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苏联:披头士震撼克里姆林宫

资料图：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长、披头士歌迷：谢尔盖·伊万诺夫。

经历了几十年的停滞与消沉，即使在戈尔巴乔夫开始他的改革三年后，这个僵化社会的坚冰仍然融化得很慢。文化总管安德烈·日丹诺夫在四十多年前提出的“艺术家应当为了将人民团结在社会主义旗帜下而努力奋斗”的指示仍然没有被废除。“开放政策”被界定为“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而开放”，一千八百万统治者带领着无数的官僚仍然管制着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我入住的宾馆只向外宾开放，门卫看上去就像穿着针织开衫的勃列日涅夫，他也像个党员那样管制着他的小小领地，将大多数苏联访客拒之门外。只有陀伊茨基和他的做时尚记者的妻子斯维兰娜，用他们的自信配上时髦的服装，跨过了门卫这一关。陀伊茨基那天穿了一身黑，他妻子则是粉红色意大利进口外套配上迷你裙。

我们在宾馆的餐厅里吃饭，透过纱帘望向窗外看到的是红场的雄浑景色，餐厅里则是穿着哥萨克服装的管弦乐队演奏维也纳华尔兹。大风卷着雪花在克里姆林宫的尖塔之间旋绕飞舞，为陀伊茨基讲述的当披头士的消息第一次传到苏联时的故事画出了一个富于戏剧感的背景。

“六十年代中期，他们的音乐在一个不能更巧的时刻来到了这里， ”他说，“如果他们早几年来，也许就还没有那么肥沃的土壤来接受披头士。我们那时候有自己的英雄——像是尤里·加加林，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还有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古巴浪漫主义大胡子革命。当然还有我们的富于魅力的领袖尼基塔·赫鲁晓夫，他保证会埋葬美国。我们也相信这一切。我记得在我小时候成为一名苏维埃成员是很帅的事。 ”陀伊茨基的父亲是一位专门报导拉美新闻与外交关系的记者，并且认识切·格瓦拉。“我爸爸把格瓦拉塑造成了偶像。”他告诉我。

赫鲁晓夫将加加林称为“新哥伦布”，在他的太空先驱之旅激励下，一大批英雄风格的歌曲被创作出来。“我们有过很多非常流行的歌颂我们在太空中的胜利的爱国歌曲。”陀伊茨基回忆着。他还给我唱了一小段肖斯塔科维奇写的曲子：“祖国母亲知道她的儿子在轨道上飞行。”“这是苏联最后一次真诚的爱国热情的大爆发。”他说。有一套名为“加加林星座”的歌曲集卖出了上百万张，里面的歌词包括“加加林的春天降临，天堂的穹顶如同燃烧的火焰”。当太空英雄回到莫斯科时，赫鲁晓夫亲自前来迎接，他们相互贴脸，狂欢的人群在红场起舞。

陀伊茨基的父亲从 1963年起在布拉格工作，他们一家也住在那里，那时还是披头士最早传到苏联之前。陀伊茨基在捷克首都长大，那里比莫斯科更容易收到西方的广播，所以他在十一岁时就发现了摇滚乐，而这很快就给他带来了麻烦。

“在休息的时候，我在学校广播电台里放了披头士、滚石乐队、海滩男孩还有奇想乐队的曲子。孩子们都喜欢，但是学校领导不喜欢。 ”

陀伊茨基被勒令禁止再这样做，但是他抗议说这是进步青年的音乐，是反对越南战争的音乐，是爱与和平的音乐。“学校的头头们不为所动，并且告诉我必须乖乖听话。当我拒绝后，我就被定性为‘不可救药’并且被少先队开除了。 ”

1968年春天，陀伊茨基一家被召回了莫斯科，陀伊茨基没告诉家人他因为摇滚乐而惹上的麻烦，他还搞到了一条红领巾所以看起来还像一名少先队员。但当那年夏天苏联的坦克开进布拉格去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性的社会主义”时，陀伊茨基把这场入侵的真相告诉了他的同学。

