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中学寻求蜕变

衡水中学坐落在河北省衡水市区东南侧的市郊。校门口是一条远近闻名的英才街，街的南侧是衡中校园的围墙，在衡中早年崛起后的十余年里，整街围墙都贴满了这所中学考入清华北大等名校的莘莘学子。一张张年轻面孔依次排开，延绵400米，常更常新，是衡中一道蔚为壮观的风景。鼎盛时期，这里张贴的全是清北学子，考入港大等名校的学生甚至没有露脸的机会。

不过在2020年后，英才街上的清北学子画像悉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衡中校内各种科技竞赛、艺术乐团和体育队在各个竞赛中取得的成绩，偶尔，会有一些留学生的申请成就。与过去不断刷新的高考应试纪录相比，衡中这些素质教育成果的展示，似乎有些短缺——临近校门的几面墙上，还被涂上了诸如女排精神、探月精神等时代物语作补充。墙面成绩也在2021年中期就不再有更新。2023年4月，路过的家长和行人早已习惯了它们的存在，在红红绿绿的海报前不停来回，不再多看一眼。

正如这堵墙所昭示的，以严苛管理和应试高分数著称的河北衡水中学，在近年来正在悄然地进行改变。“这一年感觉挺轻松的，比初三轻松多了。”16岁的高一学子李紫宸对我说，“现在放一天假就是完全放假，不像以前初三还要做卷子。”衡中甚至还更改了著名的作息时间，起床时间不再是5:40，而是6:30，晚上10点后熄灯入睡，即使是忙碌的高三也遵循这一新作息表。“中午还有一小时午休。”李紫宸补充，课间老师布置作业，也是当天能完成的量级。

2022年，衡水中学启动教学改革。学校官方在2022年11月发文称，推行这一教学改革是为了适应新时代教育要求，要“破除教学上存在的超限现象、内卷现象、短视现象以及不规范现象”。改革将分三轮进行，第一轮重在化解教学中存在的沉疴痼疾，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减量提质”。

“过去那种模式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比如高一就‘高三化’了。我们确实在针对很多方向作改动，现在作业量等各方面都在减少，逐渐朝一个规范化的角度，要去考虑如何替代发展。”衡中一位在职教师说，学生变轻松了，但他感到老师的任务更重了。改革的重点在于课堂，如今老师们每天都要做教研，“要在备课上下更大的工夫了，要去设计更有效的问题，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中，培养他们的参与度思维，比如做一道题就起到三道题的效果”。

在外人眼里，这种变化在2018年后就有了征兆。那一年，衡中更换了主要的校领导，新班子走马上任。一年后，学校在原基础上向西延伸，开启“西扩”工程。一座总占地面积146亩、总投资近3亿元的西校区在2020年建成。西校区面貌一新，有崭新的校史馆、艺术中心、体育中心等大楼，并在新操场外墙边挂上了一排排借用清华大学口号、彰显素质教育标语，如“无体育不衡中”“无活动不衡中”等等。

西校区筹备的过程中，衡中也一改过去的封闭，会主动邀请一些社会人士和媒体进校。来自北京的纪录片导演向健从2018年起在衡水拍摄一部《开往衡水的列车》纪录片，讲述几个外省家庭来衡水求学的故事。当年下旬，衡水市官方主动找来，“你来都来了，要不干脆帮我们拍衡水中学吧？”

向健既惊又喜。他的镜头原本只对准初中和小学，并不涉及衡中——他深知，过去媒体要深入到这所饱受争议的中学很困难。后来，新任的校长郗会锁对外表示，他之所以同意拍摄，是觉得“以前我们总埋头干不说话，被各种污名化。现在我只希望用开放的态度能换来还原一个真实的衡水中学”。同意拍摄，让郗会锁觉得压力很大，“无论拍成什么样，都会引发热议，而且很有可能是负面”。

