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尖：告别这个“文化庸俗”的时代，影视圈需要一场左翼运动

1930年代的上海在今天的影视剧总是被塑造成一个“纸醉金迷、靡靡之音”的十里洋场。然而，曾经的上海却也是“人民电影”的诞生地，中国的左翼电影人在这里创造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将新诞生不久的中国电影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教授，作家、著名影评人毛尖做客观察者网，畅谈了中国电影的“左翼传统”已经当今影视圈的种种新涌现的现象与潮流。

【对话/观察者网 新之】

观察者网：毛尖老师您好，上海是中国电影第一个“黄金时代”的诞生地，然而促成中国电影达到很高艺术高度的左翼电影的光荣历史似乎已经不被很多人熟知了。

毛尖：我很高兴你提到左翼，中国电影刚起步的时候是“鸳鸯蝴蝶派”，很多题材都是男男女女、神神怪怪的比较多，好像没有受到什么新文化的影响。而左翼运动进入电影界之后培养了很多演员，这些演员受左翼运动的影响，觉得自己不再是“戏子”了，整体的精神面貌都得到了很大提升，当时中国新生的影视文化圈也开始健康化，变得更加有活力、更加有尊严了。

左翼文化给初生不久的中国电影带来了新气象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现在我们的影视圈应该再有一场“左翼运动”来刷新一下当代影星的精神面貌。别的不说，有时候我恨不得给现在的明星办一个“写字班”，帮助他们加固一下九年义务教育的成果——现在影视剧里的男女主的一手字有时候看着确是很闹心，而剧中人物还要在旁边夸“你的字真漂亮”。

在当时，洪深、欧阳予倩、田汉等等左翼艺术家进入电影创作，他们将社会现实带到了电影中来，不仅让电影的艺术得到了提升，而且将中国电影发展成为不仅是艺术的，而且也是政治的，这一点我觉得无论如何强调都是不为过的。程步高的《狂流》，蔡楚生的《渔光曲》，沈西林的《十字街头》，袁牧之的《马路天使》，这些电影都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感和当代感，而电影院也就成为了普罗接受时代信息的地方。

中国的政治因为电影变成了时尚的话题，包括40年代后期，像史东山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像蔡楚生郑君里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包括《万家灯火》，《小城之春》，对战时战后的社会矛盾文化环境都有生动的刻画，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在当时中国人的政治感就是放眼全球都是第一位的，这和左翼电影的传播关系非常大。

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出自电影《风云儿女》

不仅如此，进步电影人还为当时的中国电影带来了世界电影的先进文化，包括好莱坞的制作模式、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当时的中国电影圈在左翼电影人的影响下学习了非常多国外优秀电影的艺术风格，电影界的理论水平也得到了提高，也诞生了《神女》、《新女性》、《丽人行》这样的具有女性主义意义的电影文本。

我们今天谈及中国电影在上海30年代的辉煌时刻的时候，有一点不应该忘记，包括我认为对今天的影视创作也是一个巨大的遗产，那就是当时的电影对于普通人的表达是非常好的。今天我们都在讲如何拍好“主旋律”，大家都在往主旋律靠，很多人觉得去拍革命题材才是主旋律，但我认为人民生活就是主旋律，主旋律不仅是大事记，当我们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价值观如何“落地”，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人民的衣食住行。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的这些老电影似乎和今天我们在影视作品中所描绘的东西相对照，我们能感受到一种很强的“割裂感”。

毛尖：在优秀传统的传承上，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断绝这种关系，但是你提到的割裂感也是没有办法的。

比如说我自己在学校里上当代文学课，我让学生看金庸，我想金庸这么好看，我想学生应该是像当年的读者那样不舍昼夜地去看，但是他们其实没有那么高的热情了，在他们的眼中好像金庸小说已经是“古典文学”了。

比如说老电影中的“刘三姐”形象，现在的影视剧热衷于塑造“大女主”形象，但是今天的“大女主”们再也无法复刻刘三姐那种“移山移海”的能力和气场。

电影《刘三姐》剧照

再比如说新中国之前的电影中上海往往是以“夜上海”的形象出现的，电影总是以夜上海的靡靡之音开场，新中国以后就我们的电影中有白天的上海了，像《大李小李老李》、《今天我休息》，都是以白天的上海开场的，一下子好像上海换了天地的感觉。但你看现在我们又好像回到夜上海的位置上去了，无论是那种音乐的感觉还是服装、排场，骨子里又回到了那种更“软”的位置上去了。

观察者网：您如何看待当下中国影视强调“文化输出”的潮流？

毛尖：强调输出一方面当然是好事，说明我们有了国际视野，但是另一方面太在乎这种输出有时候会变成一种假大空的荣誉感。或者说“输入输出”不应该成为电影的一种元认知，否则就会阻挡我们发展的主要路径。

比如印度电影一直发展得很蓬勃，他们并不担心输出，黄金时代的香港电影也不担心输出的问题。

我觉得中国电影一方面要两头克服：一方面克服“啃洋”，一方面克服“啃老”。啃洋很好理解，我们大量的电影从海外进来难免会对本土工业有所抑制，或者说我们的电影人过于强调模仿外国电影的套路。而啃老则是自己不努力，觉得拿传统经验就可以包打天下。当然我们有关部门的一些导向是有问题的，现在我们特别喜欢说“向传统文化要ABC”，但真正的百家齐放是需要创造新的文化的。

与其过分焦虑输出，我们其实应该从更大的视野中考虑中国电影的发展结构，未来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应该接轨当代文化的新样态。我们应该借鉴阿根廷或者巴西足球的经验，一边要专业化、一边要业余化，这样说虽然看上去很矛盾，但实际上就像最近很火热的村超——国家队有国家队的经验，大街小巷也要有自己的位置。

未来的中国电影要允许有能力的人都加入到电影创作中来，努力去扶植像“村超”那样的中小企业。而不是过于强调所谓“大视野”，缺少顶层设计同时也没有基层建设，搞得“烂片”成为了“恒温层”，院线都被所谓的大片所占据，电视剧时长成为了大户们的天下，对于流量的过分推崇挤压了中小公司的生存和见光率……这让我这个职业的电视剧观众往往看剧是“惊”大于“喜”。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做好“输出”，走群众路线是必须的。只要我们自己做的好，别人自然会来拿，不用我们自己去担心输出的问题。《甄嬛传》和《三体》就是很好的例子。同时我们也不能光盯着美国的认可，输出同时意味着我们要向第三世界、南方国家输出，不要好像只有甄嬛讲起了英文才算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