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延展心智论题与认知的标志之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符号表征主义和联结主义为核心的研究纲领遇到了一些根本性的挑战。挑战者拒绝接受认知就是单纯基于表征的计算，以及大脑作为计算机的隐喻。随后一些替代方案不断涌现出来，主要有：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嵌入式认知(embedded cognition)、生成认知(enactive cognition)、延展认知(extended cognition)等。基于这些认知和心智观念而形成的研究纲领称为4E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哲学家们希望借助认知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现象学的资源对人脑、心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这场运动再次激起了关于心智和认知本性的讨论，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认知究竟有没有边界？它应该居于何处？认知过程是否由非神经的(non-neural)外部环境组成？心智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被延展？等等。在这些讨论中，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问题要算“延展心智论题(the thesis of extended mind)”了。

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和戴维·查默斯(David Chalmers)(以下简称为C&C)作为“延展心智论题”的倡导者认为，受到笛卡尔的影响，哲学家们通常在解释心智与认知的时候忽视身体之外的设备对心智和认知的作用。“延展心智论题”对这种关系的重新思考意味着要放弃笛卡尔式的心智观点，将外部世界作为认知和心智的一部分来对它们进行理解。相反，颅内主义(intracranialism)一直以来都坚持将颅骨内部的大脑神经活动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然而，来自克拉克和查默斯的“延展心智论题”的挑战却执意要打破这种研究范式，力图将“认知”或“心智”向脑外延展，并迈出“积极”的一步。延展心智论题的提出冲击到颅内主义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影响到了认知科学以及心智哲学的发展。可以设想，倘若承认或接受了“延展心智论题”，颅内主义对认知是什么和心智是什么的讨论所构建起来的理论大厦将彻底崩塌。为此，弗雷德里克·亚当斯(Frederick Adams)和肯内斯·埃扎瓦(Kenneth Aizawa)(以下简称为A&A)作为颅内主义的代表，他们希望用“认知的标志”(the mark of the cognitive)区分出认知的与非认知的(non-cognitive)来对克拉克和查默斯的“延展心智论题”的论证策略提出质疑，并指出该理论的缺陷，进而为颅内主义辩护。

一、延展心智与延展认知假设

在1997年的《在那里》(Being There)一书中，克拉克认为：“过去将心智视为一个‘档案柜’(filing cabinet)的观念将通过人工的神经网络予以纠正。这种心智的形象就像一个装满了消极的语言符号一样的储藏室，等待着被中枢神经系统处理单元搜索和控制”。([5]，p.68)克拉克旨在强调：心智经常被当做一种消极的资源对输入的数据进行分类和转换的器官，这种观念忽视了心智与真实世界所进行的实时的相互作用。鉴于这种已经被普遍接受观念，克拉克进一步指出：“所有的思想都由大脑所产生。但是，思想的流动和合适的推理结果，现在看来是不断地和决定性地有赖于和与外部资源之间进行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人类的推理能力被真实地分布到了认知的引擎上来：我们用外部资源来扮演特定的计算任务……我们将看到真实的推理引擎既不以皮肤为界限，也不以颅骨为边界”。([5]，p.69)克拉克试图通过对档案柜式的心智观念的否定来重新改造对心智的看法，即：将心智从一种消极的储藏室的样式改造为与世界共时地去完成任务的样式。

1998年，C&C在《分析》(Analysis)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延展心智》(The Extended Mind)[6]的文章，引发了认知科学、心智哲学等领域对心智究竟能否向脑外延展以及延展到何种程度等问题的讨论。延展心智论题提出的理由在于：1)反对颅内主义。颅内主义认为，“认知仅仅发生在大脑或神经系统的范围内。认知涉及对特定的非衍生的表征(non-derived representations)进行操作”。([1]，p.579)即，颅内主义主张以人类的颅内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对此，C&C表示，以皮肤和颅骨(skin and skull)为限，把身体之外的外部世界视为心智之外的部分，这种研究认知的路径忽视了认知或心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因此，他们认为颅内主义对认知的理解完全是一种偏见。2)反对外在主义(externalism)。普特南(H. Putnam)和伯吉(T. Burge)等为代表的外在主义将心智与世界放在意义和社会因素的因果联系中来考虑，而世界在这个长长的因果链条中处于终端的位置。但是，在C&C看来，所谓的“终端”对当下的(here-and-now)认知过程而言没有任何意义，需要加以摒弃。因此，C&C将普特南和伯吉视为“消极的外在主义(passive externalism)”。基于对颅内主义和消极外在主义关于认知过程的两种看法的解释，C&C认为这两个版本都不足以说明心智与世界的关系。于是，他们提出第三种看法——“积极的外在主义(active externalism)”，来回应这个长期处于峰尖的争论。