向健由此走进这座毁誉参半的中学，打算拍一部名为《衡水中学》的纪录片。这位拍摄过《高三（16）班》的导演，去之前对衡中的印象主要停留在“一大波学生在操场上跑操背书”“食堂边吃饭边看书”等“小镇做题家”的极端形象，但深入了解后，他发现衡中跟他想象中不一样。“各种活动非常多，尤其是在高一高二阶段，算下来有接近100多个，比如远足、成人礼、歌手大赛、各种评比之类。”

不过，在如何拍摄衡中的问题上，双方一开始有了分歧。校方希望，片子不只呈现衡水中学高考应试这一面，提议让向健拍摄更多的活动，而向健却觉得，如果每个活动场面都拍，就又成了一部宣教片，“这个片子就完了”。为此，双方有过争执，最后商议每周尽量开会交流想法。最后，向健还是选择了一个高三班级、几个学生进行拍摄。“因为任何一所高中的核心都在高考。”向健说。

尽管摆出了改革和开放的姿态，但外界对衡中的期待似乎从来没变过。前述在职教师告诉我，今年高三更改了作息时间后，有很多家长感到焦虑，纷纷对学校表示不满，要求把起床时间改回5：40，“因为现在夏天快来了，天亮得比较早，高考也是在夏天，所以家长就要求让我们改回去，适应高考作息，但这也需要我们往教育部门报批，目前还没有定论”。

“衡中一说要减负改革后，很多家长就有顾虑了。”一位外地的衡中家长对我表示。他有两个儿女都在衡中就读，跨度10年。与10年前相比，他明显感到如今在读高二的小儿子要轻松一些，“卷子不再做不完了，课外活动多了”。疫情期间，小儿子在家上了几个月网课，学校会要求儿子在家锻炼。老师还提倡学生帮父母做家务，“还要求拍照给老师看，春节期间也让他们写对联。”这位家长配合不太积极，但还是拍了几张照片给老师发过去。回校时，学校一度允许学生携带手机，前提是上交老师保管。这是过去衡中从未有过的先例。

“身为家长，我其实有感受到，有些变化是出于大环境的要求。因为衡中这么一所著名的学校，在对外宣传上肯定不能一直强调升学率。但学校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对升学率的这种要求和期待，从来没有降低过。”这位家长说，“我们家长也是这样，就是冲着衡水模式去的。”

衡水是河北一个欠发达的、年轻的地级市，只有桃城区一个中心城区。上世纪90年代初，衡水还是一个地区，衡水中学由衡水市（即桃城区）下辖，位于市郊。虽是省重点，但衡中招生范围仅限桃城区，覆盖30多万人口，为同级别学校中最低。生源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成绩，那时的衡中升学率不高，硬件条件更是差劲。“房子是平房，破破烂烂的。”在衡中工作20年的退休老教师王楠对我回忆，那时候的衡中只有一栋两层教学楼，多数校舍是跟民居片区相差无几的平房，是市里的二三流学校。

转折点始于1992年，李金池走马上任衡中校长。他1982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从一名普通的历史教师做到了管理岗。李金池日后撰文回忆，当时衡中几乎处于一种“严重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学生考试作弊成风，“三楼教室靠近窗户的学生用绳子将试卷从窗口系下去，传给二楼靠近窗户的同学抄袭，抄完之后，居然还可以用同样的办法传回三楼”。校外窃贼更是经常来此趁火打劫，会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学生宿舍，将床板拆卸下来偷出校外，却无人敢管。

“就连教职工也常常把学校的东西窃为己有，住在学校附近的教师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学校的床板、桌凳，而且用来打制家具。”李金池回忆，教师队伍当时极度涣散。

