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自鸦片战争算起，时间只有一百多年，但却千头万绪，纷繁复杂。蒋廷黻先生用他自己称之为“简略的初步报告”的一部只有五万字的小书，读起来非常精彩，像小说一样，却能条分缕析，将近百年的时事写得深入浅出，充满真知灼见，堪称奇迹。以一种全新的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史，读起来还是很值得玩味的。

        读完本书，我对蒋廷黻先生的“历史观”也有了一些了解。一是将中国近代史“学术化、历史化”，不附庸政治当宣传品。事实上蒋先生本人曾就指出：“我编写这本书的动机不在说明外国是如何欺压中国，不平等条约如何废除。我的动机全在要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研究历史，是求学问，历史与宣传绝不可混合为一。你如拿历史来作宣传,你不是历史学家,是宣传家;你的著作不是历史,是宣传品,宣传品也有其价值,或者很大的价值,但仍不与历史同道。”在了解背景后得知，蒋先生在美国留学时曾接受过严格的实证主义史学的训练，因此他特别重视对于史料的搜集与考订。对史料的重视使得他不急于写作，但由于成书时间短，他也特别说明本书仅仅是“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希望读者只把它当作初步报告看待，足以看出其学术的严谨性。

        另一方面就是对于历史人物的辩证评价。在这本书中，没有绝对的英雄，不将人物脸谱化，力求实证。比如林则徐这样公认的民族英雄，也怕“清议的指摘,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一方面赞赏了林则徐的骨气，另一方面则一针见血指出林则徐把个人名誉看得比国家利益更重。相反对于琦善，蒋先生认为他是明智的，因为他没有豪迈的喊出“剿夷”这种空有豪迈实则愚蠢的口号，琦善是考察了英国的军备，将英国的汽船和中国的船进行对比，然后才开展行动。这样通常意义上的懦夫形象，蒋先生却认为琦善是有头脑的，因为琦善是认清了自身和敌人的形式做出的判断。还有李鸿章这种饱受批评的人物也可赞扬，蒋先生称他为“19世纪最大的政治家”。其实不限于对于历史人物的个性化评价，蒋先生对于历史事件的评价也另辟蹊径，比如国人一向深恶痛绝的不平等条约，蒋先生也称之为“固然是祸，但也是福，看我们振作与否”，并没有将国门大开作为屈辱的一部分，反而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书中的种种观点评价可能刺痛国人的感情，但这并不是什么哗众取宠之举。这也是蒋先生历史观的重要部分，那就是“近代化”。蒋先生对于作书的时代背景做过描述：“蒋先生(即蒋介石)为民族计忍受国人的非议和敌人的无礼，绝不轻言战，亦绝不放松民族近代化之推进”。事实蒋廷黻先生上认为的近代化就是“西洋化”，凡是促进民族近代化的，他都给予肯定，因为只有近代化了，“我们的民族前途才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有了近代化这个标准，他就能从传统地情感道德中脱离出来。只要能融入国际世界，只要能向西方学习，这就是积极的，只要反西方，反“近代化”的，那就是要批评的。因此他肯定了在近代发生的战争主和的立场，反对“唱高调”，这才有了对于琦善的赞扬，也有了对于林则徐等人的过分自信，忽视实力对比，看似爱国实则卖国的行为的批评。

        沿着近代化的思路，蒋先生还有观点，那就是认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是“少数看事较远较清”的精英分子。鸦片战争战败粉碎了天朝之梦，守旧的“攘夷派”打击那些愿意“近代化”的“抚夷派”，导致中国失去宝贵的二十年，未能像日本那样奋起直追，浪费了开启近代化的宝贵时机；太平天国举起了种族革命和宗教革命的旗帜，但终归是旧式民间运动的复演，唯一好处就是让维新人士看到了西方新式武器，打开了看世界的大门；义和团由于反西洋、反近代化、反科学，注定是一场反动的，被守旧派利用的无意义的抵抗。在蒋先生看来，人民一定是和旧观念、旧文化相联系的，他们只能被精英知识分子的启蒙，跟随精英的步伐改革，“近代化”的希望不能寄托于人民身上。

        正因为李鸿章意识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意识到世界潮流不可阻挡，并且认识到未来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与日本之间近代化速度的竞赛，因而才有蒋先生“19世纪最大的政治家”的评价，除此之外其他的支持近代化改革的“精英”，比如曾国藩、奕䜣、张之洞、康有为等等，虽然值得称赞，但都没有提出彻底的、科学的近代化方案。相应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都是因为不彻底的近代化而失败的。只有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和三民主义才是能救国救民的近代化方案，因为在蒋先生看来，它是科学的、彻底的近代化。

        正因为站在精英主导的近代化为国家唯一急务的立场上，蒋先生才有“在近代的世界，败仗是千万不能打的”，对于统一的、齐心协力的、和平建设的环境的固执也都是顺理成章，因此才有了对于蒋介石的推崇，对李鸿章等人的赞扬，对林则徐的批评。而经过了辛亥革命、民国初年的纷乱后,凯末尔式的领袖人物及其精神追求,当然应该成为全民族的奋斗纲领。这样,蒋廷黻在总结了中国近代以来出现过的历次“抵抗帝国主义”方案后,将读者的目光聚焦到了孙中山的救国方案上。他的近代史书写,可以说就是为了呼吁中国人跟随这“我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不可一误再误了”。

        通篇看来，蒋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无疑有一套自己恪守的历史观和方法，他的近代史观实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的产物。强调“整个儿的近代化”“近代化就是全盘西化”，实际上有点和我国实际情况相背离，并且以一种冷峻的旁观者视角去解读中国近代史，确实符合蒋先生作为知识分子的“实证主义”，但未免有些偏颇。无论如何，蒋先生将对中国未来的思考寄托到笔下的历史之中，从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提出了解读中国近代史的不同观点，给人以不同的启发和感悟，还是值得我们去品读思考的。

参考文献：

【1】 尹媛萍.2016.蒋廷蔽与中国近代史书写.史学史研究,30

【2】 样钧期.2016.评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 文学教育(中),7

【3】 王国梁.2018.历史的不同视角——评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出版广角,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