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星辰

由此可见，中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在文学上堪称全才，既是大学者，又是大作家。作为学者，他的《谈艺录》《管锥篇》《七缀集》《宋诗选注》等，都是不可多得、传世的学术著作。作为作家，他的《围城》《写在人生边上》等，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特别是《围城》，夏志清认为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

1937年，钱钟书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为题，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获得牛津大学副博士学位。据说，这种学位“当时还极少颁发给一个以中文为母语的学生”，而钱钟书花了两年时间获得，是非常了不起的。这篇毕业论文后来分3次发表在1940-1941年的《中国图书季刊》（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英文版上。毕业后，牛津大学决定聘请他为中文讲师（相当于美国大学的副教授），他没有接受，而是于1937年秋同夫人杨绛一起到法国巴黎大学。

钱钟书先生手稿

在法国作短暂停留后，1938年，西南联大决定聘请钱钟书为外文系教授。据当时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讲，这在学校历史上是没有的，因为按照惯例，刚回国的留学生只能担任讲师，然后一级一级逐步来，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是教授。而钱钟书连跳两级，直升教授，且时年还不到28岁，所以是破例。为此，冯友兰曾给梅贻琦写信说：“钱钟书来一航空信，言可到清华，但其于九月半方能离法，又须先到上海，故要求准其于年底来校。经与公超、福田商酌，拟请其于11月底来或下学年第二学期来……弟意名义可与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华罗庚条件如何，钱之待遇不减二人为好。”当然，钱钟书对西南联大的礼遇，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他没有去上海，而是从香港直接转赴昆明。

杨绛与钱钟书

1938年10月下旬，钱钟书到达昆明，其时西南联大还没有开学。根据联大教授浦薛凤回忆，一因战乱，二因校舍难觅，故联大学期始未定期。1938年度第一学期一直到12月13日才正式上课，所以他到昆明后居住在学校附近的文化巷11号，积极准备新学期的教学任务，当时与钱钟书做邻居的有顾宪良、周珏良、杨武之等人。在闲暇之余，钱钟书爱好写诗，在一首题为《双燕》的诗中，他这样写道：“双燕飞归自海西，双飞归燕不双栖。空思故国春相逐。苦认前巢路竟迷。如此风光偏失侣，无多土地许衔泥。将雏尘上灰扬处，可得孤花与表题。”据说这首诗反映他与杨绛分别后的苦闷与惆怅，其时钱夫人带着女儿到上海看望她的父亲，没有跟随他来到内地。

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记载，钱钟书在西南联大执教虽只短短一年，但教过的学生却不少，其中就包括许国璋、穆旦、王佐良、周珏良、杨周翰、李赋宁、许渊冲、赵瑞蕻等人，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为很有声望和造诣的翻译家与学者。他在西南联大开设3门课程：“欧洲文艺复兴”“当代西方文学”和“大一英文”。据许渊冲回忆：“钱钟书先生教我的时候才28岁，刚从牛津回国。他在清华时上课不听讲，考试总是第一的故事，在联大流传很广，使我误以为天才是不用功就可以出成果的。大一英文是陈福田先生编选的教材。钱先生1939年4月3日讲的一课是一对啄木鸟，他用戏剧化、拟人化的方法，把这个平淡无奇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化科学为艺术，使散文有诗意，已经显示出了后来写《围城》的才华。”

钱钟书杨绛一家

在西南联大，大一英文是一年级学生（不分院系）的公共必修课，按照学校惯例，公共必修课都是由系主任或有经验的教授任教的，但由于钱钟书年纪较轻，所以他上课时总是戴一副黑边大眼镜，穿一身藏青色西装，脚上着一双黑皮鞋，看起来可以显得年纪大一点。虽然他年纪较轻，但讲课却很受学生欢迎。比钱钟书小5岁的学生许国璋后来在书中说：“1938年，钱钟书师来昆明，在联大授‘欧洲文艺复兴’与‘当代文学’二课，都以欧洲为主线，兼及英国。每讲，总有新意，至今不忘。”又说：“师讲课，必写出讲稿，但堂上绝不翻阅，既语句洒脱，敷陈自如，又禁邪制放，无取冗长。学生听到会神处，往往停笔默记，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钱师，中国之大儒，近世之通人也。

虽然钱钟书在昆明的时间不是很长，但在这一年里，除了写作诗歌外，他还写了许多嬉笑怒骂、令人击节称赏的散文，总题“冷屋随笔”，后来这组随笔收入1941年在上海出版的《写在人生边上》。在1939年1月3日发表的《论文人》里，他对文人进行了冷峻尖刻的嘲讽。在另外的《释文盲》《一个偏见》《说笑》等随笔中，他同样对学术界和文坛上的丑恶现象进行深刻的讽刺。可以说，通过“冷屋随笔”的创作，他嬉笑怒骂的本色，行云流水的文笔，自由挥洒的风趣和幽默，使当时联大的学生读了无不拍手称快。许渊冲就说过：“钱先生在当时当地的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流传很广，影响很大。”

1939年暑假，钱钟书去上海探亲，当时他父亲钱基博已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中文系任系主任，想让自己的儿子随他前往蓝田师范，一面任教，一面照顾自己。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确实有他的苦衷。这是因为：一方面，他的父亲体弱多病，客居他乡，需要儿子的照顾。况且钱钟书也不敢违抗父命，为了顺应父亲的意愿，他只能弃联大而就蓝田师院。另一方面，钱钟书曾于1939年9月中旬给外文系主任叶公超写过一封信，委婉地表达自己想离开联大的意思，但叶公超没有任何回复，他以为西南联大的工作已辞，就离开上海前往蓝田师院了。

钱钟书到湖南安化的蓝田镇国立师范学院时才成立第二年，一切草创，筚路蓝缕。但正是这段艰难困苦的生活经历，却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在湘西，他以从上海到蓝田的旅途经验及在蓝田的小镇生活为蓝本，创作了一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巨著——《围城》，并以此知名于世。夏志清认为，《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作为著名的讽刺文学作品，《围城》让人们想起像《儒林外史》之类的优秀中国古典小说，但《围城》却更胜一筹，因为它有统一的结构和丰富的戏剧性，同时还牵涉众多的人物与场景。因此，《围城》出版后，钱钟书名噪一时，虽在战乱烽火中，但该书畅销不绝，两年内就出了3个版本，足以反映出这部小说受读者欢迎的程度。

钱钟书在写作

虽然钱钟书在蓝田师院担任教学，但西南联大并没有放弃对他的邀请，屡次希望他能回到昆明，陈寅恪、吴宓等教授都认为钱钟书这样的“人才难得”，他们为此事积极奔走，力主钱钟书回到联大执教。吴宓对钱钟书改就蓝田师院深感痛惜，他多次向外文系主任陈福田提议重新聘请钱钟书。

当时，钱钟书也曾答应过西南联大，表示愿意回昆。他在没有离开蓝田师院时，就写过一首《又将入滇怆念若渠》的诗：“城郭重寻恐亦非……学仙未是归丁令，思旧先教痛子期。沉魄浮魂应此恋，坠新危涕许谁知。分看攀折离披了，阅水成川别有悲。回首昆明湖水畔，繁华高柳尚留人。”通过此诗，表明自己是愿意重回昆明西南联大的。1941年10月，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陈福田请教授们商议系务，吴宓再次提议请钱钟书回校任教，最终获得通过。于是，陈福田特地跑到上海，再次聘请钱钟书担任西南联大教授，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敌寇侵占中国领土，河山沦丧，钱钟书无法离开上海，自然没有到昆明就聘。

钱钟书（1910-1998年），江苏无锡人，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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