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真的罢黜百家？原来我们冤枉他，他采用独尊儒术而悉延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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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载建元六年(前135)，太皇太后窦氏去世，汉政权才罢黜百家的。今据《史记·儒林列传》的记载引证如下：

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汉政权“黜百家”是在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武安侯田蚡为丞相之后才推行的。据《汉书·武帝纪》载窦太后去世的次年，即元光元年(前134年)五月又举贤良对策，在这次会议上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公孙弘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受到武帝赏识以平民而被提拔做官，最后做到丞相封侯，天下学士就竞相仿效，尊儒就成了社会风尚。

一、罢黜百家与悉延百家

这次“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的范围也仅限于元光元年五月对策会议所举贤良文学之中，并未扩大到社会与国家各级机构之中。此后，武帝于元朔五年(前124)六月，又为五经博士置弟子50名，并按其学习儒家经典的成绩优劣选拔其作官吏。这为儒生参加封建官僚集团大开方便之门。

由于这一活动只适用于儒生，其他各派的学习者没有此待遇，所以这一活动也是武帝尊儒术的一个重要表现。至此，武帝的尊儒活动基本上告一段落。

从建元五年(前136)到元光元年(前134)五月武安侯田蚡“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再到元朔五年(前124)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这十二年是武帝尊儒活动取得成功的主要时期。

这些尊儒活动的成功主要表现在：

在上述尊儒过程中及其以后，其他各学派的地位下降。然而，武帝并没有对其“绝其道”“灭”其说。相反，各学派的著作均可收藏、流传供人学习、研究。

并且，汉武帝还把法家、道家、纵横家、杂家甚而方术之术等各家各派的人物通过公车上书、征召、任子、资选、从小吏中逐级提升等方式罗致在左右，让他们作官、出谋划策，铺佐自己治理国家。

因此，可以说汉武帝实际上并没有“罢黜百家”，而是兼用百家。这点汉代人是认可的，太史公就说他“悉延(引)百端之学”。汲黯则说汉武帝“内多欲而施仁义”，汉宣帝也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据此人们常说汉武帝是外儒内法、儒法并用。

《汉书》卷77《盖宽饶传》载宣帝时盖宽饶说“方今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法律为诗、书”云云，不恰恰说明武帝之后汉朝还在重法治、以法治国吗?

总之，应该说汉武帝继承了汉初开明的文化思想政策，并没有返回到秦始皇在文化思想方面实行专制的政策中去。

然而，汉武帝的“悉延(引)百端之学"并不是说各学派都是平等的，而是把各学派分层次地加以兼用的。尊儒术，是把儒术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或统治思想；重法治，是把法家学说中的以法治国作为治国的方法、制度用的；此外又兼用各家。这就是太史公所说的“悉延(引)百端之学”。

总之，所谓“独尊儒术”，汉武帝是确实尊了。所谓“罢黜百家”如果像董仲舒建议所说的那样“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使“邪辟之说灭息”，汉武帝并没有采纳。相反，汉武帝是在尊儒术的前提下，采取的是百家兼用，“悉延(引)百端”的方针。

二、百家后来的境遇

《史记·龟策列传》太史公曰：

这几句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汉武帝即位后，广开艺能之路，延引百家之学，有一技之长的士人都可为国效力。只要有卓越的超人的才干就能出人头地，而且公正无私。既然如此，那么武帝的用人就包含着儒、法、道、纵横、杂家、阴阳五行、术数、方士等各家各派。

太史公还说，由于武帝执行这样的政策，所以“数年之间，太卜大集”。

《汉书·东方朔传》也说“武帝既招英俊，程(计量、考核)其器能(才能)，用之无不及”。这一记载与太史公上述对武帝的称赞是一致的。《汉书·武帝纪》载元朔五年夏六月的诏书说“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这与上述太史公说的“悉延百端之学”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任用既学儒学又学各家之学者，或先学各家之学后学儒学者是“悉引百端之学”的表现形式之一。司马谈曾从唐都学天文，从淄川人杨何学《易经》，又追随黄生学黄老之学，在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为太史令。

武帝时的名儒夏侯始昌，是位“通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的儒家学者，但又是一位“明于阴阳”，善推言灾异的阴阳五行家，曾预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在董仲舒、韩婴去世后，“武帝得始昌，甚重之，曾被选为昌邑王太傅。”