“我说，官方宣传里面描述的苏联官兵被欢呼的人群欢迎的场景都是谎言。 ”他的父母被叫去了学校，万分震惊地发现陀伊茨基被训斥——而且被再一次开除了少先队籍。他作为文化反抗者的生涯从此开始。

当陀伊茨基一家回到莫斯科时，当一名苏维埃还是很光荣的，赫鲁晓夫式英雄主义社会主义好日子已经消逝。但在那时，正如陀伊茨基所说，克里姆林宫庞大的控制力也有所衰退， “1964年，赫鲁晓夫被一群更加无趣的家伙赶下了台，这恰恰也是披头士的音乐开始渗透进我们的内心和大脑的时候。”

我们上楼走进烟雾弥漫的小酒吧，穿着毛绒套头衫、只收硬通货的妓女们在那里吃着巧克力包裹的樱桃，试图勾引几个德国商人。这个酒吧看起来就像悬在新旧俄罗斯交界的边缘，玻璃柜里像珍品一样展示着的是百事可乐的罐子，同时一位拿着扫把的俄罗斯老太太在墙角打瞌睡。陀伊茨基讲起了对苏联少年来说披头士音乐无法抗拒的魅力：“小理查德那样的美国摇滚乐太快，太狂暴，太奇怪了。披头士的美妙旋律完全不一样。他们也有别的新鲜元素——电声、长发、自由精神。”

陀伊茨基的妻子斯维兰娜对披头士有她自己的回忆。“一开始他们看上去很没有威胁，像是跟妈妈一起住到四十岁的俄国男子，穿着好看的小套装和白衬衫，”她瞟了一眼旁边的妓女和她们的德国猎物，这似乎勾起了她对更加纯真的时光的回忆，“我记得在学校里我能用五十戈比买到一张印得很差的披头士的照片——也就是说你得选择要么吃早饭，要么买照片。”

陀伊茨基和一个英国记者朋友聊了起来，他是《卫报》的马丁·沃克，正在大肆收集戈尔巴乔夫的莫斯科的各种故事，而在这当中，苏联摇滚连同新出现的私人卫生间一起勾起了他的极大兴趣。沃克曾经把俄罗斯称为“插上火箭的上沃尔特河”——虽然拥有核武器但还是像一个贫困的非洲国家——但这里能让一个年轻记者重获新生。沃克是陀伊茨基的伴郎，在他们俩凑在一块聊起一些新故事的时候，斯维兰娜向我说起了她是如何结合对西方杂志的模仿和在古旧衣服铺子里的发现来创造自己的风格的。她以一个时尚作家的眼光回忆起披头士带来的最早的冲击：“我们把旧外套上的翻领裁掉来模仿披头士式样的无领夹克，我们叫它‘披特洛夫卡’。”列侬式样的无框眼镜是从二手商店里淘来的，亚美尼亚鞋匠们把旧军靴改造成时髦的尖头高跟靴。“所以这就像童话一样，”她说，“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扒着这扇来自西方的窗口，尝试着稍稍改变自己的形象。”

我们走下地铁，去见一位陀伊茨基推荐给我的苏联摇滚先驱。在华丽得如同斯大林风格宫殿一样的马雅可夫斯基地铁站里，一对拿着导游书的美国游客正在瞻仰这座用灰色大理石和彩色马赛克砌成，歌颂着“苏维埃的天空”的劳动者的宫殿。在这个五十年前开通时斯大林作了号召共产党信念的讲话的地方，陀伊茨基开始了对他少年时苏联文化的压抑恐怖的控诉。“我厌恶那一切，”陀伊茨基低沉地说，“因为那一切都是呆板的，一切都毫无魅力。那些歌唱家发型一塌糊涂，唱歌的样子就像勃列日涅夫在开党代会。一切都完全没有吸引力，完全僵化。”我听到了地铁列车进站的噪声，但陀伊茨基完全停不下来。“那一切都毫无光明、自由、时髦、愉悦可言，而这些都是我们在六十年代亟须的维生素，所以我们就抓住披头士来吸取养分。”列车的轰鸣盖过了陀伊茨基接下来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控诉。

