方向。“文化身份”既是后殖民主义的核心观念，又是反击顽固不化的后殖民思想的主要利器。这是因为，文化身份意味着一种文化在地域和民族上的独特优势，意味着文化传承的独特魅力，独特的文化身份及其认同感使得某种文化真正具有自身特殊的品味、格调、思想和精神，这是回击强权文化渗透和政治霸权的真正利器和法宝。当代中国设计必然在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中不断前行，后殖民主义思想亦必然会在当代中国设计不断趋于改造、融合、创新和再生的历程中销声匿迹――这是必然的，也是无可置疑的。

参考文献：

[1]（法国）罗兰・巴特.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M].屠友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作为发展崛起的大国，其建筑市场发展迅速、规模巨大，大有万里建筑疆土争风流之势。自改革开放以来，仅1979年至1995年15年间住宅建筑面积就达127亿m2，其总面积相当于22个新加坡或近似一个科威特的国土总面积，再续加到目前的建筑面积，就会更令人吃惊可观。另外，再加又有众多相匹配的建筑院校、设计研究机构和规模宏大的建筑、工程专业人员的参与，按理说应是时势造英雄，英雄造精品的大好机遇时光，也理应相应地具有某种完整的建筑世界话语权的称颂，推崇文本内涵而闻名（名家、名建筑作品、名理论课题）诞生并钦誉世界。但事实上却令人失望，似乎我国目前仍然是建筑世界话语权的少语、失语者，占有一席之地的位置尚没有确立，实在令国人失望和百思不解。对此并非空穴来风，单从国际建协（UIA）的几届大会这个世界建筑论坛最高平台，就是对中国的建筑世界话语权做了很准确的折射和映象。

通过1999年北京国际建协（UIA）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交流也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既没世界认同的优秀建筑作品，也没有出现有世界影响的知名建筑师”。会上有的建筑师还批评“中国正走向一个误区……盲目地追求现代、追求形式……”没有“把精神融入建筑中”。并批评“北京的大多数建筑物都是抄袭西方盒子或建筑的结果，太缺乏自己的东西”②“其要害是走最省力的搬运西方司空见惯的美丽外壳的捷径，没有植根本土将民族的文化与西方文化融为一体，产生出有民族之魂的作品……。”③从一个侧面映像出我国缺损了的建筑世界话语语境基础的支持。

事隔六年于2005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国际建协（UIA）第22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我国的建筑世界话语权仍然没有改善。大会邀请了领引当代世界潮流的著名建筑师28人做主题发言，并将2005年国际建协（UIA）最高奖――UIA金奖授予日本建筑师安滕忠雄。这样截止今年再加过去21年共有8位建筑师获得UIA金奖的殊荣。以上均未见到我们这可称得起当代东方万里建筑疆域上的儿女们。

现代建筑世界话语权的主流基本都属于西方世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极少主义、有机建筑等等都是出自欧美各国，也是和社会科学领域一样，英、法、美、意是社会科学大理论的主要输出国，社会经典学说主要也是按照这五个强权民族国家的历史经验为基础而形成理念、学派、流派、风格的理论思想体系。不难看出，表面上具有普世性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实质上带有先发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强权性质。也很自然容易形成欧美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倾向。④建筑学术领域的建筑世界话语也是以欧美中心为主导地位，他们同样也会自然形成建筑“话语霸权”倾向。我们的任务不是疏远欧美等先进发展国家的建筑话语主导地位，而是积极吸取、学习其先进科学文化内涵，补充自我的不足，力争积极对话交流，变他者为自我。并认真地进行异国建筑世界话语理论的解读、悟读（甚至是误读），结合我国具体建筑实践建立自己的建筑世界话语体系方式。

