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居鲁士之城”：波斯史“首都”概念差异及中文文献瑕疵

作为人类史上首个地跨三大洲的帝国，波斯帝国统辖的领土空前庞大，远超西亚北非地区此前的所有文明。为统辖广袤的领土，帝国统治者们建立了多个具备首都性质的城市，借首都和连接全国的驿道的辐射效应强化对帝国的控制力。但是，中外史学界对波斯帝国首都的概念认知存在一定偏差，围绕古城确切建立时间、首都数量和首都确切职能产生了数种不同的说法。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自然有不断推进的考古工作与定稿付梓的史料教材的时差性、以及中文文献转译或参考过程中可能存在疏漏，但同时，对“首都”概念、以及波斯帝国特定历史时期行政结构的不同认知，无疑对相关文献基本陈述内容的差异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研究界主流观点大多认为，波斯帝国共有四个首都，分别是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埃克巴塔那（Ecbatana）、苏萨（Susa）和巴比伦（Babylon）。这一观点阐发自政治角度，是波斯帝国行政结构的客观反映；但是，许多搜索引擎、乃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都提到一座名为“帕萨尔加德”（Pasargadae）的波斯首都，因此经常出现历史学书籍中称波斯帝国共四个首都、而网络搜索引擎显示波斯共五个首都的现象。这两个说法都有其合理性，是站在不同研究角度对波斯帝国历史进行分析的产物；但或许是受“四首都”结论先入为主的影响，中文历史文献中往往不会提及帕萨尔加德，吴齐六卷本《世界史》、乃至北师大《世界上古史》，甚至都出现将波斯波利斯与帕萨尔加德模糊混淆的错误史实。

六卷本《世界史》和北师大《世界上古史》问世已有近30年，当初到底为何出现这一问题，如今已难以探寻、亦难以根据历次修订版本进行对比。但若从六卷本《世界史》2011年最新修订版本第六章第三节“波斯帝国”的整体内容来看，这一谬误很可能是在已知波斯帝国行政结构的基础上从结论倒推过程、遗漏确切史料的结果；而在分析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时，又有必要从波斯帝国的发展历程、以及波斯帝国的行政管理方式入手。

严格来说，波斯帝国虽然代表西亚北非地区古代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但其建立者却是文明程度远低于该地区旧有政权的落后游牧民族，帝国的建立打乱了奴隶制经济和农耕文明发展的正常进程，以一种跳跃式发展的势头征服该区域内的先进文明，形成后进文明统治先进文明区、在继承先进文明遗产基础上发展至新高峰的现象。出于平衡帝国各区域、以及发展经济文化的考量，波斯统治者既无必要、也无力将被征服区域夷为平地，故其对待被征服区域采取宽容态度，多在被征服区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统治——反映在政治方面，就是波斯帝国的首都中，埃克巴塔那为原米底王国首都，巴比伦为原新巴比伦王国首都，苏萨为原埃兰王国首都，帝国统治者并未将这三座城市彻底摧毁，而是将其定为首都、就地治之，最大限度保留原首都的政治效用；也就是说，算上帕萨尔加德，波斯一众首都中只有两座是波斯统治者亲自从零开始建立的。

据六卷本《世界史》，“公元前558年，居鲁士二世在波斯称王，都帕塞波里斯”【1】，北师大《世界上古史》与之说法一致【2】。这一说法对居鲁士二世即位的陈述并无太大错误（多数外文文献称居鲁士于前559即位，前558一说无伤大雅），但“定都于帕塞波里斯”之说存在问题——这一点又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外文词汇翻译问题，二是史料记载问题，三是考古发现问题。

站在翻译角度，“帕塞波里斯”很明显是指现在常译“波斯波利斯”的Persepolis（北师大《世界上古史》即译“波斯波利斯”）。后文“帝国的四个都城即帕塞波里斯、埃克巴塔那、苏撒和巴比伦……”【3】也证实了这一点。但从读音来看，无论是英文“Pasargadae”、波斯语“Pāsārgād”还是希腊语“Πασαργάδαι”，都不可能转为汉字读音“波里斯”；波斯波利斯的外文名，无论是希腊语“Πέρσηςπόλις”还是英文“Persepolis”，也无法逐字逐音转写出汉字“帕塞”，反倒是帕萨尔加德名称的前两个音节与之相符。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似乎难以从“音译结果混淆”这一角度对六卷本《世界史》的记叙进行解释。

