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文化研究综述

二

秘书文化的内涵

对秘书文化内涵的界定是开展秘书文化研究的基础，而要对秘书文化的内涵进行深入研究，还需对秘书文化的特性与分类作进一步阐述。

（一）秘书文化的定义

肖成林在《秘书文化初探》中并未明确秘书文化的概念，但是根据文中的论述可归纳出其基本倾向，即秘书文化是指秘书从业人员在特定社会文化的影响下所创造出的、内容极为丰富的、具有秘书行业特色的文化，是社会文化在秘书工作中演变的结果。他认为，秘书文化应包括秘书工作信念、职业道德修养、秘书信仰、语言习惯、秘书意识、秘书价值观、秘书思想、秘书工作规律及原则等内容。[7]何坦野的《秘书文化论》是目前唯一一本有关秘书文化研究的专著，其中对秘书文化是这样界定的：“秘书文化的精神内核是由秘书的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长期孕育而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情趣、宗教情结、民族性格等因素构成，它所反映的是古今秘书们的内心世界，潜伏在整个秘书文化系统的最深层次。”[8]

还有不少论者侧重从秘书文化构成的角度来阐发秘书文化的内涵。赵映诚在其著作中将秘书文化分为秘书思想（即秘书意识、秘书价值、秘书信念、秘书理想、秘书思想）、秘书心理（即秘书动机、秘书情感、秘书心态、秘书意志）和规范性秘书文化（即秘书文化传统、秘书习惯、秘书道德、秘书原则、秘书的制度规范）三个部分展开论述。[9]薛占峰、曹世燕认为，“秘书文化也应该包括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内容，精神上的秘书文化主要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秘书活动形成的规范体系和价值取向，它主要包括秘书体系、秘书活动过程、秘书成果等各种秘书现象；而物质上的秘书文化主要指办公设施特色”。[10]佘亚荣、孙晓飞则认为，“秘书文化是历代秘书工作者在长期的秘书实践中形成的，以秘书职业价值观为核心的精神文化和行为规范，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物质表现形式”。[11]这个定义阐明了秘书文化的三个层面，即精神、行为和物质表现形式，是一个较为精当而且概括的定义。

综上所述，经过20多年的研究，学者们对秘书文化的内涵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看法，而且相关研究也越来越细化和深化。但是也应该看到，学界研究秘书文化的定义时沿用了为文化下定义的方法，主要侧重于秘书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却忽略了秘书文化作为职业文化、行业文化的特性。在笔者看来，所谓秘书文化，是指秘书人员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和工作环境下从事秘书活动所形成的生存状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思想意识、道德规范等社会心理状态的有机综合体，表现为秘书工作的用具、设施、技术、成果和环境等物质形式，以及制度、礼仪、习惯、管理、协调、公关等行为方式。因此就一般意义而言，秘书文化理应包含三个层面：（1）物质文化，包括秘书从事职业活动的工具（如传统的笔墨纸砚，现代的纸笔、计算机等）、设施（如办公室、会议室等的内部设备）、技术（如计算、写作、书法等）、成果（如公文等）、环境（如办公室、会议室等办公环境）等。（2）行为文化，包括秘书工作规范、秘书辅助管理、秘书人际关系处理、秘书法律事务处理、秘书礼仪等。（3）精神文化，包括秘书职业价值观、秘书职业意识、秘书职业道德、秘书思想、秘书审美观、秘书法律观等。

（二）秘书文化的特性与分类

关于秘书文化的特性，何坦野认为，秘书文化具有综合性、可塑性、历史承续性、现实变动性等特征。他还指出，“秘书文化的特性是多元的、综合性的，同时又具有层次性”。[12]赵映诚认为，秘书文化除了具有文化的共同特性之外，还具有自己特殊的属性，主要表现为阶级性、时代性、继承性、诱导性四个方面。[13]而王守福提出，秘书文化具有社会性、时代性、传承性的特点。[14]由此可见，学者们不仅注重从时空维度研究秘书文化的特性，而且注重从理论与实践的维度对其进行辨析，这有利于秘书文化研究的深入。在笔者看来，秘书文化是特定社会文化在秘书活动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它是通过秘书从业人员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工作生活环境中从事秘书职业活动而形成的，因此秘书文化理应具有以下特性：（1）历史性。不同时期的秘书文化受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2）地域性。不同地域的秘书文化受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区域特征。（3）服务性。秘书作为领导的参谋和助手，其辅助性工作贯穿整个秘书职业活动，因而秘书文化具有职业化的服务性特征。