如何建立自己的世界建筑话语权地位问题，已摆在我国建筑理论学术界面前，应通过自己的长期奋斗，以开放的视角总结出符合国情又有利国际接轨的理论，甚至是科学假说和中国的建筑之'道'；应“走出最省力地搬运西方司空见惯美丽外壳的捷径”模式，创造出具有新的民族时代精神的鼎峰之品；应积极地开辟、搭建建筑评论通道与评台，活跃繁荣建筑评论，提倡不同层次参与的广泛性、常态化，做到不同形势理论类型紧密结合。④做到不唯名、不唯书、不唯洋、不唯众，对建筑作品进行品头评足的评价、批评，推出佳作、精品、经典鼎峰之品。贬弱欺世骗众、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败笔媚俗之作。同时也应将‘民主政治’原则引入建筑评论学术领域，允许学派、流派、风格的不同审美价值取向各领千秋，也允许对某些建筑工程项目、作品的不同看法、评价，像对北京国家大剧院及中央电视台新楼的争论。对于前者有的认为是严重地破坏了长安大街建筑风格、景观的和谐，有的则认为这是难得的新突破，为北京增添了光彩；对于中央电视台新楼建筑方案有的认为这是新北京建筑国际接轨的前卫标志，反之有的认为其方案如工厂丢弃的加工件图像显得粗、重、笨、拙，看不到有民族文化的标记之处，其复杂结构难题势必靠超预算资金支撑，在经济上也得不偿失。综合分析比较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建筑世界话语仍处在被动的话语阶段，与建筑业发展规模宏大的世界地位极不相称，其建筑世界话语地位也仍处于复读、解读、模仿、迁移西方建筑图像的状态，还没有自己建筑思想者的建树理论、作品、成果出世，也缺少形成蕴含具有开拓性、首创性、输出性的规范、启迪、支持建筑关联领域发展的建筑世界话语宏观战略规划措施，距离主动建筑世界话语，占有世界建筑话语主动权，当需漫长时日。

附 注：

① “世界建筑话语权”做为一个宏观建筑语义学的认识空间概念，其表述的话语权范畴应划分为：国际、区域、国家（民族）、行业（应包括院校、设计、期刊等学术行业部门）、个人五个层次级别，本文主要从国际与国家层面上探索。

② 支文军《世纪的回眸与展望――国际建协第20届世界建筑大会综述》时代建筑1999第三期第97页。

③ 宋建华《建筑评论的深层观》建筑史论文集第13期第170页清华大学 出版。

④ 参看华勒斯坦《开放的社会科学》刘铎泽，三联书店出版第52-64页。

⑤ 按照作者在《建筑评论的深层观》文中关于建筑评论理性构想体系，评论类型应划分为：原发型、干预型、学院型、公众型、游记型、专业撰稿型等六种。

参考文献：

1955年2月4日，一场针对建筑界以梁思成为首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想”的批判(俗称“大屋顶”批判)，以中国建筑工程部召开的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为标志拉开了序幕。

在中国传统建筑术语中，屋顶只有平顶与坡顶之分，并没有“大屋顶”之说。所谓“大屋顶”，仅指中国传统建筑特别是宫殿建筑中那高高隆起的屋顶，至于这种屋顶可分为硬山、悬山、歇山或庑殿等形式，人们并不曾注意或明白，而是笼统地称之为“大屋顶”。由此可见，“大屋顶”是中国传统建筑元素中一个具有标志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干峙：你批判“大屋顶”干什么，它只是一个具体的物，你要批判就批判梁先生的建筑思想和建筑理论，但梁先生的建筑思想和建筑理论并不保守，他一方面对中国古建筑有精深的研究，一方面又积极倡导现代建筑，他的探索精神人所共知，何况学术问题是不能随便戴帽子的。