老校长辞职后，李金池被上级部门选中。那一年李金池只有37岁，他的选择是，从外围向核心逼近。

李金池上任后整顿校风校纪。他就和一众老师在下班后通宵蹲点巡夜，拿着棍子，抓住后就一顿痛打，然后移交派出所。教师工资也低，一个月不过几百元。1994年，衡水中学对外关上大门，施行全寄宿、半封闭制管理。为了取经，他们列出一个好高中的名单，坐一辆破面包车，挨个去参观学习。那时的衡中人并不受欢迎，老教师王福胜记得，他们经常晚上出发，白天到达，连饭都顾不上吃，随着携带干粮和水，先后去过泰安、邯郸、石家庄。“人家都爱答不理的，我们厚脸皮跟在人家后边。大家早晨看跑操，看人家的管理制度，看人家怎么上课、备课，晚上回来找差距，改进我们的教学计划。”王福胜说。李金池回来，常常深感差距巨大。

对于一个欠发达地区来说，办学经费和硬件条件是最大的鸿沟。李金池后来对媒体回忆，当时衡中一年经费仅有一二十万元，只够发工资。1993年，他听闻教育部正酝酿建设1000所国家级示范高中，就反复向市领导争取，说衡水一定要争创一所，“衡水中学要担起这个责任”。事实上，这个名头从未在实践中落地，但市领导却被他说服，承诺投1200万元、分三年支付。第二年，政府支付困难，李金池不得已东拼西凑，连低分生缴纳的择校费也拿了出来，这才改善了硬件设施。

在衡水，以衡中为代表的各大中学跑操是一大特色。每天清晨五六点，上万名学子像是出笼的鸟儿，被统一放归到各大操场，喊着“谁与争锋”“永争第一”的振奋口号，最大限度激发学生的热情，这是校长李金池对这种独创模式的一种解释。跑操的背后，是一部更为漫长隐秘的学生规训史。据李金池回忆，早在学校开始改革硬件时，衡中便开始大范围进行应试教育，“大题量、满堂灌，拼学生、拼老师，干了很多违背教育规律的事情，甚至是体罚学生……以致造成很多学生厌学，老师厌教，学生累得发昏，老师累得吐血”。

但与此相应的，是衡水中学在1995年跃升衡水地区升学率第一。1996年，衡水撤地设市，衡中再列升学率第一，被划为市教委直管中学，一年后升格为正处级单位。此后其成绩扶摇直上，到2000年已以超过60%的重本升学率成为全省第一。这就容易造成一种表面化的结论，似乎对学生管理越严苛，就能激发出学生更高的分数。

从2002年10月到年末，衡中迎来2万人参观考察，涉及689个县（市区）的3500多家单位和学校。那是衡中第一次闻名业内，来访者都对衡中跑操展现出了极大兴趣。这似乎是学校希望对外展现的形象。向健带着拍摄团队进驻衡中后，最初每天跟同学们一样，早上5:40起床拍跑操，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就不行了。“外人看着这些，难免觉得学生们太辛苦了。”向健曾问过校领导，能否别让学生们这么辛苦？一位在校工作多年的领导回他：“没办法，我们这个地方跟大城市不能比，只有这样才能苦出来。”

刘大瑞2002年进入衡中就读，一入学就碰上学校大火。在他的记忆中“几乎每周都有两三拨”，占据他高中一半的时间。一拨参观团队通常有几十人，把教室后排塞得满满当当，走廊内外也站满了人，“有些老师看着参观的人多，反而越讲越起劲儿”。

量化考核的关键在于公平竞争和“无死角”。一份2002衡中管理制度的文件中，细致规定了今日“衡水模式”的诸多细节：晚休后45分钟内去厕所，扣10分；亮手电一人次，扣5分；在宿舍内洗漱，扣5分；自习时倒水喝水，扣5分；未佩戴学生证，扣5分；中途出入教室，扣15分……成绩、纪律、跑操、宿舍和教室卫生等，都是考核内容。这时的衡中，喊出了那句著名的“两眼一睁开始竞争”。学生们从早起开始，要在15分钟内完成洗漱、穿衣、整理、出操等多个步骤，涵盖七个竞争内容，既要求速度，也要求质量。