为了对延展心智论题进行论证，C&C采用了延展认知假设(the hypothesis of extended cognition，以下简称HEC)和延展认知系统假设(the hypothesis of extended cognition system，以下简称HECS)与耦合系统(coupled system)和均等原则(parity principle)结合的论证策略。

首先，延展心智论题假设认知是一个耦合系统。C&C认为，因为“人类有机体与外部的实体具有两条交互路径，生成了一个‘耦合系统’，这个系统自身能被视为一个认知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的所有部件都肩负着一种积极的因果作用，并且它们共同以认知常有的方式来控制行为”。所以，“无论这种耦合过程是否完全在头部(head)，它都等同于认知过程。”([6]，pp.8-9)请注意，这里所谓“积极的”是针对普特南和伯吉的消极外在主义而提出的。在普特南那里，心智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由物理环境所决定的。在伯吉那里，个体意向的、表征的心智状态，通常在一种构成的方式中，依赖于个体所包含的一个更广的社会环境的关系。①因此，在C&C看来，“消极的外在主义”虽然注意到了心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没有对这种当下(present)的关系做出解释。所以，对心智和认知的讨论，就必须将心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放在一个经由心智与真实的外部世界通过“耦合”所形成的认知系统中来考虑，对心智的解释就不仅仅局限在心智内容上。

C&C认为，大脑的一部分功能在耦合系统中被卸载到了外部世界，它与外部世界共同完成认知任务。在这个系统中的每个部分对认知任务的完成而言没有主次之分，重要的是脑、身体和外部世界共同构成了一个系统，并形成认知过程，这个“过程”对于认知而言才是重要的。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耦合系统就没有认知过程，没有认知过程当然就没有认知可言，这里所强调的是系统的重要性。于是，“当我们把外在的部分拿走，系统的行为部分就丧失了，那就等于是将大脑的一部分也拿走了”。([6]，pp.8-9)所以，当你用计算器计算一组长数时，突然将计算器拿走，就等于将你的大脑的一部分也拿走了。于是，你将对面前的这串长数束手无策。

为了让耦合系统论证变得更值得信赖，C&C用尹佳(Inga)通过记忆和信念来识路，和奥拓(Otto)用记事本来辨认方位的思想实验②来证明：当环境的特性在认知过程发生的时候扮演着正确的作用，经验、欲望、情感等，这些由大脑所决定的心智状态就延展到了世界中。([6]，p.12)C&C首先将大脑、身体和外部环境划分为独立的单元，假设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系统。然后把心智放进这个庞大的系统中，再将被延展的心智与独立的单元共同纳入一个动态的系统。最后，将认知过程理解为不同的独立单元之间系统耦合的过程。需要强调的是，这个系统耦合的过程就是认知过程，也是心智延展的过程。这被他们称为HECS。

其次，C&C提出所谓的均等原则。这个原则对于延展心智论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原则认为，认知过程是心智向颅外延展的过程，颅内活动与颅外活动对于系统中的认知过程而言是等同的。根据这个原则，心智从大脑延展到了身体以外的环境和工具上。也就是说，当奥拓在使用记事本来辨认方向的时候，记事本的作用和尹佳的生物性记忆扮演的功能作用是相同的。同样地，奥拓用笔和记事本所实现的认知过程，与尹佳的生物性记忆形成的认知过程也是一样的。所以，奥拓使用记事本和尹佳使用记忆来完成任务在认知上是相等的。([2]，p.134)这样，C&C通过将耦合认知系统论证与均等原则结合起来，构建了延展心智的基本假设和论证框架。在此基础上，查默斯很有理由激进地宣称：“Iphone已经成为了我心智的一部分”。([4]，p.ix)