其实，梁思成曾经发表过不赞成“大屋顶”建筑的意见。比如，早在1935年梁思成在《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序》中，就对北京协和医院和燕京大学等“大屋顶”式建筑提出了批评：“他们的通病则全在对于中国建筑权衡结构缺乏基本的认识的一点上。他们均注重外形的摹仿，而不顾中外结构之异同处，所采用的四角翘起的中国式屋顶，勉强生硬的加在一座洋楼上；其上下结构划然不同旨趣，除却琉璃瓦本身显然代表中国艺术的特征外，其他可以说是仍为西洋建筑。”到了1946年至1947年，梁思成自美国考察世界建筑回国后，开始积极探索世界主义现代建筑理论与中国传统建筑思想的结合问题，以“加强中国旧有建筑以适合现代环境”。遗憾的是，一些“无知匠人”为了体现中国传统建筑的“大屋顶”特征，竟然在平面和结构模仿西洋的建筑上随意加盖“大屋顶”，最终导致其“必有不相符之处”。对此，梁思成强调说：“在最清醒的建筑理论立场上看来，‘宫殿式’的结构已不合于近代科学及技术的理想。‘宫殿式’的产生是由于欣赏中国建筑的外貌。……它是东西制度勉强的凑合，这两制度又大都属于过去的时代。它最像欧美所曾盛行的‘仿古’建筑。因为靡费侈大，它不常适用于中国一般经济情形，所以也不能普遍。”由此可见，梁思成这时的建筑思想和理论还处在积极而有益的探索中，但至少表明他并不是“大屋顶”的倡导者。

郑孝燮：“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建筑思想，是梁先生从苏联搬来的。

确实，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对旧知识分子所进行的一系列思想改造，以及苏联建筑专家代表团一味排斥西方现代建筑理论后，就开始抛弃自己先前的那些有益尝试，倒向了中国的传统建筑“大屋顶”。特别是学习了的《新民主主义论》，梁思成对其中“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论述极为认同，这在1950年4月5日致总司令的信中有淋漓体现：“我们很高兴共同纲领为我们指出了今后工作的正确方向：今后中国的建筑必须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建筑，20余年来，我在参加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中，同若干位建筑师曾经在国内作过普遍的调查。……其目的就在寻求实现一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建筑。”于是，梁思成批评了自己过去对宫殿式建筑的指责，认为“我们过去曾把一种中国式新建筑的尝试称作‘宫殿式’，忽视了我国建筑的高度艺术成就，在民间建筑中的和在宫殿建筑中的，是同样有发展的可能性的”。1954年，梁思成在《祖国的建筑》一文中强调：“只有在我们被侵略，被当作半殖民地的时代，我们的城市中才会有各式各样的硬搬进来的‘洋式’建筑，如上海或天津那样。”在这篇文章中，梁思成还画了两张想象中的中国建筑图，其中一张图上画了一栋高达35层的高楼，其顶部就是中国传统建筑造型――“大屋顶”。

其实，随着1953年斯大林的去世，苏联新领导人赫鲁晓夫在第二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苏建筑工作者会议上，就从政治高度作了一场《论在建筑中广泛采用工业化方法，改善质量和降低造价》的报告，随即苏联建筑界发动了一场批判复古主义的学术政治运动。既然苏联老大哥作出了榜样，“一边倒”向苏联的中国自然不甘落后，尤其当批评说“‘大屋顶’有什么好，道士的帽子和乌龟壳子”，中共北京市委便召集中央建筑设计院、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等单位的共产党员，传达的这一指示精神，决定对以梁思成为首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建筑思想进行最“严厉的批评”。

刘小石：当时国家计委提出增产节约运动，批评现在盖房子太费钱了。因为那个时候国家还真穷，所以这种建筑被认为是浪费。这是个背景。

“大屋顶”批判中的爱护

对于在建筑界展开的这场批判运动，纯粹学者梁思成是始料未及的，对于这场批判的严重性更是不能揣想。

刘小石：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批梁”小组，人员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日报社、清华大学和国家建委、计委等单位派人组成，共有十几个人，集中到颐和园畅观堂，一两个月时间写了十几篇文章，有的说几十篇甚至一百多篇，那都不准确。

