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日记读懂蒋介石

　　《天下得失》

　　副标题:蒋介石的人生

　　作者: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著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12-5

　　ISBN: 9787203076667

　　○蒋介石和蒋母与原配毛福梅和儿子蒋经国

　　○和夫人宋美龄登上《LIFE》杂志

　　○少年戎马

　　内容简介

　　蒋介石的“天下”既从“马上”得之，也从“马上”失之；既顺民心而得之，又逆民心而失之。这样惊天动地的一得一失，在中国历史上也称得上绝无仅有。这是何等的生命体验？什么样的人能承受这样巨大的人生起伏？本书是几位作者合作撰写的有关蒋介石研究若干篇章的结集，利用蒋介石日记，也利用其他的历史档案文献资料，从几个不同的侧面，对蒋介石的一生做了一个初步的描画。

　　作者简介

　　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

　　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金以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编辑推荐

　　1.此为国内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用蒋介石日记研究蒋介石生平的著作。

　　2.三位作者都是研究民国史的大家，在学界有较高的口碑。

　　3.本书虽为学术著作，却文字通俗。

　　章节试读

　　一生爱人惟母与妻耳

　　世态炎凉

　　蒋父去世时，蒋母32岁。除9岁长子外，还有一个6岁的女儿和一个未满周岁的小儿子。寡母独自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其艰难困苦不难想见。蒋介石日记中，屡屡回忆其幼年失怙后，孤儿寡母如何含辛茹苦，如何受人欺压：

　　“时念余九岁丧父，……余之一生，可说自九岁起无一日不在孤苦伶仃孤寡无援之中过活”。

　　“当胞弟瑞青殇后，家难频作，家产行将被侵，先慈朝晚饮泣长叹。决心上京诉怨控告，毫无难色。呜呼！慈母之保家保子，其忧苦至此。回忆往事，不堪设想。”

　　值得注意的是，当蒋介石执掌国民党最高权力并以革命领袖自居以后，试图追溯自己“革命思想之起源”，而孤儿寡母受人欺压的童年往事，正好成为建构自己革命思想起源的最佳素材：

　　余少年自先父殁后，即随余先慈受社会劣绅之压迫，贪吏之剥削，以过孤儿寡母之悲境。余忆自亡弟瑞清亡后，余兄介卿受恶讼与劣友之挑拨，思分亡弟之遗产不遂，几至涉讼，而以讼词恫吓先慈。先慈朝夕惕励，忧患备尝，但毫不为其所动，以其已出继于伯父，而且已经分拆产业，授其家室。余当时知胞兄不甘心，而又恐获罪于先慈，乃以私书寄胞兄，属其勿争琐屑，如余长大，必以全产交彼。惟此时勿使母亲多忧也。

　　以后，吾乡以钱粮不足，须由甲首赔偿，而田亩在十亩以上者，须帮助甲首赔款，其所赔之数，多寡不一，概由胥吏与劣绅串通，随意摊派。是年适族人兴水当甲，而余陪甲，其款数逾常，先慈不能承认。不料兴水听胥吏邬开怀之主使，而又见吾家内不和，胞兄虽有势力，亦毫不帮助，袖手以观余孤儿寡母之涉讼，竟使差役到家勒逼，以牌票传余，以为乡间最污辱之事，是余母子所最痛心而不能忘也。后卒以赔钱了事。

　　自此，吾母望余读书成业更切，而余则自知非读书立业，亦无以雪此耻辱。此约余十五岁之事也。当时只觉孤寡，备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压迫之苦状，非改革推翻，不能出头，且不能雪此奇耻。而不知吾之革命思想，即基于此。

　　在蒋介石日后的多次回忆中，个人早年之孤苦，很“自然”地与国族的衰微相衔接，出洋求学也被解读为具有“革命”的动机：“余既痛国事之衰堕，满族之凌夷，复痛家事之孤苦被欺受凌，更欲发奋图强，以为非出洋求学加入革命，再无其他出路。”

　　去掉“革命”的神圣外衣，更能清晰地见到，蒋介石早年之孤苦，对其个性特质的铸就，以及对其行事风格的影响，是鲜明而深远的。孤儿孤苦的童年，塑造了他孤独孤僻的个性。蒋这样的自我表述其实更合常情：“余自此乃知社会之黑暗与不平，而更恨世态之炎凉与人情之浇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让少年蒋介石感知社会的黑暗与不平；邻里乡亲的无义与同胞手足的无情让他深切体察到世态的炎凉与人情的浇薄。

　　扬眉吐气

　　“曾忆十岁之年，父丧未满一年，是年夏初……乡间洪水浸屋三尺，为从来所罕见。此时家中惟寡母与孤儿二人，胞妹幼稚自不知情。透水半日，无人来家援。吾乃闻吾母悲叹曰：如汝父在，近邻铺中人皆早来协助，而你父亦自在家处置一切，决不至如今日之孤苦伶仃矣。”诸如此类的情景，令蒋介石终身难忘，直到晚年仍记忆犹新，耿耿于怀。溪口乡亲不仅对孤儿寡母有困难时未伸以援手，而且对蒋的所作所为，在很长时间里不以为然，甚至多有贬评。在乡民眼中，少年蒋介石是“无赖”，青年时也未见多大出息。直到1918年，蒋日记中仍记有乡人“见余之所为，未有不为之惊骇也”，“吾岂可为乡人之毁誉荣辱，而易我高心乎，所念者惟母在也。”蒋心虽高，无奈此时经济拮据，甚至“梦寐间亦忧贫困”，“为乡愿似是而非者所排斥”。自感“茫茫前途，不知何所底止”。乡人的毁誉，自己虽然无所介怀，只是担心牵累母亲，使母亲在乡亲面前抬不起头。直到母亲去世时，35岁的蒋介石在溪口乡民眼中仍是事业无成。蒋也时常“想念身世与人情之薄，悲叹无已，愁闷不堪”。