相反，颅内主义认为，认知过程通常发生于大脑中枢神经系统中，心智活动就是大脑活动，认知过程只处于大脑边界内。例如，像信念、记忆、感知虽然都与外部环境发生关系，但是无论是心智还是认知，它们都是在颅骨内产生的，而不是在外部的环境中形成。

二、认知的边界与心智的标志

为什么在使用工具的时候，人的心智能够被认为延展到了工具上？对于这个问题，A&A表示，延展心智论题之所以将心智视为能够延展到工具上，完全是因为：延展心智论题缺少一个对认知的边界(the bounds of cognition)及心智的标志的理论。因为缺乏这样一种理论，所以才使他们能自由地设想，或相信任何与心智产生因果相互作用的东西，能够成为一个认知活动的部分或基础，乃至认知过程。虽然，跨越颅骨的认知(transcranial cognition)在逻辑上能够说得通，但是，A&A认为，在实际生活中找不到认知过程从大脑和身体向外延展的例子。([2]，p.26)为此，他们试图为认知的颅内主义辩护。([3]，p.43)

一方面，A&A认为，工具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是与心智截然有别的，两者之间有明确的边界，对这个边界的界定必须树立认知的标志，这个标志就是对“认知的(cognitive)”与“非认知的(non-cognitive)”进行区分，这种区分的意义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它能告诉我们认知是怎么发生的。2)它能告诉我们那些活动不能被视为认知。

首先，通过对“认知的”与“非认知的”进行区分，可以明确人脑的活动和外部世界的界限，尤其是这种区别能表明：什么样的活动可以被理解为认知，以及认知在什么地方发生。例如，一个人在玩俄罗斯方块游戏，他摆弄着游戏手柄，游戏中的方块随着他的摆弄不停地调换方位，最后落在合适的位置上。在举这个例子的时候，克拉克会说，瞧！他通过摆弄游戏手柄，将自己大脑中对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来安放方块所进行的大脑活动表现在了屏幕上，这不是表明了心智延展到了手柄、电脑上吗？认知过程不就是人脑、手、手柄和电脑一起进行活动的过程吗？A&A对这种荒唐的观点表示不屑，并反驳道：如果认知过程或心智延展到手柄和电脑上，那么，当我们播放音乐的时候，我们的心智就延展到了DVD上了？很显然，认知仅发生在脑内，心智的活动不可能是一个外部世界活动的过程。即使认知通过与外部世界的链接发生相互关系，认知主体(agents)与外部世界的因果链接，也不同于生物的、化学的、或物理的链接。因此，认知是心智的或大脑神经的活动过程。

其次，提出这种区分的目的在于表明：认知涉及非衍生表征(non-derived representations)，以及个体的信息处理机制。([2]，p.31)这里的非衍生表征实际上所涉及的是非衍生内容。A & A解释道：“非衍生内容产生的条件是不依赖于独立的或在先的(prior)其他内容、表征或意向性的施动者而存在的。”([2]，p.32)也就是说，认知过程涉及非衍生表征，它的产生不依赖于像路灯、汽车仪表盘这样的衍生内容，它是独立的包含了思维、经验和感知的非衍生内容，对衍生内容和非衍生内容的区分主要是为了表明心智中非衍生表征。既然认知的过程涉及非衍生表征，那么非衍生表征就是认知的源头，所以它是认知的，而不是非认知的，它和信息处理机制都是在大脑中产生的。然而，C & C通过否认认知源于非衍生表征，将人脑的信息处理与外部设备对信息的处理视为是一致的，从而将心智理解为世界的一部分，或工具的一部分。于是，心智可以被延展这样的观点就成立了。在他们看来，玩俄罗斯方块游戏的人，他的认知在大脑、手、手柄和电脑形成的系统中形成，并共同完成翻转方块的任务。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因为，玩游戏的人在脑子里浮现出如何翻转方块的心智内容才是他的认知过程。至少，屏幕上的方块不停地变化方位也能被视为认知或心智的一部分是值得商榷的。

