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视角下的堕胎与人命

堕胎是一种谋杀吗？人类生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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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英] 朱利安·巴吉尼

选自《你身边的伦理学：20个大问题》

李尚远 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20年版

朱利安 ·巴吉尼(Julian Baggini)

英国哲学家、作家，被誉为“英国哲普天王”。《卫报》(The Guardian)、《独立报》(The Independent)、《泰晤士报》(The Times)的特约撰稿人，英国广播公司(BBC)四台特约评论员。《哲学家杂志》(The Philosophers’ Magazine)创办编辑。

关于堕胎的道德争议中，“堕胎是否属于谋杀”这一点，无疑是最为重要的部分，它的重要性甚至超乎女性的选择权利：无论男女，都没有权利选择谋杀，因此要讨论选择权，只有在判定堕胎并非谋杀之后才可以。这是核心议题，不管怎么拐弯抹角都无法避免。

刘永琨 绘

人命的价值

为何我们会觉得保护人类的生命是如此重要？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回答。一种是人命本身具备无上的价值。不管谈论的对象是怎样的人，或处于怎样的状态，人命永远是珍贵的。这听来像是一项高尚且必须遵守的原则，但绝大多数人能轻易地提出反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有人的大脑严重受创且无法救治，他们永远无法恢复意识，只能靠着各种医疗设备维持性命。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假如无法拥有一个有意识的生活，那么，无止境地维系肉体的存活其实毫无意义。如果这是正确的，我们就等于认为人命就其本身而言并非是种无上的价值。

从这一事实展开论证，情况会变得复杂，我们无法确知，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们是否仍有某种知觉，他们是否还想继续生存下去。这种例子还可以用假设的方式提出：假若你的身体可以继续存活，但却永远无法恢复意识，那么仅仅为了身体而维持存活状态是否还有价值可言。在实际生活里，你也许不会同意拔掉呼吸机和输液管，因为你坚信失去意识只是暂时的情况。

仅仅因为人类属于某种物种，所以人命具有价值，这种想法的基础，建立在我们如何看待与人类最近似的物种之上。如果我们认为人类在物种分类里所占据的地位便是关键，那么我们就该把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性命与人命等同视之。通过DNA分析，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的科学家指出，“智人”“黑猩猩”“ 倭黑猩猩”都该被含括在“人属”（homo）底下。其他人则是从相反的角度立论，例如戴蒙（Jared Diamond）在《第三种猩猩：人类的身世及未来》（The Third Chimpanzee: The Evolution and Future of the Human Animal）所指出的。不过，几乎没有人认可这样的重新分类，使得我们必须把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性命与人命等量齐观，虽然我们必须比以往更加重视它们的性命。

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讨论进一步的看法：真正宝贵的，并不仅仅是智人活着，而是因为活着而维系的有意识的、个人的生活。这就是为何在发生火灾的建筑物里，救出一个人，会比救出十几只灵长类动物来得重要。它们虽然与我们十分相像，但并没有生涯规划、个人价值与哲学信念，它们只是单纯地活在当下，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而已。当它们死去时，并没有什么规划被迫终止，也没有什么抱负未被实现，只有一些微不足道的行为，像是与某只猩猩交配，或是取得附近树上的果实。

在受孕之后，人类的卵子先是成为受精卵，之后则是胚胎，但它显然不具备完全发展的人类生命的各种特征。事实上，就连一只老鼠所具有的意识，都比这个阶段的“人”来得多。这就是为何英国会根据沃诺克委员会（Warnock Committee）1984 年的报告，颁布《1990 年人类受精与胚胎学法案》（Human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logy Act 1990），允许对受孕后十四天内的胚胎进行研究。因为在这期间内，“连日后会发展出神经系统的前驱细胞都尚未成形”，而且也不知道这个胚胎是否会分裂成双胞胎。沃诺克委员会报告指出：

人类胚胎并不能被当作是人，甚至也不见得会成为人。它不过就是群细胞的集结体，除非它处在人类的子宫里，否则根本没有发展为人类的可能。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赋予这些细胞必须受到保护的权利。

如果以这种方式思考胚胎的发展，那么我们就连人类生命该从何时开始算起都不清楚。在我们还不知道胚胎会只有一个还是变成两个之前，我们可以说一对双胞胎的生命已经开始了吗？就算我们判定，在受精当时或之后的某个时间点，可确认“人”的胚胎正式宣告存在，我们还是可以追问，这在道德上是重要的吗？还是我们该想想所谓人的生命究竟在何时开始？

