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人物

合演“双簧”传佳话

20世纪初的中国，古文旧学因艰深晦涩不易传播，已跟不上时代发展步伐。但在守旧派的维护下，依然为大部分文人沿用。直到袁世凯鼓吹复古思想，复辟帝制，才引起进步知识分子的反思，他们奋起批判复古主义。文学革命爆发后，钱玄同认准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两个革命对象，撰文给予抨击，但当时反响并不强烈，只有林纾在《国民日报》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算是公开反对。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信中，对林纾的观点加以反驳，但林纾没有及时回应。

没有对手反击，无人进行辩论，文学革命有些尴尬。倡导者也颇感寂寥。为改变现状，1917年10月，刘半农致信钱玄同说：“文学改良的话，我们已经锣鼓震天地闹了一闹；若从此阴干，恐怕不但人家要说我们是程咬金的三大斧，便是自己问自己，也有些说不过去罢！……譬如作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当仁不让’，是誉是毁，也不管他。”

1917年10月16日刘半农致钱玄同信

做过编剧的刘半农，想到演双簧戏。他想把正反两个阵营的观点展示给读者，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钱玄同觉得主意虽好，但手法不妥。经刘半农反复劝说，钱玄同终于答应配合。

钱玄同与刘半农（右）

1918年3月15日，一封署名“王敬轩”的读者来信在《新青年》发表，该文用文言写成，不用新式标点，作者用封建卫道士形象，列数《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罪状”，极尽诋毁之能事。同时刊出的，还有刘半农用白话写的《复王敬轩书》，该文洋洋万言，与王敬轩观点针锋相对。这两篇言辞激烈、水火不容的文章拉开了“双簧”大幕。

其实，“王敬轩”正是钱玄同的化名。由于对旧式文人非常熟悉，他惟妙惟肖地模仿了守旧派对新文学的种种误解、歪曲，足以乱真。刘半农的复信，对“王敬轩”的观点逐一反驳谩骂，风格直爽泼辣，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将林纾作为“反角”强拉进来，指名道姓地痛斥攻击。

“双簧信”发表后，林纾等保持沉默。之后，《新青年》同人又捉刀代笔，发表署名“崇拜王敬轩先生者”“戴主一”的读者来信。信中责备刘半农复王敬轩的话“大唱厥词，肆意而骂之”，说《新青年》诸君为胡言乱语之狂徒，质疑文学革命的合理性。随后，又刊出陈独秀的复信予以反驳。这期间，他们还向林纾得意弟子张厚载约稿，张稿发表后，钱玄同又撰文痛批了张厚载。

1918年，胡适的《建设的新文学革命论》、鲁迅的《渡河与引路》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先后发表，廓清新旧文学界限，引导新文学创作价值取向。同时，《新青年》陆续刊发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白话诗，宣告诗歌创作冲破旧体诗束缚。同年5月起，杂志全部使用白话文，鲁迅的《狂人日记》横空出世，震动社会，成为新文学奠基之作。

散文、文学批评和戏剧新作品也一一亮相。后来，《每周评论》《新潮》作为新生力量，加盟新文化运动，使文学革命阵营如虎添翼、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林纾一开始似乎没有想好反对文学革命的理由。1919年，他才用文言文发表小说《荆生》《妖梦》，影射攻击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随后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按语中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学家的主张祸及人群，无异于洪水猛兽。提醒蔡元培要制止反孔、废除白话行为。蔡元培发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函》，逐一反驳其观点，为新文化运动辩护。之后，鲁迅也加入论战，矛头直指林纾。

面对激烈的口诛笔伐，4月5日，林纾发文承认有过激谩骂言辞错误，表示会以和平方式卫道。接着发表《论古文白话文之消长》，坚持维护古文主张，最后发出凄婉无奈的感叹：“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辩之者，请诸君拭目俟之。”至此、历时一年多的新旧文化论战终于落下帷幕。

这场激烈的“双簧戏”中，钱玄同、刘半农放下文人矜持，借助自我“炒作”、自我反驳的做法，为反对旧文学、提高新文学影响力立下汗马功劳，给这场文学革命增添了些许戏剧色彩。

（本文来源于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红楼风云人物》，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第214—216页）

原标题：《风云人物 | 钱玄同、刘半农——新文化运动的“双簧”战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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