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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海】萧红及作品与电影《萧红》(赏析)

2024-07-15 10:01|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刚刚看完一部关于萧红生平的电影,宋佳版的《萧红》,总体感觉很文艺范儿,不失为一部好看的电影。尤其喜欢片头的版面风格,老旧、古朴、典雅,当然还有带着火药味的画外音,时不时充溢着耳谷,因为萧红即将谢世的年代,正赶上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肆无忌惮地用炮火轰炸香港。   我一边被电影中萧红的才华、爱情、坎坷而短暂的生命里程唏嘘惋惜,一边为她在那样动荡不安而又贫困交加中忍饥挨饿地写作、生病、孤寂、绝望,直至死亡而感慨万分。想想我们今天身处宁静,又能在电脑上任意驰骋放纵自己的文思,信马由缰,自由自在地删减涂改添加,不用一遍遍在纸上涂划、修改、重抄,那种便利是萧红的时代无法想象的快意与舒展,我们自当加倍珍惜才是。      一.萧红作品对电影《萧红》的艺术渲染      看完电影《萧红》,我照例饿补了一下她的作品,无论长短、体裁,叠加在一块,主要作品也就十五部左右,其中的后期代表作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是被香港“亚洲文坛”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第九位的。看完矛盾写给《呼兰河传》的序,外加大概浏览一遍作品,除了缺少华丽的修饰点缀之外,作品生动、质朴的文风,确实具有艺术生命力。   《呼兰河传》是萧红于童年生活的回忆中,描写北方小城人民愚昧不幸的生活,勾画出沉默的国民之魂。著名作家茅盾对《呼兰河传》的评价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由于偏离了左翼文学的政治化轨道,该篇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个人性、自我化之路,难免招致左翼阵营的批评和非议。但亦如茅盾所说,与她在“情调”、“思想”上的缺失相对应的,是她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功。当然,这也不是纯艺术的技巧化的成功,而是一种源于作者短促生命和凄美个性的悲剧性的成功。由此可见,真正艺术的成功在于生命的投入与付出。《呼兰河传》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它的完成,标志着萧红文学创作已进入成熟时期。   电影在渲染萧红作品的魅力上,着重表现了《呼兰河传》的文字艺术效果:“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岁了,当我长到四五岁时,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这些富有生命力的语言,穿插于电影之中,为电影蒙上了如今不太多见的文学艺术气息。   萧红的成名作是中篇小说《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鲁迅为之作序,胡风为其写后记,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萧红也因此一举成名,从而奠定了其作为抗日作家的地位。《生死场》的发表,符合时代的要求,呼唤民族意识的觉醒,对坚定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斗志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萧红在作品中大胆地反映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抒发了她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电影中也着重表现了《生死场》对东北女作家萧红文坛地位的确立带来的影响,将鲁迅对它的赞扬和盘托出:“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东北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这无疑给电影带来了艺术震撼力,将电影推向了高潮。      二.民国时期的文坛二萧      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幼年丧母。十九岁时,她为了反对包办婚姻,逃离家庭。她认识萧军时,身怀六甲,被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遗弃于旅馆,并被旅馆老板押为人质,困窘间她便向报社投稿,实际上是以此方式,向当时的文坛发出了求救信号,萧军作为报社委派来帮助她的人,在她最绝望的时刻出现了,他拯救了她濒临崩溃的精神世界,应该说直接影响她命运并引发她开始文学创作的,是萧军的出现,他被她的不幸遭遇唤起了一份男人的责任感,同时对她的写作才华也暗自倾慕,他责无旁贷地走进了她的生活,挑起了照顾她和肚子里孩子的生活重任。   萧军的付出是伟大的,正如萧红临死前还念叨过的,如果她再一次向身在重庆的萧军请求支援,他仍会毅然来到她身边照顾病榻左右的,但这次他再不能挽留住她的生命,因为她已病入膏肓。尽管他一直是位勇于担当的男人,却不是每次都能救得了她的。   趁大水之乱救出萧红后,二萧相爱了,这是萧红最幸福的时期,共同的文学爱好,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期间他们自费出版了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他们确实是在生活的艰难跋涉中,把自己与民众疾苦联系在一起。在萧军的敦促下,二萧主动写信结识鲁迅,并到上海求见鲁迅,同年完成长篇小说《生死场》,次年在鲁迅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二萧也随之扬名中外文坛。   电影中诠释的文学界著名的二萧相遇的情景时,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萧军的出现,无疑在精神上给了萧红依托,在文学上使她得以重生,但他们仍要一起挨饿。