没有人会否认胚胎是活着的。活着才能让有意识的生命成为可能，可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当胚胎还处于早期的发展阶段时，它并不拥有像完全发育的人类一样的价值。事实上，它是逐渐取得赋予它各种价值的特征的，直到某个时间点，它已具备足够的特征，才使得我们必须将之视为新生儿一样加以保护。鉴于我们无法明确掌握这个意识跃然出现的神奇时刻，要截然划分出有无意识之间的界线，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们还是得划出界线，不然就等于放弃在摧毁细胞与谋杀之间作出区分。

作出区分

由于没有明显的界线，而不管在法律或道德上，我们又都必须做出明确的区分，所以结果往往无法令人满意。如果有人只是因为急着想买冰淇淋，而没有注意到自己身旁有个浑身是血的伤员，那么显然他该受到责难；然而执意进入火场去拯救受困者的人，却是个英雄。究竟是在哪个时刻，维护自己利益这种广被接受的权利，变成罔顾他人福祉的无情罪行？

在上述的两个例子里，明确的界线其实都不存在，因而我们无从对“谨慎”还是“轻忽”、“勇敢”还是“无情”作出真正有意义的判别。在堕胎论战里，界线问题常常被人拿来当作必须同等对待婴儿与受精卵的理由，虽然这样的论据并不符合逻辑。“缺乏明确界线”意味着我们应该宁可过度谨慎，也不要草率行事：与其制造一辆不安全的汽车，我们宁可制造一辆过度防范各种可能风险的安全汽车；与其避免做出会为动物带来苦痛的事情，宁可不去进行任何可能会为动物带来苦痛的事情，如此等等。

因此，在实践层面，如果我们要在“可接受的堕胎”与“杀害子宫内的胎儿”之间作出区分，那么这个时间点可能会是凭感觉而任意的。但只要我们能够确定这个任意的时间点是落在胚胎还不足以拥有孩童的权利的发展阶段，那么这样的任意性便获得证成。

至于这样的界线该划在哪里，生物学与伦理学具有同样重要的决断地位。就伦理学而言，我们必须知道生命权的道德特征究竟有哪些；就生物学而言，我们必须知道这些特征究竟在何时出现。支持堕胎的多数人认为是受孕后十四周内。这种判断建立在以下的事实上：对于环境，胚胎能够意识到什么程度；对于痛苦，它能够有多少的感受度；还要再经历怎样的发展阶段，它才能够拥有自我，如此等等。

同时也有很多人主张无法划出这样的界线，不是因为两者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而是根本就不存在两种不同发展阶段。一旦受孕，胚胎也享有同等的生命权。我们已经讨论过，一种观点是“生命的可贵”，另一种则是“人类物种的重要性”，但它们似乎都无法成立。那么，还有什么其他更有力的论据吗？

有些人认为，自己信仰的宗教要求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堕胎。其实《圣经》并没有对堕胎作出任何明确的指示，而引用“十诫”里的第六诫“不可杀人”，只会成为丐题论证＊，因为此处的核心问题就是争论不下的问题：堕胎是否算得上是谋杀。也有人引用约伯在《圣经》里的名言：“赏赐（生命）的是耶和华，收取（生命）的也是耶和华。”但这仍没有解决争论的前提。

有些人会说生命是上帝赐予的赠礼，而只有上帝能够收回。但这种主张有个问题，正如哲学家沃诺克（Mary Warnock）所说的，这听来像是种借贷，而非赠礼。有些人接受这样的看法，并主张事实正是如此：我们在尘世的生命就是种借贷，只有当我们行事正直，包括不夺走生命，那么在尘世生活终结之时，我们才能够获得永生的赠礼。尽管这听来很合理，但其实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证据显示各大宗教的确要求我们这样做。而且就算这是一项很清楚的一般性原则，但若要把它适用在受孕胚胎上，我们又得回到原本的问题，那就是究竟是在哪个时间点上，生命真的算得上正式开始。如果至少在胚胎开始存活的十四周内它还算不上是人类，那么上帝既没有赏赐什么，也没有收取什么。

模糊的生命

因此，尽管很多人想要清楚地划分合理与不合理地杀害人命之间的界线，划分一团细胞与必须被当作拥有人类权利的胚胎之间的界线，但事实是这样的界线根本不存在。这可能会让人困扰，因为这毕竟是个攸关生死的严肃议题。当面对的议题是如此重要时，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得到尽可能明确的答案。不过，既然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那么不管如何渴望，我们都无法改变事实。有时我们就是得直视不确定性与模糊地带，即便自己面对的是生命中最深刻且重要的议题。

《你身边的伦理学：20个大问题》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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