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爱莲说》探寻中国爱荷的文化精神

周敦颐爱莲的原因是他主张人应有“积极入世，而又不受尘世污染”的君子风范。他对陶渊明逃避现实、隐逸自清并不认同。至于众人都喜爱争名逐利，汲汲于富贵的牡丹，则被周敦颐所鄙夷……本文作者从周敦颐理学思想角度阐述了他的人生观、道德观，对于今日社会仍不失为淳化世风的良药。尤其，荷在佛教中的文化含义被周敦颐引入其理学中，使得中国人爱荷的文化精神内涵由此真正确立。

为什么在菊花、牡丹等众花之中，“予独爱莲”呢?因为菊是“花之隐逸者”，它耻与众芳为伍而开在百花之后；而牡丹浓艳，仪态雍容，所以是“花之富贵者”。唯莲有君子风范，是“花之君子者也”。作者以无限感慨的心情指出，能像爱菊的陶渊明那样远离污浊社会的隐者，东晋以后已经很少了；能追慕君子之风，自己得引为同志者，则更乏其人；而世人都争名逐利，汲汲于富贵。“牡丹之爱，宜乎众矣”，含蓄深刻地流露出对世风日下的深深隐忧，耐人思索寻味。

那么周敦颐为什么单单选择莲花作为君子的象征呢?他所称道的君子又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似能从他的理学思想中寻找出答案。

周敦颐的理学思想是道家思想与传统儒家思想以及佛家思想的混合。莲花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如来之佛座，即作莲花形，称莲台。佛教言性，也多以莲为比。佛教思想的影响应该说是周敦颐爱莲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有一首题莲诗：“佛爱我亦爱，清香蝶不偷。一般清意味，不上美人头。”“佛爱我亦爱”，是说得很清楚的。《华严经探玄记》有一段以莲为喻言佛性的文字，提到莲花“在泥不染”，“自性开发”，具有“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的“四德”。周敦颐笔下的莲花与之别无二致，由此可见佛教思想对《爱莲说》一文的具体影响。

佛教对莲花的赞美之所以能引起周敦颐的共鸣，是因为他们对莲花品性的解释恰可借用来为自己的学说服务。莲花具备了周敦颐所尊崇的君子的一切美好的东西，以具体可视的形象为他的道德观做出了注脚。

周敦颐的道德论同样吸收了佛道二家的思想，所不同的是他主张积极入世。入世而又不受尘世的污染，能够成为君子，以至为贤、为圣，关键就在于要做到“无欲”。他说：“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 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通书·圣学》)“静虚”指心境宁静而空灵，“动直”指行动正直。据此，他为人们选择的君子的样板是颜回。颜回身“在陋巷”，并没有出世，不但不受污染，反而修养成为“亚圣”。原因何在呢?他说：“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通书·颜子》)也就是说颜回做到了“无欲”。当然这种“无欲”的主张，今天来看是十分有害的。

周敦颐举颜渊是以人作例证，咏莲花则是借物为譬喻，目的是一样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虽身处污浊的尘世，却既不移于俗，又不媚于世，能够洁身自好。“中通外直”，是指胸中没有各种欲望充塞，因此做到了“静虚动直”。“不蔓不枝”，就是能坚守“无欲”这个“一”，而不生他想，不入歧途。“香远益清”，则指高尚的品德、美好的声誉，恰如莲之暗香潜溢，流芳远播。“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则表现出君子傲然立世，可亲近，可向风仰慕，却决不可轻慢狎侮的自尊性格。

至此，也就不难理解在《爱莲说》中作者何以于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陶渊明不肯苟同的态度。陶渊明的高风亮节，代为世人所重；但以周敦颐的观点来看，“解体世纷，结志区外，定迹深栖，于是乎远”(颜延之《陶征士诔》)，显得不够十全十美。周敦颐心目中的君子是既能安于箪食瓢饮生活而不忘用世的“亚圣”颜子，而不是躬耕乡里、向往世外桃源的隐士陶渊明。

《爱连说》通过莲花寄寓了作者的理学思想，带有明显的局限性。但是多少年来，人们都以自己的感受去理解它，使莲花成为高尚洁美人格的象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