班级的考核与排名，与老师们的绩效息息相关。王楠说，那时衡中老师的工资不高，奖金占了不少比例。到了后期，学校的考核延伸到了老师层面，在2000年左右加装了指纹打卡的出勤系统。据媒体报道，执行量化考核一般是学校课少的音体美副科的老师和教务干事，他们统计成表并公布出来。在一个量化的体系下，老师们只能拼命工作和竞争。

刘大瑞记得，2003年他升入高二后，学校还在教室里加装了摄像头，监视学生的自习。摄像头非常先进，呈一种全景式的圆形，可以放大并作记录。每周，学校和班级都会开例会通报违纪情况，提出下周目标。刘大瑞常被摄像头拍下东张西望，进而就是违纪扣分，最后拿到班级做展出和警示。“老师一边说，一边就会投影出来，然后对我说：你看，又害得我扣了200块奖金。”

最让人觉得紧迫的，是吃饭只有15分钟。衡中要求学生自带餐具，所有人就只带着一个饭勺，这样吃起来速度最快。“所有人都站着吃饭。”刘大瑞说，那时的衡中饭菜简单便宜，多数菜品只卖1～2元/份，充20元饭卡能吃一周。食堂卖得最贵的菜是3元钱一根的鸡腿，但很少有人去买。

当时的衡水中学以本地学生居多，多数人家庭背景并不宽裕。“班上有几个同学还是衡水下面的农村考出来的，成绩非常好，也非常能吃苦。”不过也有部分同学家庭条件不错，父母在经商或者政府工作，特别是外地同学，“属于城市小中产阶级”。他的班上有一位同学，父母大老远把他从北京送到衡中就读，还不时送来一种高端的长条状盒装牛奶。“我们当时判断一个同学家里怎么样，就看他家能不能送东西进校来。因为当时衡中理论上是不允许家长带东西给孩子的，特别是牛奶零食。”刘大瑞说，能送进来的都不简单。

2004年，李金池调任衡水市教育局局长。他卸任后，原副校长张文茂接任衡中校长。张文茂的标签，是他想带领衡中完成一次转型迭代。其中一个表现是，衡中在此期间变得丰富了起来，活动变多了，2008年扩招了一部分艺术体育特长生。张文茂引以为豪，公开喊出一句名言：“没有升学率就会边缘化，只有升学率就会庸俗化。”

用早期的方法论完成原始积累后，衡中打响名号，开始吸引了大量外地优质生源。从“低进高出”转变为“高进高出”，没有了生源焦虑的衡中，面对外界对衡中模式的批评，试图营造一种更多元化的氛围。

2013年，22岁的杨芳芳从某师范大学毕业。她高中就读于衡水中学，找工作时的首选便是回到当时已是全国名校的母校。同期求职者中，已经开始有985硕士跟她竞争。进校后她发现，与四年前毕业相比，衡中的班级容量变大了，外地生变多了，“生源也比我们那时候好了”。杨芳芳来不及细细思索，就加入到衡中强大的运转体系中。

“青年教师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杨芳芳说。衡中对教师采用师徒制，一个有经验的老教师带一个新教师，每个学科在同年级都被分为两个A和B教研组做竞争，大体是每组5∶5的新老配比。师傅会听徒弟讲课，作监督、提建议，徒弟更要每周去听师傅的课。

最核心的在于教案。衡中的传统是“一课三研”，两组教师每天都要教研，针对每堂课的内容编教案，通常是新老教师搜资料先编写，然后交给资深老师进行二轮、三轮编审。杨芳芳说，教案极其细致，“基本上就是逐字稿”。同样标准化的还有题库，采取“三遍一审”。早在2000年，衡中就在省内率先引入校园网，后建立学科资源库。“题库是封闭不对外的，校内每个老师都可以自由使用，从里边出题给我们。”刘嘉森回忆，老师还有自己出题，比如一个卷子35道题，至少有2道必须是老师出，不能选。当刘嘉森毕业后走遍全国各大中学演讲，发现如此标准化教学的学校“目前中国没有几所”。刘嘉森说，老师连PPT都不是自己做，而是教研组定调做一个精美的PPT，老师们再拿去微调和讲课。