站在史实角度，波斯波利斯也与居鲁士二世没什么关联，至少可以说，这座首都的建立并非他的手笔——根据希罗多德的记叙，“帕萨尔加德”乃是居鲁士二世出身的阿契美尼德王氏族所属的部落的名字【4】；居鲁士统治时期（前559-前530）的波斯帝国首都排列是帕萨尔加德、埃克巴塔那、苏萨和巴比伦（设立时间顺序），此时并未出现波斯波利斯的记载；帕萨尔加德确切建立时间不明，只能推断约建于前6世纪中期，但从克特西亚斯称其为“居鲁士之城”来看，这座城市的建造者确是居鲁士二世无疑。《大英百科全书》记载，帕萨尔加德建在前550年居鲁士击败米底末代国王阿斯提阿格斯（Astyages）的地点附近【5】，居鲁士很可能是在波斯旧领帕尔斯（Pars）的中心地带以部落名建都、号召起兵，在都城附近击败亲征的米底王，随后接收米底领土、将埃克巴塔那确立为第二个首都。

而波斯波利斯虽与帕萨尔加德同位于伊朗高原的波斯传统势力区、相隔并不算太远，但二者间仍有约150公里直线距离【6】，波斯波利斯的阿帕达纳宫奠基铭文（DPh inscription）也明确指出，这座城市是大流士一世所建立，动工时间为公元前515年——此时据居鲁士去世已有15年。尽管法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建筑师安德烈·戈达德（André Godard，1881-1965）认为波斯波利斯是居鲁士二世选址、大流士一世营造，但这一说法略过了居鲁士之子、大流士之前的波斯皇帝冈比西斯二世，很难将其视作确凿无疑的证据。

最后，就帕萨尔加德和波斯波利斯的考古发掘结果来看，“居鲁士建都帕塞波里斯”的说法也存在问题。据曾在阿尔塔薛西斯二世宫廷中担任医生的希腊历史学家克特西亚斯（Ctesias）的说法，许多波斯皇帝都在波斯波利斯去世、并就地安葬，客死异地的君主则多将遗体带回波斯波利斯下葬；他同时提到，大流士一世墓茔亦位于波斯波利斯，在一块只能借助绳索才能到达的岩石上。现代考古研究证实克特西亚斯所言，在距波斯波利斯西北方约12公里处（Naqsh-e Rostam，即鲁斯塔姆浮雕，音译“纳克什鲁斯塔姆”）发现了大流士一世、薛西斯一世、阿尔塔薛西斯一世和大流士二世的陵墓，并在波斯波利斯周边找到了阿尔塔薛西斯二世的陵墓和疑似阿尔塔薛西斯三世（一说为大流士三世）的未完工陵墓。

波斯帝国君主有在统治时期营建陵墓的惯例，这些统治时间较长的君主死后都葬于首都波斯波利斯，可见阿契美尼德君主死后葬于首都已是约定俗成。但是，作为王朝建立者的居鲁士二世却葬于帕萨尔加德——北师大上古史P133亦提及此点：“公元前530年，居鲁士二世远征中亚游牧部落马萨格泰人，战败身亡，葬于帕萨尔加德（今伊朗境内）”【7】；包括居鲁士的继任者、在远征埃及途中暴毙的冈比西斯二世，其遗体也是被运回帕萨尔加德安葬【8】。这与克特西亚斯说法相悖，说明大流士一世之前，波斯波利斯并无首都地位，大流士一世即位后才将其作为重要城市开始营建、并以其取代居鲁士二世时期的首都帕萨尔加德。

此外，帕萨尔加德的托尔斯塔赫特要塞（Toll-e Takht）遗址、皇家花园与具备实际使用价值的宫殿遗址，以及居鲁士二世宏伟的西亚风格陵墓，都从侧面印证帕萨尔加德并非一座普通城市【9】：若仅有陵墓和要塞堡垒遗址留存，尚不能说明问题，但宫殿和皇家花园的发现，表明帕萨尔加德是波斯皇室着重营造的重要据点。大流士二世之前的两位君主将居住场所建于该地，说明该地实际上是君主权威的具象化实际载体——也就是政治意义上最能代表君主身份性质的“首都”。

实际上，国外许多研究文献也确实将营建波斯波利斯纳入大流士一世改革的举措中，认为大流士在苏萨和波斯波利斯大兴土木的目的是彰显王室权威和转移帕萨尔加德首都职能；通过建立新都，大流士一世进一步扩张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政治威望，从而实现对君主专制的强化。这一举措在国内史学文献中则大多一概而过，一方面可能是出于通史类教材的详略着重点选择的考量，另一方面可能也与国内学界的主要研究方式、风向等牵涉思想意识层面有关。