对于这十几篇批判文章，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一次会议上指出：“马列主义最薄弱的环节是美学部分，中国对马列主义美学的研究更少，你们写了这些文章，连我这个外行都说不服，怎么能说服这样一个专家呢?关于民族形式，原来有的东西就有民族形式的问题，原来没有的就没有民族形式的问题。建筑在我们国家发展了几千年，当然有民族形式的问题，比如我们原来没有汽车，所以就没有民族形式的问题，可是一把刀子就有民族形式的问题，拿出一把刀就可以看出是日本的腰刀还是缅甸的刀；又如话剧，我们国家没有，按理说应该没有民族性的问题，由田汉等人从日本带回的话剧，开始有点学西洋，比如表示惊诧一耸肩，而这就不是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看了就笑，就不能接受。建筑肯定是有民族形式的问题，批判的文章我的意见还是不要发表，我们只能批判浪费，从理论上我们还没有依据，这方面的理论我们要派人去研究。”

刘小石：后来，这十几篇文章拿给郑天翔(时为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和彭真看，彭真说这些文章先不要发，因为当时正在批“二胡一梁”(胡适、胡风、梁漱溟)，要是再发表批判梁思成的文章，就变成批“二胡二梁”了。

很显然，“上边”的意思是从“大屋顶”所造成的浪费对梁思成展开批判，并不主张在对建筑理论还没有研究成熟的时候对其开展这方面的批判。

刘小石：还有一次在北京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与梁先生熟悉的几位建筑界老先生揭露说，梁先生在学术上有剽窃行为，周扬当即打断他们的发言，说“批梁”不要扩大到政治和思想作风上。彭真也说，要批浪费，批华而不实。

即便如此，梁思成对这些批判并不认同，更不屑反诘。对于梁思成的这种态度，彭真不得不将梁思成请到家中，进行了长达一个下午的激烈辩论。最后，彭真拿出一些

统计数字给梁思成看，以此表明几年来所建设100多万平方米的新建筑，因为采用“大屋顶”而比平顶或水泥瓦顶多花了近600万元。对此，彭真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应当精打细算，处处节约。听了这些话，梁思成也感到很痛心，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这些建筑的设计和建造，但作为“提倡者”他难辞其咎。随后，彭真又将当时报纸上关于赫鲁晓夫批评苏联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报道拿给梁思成看，说：“赫鲁晓夫同志都这样说，你该服气了吧?”于是，梁思成不得不承认自己缺乏“经济观点、群众观点、革命观点”，表示自己可以在公开场合进行检讨。后来，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局长万里也召集梁思成等人会面，将“批梁”小组写的文章和其他一些非“批梁”小组成员写的文章，都拿给梁思成看。

刘小石：后来梁先生跟我说，万里当时对他说：你可以发言啊，正开会呢。

于是，梁思成利用半天时间写了一份检讨――《永远一步也不再离开我们的党》，随后发表在1956年2月4日《人民日报》上。

刘小石：北京日报社社长范谨看到梁先生的检讨，说梁先生文化就是高，半天就写得这么好。

在这份检讨中，梁思成说：“远在1951年，党就洞悉了我的偏向，五年来不断地启发我，教育我，开导我，反复为我阐述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为我讲解‘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正确方针。但由于上述原因，我顽固地坚持错误，争辩不休，与党对抗。直至去年年初，建筑工程部召开了全国设计施工会议，在会议上严正地批判了建筑设计中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偏向，并举出了惊人的浪费数字，这才使我从梦中惊醒。”接着，梁思成真诚地表示：“我要和那个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故我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我一定要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红色专家，红色教师。”

主席从报纸上见到了梁思成的检讨，便对彭真说，人家都投降了，就不要批了。而梁思成公开检讨之后，病体孱弱的他再次病倒了。病愈后，梁思成得到总理的特别关照，住进了环境优美的颐和园谐趣园里安心休养起来。

一封特别入党申请书

建国初期，梁思成经历了多次思想洗礼与政治运动后，原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有了很大触动。特别是1956年1月，听了总理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梁思成决心加紧改造自己的思想，争取成为一名红色专家。在这期间，随着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及知名教授张维、张子高等人的入党，梁思成也开始有些心动，但他又怀有一种担心，担心刚刚遭受学术批判的自己不够入党资格。对于父亲的这一心态，已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女儿梁再冰不断来信鼓励、督促他，希望自己不仅是一名全国政协特邀代表的女儿，更希望能早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女儿。