高度同质化产出的结果，是进度极快，同时老师们也面临着残酷的竞争。老师的讲课“很像是工厂的流水线，每个班共享同样的资源，产出同样的内容，所以老师的压力就更大了。因为如果成绩不好，就说明是他教学的问题”。一位在衡水复读的同学说。还有一位同学告诉我，高一时他遇见了一位年轻的英语老师，很有理想，坚持用全英文教学，但班上成绩一直不理想，老师因此压力巨大。有一次，他推开办公室的门，就撞见了这位老师在桌上潸然落泪。在快速出成绩的要求下，创新式的教学是不受鼓励的。

“谁都不心甘情愿说自己不行，自己带的学生不行。”杨芳芳说，如果连续两次或三次排名落后，教研组就会找老师谈话、集体去听课“问诊”。“到了后期越来越不松弛。”杨芳芳自认脾气好，没敢申请当班主任。但作为学科老师，她也要每天6点多提前到教室，守候学生早读，白天除了教学任务外还要教研，忙到晚上9点多下班是常态。工作第四年，开始明显感觉体力上有些吃不消。在连续带完两届高三后，她结了婚，离职去了南方一所学校。“在衡中，30岁就不算年轻老师了。”

在衡中人看来，这里是一个强大的场域，规则事无巨细地掌控到每一个执行细节，由此形成一种无法抗拒的惯性，悄然影响着每一个人。“每个人都做到极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氛围。”这是杨芳芳认为衡中的最大特色。这种氛围，家长胡子洪的理解，是能给孩子带来分数提高的好处，他甚至还将这种极端管理与培养孩子的专注、坚韧结合在一起。

来自河北邯郸的肖萧2021年在衡中复读一年。那时，衡中新的领导班子提出不抓“带血的升学率”，肖萧则依然感觉到紧迫。一个复读班有130人之多，两个教室被打通合二为一，课间不允许说话，大部分活动也与他们无关。她印象中唯一参加过的活动，就是通过电视观看了俞敏洪来衡中做高考动员。有时候，她要在20分钟内完成洗澡、洗衣服、与家里通话等任务——前提是当顿不吃饭。吃饭时如果饭菜没打好，她也完全没有时间去重新打，“这个时候就会很难过”。肖萧也学着跟大家跑着出入食堂，后面发现饭后“跑快了会肚子疼”，只好改为快走。

至少在这些毕业生的眼里，衡中实用主义的一面从未变过。刘大瑞记得，高三下学期，一层楼4个文科班每天做卷子近乎“车轮战”，两个垃圾筒都装不完，最后只有堆在外面，“这还是头一天的卷子拿掉后的”。老师告诉大家，高考制度就是这么残酷，是一座大山，你们就是要把他翻过去，“老师从来不会讲，你要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要实现社会价值。那套东西没有人说”。

一切有碍学习的东西会被无情排出。一天，两个同学在走廊里发生争吵，近乎拳脚相加，这时候德育老师走了过来，俩人就迅速默契地改口为在争辩试卷题目。高三那年，刘大瑞还有一个成绩优异的同寝室友，因在宿舍睡觉前有梳头等行为，被人举报精神不正常。同学来自农村，被学校送回家休养仨月，再回来时成绩一落千丈。“这是整个高中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

高考结束那一天，刘大瑞和同学们回到宿舍后，将三年来积压的情绪倾泻而出。他们同对面的女生宿舍一道，点燃了做过的厚厚试卷，使劲往楼下扔。这些燃烧的纸张随风飘荡，落在地上慢慢烧尽，成为一簇簇带着火星的灰堆，宣告一段刻骨铭心日子的终结，“就像火葬场一样”。

