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与青年：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又是过去的事了，那是更早的事。一九二六年八月我第一次来北京考大学，住在北河沿一家同兴公寓。我在北京患病，没有进考场，在公寓里住了半个月就走了。那时北海公园还没有开放，我也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在北京我只有两三个偶尔来闲谈的朋友，半个月中间始终陪伴我的就是一本《呐喊》。我早就读过了它，我在成都就读过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狂人日记》和别的几篇小说。我并不是一次就读懂了它们。我是慢慢地学会了爱好它们的。这一次我更有机会熟读它们。在这苦闷寂寞的公寓生活中，正是他的小说安慰了我这个失望的孩子的心。我第一次感到了、相信了艺术的力量。以后的几年中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呐喊》，我带着它走过好些地方，后来我又得到了《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更热爱地读熟了它们。我至今还能够背出《伤逝》中的几段文字。我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学到了一点驾驭文字的方法。现在想到我曾经写过好几本小说的事，我就不得不感激这第一个使明白应该怎样驾驭文字的人。拿我这点微小不足道的成绩来说，我实在不能称为他的学生。但是墙边一棵小草的生长，也靠着太阳的恩泽。鲁迅先生原是一个普照一切的太阳。

不，他不止是一个太阳，有时他还是一棵大树，就像眼前的树木一样，这树木给我挡住了风沙，他也曾给无数的年青人挡住了风沙。

他，我们大家敬爱的鲁迅先生，已经去世十三年了。每个人想起他，都会立刻想到他的道和他的文章。这是他的每个读者、每个研究者永远记住，永远敬爱的。他的作品已经成了中国人民的宝物。这些用不着我来提说了。今天看完了关于他的生平和著作的展览会出来，站在树下避风沙的时候，我想起来：

这个巨人，这个有着伟大心灵的瘦小的老人，他一生教导同胞反抗黑暗势力，追求光明，他预言着一个自由、独立的新中国的到来，他为着这个前途花尽了他的心血。他忘了自己地为着这个前途铺路。他并没有骗我们，今天他所预言的新中国果然实现了。可是在大家、在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时候，他却不在我们中间露一下笑脸。他一生诅咒中国的暗夜，歌颂中国的光明。而他却偏偏呕尽心血，死在黑暗正浓的时候。今天光的新中国已经到来，他这个最有资格看见它的人却永远闭上了眼睛。这的确是一件叫人痛心的事。为了这个，我们只有更加感激他。

风一直不停，阳光却更灿烂地照在街上，我已经歇了一会儿，我得往前走了。

写于1949年10月11日

选自《人民文学》1949年第1期

琐忆（节选）

文|唐弢

鲁迅先生有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自己的写照，也是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全部人格的体现。当我还不曾和他相识的时候，时常听到有人议论他：“鲁迅多疑。”有些人还绘声绘色，说他如何世故，如何脾气大，爱骂人，如何睚眦必报，总之，鲁迅是不容易接近的，还是不去和他接近好。中国有句成语，叫做“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一次一次的造谣毁谤，也可以将真相埋没。我于是相信了，不敢去接近他。不过也曾有过一个时期，的确很想见见鲁迅先生。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之间，鲁迅先生经常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写稿，攻击时弊，为了避免反动派的检查，他不断更换笔名。我当时初学写作，也在这个副刊上投稿，偶而写些同类性质的文章。我的名字在文艺界是陌生的，由于产量不多，《自由谈》以外又不常见，那些看文章“专靠嗅觉”的人，就疑神疑鬼，妄加揣测起来，以为这又是鲁迅的化名。他们把我写的文章，全都记在鲁迅先生的名下，并且施展叭儿狗的伎俩，指桑骂槐，向鲁迅先生“呜呜不已”。自己作的事情怎么能让别人去承担责任呢？我觉得十分内疚，很想当面致个歉意，但又害怕鲁迅先生会责备我，颇有点惴惴不安。正当想见而又不敢去见的时候，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却不期而遇地晤见了鲁迅先生，互通姓名之后，鲁迅先生接着说：

“唐先生写文章，我替你在挨骂哩。”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一切又都出于意料之外。我立刻紧张起来，暗地里想：这回可要挨他几下了。心里一急，嘴里越是结结巴巴。鲁迅先生看出我的窘态，连忙掉转话头，亲切地问：

“你真个姓唐吗？”