面对这一切，当1956年2月6日梁思成被告知当晚将参加有主席在座的宴会时，他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兴奋地挥笔写下了这样一封充满赤子情怀的入党申请书：最敬爱的：

几年来，我是您一个最坏的学生。我脱离了您的领导，犯了严重错误，为祖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而长期看不见自己的错误，但是，今天我却正在为自己祝贺，因为在您和各位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在彭真同志的亲切教导下，我终于初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对于您，对于党我惟有衷心的感激了。

在认识错误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一步步地更接近了党，一步步地感到不断增加的温暖和增强的力量。这温暖和力量给了我新的生命。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年富力强的青年，准备着把一切献给您，献给我们伟大的党和可爱的祖国。

这个新生命的一切都是您一一是党给我的。一个多月以来，我内心不可抑制的要求，就是不仅仅从外面靠拢党，而要求自己成为党的一个儿子。我深深地知道自己距离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还远得很，甚至日常生活也还很散漫，很不严肃，但我一定要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同时我也一口认定党是我的亲娘了。

当我知道在今晚的宴会上将得到最大的幸福，将能陪同您坐在一席的时候，我不能抑制这“再生的青年”的兴奋，在感情的推动下，写了这封信，以向您表达我心底深处最大的愿望和奋斗的最高目标。这也是全国亿万个年轻的心房里跳跃着的愿望和目标。我知道您是了解每个(即使是返老还童的)青年的心的。

敬爱的，我有信心，在您的关怀和鼓舞下，只要我努力学习，不断改造自己，总有一天，党会把“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光荣称号授予我。我将珍惜它胜过自己的生命。我将为这一天的早日到来而百倍努力。

我怀着无限感激和崇敬的心情，祝您永远健康，比松柏还长寿，愿您领导我们一直走进伟大、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同时，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不断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永远不愧做一个党的好儿子，您的好学生!

梁思成

1956年2月6日

接到梁思成这份特殊的“入党申请书”时，总理当即就在上面作了批示：“梁思成要求入党的信即送主席。”

刘小石：梁先生交了入党申请书后，回来就跟我讲：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写了一个入党申请书给，要他转交给看。后来作了批示，并在北京市委的一个会议上传阅了，我看到的批示只有几个字：“请彭真同志办。”

由此可见，当时还不清楚入党程序的梁思成，是多么热切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啊。

被拖延了的批示

遗憾的是，虽然中共最高领导批准了梁思成这封特殊的“入党申请书”，但是此事却被拖延了下来。

原来，在1956年4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后，知识分子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有些意见甚至极为尖锐，梁思成在高亢情绪中也提出了一些意见。比如，梁思成在《整风一个月的体会》中说：“由于党的某种工作方法或作风而令我吃的苦头也真不小，使我彷徨、苦闷、沉默。例如在北京城市改建过程中对于文物建筑的那样粗暴无情，使我无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对于批判复古主义的不彻底，因而导致了片面强调节约，大量建造了既不适用，虽然廉价但不经济，又不美观的建筑，同时导致了由一个形式主义转入另一个形式主义，由复中国之古转入复欧洲之古，复俄罗斯之古；在北京市的都市规划过程中，把‘旧’技术人员一脚踢开，党自己揽过来包办一切的关门主义……”但是，梁思成依然认为党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所以当一些知识分子要求“共产党从学校中撤出去”时，梁思成则坚定地持反对意见。梁思成无比赤诚地认为：“正当党的缺点被无情地揭发出来的时候，我却要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是一个最可爱的党!我知道你有缺点，也不怕你有缺点，并且还要尽情地、无情地继续揭发你的缺点，也将尽我的一份力量帮助你整掉它。我最后还要加一句：我还要把我的一切献给你!”

