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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共产主义:苏联末期的布尔什维克如何反对布尔什维克?

2023-03-16 06:01|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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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上世纪的尾声中,苏联的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所处的窘境提出了大量的方案,我并不能说戈尔巴乔夫采取的便一定是最糟糕或者最理想的那一条,但是“白色共产主义”绝对是这些方案中最为有趣的一种。一方面,“白色共产主义”可以追溯到苏俄内战期间的一系列白军思想家,如伊万伊林,另一方面又同索尔仁尼琴等人互相应和。正是由于它的独特性和继承性,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白军以及早期欧洲的法西斯主义雏形的表现,又会发现它的创始人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为苏联的早期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进行辩护,滑稽的是,这种辩护反倒是为了论证斯大林的确是布尔什维克的优秀代表亦或者列宁的最理想的继承者。总而言之,“白色共产主义”是以布尔什维克的形式,实现一个非布尔什维克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理想。

库尔吉尼安,或库尔金杨,Сергей Ервандович Кургинян,生于1949年11月14日,俄罗斯政治家,主持人,作家,Суть времени的创始人。

库尔吉尼安是一个资深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个苏联共产党党员,他一直在寻求"民族救赎",在20世纪年代末期,他给出了一个并不从意识形态继承关系上出发的苏联改革方案,而是由他对当时在苏联普遍存在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的分析出发。库尔吉尼安和他的支持者们向苏联领导层建议的是放弃围绕马克思列宁主义体系的大多数幻想。这些幻想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都已经变得虚无缥缈,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们则促成了整个系统的崩溃。

库尔吉尼安的观点涉及到一个问题:苏联是为什么而建立的。在斯大林去世时,赫鲁晓夫曾试图使苏联摆脱所有关于政治恐怖,经济问题和大规模屠杀的辩经。赫鲁晓夫谋求回归19世纪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和德谟克拉西价值观,他甚至还谈到了政治多样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承诺了康米主义在未来将有的丰富性。

库尔吉尼安的建议,是在奉劝苏联的领导层放弃"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及其相关的被动性和政治多元化,而强调传统的承诺、奉献和牺牲精神的"东方"价值观将是更明智的。对于一个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来说,民主和消费主义的价值观遏制了集体生存的潜力。库尔吉安坦率地承认,在苏联没有人相信苏联制度的所谓"德谟克拉西"。很难想象当时的制度如何能够 "德谟克拉西化"而不自我毁灭。当然,也没有人会相信,苏联本质上的非市场经济能够为他们提供同西方国家质量和数量上一致的消费品。但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苏联经济 "市场化 "将是一场灾难。在面对苏联存亡的灾难性威胁时,库尔吉尼安奉劝放弃对这种"启蒙"价值观的任何诉求,努力维护苏联的完整性。他所主张的是立刻寻回那些使苏联人民从农业主义走向工业现代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和屈辱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的 "渊博价值观”。

无论库尔吉尼安和那些与他持有相同信念的人被其他人定为为什么,或者他们如何称呼自己,他们都为自己被认为是积极分子和实用主义者而感到自豪,他们更关心的是民族的拯救,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正统性。鉴于这种倾向,库尔吉尼安明确表示,他确信只有一个强大的国家,配以一个强大的舵手,才能解决压倒苏联的各种问题。库吉尼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国家主义者,他绝对相信一个强大的国家在任何国家都是必要的。库尔吉尼安所写的一切都清楚地传达了他的信念,即国家是他计划的核心。同样的是他对斯大林的总体评价。他认为斯大林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对于经济增长是必要的条件。而工业发展又为苏联提供了确保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力量——不是因为信仰马克思,而是把马克思束之高阁。

斯大林统治着一个等级森严的专制国家,由一群经过自我淘汰的官僚精英灵活地控制着,致力于一个艰苦的工业化方案,这需要苏联人民的不懈努力。库尔吉尼安认识到,虽然以人命作为代价是极端的,而且令人痛惜,但斯大林创造了一个工业基地,可以承受德国入侵的冲击,消化由此带来的巨大损失,并仍然为苏联军队提供武器,最终带来胜利。对库尔吉尼安来说,无论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是如何的虚伪,但事实却是:斯大林管理着一个僵化的专制和高度集权的国家,而苏联已经繁荣昌盛,并取得了胜利。

库尔吉尼安的叙述中隐含着这样的认识:斯大林完全准备好了利用意识形态方面的神话来俘获苏联人民的心,并赢得世界上一小部分学者或消极或积极的支持。国内和国外的受众都被告知,在苏联,"领袖"(Vozhd)的统治源自民众的支持,而企业的董事和劳工组织的领导都是经过民主选举出来的,并按民众的意愿服务。当然,还有人坚持认为,苏联是一个平等的 "无阶级社会",并且由一个 "无产阶级领导"来管理一个 "工人国家"。