刘大瑞的高考成绩不错，去了南方一所985高校。刚进大学，他一口气报了30多个社团，并且参加了这30多个社团的每次活动，“太想跟外面的人接触了”。此后的日子里，他逐步体会到，他身上的衡中烙印已无法抹去。比如他发现自己似乎比同龄人更能吃苦，什么样的硬件条件都能接受，直到现在也是早上7：30起床。他也善于规划时间，经常会在一个时间段内排满必做事项，恨不得同时做两三件。“我有那种强迫学习的症状，会有输入的焦虑，但我也发现，我好像丧失了一部分主动性，经常需要别人来告诉我应该干什么，这对我生活工作影响都挺大的。”刘大瑞说。

而根据刘嘉森和向健的观察，衡中学子进入大学后，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常上进争优，二类则是直接放开自我，甚至放纵滑落。“我属于第一种。”刘嘉森说，这类人做事讲究效率，目的性强。比如他发现，在他大一到大四期间，北大每一届学生会中至少都有一位部长出自衡中。“北大学生会一共13个部门，也就是说衡中人至少占据了北大学生会部长比例的1/13，但衡中学生占北大学子的总量可能大概只有1/50。这就说明这个群体对学生会、GPA绩点这些评价指标的意向很浓烈，会非常在意。”

作为难得走近衡中的纪录片导演，向健最后选择了走向不同道路的衡中学子进行常年跟拍。一位是一个非常上进勤奋的女孩，来自衡水农村。女孩家庭条件一般，高考后去了北京某重点大学，2023年在找工作受挫后加入考研大军，每天早出晚归。这个过程中，她会一遍遍给自己打气，“我是衡中出来的，这点苦不算什么”。另一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中产家庭孩子，考上了清华大学后又保研成功。向健发现，他进入大学后像换了一个人，谈了恋爱，还时常变换着潮流的发型，“好像突然打开了自我”。

最让向健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普通班的女孩。女孩的叔叔在衡水开了一个台球馆，女孩自幼耳濡目染，喜欢上了这项运动，从小球技了得。她九岁开始打比赛，以特长生的身份进入衡中就读。2018年，她在石家庄中式台球国际公开赛上一鸣惊人，成为中式台球史上首位女冠军。这个消息在衡中校园引起轰动，她也被评为2018年学校的年度人物。

不过，一个在青春期拥有正常爱好、特长的孩子，在衡中的大环境下是没有太多选择权利的。“问题在于，台球跟其他体育特长项目最大不一样就是高考不加分。”向健说，女孩赢得冠军后，在学校成了名人，处在一种同辈压力中。因为经常训练，她成绩一般。面对高考和特长之间的选择，父母一直劝她走高考这条路，“打台球能打一辈子吗？”为此，女孩时常要在台球训练和高强度的备考间奔走和挣扎，身心压力巨大。高二那年，衡中举行成人礼，她给父母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她后来跟向健说，自己有了抑郁情绪，“有时候压力大的想自残”。

“当时我们知道后都吓了一跳，觉得她真是太不容易了。”向健见到女孩时，女孩正好要升入高三，周遭环境让她压力重重，“几乎天天哭”。好在高考时，女孩发挥不错，以艺术特长生的身份考入了南方某211高校。向健为她高兴，他看到，女孩进入大学后变得爱打扮了，更自信了，笑容也更多了。她还利用台球特长，做起了直播和带货，与所有年轻人一样，畅想着有朝一日财富自由。

这些衡中学子在毕业后的不同际遇，也让向健慢慢改变了纪录片的拍摄想法。2019年他初进衡中时，原本打算跟拍一个班级到高考结束，主要讲诉他们在衡中背后的故事。但此后三年疫情突来，

他去学校的机会少了，而衡中毕业生们也迈上了不同的人生轨迹。向健于是决定，继续追随这些衡中毕业生，做一个跨度更长的纪录片。

“走出衡中后，他们的人生才算刚刚开始。”向健说。

（文中李紫宸、王楠、刘大瑞、肖萧、杨芳芳为化名，本刊记者张从志对本文亦有贡献。参考资料：《一个教育函数式的解读》，中国教育报编辑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根深扎沃土》，杨新城，人民日报出版社，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