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思义：振兴经济如何唤醒民间投资？首先，不要掉进这个陷阱……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罗思义】

人们普遍关注到，目前中国民间投资增长极其缓慢，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议题之一。截至2023年4月，民间投资仅增长0.4%，接近于零增长。许多地区对此做出的政治性的反应是——通过了相关法律，以强化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然而，这一举措固然重要，却并非对该问题的准确回应。事实清楚地表明，民间投资没有显著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而非政治原因。

本文的结论是：只要经济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无论在政治层面赋予私有财产多少保障（事实上，至少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以来，私有财产一直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特别保护），民间投资都不会显著增长——尽管2023年中国经济的加速可能使其短暂复苏。如下文所示，这些真实的问题被西方“庸俗”经济学中的错误理论所掩盖。

因此，本文的目的很简单：

首先，我将对民间投资增长缓慢的事实进行系统性分析；

其次，阐述民间投资的发展态势，从而说明民间投资增长与中国宏观经济之间的联系；

第三，将说明民间投资持续强劲复苏所需要的条件。

最后，将分析这些问题与中国战略发展中的根本问题之间的联系。

本文的结论是简洁明了的：西方“庸俗”经济学（确切来说，即边际主义经济学）及由此产生的一切政策，都严重妨碍了民间投资。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相较于前者看似不够清晰简洁，却清晰明了地直击了问题本质。

毛泽东曾探讨过类似的问题。众所周知，在物质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策战胜了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免受其攻击。在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领域，民间投资也需要得到类似的保护。西方“庸俗”经济学反映的是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的利益，若其产生影响，将严重阻碍民间投资的增长。

确切而言，西方“庸俗”经济学思想对经济过程和民间投资造成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这类理论认为，鉴于消费和资本增殖的总和即为经济总量，前者占比提高必然导致后者占比下降，进而导致旨在利润最大化和资本增值的民间投资增速放缓。也即是说，消费占经济比重增加，则民间投资增长率下滑。

本系列前两篇文章《它曾成功“谋杀”了德国、日本、四小龙，现在想要劝中国“经济自杀”》和《为什么在中国投资效率更高？这真的是一个“体制问题”！》所讨论的问题，与西方“庸俗”经济学对民间投资的负面影响直接相关。民间投资增长缓慢是一个重大问题，且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波及就业等多个领域。

第一部分 中国的民间投资和政府投资

首先，为了对中国当前经济表现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有必要指出的是，过去三年，与所有国家一样，中国正常的经济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但在此期间，中国经济表现明显优于所有其他主要经济中心。如图1所示，在2019-2022这三年疫情期间，中国经济增长13.8%，印度增长8.6%，美国增长5.2%，欧盟增长2.3%，日本经济增长1.3%。也即是说，2019-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比印度快60%，是美国的2.5倍，欧盟的6倍，而日本经济却陷入萎缩。因此，任何关于中国经济现状的讨论，都必须放在中国经济表现远远优于其他国家的国际背景下进行。如下文所示，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政府投资的卓越表现——政府投资在中国应对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这在拙文《它曾成功“谋杀”了德国、日本、四小龙，现在想要劝中国“经济自杀”》中有所分析。

图1

当然，中国在国际比较中的优越表现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不存在任何问题。正如上文所示，其中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是民间投资增速下降。

在对此进行分析时，必须考虑到最近的趋势，从事实而非推测出发，从而推翻一些谬论。图2呈现了2011-2022年中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趋势，从中可以看出，民间投资增速下降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2011-2022年，政府投资年均增速从11.1%降至10.1%（尽管在其中几年间一度低于10.1%），仅下降1%，也就是说，仅较原来水平下降9%。但同期民间投资年均增速从34.2%暴跌至0.9%，较原来水平骤降97%！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年均增速之间为何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会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造成什么影响？

图2

首先我们来看民间投资与其他经济过程的关系，很明显，民间投资与“资本形成”这个概念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西方”经济学将马克思所谓“资本形成”称为“国民储蓄”，但其概念有别于日常语言中的“储蓄”——不仅包括居民储蓄（即日常语言中“储蓄”的含义），还包括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后者在政府出现财政赤字时为负值）。马克思主义术语里的“资本形成”概念，也有别于西方经济学术语里的“资本形成总额”（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量增加）概念——后者仅为国内资本形成，而前者则包括国内外资本形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术语“资本形成”更有助于理解当下局势，因此下文将以该术语表示“储蓄”。当然，如果读者将其替换为“储蓄”，也不会影响阅读。

图3显示了2011-2021年（2021年是目前可查国际对比数据的最后一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未扣除资本折旧）占中国CNI（国民总收入）比重与民间投资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上述两个变量之间的关联非常密切，相关度为0.98——相关度的满值是1.0，0.98几乎是现实中所可能存在的最高值。R平方关系（反映一个变量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程度的值）也极高，为0.95。

简言之，资本形成总额占中国CNI比重和民间投资增长之间关联极度密切。

图3

不同于图3，图4显示了2011-2021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储蓄占中国CNI比重与政府投资增长之间的相关性。相关度仅为0.47，显然不及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储蓄占中国CNI比重与民间投资增长之间的相关性。R平方关系仅为0.22。因此，资本形成总额占中国CNI比重和民间投资增长，及与政府投资增长之间，存在不同的相关性。

图4

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资本形成/储蓄占中国CNI比重与民间投资增长关系密切（如图3所示），但前者的变化幅度极低，仅为6%（在44%至50%之间）；而后者的变化幅度极高，为33%（从1%到34%不等）。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储蓄占中国CNI比重的变化幅度如此小，而民间投资增长率的变化幅度如此之大？若对扣除资本折旧后的净资本形成/净储蓄占CNI比重与民间投资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研究，或将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