库尔吉安清楚地认识到所有这些说辞都是自顾自的神话。他坚持认为,最初,斯大林构建的苏联制度不是一个致力于满足消费者的平等主义民主,而是一个专制集团,致力于于广泛的工业化、经济增长和民族国家的强大的远大目标,不过决策和控制是积极的、坚定的,并且集中在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手中。无论斯大林怎样引用马教的经典,无论他出于什么原因,他也从未自欺欺人地认为这对自己一系列行为会有任何影响。

斯大林建立了一个专制的、等级森严的体系,以保证国家的生存和延续,打击“帝国主义",并使苏联成为世界霸主。斯大林为战争、为冲突、为胜利设计了这个系统。他打算把苏联人民锻造成一种武器,为这一使命服务。而且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都没有被德谟克拉西、自由主义的言辞所迷惑,因为该制度就是用这些神话来伪装自己的。

对库尔吉尼安来说,无论斯大林主义在那个时代最后几年中开始表现出怎么样的羸弱,都不会影响到它,但随着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主义改革,最终威胁到这个充满活力的制度的生存的种子被引入了。正是赫鲁晓夫谈到了经济分权,正是他试图将 "消费社会"的元素植入到一个不适应的系统中。在赫鲁晓夫领导下,人们谈论政治和经济自由化,甚至有人建议,当时活着的一代苏联公民将享受到马克思提出的乌托邦共产主义社会的所有物质财富。赫鲁晓夫显然已经开始相信斯大林为使其独裁统治合法化所采用的神话。赫鲁晓夫之后,该系统继续其逐步的、缓慢的衰退。那些试图将苏联 "重新斯大林化"的人,在试图阻止其衰落的过程中基本失败。到了80年代中期,围绕着治理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大量的混乱,以至于苏联知识分子把自己分成了两个阵营,一部分人为了满足那一系列神话所引起的期望开始呼吁彻底的德谟克拉西化,而另外一些人则主张在一个强化的国家专制下,放弃神话并对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库尔吉尼安显然属于后一个阵营。

在那些试图满足德谟克拉西和物质丰富的神话所产生的期望的人中,便有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者"。他们试图使苏联对其公民的公民权利和人权要求做出更多的要求。他们认真地谈论 "德谟克阿西VOTE"和“市场经济”,以满足消费者的物质欲望。他们试图实现马克思主义承诺但从未兑现的一切政治诺言和福利成果。

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激进改革者已经允许自己成为一系列无实质意义的神话和谎言的俘虏。苏联的 "激进改革"领导层无法理解自己的历史,被自己的虚构所迷惑,试图满足神话般的期望。根据库尔吉尼安的判断,该领导层没有意识到的是,这种努力不仅会对经济体系,而且会对国家造成致命的损害。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者被他们自己的自由主义和伪人道主义观念所迷惑,允许苏联国家的权力在一片口号声中消散。与斯大林和他的随从不同,他们已经开始相信从一开始就围绕着苏维埃制度的那些神话了。

库尔吉尼安敦促说,真正的改革不需要试图实现神话,而是要坦率地承认苏联在虚构的假象背后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他主张放弃激进改革者试图实施的 "NEO马教"。总的来说,他谈到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可弥补的不合时宜的和僵化的"。从他这样说的意思不难看出,库尔吉尼安希望扫除苏联几代马教徒构建的那一套自欺欺人且令他人失望的康米神话。他反对戈尔巴乔夫的自由主义改革者的普遍倾向,即继续用 "平等"、"政治多元化 "和 "富足的经济"来误导苏联苦难的人民。如果这样做,"人性化的马教"就背叛了苏联及其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库尔吉尼安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它的所有居民都被一种不可抑制的权力欲望所驱使。权力的各种形式,如鼓动、呼吁、命令和统治,是库尔吉尼安思想的核心。对他来说,正是权力的驱动力创造了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的区别,在所有和任何有组织的人类集合体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区别。对库尔吉尼安来说,这一切对国际社会和任何地方社会都是真实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库尔吉尼安看到了现代世界体系在一个国家的等级制度中的 表现。最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拥有完整的科学体系、先进的技术以及对信息的控制所带来的所有质量和数量上的优势,对那些处于劣势的人的生活环境几乎享有绝对的控制。科学技术为一些国家和一些国家的集团提供了统治其他国家的工业力量。欠发达国家则被直接或间接地剥削,使其沦为技术先进的压迫者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来源。