而萧军的性格中,有着男人比较普遍存在的不专一。电影中的萧军,可谓见一个爱一个,因此在二萧经历过短暂的甜蜜幸福之后,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早年我看过关于叙述二萧感情的文章,那时留在我印象中的萧军,脾气暴躁,甚至动手打过生性倔犟的萧红,这让她非常伤心。后来萧红只身东渡日本养病,也是为了摆脱与萧军因感情上出现的矛盾纠葛带来的精神苦恼,想换一种心境。但离开萧军之后,她饱尝了生活的寂寞与孤单,她觉得自己离不开他,还爱着他。在日本期间,她出版了散文集《商市街》、《桥》,短篇小说集《牛车上》、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后突闻鲁迅的病逝,内心非常难过和遗憾,没过多久就回到上海专门去鲁迅的墓前告慰他的亡灵,这样她与萧军又有了短暂的复合,并怀上了他的孩子,但孩子并没有维系住他们之间的感情,终因性格上的迥异,两人最终分手,这是令人遗憾的结局。   离开萧军后,萧红选择了和端木蕻良在一起,因为他专一,真心爱她,还在她身怀萧军孩子的同时,给了她名分。婚礼上,当胡风提议让新娘新郎谈谈恋爱经过时,萧红说:“张兄,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但萧红没有想到,端木在生活上很不会照顾人替别人着想,而且还需要别人照顾,这对于身体羸弱的萧红来说,无疑加重了生活负担,在几次颠沛流离中,萧红最需要他陪伴的时候,他总是选择独自离开,而抛下无助的她,独自去面对。这让萧红倍感失望,萧红的内心深处,直到死,都是寂寞无助的。      三.萧红的一生      萧红,1911年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由于受到祖父以古诗为主的启蒙教育,使萧红从小就打下较好的文学基础,进入小学女生部读书的萧红,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作文尤其突出,曾多次得奖,后来成为著名女作家,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民国四大才女包括石评梅、庐隐、张爱玲,其中萧红位居第二。   萧红同时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她有着女词人李清照那样的生活经历,并一直处在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可谓是不幸中的更不幸者。她童年孤寂,缺少亲情的抚慰,有一位专横的父亲,她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的经历和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萧红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她也是幸运的,因为她生在了鲁迅的时代,并有幸接受过他的提携和帮助,包括她的《生死场》,都是鲁迅写的序。鲁迅、矛盾能为她写序,这在我们看来实在够幸运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曾在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并随同西北战地服务团辗转各地,写有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唤》,散文集《回忆鲁迅先生》和《萧红散文》。她的作品多取材于家乡,以其敏锐纤细的艺术感受力,朴实细腻的笔调,写出当时东北乡村小镇的闭塞与荒凉,塑造的人物鲜活可爱,风格明丽凄婉,弥漫着忧郁和感伤气息,为诗化小说的精品。在东北作家群中,最具艺术才情的作家是萧红。她的作品虽没有直接描述她的经历,却使她在女性觉悟的基础上加上一层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而复杂理解。她是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中,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她的散文充满真挚朴实的情感,体现了高尚的人格。善于捕捉日常生活细节,她的文章有着生动的情节,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有人说她的文字“有时有点啰嗦,像个喜欢说话以引起别人注意,又常常表达不清的孩子,充满了儿童式的奇特想象和信马由缰的思路。她的字里行间,正是一派稚拙可爱的孩子气。她的作品处处透着悲凉的气息,以抒情笔调写自我主观感受;散文化的小说结构;重文化风俗和自然景物的描写,不重人物性格的刻画;无完整的故事情节,然而韵味深长。萧红除喜欢绘画外,还广泛阅读中外文学作品。”   电影中萧红引用鲁迅的原话:“梦是好的,否则钱是重要的。”无从考证此话的真实性,有兴趣可以找编导去核实。但我的兴趣不在于核实真假,鲁迅的语气是对的,内容也是精湛的,因为梦想是美好的,但梦想往往距现实很遥远,现实就是,你可以用写作填补寂寞、打发时间,但靠稿费接济生活显然是不现实的,你必须一边写作;一边赚钱养活自己或者家人,而赚钱才是一个写者最主要的生活来源。   电影中萧红对她的崇拜者小骆说:“知道我为什么写作吗?因为没有更快乐的事可做。”这话仿佛说出了所有写者的心声,因为除了写作,没有比写作更能安抚我们心灵的方法,以驱赶寂寞,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我不禁感到诧异,和她不是处在同一时代的人,但却有太多相似之处,随便说出来一个,都会令人瞠目。可见,每个时代的人,都因有着共同的爱好而想到一处了,这是人类的共性,使其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能够产生心灵的共鸣。   萧红,1942年病逝于香港。其短暂的一生,作品不多,篇幅也不长。她的一生充满着寂寞,直到死,寂寞都在紧紧包裹着她,令她死于孤寂死于不甘死于战争中的疾病。但是我们不会忘记,这位民国时代的东北女作家,于短促的一生中,为我们留下的绚烂而具有生命力的文字,所散发的文学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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