波斯帝国之后，世界上仍有少数庞大帝国出现，亦不乏领土面积较波斯更广大者。但是，并非所有大帝国都采取了和波斯帝国一样的多首都式政治架构，即使有，也未尝出现首都数量多达四个的封建政权，这一切都使得波斯帝国的政治制度显得尤为特殊。此前在西亚北非地区称霸的埃及和亚述均未有过相关经验，这让波斯人在治国方面缺乏能充分借鉴参考的对象；波斯帝国特殊的政治体制是结合区位特点、统治局势、以及波斯人自身因素的综合考量结果，在当时并没有相对更好的、能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更契合的方式，实质上也反映出波斯人在文明发展层面的特殊性。

从政治层面而言，多首都制是在西亚北非地区多民族混杂、多政权林立的大历史前提下增强统治力的相对优选。波斯帝国的疆域是空前强大的，而受时代所限，奴隶制社会体系下政治机关的影响范围和治理能力始终有限，对于疆域辽阔的帝国而言，仅设立一个首都难免不足，且米底、新巴比伦等被征服农耕区对还带有浓厚游牧色彩的波斯政治架构必然难以全盘接受，因此，借助被统治区原政权现成首都、维持其原状的做法，有利于缓和后来者波斯人与原有居民的矛盾。大流士一世正是在多首都制前提和基础上设立行省制，派遣总督加强对被征服区的控制和管理，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以驿道驿站为主的交通网络，强化区域与区域、首都与区域、首都与首都之间联系，以便更好地开展统治。

经济层面，多首都制则是帝国内部社会经济不平衡性与复杂性的综合反映。与在该区位经营已久、形成相对稳定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众农耕文明而言，直到前9世纪还处于游牧部落状态、征服西亚北非时仍有近半数氏族从事畜牧业的波斯人无疑是落后的（据希罗多德记载，波斯人共十部落，居鲁士起兵反抗米底召集其中三部落；另有三农耕部落；余下全为游牧部落【10】）；而帝国又是涵盖数个不同发展模式的旧文明、面积空前庞大的，因此，波斯帝国成立初期，整个帝国各区域呈现出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局面：两河流域发展奴隶制已有数千年，小亚细亚、巴比伦尼亚等地商贸繁荣，而波斯兴起的伊朗高原、乃至中亚地区，却仍处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阶段或奴隶社会初期。因此，发展落后地区成为波斯统治者的首要目标，但同时又不能对较先进地区过于压榨。帝国数个首都中，巴比伦为商贸高度繁荣的新巴比伦王国旧都，居鲁士征服新巴比伦后，几乎没有对巴比伦尼亚进行任何变更，任由其保留原有经济制度，甚至后期部分波斯官员还参与到巴比伦的高利贷商业活动中，为该地商业活动提供官方背书；与此同时，帕萨尔加德、波斯波利斯、埃克巴塔那、苏萨都位于相对后进的伊朗高原地区，通过调集全国资源供养营建上述首都，伊朗高原地区的经济就被刺激发展，促成了相对后进地区奴隶制经济的快速跃进。

而从社会民族角度来看，多首都制实质上属出于维护帝国稳定目的的妥协。在波斯人之前，西亚北非地区先后有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埃及人、赫梯人、亚述人、埃兰人、米底人、迦勒底人等各式族群存在，虽然这些族群大多延续了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的文化体系，但社会经济、生活习惯等各方面差异，以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矛盾始终存在。旧有政权的矛盾以阶级矛盾（奴隶主与奴隶、贵族与平民、王权与神权）和民族矛盾体现，二者在该地区深深扎根，成为动摇政权统治的危险因素。异军突起的波斯人虽无上述两类沉重包袱，但当其建立起史无前例的奴隶制帝国之时，实际就将帝国疆域内所有历史文明和民族的矛盾扛下，如同背着一个当量远超以往水平的炸药包。这种情形下，强迫先进族群接受落后族群的社会体系必然无法实现，无疑也会加速矛盾爆发、危及政权，因此保留原政权首都就成了缓和矛盾的折中之举；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达到该阶段阈值的奴隶制社会，也的确难以寻觅到更完美高效的解决措施。后来亚历山大设佩拉（马其顿）、巴比伦（巴比伦尼亚）双首都，在中亚、印度等地营建城市，设总督加强管理，配合宽容政策和增加自身宣称的方式缓和与被征服区居民的矛盾、提高影响力的措施，实际上就是对波斯帝国政治架构的继承。