在库尔吉尼安看来,现代世界的特权者创造了一个越来越 "僵化"的国际体系,这个体系剥夺了欠发达国家摆脱其困境的任何机会,实际上是让他们永远处于被动地位。幸运的是,库尔吉尼安认为,在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支持者出现之前,苏联仍然在当代国际特权所构筑的等级制度之外。苏联拒绝服从国际体系的要求,它拥有足够的常规和非常规的军事力量,以扼杀任何妄图将该体系强加于它的阴谋。同时,只有苏联仍然有能力将国际社会从"技术官僚 ——帝国主义者”的永久奴役中拯救出来。

而戈尔巴乔夫和他的 "人道主义者 "通过追求他们的 "德谟克拉西"改革,要做的事情实际上会使苏联更容易受到这种普遍的剥削性国际安排的影响。在他们 "德谟克拉西"改革苏联的热情中,他们准备遵守先进帝国主义大国所规定的国际游戏规则。戈尔巴乔夫准备允许用有利于西方帝国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苏联。戈尔巴乔夫的自由主义者没有坚守苏联的独立,而是试图在粗俗的物质主义、自我利益、个人主义、对个人快乐的亵渎性关注和对他人的关注减少等方面与西方竞争。苏联的领导人放弃了对英雄主义、美德和对集体的关注,并且试图比他们的对手更自由。在库尔吉尼安看来,其后果很可能是苏联的崩溃和沦为一个奴役性的国家,最终永远赶不上西方的工业化民主国家。

苏联的 "人道主义知识分子"在努力符合帝国主义列强的规范时,向西方虚无主义文化与腐朽精神的洪流打开了苏联的大门。戈尔巴乔夫的 "人道的马克思主义者"准备将国家德谟克阿西化,他们牺牲了国家最根本的利益,以争取外国人的暂时认可。

为了使苏联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库尔吉尼安认为,爱国主义必须再次发挥作用,将所有苏联公民紧密地团结在一个由强大的国家所实施的、由聪明的、英勇的精英监督的国家发展的革新计划中。在这样的指导下,苏联人民将铲除一切的资产阶级:这些资产阶级围绕着自由化所带来的利润而聚集。

库尔吉尼安预计,苏联的军事和工业企业只有通过建立国家支持的"巨型结构",即人才和企业的组合,才能有效地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民主国家竞争,而这些功能显然超出了苏联现有机构的能力。在一个价格结构将受到市场信号显著影响的经济中,库尔吉尼安敦促将苏联工人、经理和国家代表集合在生产组织中,由法团来维持、影响和监督,以确保政治忠诚、反应一致和团结协作。

随后,苏维埃 "祖国 "的拯救将在高尚的道德氛围中进行——通过灌输 "红色宗教"来保证,这种宗教将鼓励爱国主义、"社团主义"、在劳动中的应用、自我牺牲、道德和英雄主义。

库尔吉尼安倡导的 "白色共产主义"是一种专制的、精英主义的、民族社会主义,它发现了俄罗斯国家体系的"宗教根源"。这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康米主义,它将鼓励其公民"努力追求一种在精神上而不是物质上有价值和丰富的生活。"这是一种不把布尔什维克主义视为 "无产阶级革命"的康米主义,而是视为大俄罗斯进化的一个阶段。

在库尔吉尼安的观念中,很难不认识到其他时代和其他地方的思想和情感。在库尔吉尼安的政治道德化中,有乔治-索雷尔的影子,在库尔吉尼安的激情中,有恩里科-科拉迪尼[1]和阿尔弗雷多-罗科[2]的民族主义的回声--这些知识分子把他们的学说的光芒带给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

对库尔吉尼安来说,权力意志[3]是一种无法改变的人类情感。它在精英的产生和轮换中得到了体现。对库吉尼安来说,历史的证据证实了,所有已知的国家系统都以少数统治者和多数被统治者的等级制度中的权力表现为特征。从库尔吉尼安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确信,为了努力延续他们的统治地位,精英们采用了"derivations ",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进行虚构,作为他们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来源。当一个精英阶层失败时,其意识形态也会失败。在库尔吉尼安的概念中,有文化冲突的形象,有国家崛起以迎接道德挑战的形象,也有其他国家陷入衰败的形象。此外,在库尔干尼亚的方案中,有一种祖国复兴的紧迫感——在颓废的情况下互相其道德,这一观点同恩里科是共通的。在库尔吉尼安的论述中,不仅有原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还有明确无误的法西斯主义的概念语言。不仅 "工会"在国家主导的法团结构的联合是法西斯主义思想和制度的反映,甚至库尔吉尼安思想中那些看似创新的方面也有明确的法西斯主义先例。库尔吉尼安谈到了技术委员会和国家资助的公司,这些委员会和公司将在与那些具有密集发展和超强生产性优势的外国系统的不平衡竞争中统筹并监督国家的所有人才。这一切与法西斯主义的亲缘关系很明显。从一开始,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发展主义就期待着 "技术委员会"的作用,以确保相对落后的意大利经济的快速技术发展。随着法西斯主义的成熟,这个最初在经济上是自由的系统变得越来越被国家所控制。在经济的国家化过程中,法西斯主义发展了非常大的准国家机构,据说是为了在与工业国家先进的 "财阀"经济的竞争中满足国家的关键需求。