另一方面，A&A认为，认知系统与耦合系统的确构成了人脑与工具的耦合，但并不意味着心智等同于工具。即使心智与工具处在一个耦合系统中，认知也只能在大脑中发生，如果将这个系统中的所有部分都视为是认知的，那就等于说手柄、电脑是认知的，就连数据线也是认知的。如果系统耦合假设是成立的，那么，在一个声音播放系统中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发出声音。当然，这样的情形并不会发生，毕竟，声音由播放系统前的人所发出。很明显，C & C的论证并不够充分。因此，这种耦合系统论证被A & A看成是耦合构成谬误(coupling-constitution fallacy)。为此，A & A表示：“对于我们而言，跨域颅骨的认知理论吸引了那些接受有关认知的行为准则的人，他们(C & C)认为任何行为均等的认知系统必须是一个认知系统。”([3]，p.63)

很显然，由于不用考虑认知的标志，同时还将认知过程视为一个包括认知主体与外部世界的耦合过程，所以，在使用工具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将使用工具的过程理解为认知过程。这是所谓的耦合构成谬误。A & A进一步通过区分HECS和HEC来强调，延展心智论题的论证是很弱的，尤其表现为：HECS要远远弱于HEC。为了澄清这一点，让我们再回到奥拓和尹佳的思想实验上来。在C & C看来，尹佳的信念和记忆，以及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奥拓在记事本上进行书写，最终都找到了目的地，那说明了记忆与书写在认知过程中是相等的，它们有着相同的功能或相同的功能作用。而对于奥拓而言，脑、笔和记事本就是他的认知过程，书写的过程等于认知过程。尹佳大脑信息处理的过程等于奥拓用笔在记事本进行书写的信息处理过程。可是，A & A认为，尹佳通过正常记忆，和奥拓使用记事本去完成一项认知任务，为什么能被视为是相同的，这并没有得到详细论述。另外，将奥拓使用记事本等同于认知过程也是有问题的。而把尹佳和奥拓身体的、生理上的相似性与认知过程等同起来，对于提出认知的边界不构成威胁。相应地，把信念和认知状态当成一回事也不能说明心智是被延展的，因此这样的论证还太弱。

综上所述，延展心智论题要求破除认知固守在大脑内的看法。颅内主义认为，即使人使用了工具，认知也仅仅只能在大脑中发生，更不用说心智。我认为，两者之间的争论焦点实际上是围绕着心智和工具的关系而产生的。

三、来自心智与工具的混合体的挑战③

当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奥拓没有使用记事本的时候，它的认知过程没有延展到记事本上。而当他使用记事本查询路线的时候，他的认知过程就延展到了记事本上了。于是，我们会问：在使用工具的时候，心智与工具应该具有什么关系？我认为，C & C的思想实验只对使用记事本的奥拓进行论证，而没有对这两种情况下奥拓的心智是如何变化给出一个详细的解释。另外，C & C认为，不仅在使用工具的时候人的心智延展到了工具上，而且认知就是心智与工具混合的过程，他们通过耦合系统论证与均等原则对此进行了辩护。我认为延展心智论题在这里至少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认知的能力上看，延展心智论题不足以成立。我将奥拓的思想实验中的情形表达如下(A):

1)记事本与奥拓的心智有因果上和信息上的关系；

2)记事本赋予了奥拓心智认知能力，奥拓不能没有记事本；

3)因此，记事本就是奥拓心智认知功能的一部分。

只要足够细心，就可以发现3)是无法从2)中推导出来的。至少，从这一点来看，延展心智论题的论证不够强。为此，C & C应该给出更为详尽的论证。不过，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

而另一方面，同样继续推导如下(B):

1)奥拓依赖于自己的认知能力，他得知展览馆的方位；

2)当奥拓不再或无法使用其认知能力，并依赖于记事本来完成认知任务；

3)奥拓通过记事本得知展览馆的方位，奥拓的认知延展到了记事本上。

在(B)中是否存在问题呢？奥拓究竟知道了什么？以及他的心智延展到了何处？我认为，(B)只是谈到通过使用工具或设备去获取信息。确切地说，当一个可靠的记事本告之奥拓展览馆的方位时，看似奥拓知道了图书馆的方位。但是，记事本并没有使用到奥拓的认知能力。所以，根据认知能力的观点来看，延展心智论题是存在问题的。④这里应当注意，对于认知而言，如果认知主体没有启动其认知能力，严格意义上而言就不能称之为认知，甚至认知过程。换言之，知识(知道展览馆的方位)的形成源于认知能力。然而，当你没有调动这种认知能力，并依靠外在的事物告知你某个“知识”的时候，这种所谓的“认知”并不能视为认知。所以，C & C所谓的“认知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而言，偏离了对认知的理解。