对于医疗建筑来说，随着使用时间、功能转变、门诊量的增减，或多或少都需要进行改造工程。医院改造工程不同于一般的公共建筑，有专业性、系统性、功能性强、投资额高等特点，还涉及医用中央空调工程、医用气体、污水处理、气动物流传输系统、高层建筑供水系统等专项工程。下面结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以下简称北大医院）改造情况，对大型改造工程的管理进行相关探索。

一、前期准备阶段

前期准备阶段也是项目的决策阶段，主要包括项目建议书阶段（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初步设计文件阶段和施工图设计阶段。

（一）立项阶段在立项阶段

北大医院为项目筹建单位，负责编制项目建议书，对项目进行初步说明，论述其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条件的可行性和获得的可能性，之后办理项目规划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工程规划许可证等手续。项目建议书主要论证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建设方案和投资估算也比较粗，投资误差为±30%左右。北大医院老门诊楼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建成并投入使用，至今已近30余年，建筑和设备已相当老旧，布局、结构极不合理，门窗、地面、墙面、吊顶也破损严重，消防、安防设施均不符合新时期的规范要求，空调系统、给排水系统、供电系统故障频发，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有必要进行改扩建工程。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

公开招标可研报告的编制单位，待项目建议书批复后便进入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对项目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论证，并提出评价意见。北大医院在报告编制完成后，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评估、论证。报批项目审批单位进行审批，在报批的同时，需要完成可研报告时的必要工作，如规划指标（市政府）、规划条件的审批，用地审批，细化项目设计招标（方案）需求，确定设计方案,建设项目征询意见函，维稳报告、节能报告、水评价文件、交通影响、供电方案、市政管线综合设计、人防方案、环评报告（涵盖编制单位的公开招标）的编制与审批、拆迁评估报告、可研报告的评估论证报告、资金来源和筹措情况等手续。在可研报告获得批复后方可进行下一步工作。根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18年5月2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要求，为了缩减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精简审批，取消了施工合同、建筑节能设计审查备案等事项，将消防、人防等设计并入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环境影响、节能等评价不再作为项目审批或核准条件，由政府统一组织区域评估。推行联合勘验、测绘、审图等，规划、国土、市政公用等单位限时联合验收。新政策实行之后会使前期手续的工作压力减小，报批时间减少大大地节约了项目的时间成本。经过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是确定建设项目、编制设计文件的依据。在可研报告中，根据北大医院门诊量、床位规模和重大医疗设备等需求，依照相关规范，对改扩建规模进行测算，提出改扩建方案和相应的投资估算。此阶段投资估算要求较细，原则上误差在±10%。

（三）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阶段

在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阶段，北大医院根据可研报告审批意见委托，通过招标投标选择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编制项目总概算和项目施工图预算。图纸必须符合急诊楼功能的需求，通过与各个科室医务人员的充分沟通，明确改扩建后各科室的位置和规模，形成明确的最终改造意见，完成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后，方可进行项目施工建设准备阶段。

二、项目施工阶段

北大医院报建备案后，通过招标代理机构，优选设计单位、勘察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设备供货单位，签订设计合同、勘察合同、施工合同、监理合同和设备供货合同。

（一）施工拆除工序

首先，拆除老门诊楼内外墙体、墙内管线、原有门头及后接建的房屋，之后，对暴露出的结构问题进行安全鉴定，并完成结构加固方案的深化设计。根据深化设计的施工方案，拆除存在安全隐患、无法改造的部分楼板，再进行结构加固，完成二级结构砌筑、隔墙龙骨安装、隔墙封板、外墙装饰、室外连廊工程，室内各专业工程等。

（二）合理安排施工进度

施工过程中必须对施工时间进行合理的安排，并严格执行，保障施工进度。在该项目施工阶段，出现很多原因导致工期推迟，主要是相关手续的办理、科室布局变更导致的多楼层各专业及装修拆改、分包及设备招标控制价的审定时间过长引起的分包及设备推迟等。这就需要各个部门集中参与并且统筹安排，才能在保障正常的医疗秩序的前提下，有序地完成施工。

（三）保障施工安全和质量

施工现场管理首要确保施工安全，避免医院发生失火、断电等突发状况。重视工程质量，严格检查加固处理的地方是否设置拉结筋、震捣是否均匀等。建立工程日报管理机制，了解工程每项进展情况。医疗设备的保护也需要格外重视，很多医疗设备的价值很高，如果疏于防范，将会造成严重后果。