曾任太尉、丞相的田蚡曾治“盘于诸书”，据注家解释，盘于二十六篇系兼儒、墨、名、法的杂家书，后转好儒术。再如公孙弘，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后为御史大夫、丞相，封平津侯，是武帝从儒家学者中提拔起来的。

然而，公孙弘却是个“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又“著《公孙子》，言刑名事”，所以公孙弘是一位兼治儒、法两家的学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汉武帝强化法制的举措下，儒学经典如《春秋》也被当作法典使用。

汉武帝“悉延百端之学”的另一形式是直接任用各学派的人做官，如对法家是很注意任用，并发挥其作用的。《汉书》卷52《韩安国传》载，韩安国字长孺，“尝受韩子、杂说，邹田生所”。可知韩安国曾在邹县田生所学习过法家韩非和杂家学说。武帝时，韩安国失官闲居，武帝先后任他为北地都尉、大司农、御史大夫、代丞相等职。马邑之谋时，武帝令他率三十万大军伏击匈奴。

再如，张欧“孝文帝时以刑名侍太子”，景帝时位列九卿，武帝元朔年间曾“代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张汤自幼学习决狱文书律令，武帝时与赵禹“共定诸律令”，汤常“决大狱”，治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案件，“皆穷根本”。张汤以法治国的才干深受武帝赏识，所以常奏事至日晚，使武帝忘食，并让丞相成为无用的摆设，于是出现了“天下事皆决汤”的局面。

张汤生病时，武帝亲至其家探视，“其隆贵如此”，可见武帝对他倚重之深。另外，与张汤“共定律令”的赵禹和杜周，都是武帝时重用的法家在政府任要职的官员。其中，赵禹历任御史、中大夫、廷尉、少府。杜周则历任廷尉史、廷尉、执金吾、御史大夫等。

同时，崇尚法治、信奉管商的法家桑弘羊又是为武帝所重用的理财专家，筦盐铁、均输、平准等措施的有力推行者，后为御史大夫。黄霸“少学律令，喜为吏，武帝末以待诏入钱赏官，补侍郎谒者”，后补河东均输长。宣帝时曾官居颍川太守、京兆尹、丞相等职。汉武帝时期所任用的上述法家官吏，不仅在当时政治、经济生活中起了重大作用，到昭、宣时期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汉武帝不仅从儒、法两家中选择官吏，也从其他学派中选拔官吏。如主父偃“齐国临淄人也，学长短从(纵)横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之言”。《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纵横家书目中有《主父偃》二十八篇。这说明主父偃主要是学纵横术起家的，并有专门著作问世。元光元年主父偃上书武帝，早上上书，晚上就被召见，所言九事，其中八事均被著为律令。主父偃也深为武帝赏识，一年中四次升官，至中大夫，最后为齐王相。

值得注意的是，主父偃的一些意见，正是通过与公孙弘这位以儒术起家的官僚通过辩论、斗争而付诸实施的。例如主父偃建议中提出筑朔方城“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武帝“下公卿议，皆言不便”。其时，作御史大夫的公孙弘“数谏，以为罢弊中国以无用之地，愿罢之。“

后经辩论，公孙弘才认错。事实证明，元朔二年(前127)武帝徙十余万人筑朔方城，此后开始向西北大移民，是其开发西北边郡的开端。而西北边郡的建立既可以阻止匈奴南犯，又是反击匈奴的前方基地，对稳定北方局势有重要作用。

黄老之术西汉初是国家的指导思想。武帝即位后黄老学说的地位大大降低，但是武帝仍然任用学黄老之术的人当官。汲黯就是一例。汲黯学黄老之学起家，景帝时曾为太子洗马，武帝时先后任用为荥阳令、中大夫、东海太守。

上述事实说明，武帝“悉延百端之学”确系历史事实。这就是说，武帝在尊儒术、重法治的同时，又兼用百家。

汉武帝“悉延百端之学”是当时历史条件决定的，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首先，文景时期的“无为而治”，决定了学术思想上的“各家共进”，从那时遗留下的人才各家各派都有，无法把他们统统罢黜。

其次，武帝时期是个开拓进取的时代，需要很多各方面的人才，即使在元朔年间为博士置弟子之后，一年也不过培养50名，根本不够用，不用其他学派的人根本不可能。

再次，其他各学派也确实能提供许多人材。这就决定了，汉武帝必然要各家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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