另一方面，从波斯帝国的行政结构来看，多首都制的特殊性还体现在首都职能的差异性及其转移上。首都有多个，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却只能有一位，在其之下只能由总督管理下级行政机构、而决不可同时出现多位执掌整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后来罗马帝国“四帝共治”体系的迅速崩溃就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为加强君主专制和对首都辐射范围的控制，波斯皇帝们就必须在首都间往返。考古成果显示，波斯帝国真正行使首都政治职能的只有埃克巴塔那、苏萨和巴比伦，波斯波利斯从营建之初就并未被定位为“政治中心”，而是彰显君主权威和帝国景气的礼仪首都，这也是许多希腊人直到亚历山大攻占波斯波利斯之后才了解此地亦为波斯首都的原因；一般认为，巴比伦是波斯皇帝的常驻首都，统治者在冬季来临时前往苏萨，首要政治中心的职能随之转移，海拔较高的埃克巴塔那则作为避暑的夏宫和夏季权力中心；波斯波利斯则是典礼举办场所，每年的诺鲁孜节（Navruz，即伊朗、中亚、我国西北等地的传统新年，因始于每年春分而又称“开春节”）就在此处举办。同时，自大流士一世起，波斯君王有意将波斯波利斯营造成巨大的宝库，该地规模无比宏大、贯穿阿契美尼德王朝始终的宫殿建筑营造，乃至发掘出的钱币宝藏等，都体现了这一点。

这种对不同首都职能的定位差异，也是波斯帝国多首都制特殊之处的体现。这一特殊之处的重点在于，不同于沙特阿拉伯、南非等拆分国家最高权力赋予不同首都的现代多首都制国家，波斯作为一个君主专制政权，君主独揽政治、经济、军事、立法等方面的最高权，多首都制下（除礼仪首都波斯波利斯外）的各个首都是一个“空壳”，作为最高权力实质的君主则是不可分割的承载一切最高权力的内容物；君主在多个首都间移动，国家最高权力随之转移到对应首都的“空壳”中，因此，在同一时间内，只可能有一座首都是具备完整最高权力的“整体”。这与将最高权力切分成数份、每一份放入不同空壳、形成多权分立的现代多首都制国家有明显差异，同时也是君主专制制度下统治者独裁与权威的最佳体现。

现在，再来重新审视“五首都”和“四首都”两种结论，并比较两种结论所立足的分析角度。

实际上，“五首都”和“四首都”都属于正确结论，二者可视为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前者是一个更宏观整体角度的归纳，而后者则是限定条件更细致的具体结论。将波斯帝国统治初期发挥过首都作用的帕萨尔加德计入帝国首都数量，毫无疑问是站在整个波斯帝国历史角度的纵向比较结果，是将帝国时间轴上所有具备或具备过首都职能的城市归纳到一起；

而排除帕萨尔加德，将另外四首都并列组合的说法，则立足于波斯帝国大多数统治时间的行政结构、以横向比较角度进行归纳而得出的结论。“大部分统治时间”和“行政结构”作为更详细的划分标准，自然将从冈比西斯二世时开始逐渐转移、到大流士一世时完全失去首都职能的帕萨尔加德摒除在“首都”这一需要发挥实际政治作用的政治机构概念之外。

但是，作为波斯帝国建立初期发挥过实际功能的首都，帕萨尔加德在职能上与仅为礼仪典礼场所的波斯波利斯有本质区别，将波斯波利斯说成是居鲁士二世所建、略去帕萨尔加德的说法与研究角度差异并无关联，二者也并不存在相互冲突之处，确属疏漏或谬误。无论从考古发掘时间、发掘结果，还是对相关碑文的解读，都已证明设置新都波斯波利斯的原因、以及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尽管我国史学界的主要研究方向并不涉及事无巨细的上古政权细节，但“居鲁士之城”对了解西亚北非地区奴隶制时代政治形式演变而言，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在波斯史及西亚北非文化等相关研究方面的重要性不应被忽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与波斯波利斯同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就是最好的佐证之一。尽管重新修订教材实属困难或不可能之事，但仍期冀这一细微错误有朝一日能被修正，对基础通识内容的普及、以及相关研究带来些许裨益。

【1】《世界史 古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2019.12重印），P118

【2】《世界上古史》第4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4（2019.7重印），P132

【3】《世界史 古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2019.12重印），P122

【4】[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Ⅰ，125

【5】Pasargadae, ancient city, Iran. via:www.britannica.com/place/Pasargadae-ancient-city-Iran

【6】波斯波利斯遗址经纬坐标（29°56′3.984″N， 52°53′25.008″E），帕萨尔加德遗址经纬坐标（30°11′37.788″N， 53°10′2.244″E）。via:whc.unesco.org/en/list/114/、whc.unesco.org/en/list/1106/

【7】《世界上古史》第4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4（2019.7重印），P133

【8】Discovered Stone Slab Proved to be Gate of Cambyses' Tomb, Maryam Tabeshian, 2006.12.14. via:www.payvand.com/news/06/dec/1150.html

【9】Pasargadae, World Heritage List, World Heritage Centre, UNESCO. via:whc.unesco.org/en/list/1106/

【10】[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Ⅰ，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