在高尔基公园里，伴着噼里啪啦的杂音，户外音箱放着“溜冰圆舞曲”，滑冰的人们在结冻的池塘上回旋。他们看上去十分轻松，好像在享受着暂时摆脱日常生活重担的难得一刻。公园的小路也结了冰，当我们摸着黑跌跌撞撞往前走的时候，还常常有滑冰的人“嗖”地从我们身边擦过。陀伊茨基现在讲到俄罗斯的摇滚乐了：“真正的浪潮是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他们全部受到了披头士的影响，无一例外。”又一个滑冰的人溜过我们旁边，但陀伊茨基继续讲他的：“光听是不够的——他们想要自己来做。他们翻唱披头士的歌，试着模仿英文歌词，尽管大多数人其实都不知道歌里唱的是什么。 ”我们在高尔基公园就是要去见苏联最早的这批披头士其中的一人。

我们来到了莫斯科河旁边的一幢楼前，一个喘息不止的老头把着门。走进楼里破旧的走廊就可以听到好几把电吉他的声音震撼着单薄的隔墙，与之相伴的是煮饭的气味。看来这里有几个琴房，再加上一个厨房。墙上挂着唱片的封面，所有的封面上都是一群毛茸茸的家伙，跟随着一个有着乱蓬蓬黑头发的圆胖子。

“这是斯塔斯·纳明的地盘。”陀伊茨基宣布。

我听说过纳明。他的祖父是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曾经的苏联人民委员，他在一个享有特权和音乐的家庭中长大。肖斯塔科维奇、罗斯特罗波维奇以及另外一大群著名的音乐家都曾经是他家的常客。六十年代初期，在一所最优秀军校就读的纳明曾经参加过红场的阅兵式——同时他爱上了披头士的音乐。他获得允许能在军校里组建一支摇滚乐队，为军官和学生们演出。离开军队后，他养长了头发，并利用他的显赫政治背景来组建了一支自己的摇滚乐队，名字叫“花儿”。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出台二十五年前，这支乐队成了苏联官方摇滚乐的先锋；他们被邀请加入那个腐朽的作曲家协会，并能够进行全国巡演。

我记得纳明也不总是那么一帆风顺。在我们等他出来的时间里，我就向陀伊茨基询问具体的情况。“他遇到的事情也发生在无数人身上，当摇滚乐和现有体制纠缠不清的时候就会这样。”陀伊茨基的声音一如既往地苦涩，“斯塔斯很擅长运用他的关系，他成功地在国家唱片公司 Melodiya发行了第一张苏联摇滚唱片。”在陀伊茨基口中， “Melodiya” 听起来简直像是一句脏话，“然后媒体就把斯塔斯的乐队叫作‘苏联的披头士’，所以文化部就以为西方宣传和传播嬉皮士思想为罪名查禁了这支乐队，他们的乐队名‘花儿’一起遭了殃”。

我看着挂在墙上的唱片封面上褪色的照片，现在那些面孔看上去有了一种死刑犯的感觉。在花样繁多的样式里，不变的是一种充满警惕的不安全感。这张唱片上他们打扮得像是少先队员，另一张上面就像六十年代花孩子嬉皮士那样跨越天空；有时候他们像欧洲流行音乐明星那样穿着白得发光的 T恤，有时候他们又像大都会摇滚明星那样穿着发亮的七分裤，头发油光锃亮。经历了这一切，纳明成了一个全能的摇滚明星。陀伊茨基继续他的故事。“斯塔斯休息了两年，然后在一个无聊但是保险的名字之下——斯塔斯·纳明乐队——重组了他的乐队。这支乐队比以前更加流行，但当然他们又被禁了——不得在电视或者广播中出现，媒体从来不提到他们。 ”