关于秘书文化的分类，陈新认为，“秘书文化主要包括为政府服务的行政秘书文化和为公司服务的企业秘书文化”。[15]赵映诚认为，“从秘书文化的发展来看，可将其分为传统秘书文化、现代秘书文化、未来秘书文化；从秘书文化的地位与作用来看，可以将其分为秘书服务于领导的主流文化与琴棋书画等亚秘书文化；从秘书文化的本身领域考察，可以将其分为秘书精神（观念）文化、秘书的制度规范文化以及秘书的物质文化等”。[16]可见，根据不同的标准，秘书文化可以有不同的分类，其具体分类方法应根据研究范围、研究目的、研究视角以及理论建构的需要等具体情况而定。

基于文献检索与分析可以看出，学界关于秘书文化分类的探讨相对较少。但是，秘书文化的分类是秘书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重要基础，也是秘书文化研究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因此学界需进一步强化这方面的研究。

三

秘书文化的功能及重构

秘书文化是秘书这个社会群体的精神依托和支柱，是秘书职业群体的灵魂。秘书文化以秘书职业价值观为核心，影响并制约着秘书的职业行为，对其做好秘书工作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秘书文化的功能及研究价值

从现有文献来看，肖成林首先提出了秘书文化的作用这一问题。他认为秘书文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秘书文化能满足秘书人员的根本需要；其次，秘书文化对秘书工作产生促进和制约作用；第三，秘书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局部层次，在社会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丰富社会文化。[17]何坦野在《秘书文化的精神内核》一文中指出，“秘书文化从本质上而言，是秘书职业精神同个人生存际遇或社会集团的统治意识联系在一起而形成的。它是支配秘书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18]赵映诚认为，秘书文化具有历史记录、教化、管理、聚合与认知等功能。[19]对于此观点，王守福进行了肯定与发挥，他认为，“秘书文化是在秘书职业活动中产生、形成并且服务于秘书职业活动的精神成果，反映着秘书职业活动的特点规律，体现了秘书职业活动的核心价值，是秘书事业的血脉，也是秘书职业形象的灵魂”。[20]这无疑将秘书文化的作用及价值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又进一步指出，秘书文化具有历史记录、辅助管理和社会教化功能。[21]此外，吕定禄将秘书文化的功能归结为三个方面：（1）秘书文化是秘书体系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2）秘书文化指导和规范秘书行为；（3）秘书文化有助于养成秘书心理。[22]

综上所述，学者们在对秘书文化的功能进行描述时，特别注重从行业角度及文化角度来阐发，但缺少学科理论视角和文化间性视角。在笔者看来，秘书文化的功能应体现为：（1）秘书文化影响并规范着秘书的心理、行为、道德等各个方面；（2）秘书文化可以提升秘书职业的水平和境界；（3）秘书文化对行政文化与管理文化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进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整个社会文化的状态及其发展。

至于秘书文化研究的价值，学者们并未明确提出，笔者在此抛砖引玉，以就正于方家。在笔者看来，秘书文化研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针对重术轻道、崇术抑学的秘书学研究倾向，开展秘书文化研究是秘书学研究进一步深化、细化与系统化的理论需要，也是秘书学提升学术品格、推进学术发展的需要；其二，针对工具性、技能性、功利性的秘书人才培养观念，开展秘书文化研究是提升秘书学本科及以上层次高素质专业人才培养水平的实际需要；其三，针对实用主义、投机主义等不良的秘书文化倾向，开展秘书文化研究是建构积极合理的当代秘书文化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行政文化、管理文化以及当下社会文化建构的现实需要。