第二，从心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看，延展心智的论题是值得怀疑的。“人类的心智可以通过文化的和技术的扭结被真正地延展和扩大，或者心智只是那个和使用了新式工具一样的老式的心智而已吗？”([4]，p.39)克拉克对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解释道：“比起简单的以知识为基础的使用，外在的(external)和非生物的(non-biological)信息处理资源，也适合于暂时的或长期的增进与合作。无论这里坚持什么样的延展，我们不只是身体的和器官的，而是可渗透的认知主体。但是，在使用工具的例子中，我们现在可以指出各种不同的可见的神经变化，它们伴随着真正的汲取了工具的或新的身体的结构，很难弄明白在心智与认知的常规例子中要寻找什么。”([4]，pp.39-40)这里，克拉克将工具理解为外在的和非生物的，这一点并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于，为什么“生物—社会—技术的混合体”([7]，p.457)能被视为认知的或心智的？虽然，延展心智论题注意到了计算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这些过程包括记忆、信念等人脑的机制。但是，它激进地认为，在一个认知系统中的大脑计算与外部世界的计算是相等的，人脑的计算(内在计算)与非认知的(外在的工具)之间在完成一项认知任务时，它们的作用是一致的，这一点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第三，延展心智论题将均等原则建立在生物性论证基础上的观点是不可靠的。这一点在《超尺度的心智》(Surpersizing the Mind)一书中表现得较为突出。首先，克拉克认为，在所举的例子中，他试图说明的问题是：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的世界结构和行为，都在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改变着我们生物性的大脑。它与世界的交往源于信息的流入。而单纯的内在计算和内在表征已经不足以解释人类的思想。因此，就没有必要把心智像蛋糕一样切割为内在和外在的部分。同样，也无需把人类所有的认知过程看做是大脑中发生的。其次，克拉克在“生物”一词的使用上，通过提出“生物外在的”(bio-external)和“非生物的”(non-biological)两个概念来为心智与工具的关系作出解释。例如，在为自己的《超尺度的心智》所写的书评《寻找心智》(Finding the Mind)一文中，克拉克强调：

奥拓的思想实验的意思是让读者相信，在特定条件下，一个生物外在(bio-external)编码的粗陋功能作用，对于一个内在的持续编码所发出的处理命令是非常相似的，这说明了作为物理机制(machinery)的一部分的非生物的(non-biological)资源真正构成了一个主体的某种心智状态(mental states)。([7]，p.448)

这里克拉克使用生物外在的和非生物的两个概念来表示：大脑外部的工具设备等，它们虽然不具有人类的生命形式，也有别于人类这样的生物形式，但是这种非生物性(机械性)的资源对于人类的认知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像人脑这样的生物性器官极好地装备上了外在结构，并且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了不少问题。

很显然，这里克拉克除了表现出生物性论证倾向之外，还表现出功能主义的倾向。但这种倾向不仅没有区分出前面所言的认知的与非认知的，还在“功能”的意义上将生物与非生物合二为一。即，只要能够在认知系统中产生作用就能产生某种信息，这种信息就正好能被人脑所接受。于是，生物性的大脑就与非生物性的工具组合起来。所以，在克拉克看来，人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人，而是半机器人(Cyborgs)即心智、身体(神经)和环境(技术化工具)的混合体。