在库尔吉尼安的文章中,他脱掉了所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伪装。库尔吉尼安倡导的是一种消耗性的民族主义,一种持久性的精英主义,它们提供了一个专制国家的形式和结构,并且在一个混合经济中受到市场的影响。从深层的哲学意义上讲,他本人是反平等主义的,也是从根本上毫不动摇地反民主的,而且苏联体制建立之初也是这样设想。

库尔吉尼安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一个民族生命力的体现,他们不仅求生存,而且寻求胜利。布尔什维克是传统与进步的结合,为一个历史与文明悠久的民族提供了在阳光下获得一席之地的希望。伴随着革命的马教神话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革命只是模仿他们思想的衍生品。

对于库尔吉尼安来说,真实强大的其实是民族主义国家、蓬勃发展的工业、军事力量和战争的胜利,这些一切因为苏联人民的牺牲、英雄主义和劳动赋予了意义。不管它是什么,从布尔什维主义中诞生了一个寻求祖国复兴和完整性的新国家。库尔吉尼安认为布尔什维主义的优点是它对东方民族的人民和文化的保护,在与腐朽的西方国家的冲突中,他们团结在一个共同的命运体之中。库尔吉尼安在国家体系中承认民族的存在,并认为布尔什维主义的优点在于国家只为民族的最终利益服务。

在他看来, "唯物主义的西方 "保持了日益逼近的威胁,"传统的东方"对这种威胁则是软弱的,他刻意引导着一个健康的集体对灭亡威胁应有的回击。他提到了俄罗斯和苏联人民在盛气凌人的外国人手中遭受的屈辱。他还谴责那些为了个人利益而背叛祖国的人。

在库尔吉尼安身上可以发现很多东西,包括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传统性和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革命家的anti马教的思想。人们也发现了另一种学说的表达,它包含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中一些最具传承性的思想的影子。因为在呼吁建立一个由 "英雄 "和 "圣人"组成的精英领导的强大国家中,诞生出来了一般的法西斯主义。而这种呼吁也是库尔吉尼安所秉持的。多元民主和西方自由主义的明确拒绝也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具体表现。法西斯主义的概念是,国家是共同命运体和所有追求共同目标的人的联盟。法西斯主义来自 "唯一可能的国家类型是法团主义国家"的信念。在对爱国主义宗教的呼吁中,也有一种法西斯主义,它是将阶级和各行业的差异尽力减少,使他们能溶入到一个重要的共同体的溶剂。法西斯主义还体现在权力、战争的狂热之中,并且通过你死我活的竞争来治愈民族承受的屈辱的痛苦。

马克思主义者无法防止出现在他们自己的成员中出现法西斯主义的变种,为其主角提供地位和特权,这不仅是对他们无能的评论,也是对他们的理论质量和 "左"、"右"政治主张之间常见区别的回应。更重要的是,也许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没有很好地理解他们自己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规划,以避免他们的最终崩溃。他们是被动地由一系列事件所淹没的。

马克思主义的智力匮乏和对法西斯主义理解的明显不足在最后证明了,是其理论家们没有认识到意识形态异化的迹象,除此之外,伴随着其体系终结的法西斯主义冲动也随之崛起。库尔吉尼安在这一切中很重要。在最后崩溃之前,他已经阐明了拯救俄罗斯的新意识形态的初步轮廓。从马克思主义的腐朽中生长出来的某种法西斯主义,也是颇具讽刺意味。

参考^Enrico Corradini(1865年7月20日-1931年12月10日)意大利小说家、散文家、记者和民族主义政治人物,对ANI(邓南遮曾担任其领导)和墨索里尼的思想有着重大影响^Alfredo Rocco(1875年9月9日-1935年8月28日)意大利政治家和法学家,早期法团主义经济的理论家,后加入PNF^即尼采权力意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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