（二）当代秘书文化的反思及其建构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全面发展，当代秘书文化中存在的一些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亟待解决。关于中国当代秘书文化中所存在的问题，赵映诚认为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中国秘书文化从根本上讲属伦理型文化；第二，中国秘书文化突出地表现出人格化倾向；第三，中国秘书文化中含有浓厚的“官本位”色彩；第四，中国秘书文化中存在形式主义；第五，中国秘书文化中蕴含着封闭性。[23]王守福则对我国秘书的某些不良社会形象的成因进行深刻的分析：首先，党政系统少数秘书人员的腐败行为，严重玷污了秘书职业的良好形象；其次，大众传媒对秘书腐败形象的夸大渲染，严重损害了秘书职业的整体形象；第三，文艺作品对秘书形象描写的妖魔化倾向，严重丑化了秘书职业的社会形象；第四，社会公众对秘书职业的认知偏差，严重扭曲了秘书职业的真实形象。[24]从深层意义而言，这些原因都与当代秘书文化密切相关；从本质上而言，则是不良秘书文化的体现。

总体而言，学界对中国当代秘书文化所存在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这与秘书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平有关，亟需专家学者作进一步探讨。

与上述问题相关，如何建构中国当代秘书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学者们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赵映诚认为，应该从秘书价值理念、秘书理性观念、秘书与领导的关系、秘书思维方式、秘书成果价值、秘书工作体制六个方面来对秘书文化进行重构。[25]吕定禄则提出和谐文化视野下秘书文化建构的有效途径：（1）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体现行业发展功能；（2）重视秘书学学科体系建设，开发现代秘书行业人才资源；（3）通过理性批判引领行业思潮，彰显秘书文化的先进性；（4）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谐秘书文化建设。[26]薛占峰、曹世燕进一步指出，构建和谐秘书文化的途径主要有：（1）塑造科学的和谐理念；（2）批判有害的秘书文化，引领行业思潮；（3）构建秘书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27]

学者们主要是从秘书职业、秘书学科、秘书精神等方面来探讨秘书文化的重构，却忽略了对其制度、行为、物质等层面的建构，以及对传统秘书文化的传承。应当说，当代秘书文化的建构离不开对传统秘书文化的继承，离不开秘书工作实践。因此笔者认为，当代秘书文化的建构应从三个方面努力：其一，与时俱进，对传统秘书文化进行扬弃，结合现代秘书职业特点构建新的秘书职业价值观；其二，借鉴西方秘书管理制度，构建现代秘书职业管理体系，严格规范秘书行为；其三，强化秘书文化的理论研究，重视秘书文化教育体系的建构。

总之，秘书学理论体系的构建离不开秘书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高层次秘书人才的培养也迫切需要秘书文化理论的引导。较早探讨秘书文化的学者肖成林曾指出，秘书文化的深入研究应成为秘书学目前和今后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整体而言，目前秘书文化研究虽已取得了较大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秘书学学科体系的理论建构与完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秘书文化的理论研究水平尚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亟需秘书学研究领域的有识之士积极参与，共同推进。

注释：

[1][7][17]肖成林《秘书文化初探》，《秘书之友》1992年Z1期。

[2][15]陈新《简论中外秘书文化的背景差异》，《秘书之友》1993年第4期。

[3][13][19][23][25]赵映诚《秘书文化及其继承与重构》，《秘书之友》2004年第6期。

[4][11]佘亚荣、孙晓飞《试论当代中国秘书文化的兼容并包》，《秘书》2012年第8期。

[5]孙芳芳、汪国萍《影响当代中国秘书文化建设的四股文化力量》，《秘书之友》2010年第8期。

[6]杨剑宇《继承优秀的传统秘书文化》，《秘书》2012年第9期。

[8][12]何坦野《秘书文化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

[9][16]赵映诚《秘书学新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0][27]薛占峰、曹世燕《浅析和谐社会下的秘书文化构建》，《职业时空》2011年第3期。

[14][20]王守福《塑造良好秘书职业形象》，《秘书工作》2015年第8期。

[18]何坦野《秘书文化的精神内核》，《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21][24]王守福《大力弘扬秘书文化塑造秘书职业良好形象》，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学专业委员会2015年学术年会学术报告。

[22][26]吕定禄《和谐文化下的秘书文化建构》，《秘书》2008年第11期。

（本文刊于《秘书》杂志201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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