　　扬眉吐气的一天终于到了。1930年10月下旬，蒋介石携宋美龄衣锦还乡。家乡父老为庆祝他“凯旋”，演戏三日，白天开欢迎会，晚上办提灯会。蒋自称“余对欢迎会无不厌弃，而独于乡间此次之欢迎，使余略述余母训及家庭教育之优良，以舒积悃，特加欣快。”“以今日中正略有所成，是不能不认母教严厉。”蒋素有“雪耻”情结，无论国恨家仇，均不忘“雪耻”。1919年，蒋介石在日记中申言有四大心病未除，其中之一即是“以仇恨耻辱太多，而涤荡湔雪不到也”。对是时的蒋介石而言，“仇恨”恐怕不是国仇，而是家仇；“耻辱”也不是国耻，而是家耻。“舒积悃”三字，充分表露了他的“雪耻”心态。

　　惨痛童年

　　蒋介卿是介石同父异母的兄长，比介石年长十岁。蒋父去世后，兄弟分家析产，本相安无事。不料四年后，小弟瑞青夭折。蒋介卿要求将亡弟名下的遗产重分。蒋母坚拒。双方反目，几至涉讼。蒋介石后来反复忆述说，自家内不和、兄弟阋墙以后，家难频作。蒋也因此对其胞兄深怀痛恨，日记中提及胞兄，多是贬词：“俗不可耐，鄙陋尤甚”； “有意捣乱，顽固不化”，“不可感化”，“嫌恶已极”，“恶劣狡诈”； “心术不可复问”等等。

　　顽劣的孩子，难免厌学。蒋回忆其童年说：“每遇放学，视为大赦，其愉快之情，莫能言喻。”在私塾时代，厌学顽劣的孩子难免受到老师的严加管教。在蒋的童年记忆中，教过他的多位塾师皆“无善足述”，有的甚至成为他切齿痛恨的对象。直到晚年，谈及任介眉、蒋价人等塾师，痛恨之情仍溢于言表：

　　60岁回忆：九岁之年追溯塾师任介眉先生之残忍惨酷，跪罚、毒打、痛骂、诅咒几乎非人所能忍受，此非严师，实是毒魔。如任师当年不死，则余命或为其所送矣。

　　66岁回忆：余自六岁上学识字至十六岁之十一年间，除任介眉之凶虐以外，蒋价人(谨藩)间亦任意使气，以学生为囚徒视之。其他对余之教诲皆无善足述。余之少年教育完全由先慈一人之所赐，当十二岁时，蒋师之苛刻虐待后，十三岁吾母乃即辞退蒋而聘姚，其对元培养之苦心可说无微不至矣。

　　天地君亲师，父亲既“不忍言”，塾师都“无善足述”，甚至视如“毒魔”，同胞手足反目成仇，邻里乡亲也无情无义。蒋介石于1934年的一次日记中写道：“中正幼年受劣绅污吏之欺凌，亲戚之轻侮。长受满清鞑奴之压迫，学友之嫉视。壮受倭寇苏俄赤匪之胁诱，与倭寇之畏忌与侵略，而成今日之中正。是中正之历史，乃劣污倭俄与赤匪所逼成也。”除了满清压迫，劣绅欺凌，更加亲戚轻侮，学友嫉视，父兄无情，乡邻无义，周遭竟没有一个“好人”。无论是客观现实，还是主观感受，这样的生存境遇，多么阴暗凄惨！这样的早年成长经历，又将如何铸造蒋的人生和个性特质？

　　人心险诈

　　在蒋的童年记忆中，孤儿寡母，孤苦伶仃，孤立无援。寡母是唯一可敬可信的人，其他人都不可信赖。正因为从小缺失对人的“基本信赖”，养成蒋成年以后幽暗多疑的心理和性格。蒋介石日记中，经常慨叹、质疑友朋、同志、部属之间忠诚、信任、友爱之不可靠：除母子之外，天下决无义友仁爱，无事则首聚谈心，似为至交，有事则彼此避匿，一如风马牛之不相及者，甚至背笑腹骂，幸灾乐祸，今而后，乃知友朋之交，竟止如此而已，抑□吾自不能以诚待友乎。

　　近日愤激不绝，以友人伪者多，而真者少也。自私自利者多，为公为友者更少也。以此而欲独善我身，断绝一切，自外于世而不可得耳。

　　吾友除孙先生以外，诚意待我者极少，昔日以为可信之人愈不可信，天下事，惟求自立而已。

　　直率公道难容世，阴险骗诈反成名。以人人为莫逆，便知处处要留心。人心虚伪，社会陆沉，绝无容身余地；风波险恶，沙漠荒凉，创造渡世津梁。

　　国中皆荆棘，世上无知音。

　　人心险诈恶劣，畏我者固为我敌，爱我者亦为我敌，必欲我皆为其利用而后快心，稍拂其意则妒忌交至，怨恨并来。政治社会之卑污毒狠如此，岂我所能堪哉。遁世既不可能，则惟有另辟途径，独善其身，而使若辈自争以还我清白之体。诚意爱辅我者，惟妻一人。

　　一生爱人惟母与妻耳。

　　(注：章节名与小标题为小编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