“真个姓唐。”我说。

“哦，哦，”他看定我，似乎十分高兴，“我也姓过一回唐的。”

说着，就呵呵地笑了起来。

我先是一怔，接着便明白过来了：这指的是他曾经使用“唐俟”这笔名，他是的确姓过一回唐的。于是，我也笑了起来。半晌疑云，不，很久以来在我心头积集起来的疑云，一下子，全都消尽散绝了。

从那一次和以后多次的交谈中，鲁迅先生给我的印象始终是：平易近人。他留着浓黑的胡须，目光明亮，满头是倔强得一簇簇直竖起来的头发，仿佛处处在告白他对现实社会的不调和。然而这并不妨碍他的平易近人，“能憎，才能爱。”或者倒可以说，恰恰是由于这一点，反而更加显得他的平易近人了吧。和许多伟大的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正是鲁迅先生思想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

对待青年，对待在思想战线上一起作战的人，鲁迅先生是亲切的，热情的，一直保持着平等待人的态度。他和青年们谈话的时候，不爱使用教训的口吻，从来不说“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一类的话。他以自己的行动，以有趣的比喻和生动的故事，作出形象的暗示，让人体会到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有些青年不懂得当时政治的腐败，光在文章里夸耀中国地大物博；看得多了，鲁迅先生叹息说：“倘是狮子，夸说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有些青年一遇上夸夸其谈的学者，立刻便被吓倒，自惭浅薄；这种时候，鲁迅先生便又鼓励他们说：“一条小溪，明澈见底，即使浅吧，但是却浅得澄清，倘是烂泥塘，谁知道它到底是深是浅呢？也许还是浅点好。”记得在闲谈中，鲁迅先生还讲起一些他和青年交往的故事，至于自己怎样尽心竭力，克己为人，却绝口不提。他经常为青年们改稿，作序，介绍出书，资助金钱，甚至一些生活上琐碎的事情，也乐于代劳。有一次，我从别处听来一点掌故，据说在北京的时候，有个并不太熟的青年，靴子破了，跑到鲁迅先生住着的绍兴县馆，光着脚往床上一躺，却让鲁迅先生提着靴子上街，给他去找人修补。他睡了一觉醒来，还埋怨补得太慢，劳他久等呢。

“有这回事吗？”我见面时问他。

“呃，有这回事，”鲁迅先生说。

“这是为的什么呢？”

“进化论嘛！”鲁迅先生微笑着说，“我懂得你的意思，你的舌头底下压着个结论：可怕的进化论思想。”

我笑了笑，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进化论牵制过我，”鲁迅先生接下去说，“但也有过帮助。那个时候，它使我相信进步，相信未来，要求变革和战斗。这一点终归是好的。人的思想很复杂，要不然……你看，现在不是还有猴子吗？嗯，还有虫豸。我懂得青年也会变猴子，变虫豸，这是后来的事情。现在不再给人去补靴子了，不过我还是要多做些事情。只要我努力，他们变猴子和虫豸的机会总可以少一些，而且是应该少一些。”

鲁迅先生沉默了，眼睛望着远处。

节选自1961年《中国文学》9月号

当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节选）

文|靳以

生前我并没有时常和他相见，就是有信也都托内山书店转的，在个人的情感方面我们互相说不上爱恶。可是他的学习和写作的精神，他的待人接物的态度，还有他那不屈不挠，爱恶分明的热烈的喜和憎，都在我的心上刻下了最深的印象。他死也不放过的，是那些人民的敌人，自私的小人；他一再用爱来说服和感动的，是那些有错误的青年。他不相信天才，他不放纵浪漫的作风，他不会因为一时逞自己的高兴而使别人遭殃。他也不那么觉得自己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在人群中用爆炸般的诗语激起听众没有着落的激情。他只是一个诚诚恳恳的文艺工作者，不因为自己抽烟喝酒便把不吃烟酒的人当作庸才，也不因为自己能写文章便自以为是天地间少有的人物；他不讳言自己心境的寂寞，那时他独自躺在地上，没有人打扰他，除开他那个不懂事的孩子海婴也躺在他的身边。他是一个人，优点远超出他的缺点的，值得人爱，值得人敬，值得人效法的，当他一朝离开了这个世界，引起我为什么生前不多亲近他的悔恨，就什么也不多想，只要我能做的事，我都尽力做了。

写于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

节选自《文艺复兴》1946年第2卷第2期

本期微信编辑：于文舲

插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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