（四）现场检查、验收、存档

作为施工以及安全管理人员，土建、暖通、给排水、强弱电各专业施工人员负责现场施工进度，并根据国家建筑规范要求检查施工质量，对施工方进场的施工材料进行验收。还要检查施工方的工人在进场之前的安全教育培训，以及提前采取安全措施和设置警示标志。各专业施工人员应督查按图施工情况，排查违反操作等现象，每天记录工程日志并保留电子版。在施工方提出更改施工方案造成洽商时，要根据现场情况判断原因，做出更改决策，并做记录移交资料员存档，保留电子档案。在工程竣工时进行分项验收、分部验收、四方验收，在验收单上签字并移交资料员存档。

三、竣工验收阶段

根据国家现行规定，凡新建、扩建、改建的基本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按批准的设计文件所规定的内容建成，符合验收标准的必须及时组织验收，办理固定资产移交手续。在项目进行竣工验收之前，施工方需要先进行自检，然后医院基建管理人员根据施工方的申报组织最后验收，验收后管理人员要对本项目进行一次总结，不断找出自己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四、结束语

医院改扩建项目较为复杂，建设周期长，医院基建管理人员除了应该按照建设工程基本建设程序做好规划工作、制订建设目标外，还应该熟知公共建筑相关技术、医院相关规范和项目管理技能。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G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古典著作中对地域主义建筑最直观的描述，见于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地域主义是只建筑上吸收本地区民族的、民俗的风格，在建筑中体现出一定的地方特色的设计思潮。从广义来说，地域建筑的含义是宽泛的，建筑的空间性和地点性决定了任何建筑都有地域性。而批判性地域主义建筑是基于特定的地域自然特征、建构地域的文化精神和采用适宜技术经济条件建造的建筑。“批判性地域主义”其实质就在于它既精辟地关注地域建筑的文化内涵，又能高瞻远瞩的发扬时代批判与创造精神。批判地域主义承认现实生活和技术发展，但强调对技术强制性应用；也尊重文脉、环境、历史和文化，但反对折中主义的建筑式样；对于现代主义运动采取批判的态度，但绝非某些历史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所有的全盘否定的态度。在全球化满眼的今天，“地域主义”的气质仍然鲜明，甚至更加光彩夺目。一方面是全球化干涉无孔不入的渗透，另一方面则是地方性的挣扎和艰难地延续。

芒福德认为地域主义并非是简单的采用“地方材料”或“结构”，这两点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与“全球化”相抗衡。他认为“地域主义建筑”必须力图克服世界上不同民族之间的鸿沟...... [1]芒福德重新定义的地域主义，还担负着协调人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的作用，使人们能够“感到安适自在”。一直以来接触现代主义，明白建筑的空间的重要性，太过理性的去看建筑，就会慢慢失去对于建筑感性的思考，建筑的地域化和多样化阐释，使建筑摆脱了过分现代的阴影，真正的建筑大家，如斯卡帕做好每一个建筑的局部到做好建筑的整体，基本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进行批判的地域主义实践的建筑师已经成为建筑实践和理论领域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弗兰姆普顿在《走向批判的地域主义》[2]一文中就已经讨论了阿尔托、博塔、西扎等欧洲建筑师，以及日本的安藤忠雄等从地方要素入手所进行的独特建筑实践。在他的《现代建筑—— 一部批判的历史》[3]的“批判性地域主义”一章中举出丹麦建筑师伍重，巴西的尼迈耶，苏黎世的E•吉塞），米兰的格里高蒂，奥斯陆的费恩，威尼斯的斯卡帕和雅典的康斯坦丁尼迪斯作为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批判的地域主义”建筑实践的建筑师。他特别分析了始于20世纪50年代反对国际主义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建筑师的建筑实践。1951年加泰隆建筑师波伊加斯发表了《产生一种巴塞罗那建筑的可能性》[4]从而表明了现代地方建筑文化的复杂和混杂性原则。巴塞罗那建筑师J. A. 科德尔奇在1951年建成的八层高的ISM公寓便典型地表现了批判的地域主义策略，它表现出当地的地中海风格。这便是一种批判的地域主义的精华和精神之所在。批判性并不必然意味着持有对抗性的态度，它所意味的是自我挑战、自我检查、自我疑问、自我恒量、自我评估，因此它还要有对自己采取批判的精神。近来更多的第三世界建筑师的实践也被建筑设计和理论界加以介绍，如希罗德在她的《现代主义之后的建筑》[5]一书的“批判的地域主义”一章中所介绍的。当然，今日更为人们所注目的批判的地域主义实践仍然是那种有机的结合现代技术、材料、设计方法和地方要素的设计。批判的地域主义是一种辨证的表现。它有意识地寻求打破普遍性和大同化等现代主义的价值和形象。