当八十年代初政治风潮又有所变化时，这支乐队再度有机会露面了，但《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对他们热情洋溢的评论，资本主义喉舌对他们的认可使他们再次成为政治运动的嫌疑人，这次是克格勃盯上了他们。 1983年时，斯塔斯·纳明终于受够了。他改行从事电影和电视，并且成为一位成功的摄影师。这混乱而扭曲的官方政策让我逐渐理解为什么纳明和他同时代的苏联音乐家会那么简单地放弃与体制的斗争。

“但故事还没结束，”陀伊茨基说，“像我们中很多人那样，戈尔巴乔夫拯救了他。斯塔斯和他的乐队是第一支在美国巡演的苏联摇滚乐队，而且他们周游了世界各地。 ”

现在纳明为他的闲不下来的能量找到了新的焦点。陀伊茨基说这幢在高尔基公园里面的毫不起眼的小楼叫作斯塔斯·纳明中心，这是苏联最早的不受国家控制的企业之一。“这里的理念，”陀伊茨基介绍道，“是为年轻的艺术家、诗人、设计师和音乐家提供机会。”很难看出这座年久失修的，到处是食物的气味、单薄的隔墙，还有插在酒瓶口上的蜡烛的破房子会是一个创意中心，但我想如果有人能够点石成金，那个人可能就是斯塔斯·纳明。

那个人终于出现了，看起来很像那些唱片封面上的长毛怪。陀伊茨基说他已经把我大大铺垫一番，说我曾经给披头士还有滚石乐队拍过片子，所以纳明热烈而富有魅力地欢迎了我，这番热情和魅力想必也是支撑他和体制之间长年斗争的重要资本。我们在一张铺着粉红格子桌布的小桌旁坐下，斯塔斯开始讲起他的披头士。

“他们改变了一切，我们的音乐，我们穿衣打扮的风格，我们的生活方式。”他的笑声在他的紧身 T恤包裹着的胸腔里轰鸣，“按照官方口径，披头士被蔑称为‘长发杂种’之类，很粗鲁无礼的说法。但那时所有来自西方的东西都被禁止了。”纳明的乐队时常被指控“偷运西方音乐”来颠覆他们的观众，而他和苏联统治层之间的家庭关系又让他能够理解苏联官方是如何看待披头士四人组的。“他们对政权有很大的威胁，因为（那些领导人）知道披头士给俄罗斯的年轻人某种内在的自由。 ”似乎很难想象那些管治苏联文化的乏味的官僚会把远在利物浦的几个孩子看作一种威胁。“那些上层人士真的了解这种威胁吗？”我问他。“他们感觉到了，”纳明回答，“尽管他们没有真的理解，这东西对他们来说太聪明了。”我看到陀伊茨基在点头。“但是他们总是憎恶所有他们不能控制的东西，”他的手做出把什么东西推开的动作，“他们害怕任何有能力影响人民的东西，披头士之所以是危险的是因为他们的音乐、他们的能量不受控制。 ”

纳明对这四个来自冷战对手后街的小伙如何威胁到克里姆林宫全知全能的人们的分析令人着迷，但也令人困惑：为什么这看上去没什么艺术含量，不带有任何明显的政治信息，用带有地方口音的外语演唱的歌曲，能够成为改变一代人的催化剂？这就像是化学反应，像是苏联文化的核心与披头士和他们的音乐接触而改变了。我想要探寻这是如何发生的，对于上百万社会主义的孩子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

突然，之前一直显得无比机智灵活的斯塔斯·纳明现出了他的俄罗斯性格。“披头士是一个奇怪的、神秘的现象，”他低声念叨，“远远超过了一个摇滚乐队。”他的英语似乎开始缺氧了，然后他想要说到别的东西。“你们觉得这个怎么样？”他走到房间另一头，把一盘磁带塞进录音机，轰鸣的摇滚乐扑面而来。“我的新乐队，”斯塔斯说，“高尔基公园。”他已经准备好开始下一段冒险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