众所周知，随着技术人工物或(智能化)工具的出现，人类的认知情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当我们需要拨打某人的电话时，手机上的电话本代替了大脑记忆电话号码的功能。此时，我们会发现，日常信念驱使我们去相信使用工具对日常生活所带来的作用。但是，我们的信念又无法告诉我们，当通过手机上的电话本来拨打电话的时候，心智竟然变成了手机的一部分。然而，回忆一个电话号码，或从手机菜单里调出电话号码，两者的区别在于，提供信息的源头不同。可是，当获知一个电话号码，在这两种情形下，电话号码在大脑中的表征却是相同的。克拉克仅仅是将认知的过程理解为认知，并将外部世界参与到认知过程中的部分理解为认知过程的一部分而已。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并非想否认生物性与非生物性之间不能结合或没有结合的可能，而仅仅是想问：人的心智从生物性的大脑中产生，它如何能被视为一个非生物的东西？比如一部手机。我认为，延展心智论题之所以会承认手机成为心智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它只强调手机的某种功能对大脑的替代作用。虽然，大脑可以不再记忆繁冗的电话号码，但不意味着它不能记忆。换言之，即使大脑的部分功能或者身体的部分功能被替代了，至少在大脑中还存在着最为根本的产生心智内容的能力。然而，在延展心智论题中似乎没有对这种能力加以强调，反而对其视而不见。最后，我认为无论工具与心智处于何种关系，由于人类心智的这种能力才使得认知成为可能，因此，心智是工具所不能替代的。当然，如果将这部分心智内容从颅骨内剔除出去，那么，从观念上来说，延展心智论题就会对认知主义或传统认知科学形成挑战。

四、结语

“延展心智论题”的提出使我们意识到，一直支配着认知科学的认知主义研究纲领是成问题的，因此也有人曾把4E运动所发展起来的诸多“研究纲领”称为“后认知主义”(post-cognitivism)([8]，p.XVII)。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说认知主义是成问题的时候，丝毫不意味着它的反对者“后认知主义”的研究纲领就没问题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的问题更多。如果说前者对心智的界定是不充分的话，那么后者就有同于泛灵论，根本“没有明确说明何为‘心智’”([9]，p.57)。借用戈德曼的一句话，我认为延展心智论题是“一个盘旋在认知科学实验室上空的幽灵”。([10]，p7)之所以说是“幽灵”，那是因为现有的实验手段很难捕获并消化它。

【注释】

①Cf. Putnam, H., The Meaning of "Meaning",(1975)& Burge, T., Individualism and the Mental[A],(1979).in Chalmers, D. J.(Eds),Philosophy of Mind: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581-607.

②这个思想实验是这样的：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奥拓听说展览馆有场非常不错的展览，于是决定前往。他通过自己的记事本上提供的信息，最终到达了。而另一位正常人尹佳则通过记忆判断到达了展览馆。

③为了避免误解，这里需要对工具做出简单的说明，即我们所谓的工具主要是指身体以外的，能为我们完成任务提供帮助的东西，尤其指人工物。值得注意的是，像记忆这样的心理状态虽然能够为完成任务提供可能，也可以视为一种工具，但是它与我们讨论的工具是有区别的。

④(A)和(B)论证是在与亚当斯教授(F. Adams)的交流中得到的启发。

【参考文献】

[1]Adams, F., Aizawa. K., The Value of Cognitivism in Thinking about Extended Cognition[J].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 2010, 9: 579-603.[2]Adams, F., Aizawa, K., The Bounds of Cognition[M].2008. Blackwell Publishing.[3]Adams, F., Aizawa, K., The Bounds of Cognition[J].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001, 14(1): 43-64.[4]Clark, A., Supersizing the Mind[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5]Clark, A., Being There: Putting, Brian, Body and World Together Again[M].The MIT Press, 1997.[6]Clark, A., Chalmers, D., The Extended Mind[J]. Analysis, 1998, 58: 7-19.[7]Clark, A., Finding the Mind[J].Philosophical Studies, 2011, 152: 447-461.[8]Gomila, T., Calvo, P., Directions for an 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 Toward an Integrated Approach[A], Calvo, P. & Gomila, T.(Eds), Handbook of Cognitive Science: An Embodied Approach, Elsevier Ltd, 2008.[9]刘晓力：延展认知与延展心灵论辨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0(1): 1-11.[10]Goldman, A., Vignemount, F., Is Social Cognition Embodied?[J].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09, 13(4): 154-159

（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13年1期。录入编辑：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