在中国，一个具有先锋意义且全球公认的例子便是1987年吴良镛对北京老城区中心菊儿胡同的重建设计。他深入分析了当时的物质、社会条件的约束以及经济效率和都市新生方式的实际需求。以最小的破坏做到充分的开发利用，在一个传统的具有历史沉淀的都市里增加了一些变化，使之与新型的建筑风格互相适应。同样，王澍在中国美术学院校区的设计中重新阐述了中国传统的空间设计理念，并使用了当地的传统材料，使建筑被赋予诗情画意，做到了“山、光线与人的情感的和谐”。 今天,处在深刻的社会变革当中的现代中国建筑界,如何于变幻的多元文化中坚持自己?坚持地域主义的建筑实践而不会回归历史、流于迂腐?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惑当代建筑师的一个难题。多年的实践和艰难的思索之后 ,惟有很好地掌握“批判的地域主义”的理论并于实践中加以运用,才有可能在进步当中坚持自我,而不至于丧失地域文化的基因。遗憾的是,在现代的中国,这样的建筑并不多见,我们的建筑,好象是从一块草莽大地,而非历史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一样。中国现代的建筑,需要生长在历史文化的根上,这个“根”就是“批判的历史文化”,而绝非“考古的历史文化”。这需要我们的实践,既要兼顾到文明与文化的继承而秉持个性,又要很好地融合于世界发展的进程而不至于掉队,如此才能创造出风格明确的有自身格调的真实建筑来。客观地说,现代的中国建筑和规划设计师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对于“地域文化”坚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一些有责任心的设计师也乐于参与到“地域主义”的实践当中去,这种实践过程是痛苦和挣扎的,问题的核心集中体现在坚持什么样的“地域主义”和以如何的态度去坚持“地域主义”这两个方面上。美国规划协会全国政策主任、院士级注册规划师苏解放对北京的建筑和规划的总体评价是“……修建丑陋的、非人性的建筑,从根本上说,是自我膨胀和各种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为什么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北京,却要像个傻新郎一般,乐于穿上一身俗气的洋裤褂呢? 究其原因,无非是所谓“国际主义”设计思潮对中国建筑界的侵袭所造成的。“国际主义”思潮丝毫不顾项目所在的地方性,或对中国的传统文明缺乏的尊重,或对其还停留在东方猎奇式的无知。外来的强势的意识形态彻底扫荡地方性,归根结底暴露的还是“殖民主义”本质,可悲的是我们除了对越来越“国际化”而窃窃自喜之外,似乎没有提高足够的警惕性。

在今日全球化持续加温并对地区和民族文化构成极大的威胁的时候，从批判理论的角度讲，就必须有意识地培养区域文化，而不能任其自生自长，因为在今日现代化普及和全球化泛滥的时代，自生自长便意味着自生自灭。因此如何在现(当)代建筑中体现出当地和民族文化特征就成为那些具有深远历史和文化的地区和民族的建筑师今日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成为今日社会和建筑设计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年），1938年发表《城市文化》一书，从此享誉世界。

[2]《走向批判的地域主义》作者：弗兰姆普顿时间：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