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的主要机构有哪些？

张贵洪[1]（2021）在《非洲与联合国关系：历史演进、现实逻辑与未来展望》文中认为非洲是联合国会员国最多的大陆。非洲国家的加入,极大地改变了联合国的政治生态。在非洲和平与安全中,联合国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联合国推动的发展十年战略、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非洲扮演着重要角色。非洲国家是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本力量,而非洲大陆也是联合国和平发展和人权事业的重心。联合国与非盟开展全方位合作,成为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合作的典范。联合国改革事关非洲安全与发展的未来,与联合国开展合作是非洲建设更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骆明婷[2]（2021）在《机制化减贫 ——联合国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贫困是社会生活中普遍的经济现象,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指的是物质生活的匮乏,通常局限于一定区域或国家内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贫困问题突破地域和国界的局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某一特定人群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能力的社会性问题。联合国成立后,减除贫困、促进发展成为联合国的核心议题之一,联合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开展了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在联合国的行动下,全球逐渐形成了一个涵盖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双边或多边协议、私营部门、公民自愿行动的庞大的减贫机制,旨在通过联合不同的力量,合理利用资源,应对单一国家无法独立解决的全球性贫困问题。本文的阐述基于以下假设:第一,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凌驾于各主权国家之上的强制性权力和有约束性的法律结构;第二,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的主要行为体,各国的行为决策是根据本国利益作出的,寻求在安全、权力、财富上的最大收益;第三,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良性合作预期会带来共赢的局面,但各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取决于行为体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收益的综合考量,并符合某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合作的实现和维系是艰难的。本文试图采用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来分析全球贫困治理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模式以及各行为体在其中的行为方式。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将发展议程作为核心议题之一,致力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减除贫困、提升各国人民福祉,从20世纪60年代起,其发展理念经历了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到试图“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再到“可持续发展”的演变,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为核心的全面的减贫体系,包括较为完善的决策程序、议事规程和监督体系。2015年,在对千年发展目标的终期评估中发现,虽然千年计划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还有很多指标尚未达成,且出现了发达国家未履行筹资承诺、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供应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低收入国家减贫进展缓慢等现象。随后,联合国提出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千年发展目标的内容进一步扩展、深化,期待实现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包容性相结合的目标。本文认为造成全球减贫机制未能发挥有效作用的原因主要在于减贫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GPGs）是由发达国家供给、发展中国家消费,存在着供需不平衡的情况。发达国家根据本国的利益提供GPGs,由于减贫领域的GPGs供给成本高,见效周期长,且与供给国的核心利益关系不密切,通常不会获得优先投入,当投入成本过高或与国家核心利益产生冲突时,发达国家将减少或放弃对其的投入。发展中国家不能参与到GPGs供给的决策过程,无法根据本国需求改变GPGs供应和分配的规则,只能被动接受,这一过程是低效、混乱的。国际组织在GPGs供应和分配中发挥着激励和衔接的作用,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有强制力的权威机构,且随着减贫议题的扩大,国际机制呈现碎片化状态,导致国际组织指导的减贫机制效率低下,交易成本高。本文介绍了自2002年蒙特雷发展问题筹资会议以来国际社会关于MDGs筹资问题和GPGs供给模式的论争,通过这个案例进一步讨论了为什么在全球层面推进减贫领域的改革、重塑减贫GPGs筹资和分配体系存在着困难,并进一步佐证本文的结论。虽然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较于“千年发展目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但全球减贫机制的内核和运行模式没有本质性的变化,GPGs的供需矛盾依然存在。联合国始终希望能通过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全球伙伴关系来保证减贫领域GPGs的充足供应,这个体系可以减轻发达国家在面临国内财政或政治危机中筹集资金所遇到的困难,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以推进其减贫进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将中国经验传递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机制,增加对外援助,并提出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援助理念,中国的援助模式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援助理念,但与联合国建立互利合作的新型减贫机制的理念更加契合。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在于:首先,梳理了联合国成立以来发展理念的变化和发展议程的推进、“千年计划”的实施过程和结果,总结了现有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减贫机制的决策过程、组织结构、运行模式和各行为体参与方式;其次,将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注意辨析市场中的“理性人”和全球公域中的“理性的国家”之间的行为差异;一国内部有强制性权力下的公共选择和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的公共选择之间的差异;以及全球不同问题领域（根据是否与国家核心利益相关、是否能取得即时的利益来划分）中行为体的行为决策的差异,并最终聚焦到全球减贫领域的相关问题。第三,通过分析全球减贫领域各行为体之间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的行为模式,论证为什么减贫领域公共产品的供需存在矛盾?为什么全球减贫机制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内森·阿尔德拉拉,唐慧玲[3]（2020）在《自由主义必胜信念的终结——中国与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秩序》文中提出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西方自由秩序的一个缺陷,即在抗击疫情中缺乏合作和领导力,这终结了所谓全球秩序中自由主义必胜的信念。西方对中国在全球秩序中所扮演角色的看法建立在自由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中国对自己在全球秩序中的角色认知基于中国传统道义的政治观和外交实践。后疫情时代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是其在全球疫情暴发前参与全球事务的延伸。中国始终强调各国之间开展对话与合作,在抗击全球疫情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并在全球事务中赢得了人道主义话语权。

武丽辉,曲甍甍,吴厚斌,白小宁[4]（2020）在《鹿特丹公约对我国农药出口的影响及对策建议》文中研究说明《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共同发起,旨在加强各国在国际贸易中对危险化学品进行信息交流,促进各方分担责任和开展合作,推动无害环境方式使用,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学品生产和国际贸易的大幅增长,更多国家加入公约,公众和各国政府对危险化学品和农药可能造成的危害日益关注,公约在一定程度上分摊了农药国际贸易的责任,让进口国更多了解其危害信息,但近年来随着履约的不断深入,公约发挥的作用超出了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范围,已成为全球化学品或农药禁限用的风向标。我国是农药生产、出口大国,每年农药产量的六成左右用于出口。本文分析了公约对我国农药出口的主要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李国亮[5]（2020）在《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遏制和最后击败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在反对国际绥靖主义、争取苏联及世界人民援助、推动英美加入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发展东方各民族反侵略统一战线等的过程中形成的统一战线思想。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的指导下,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思维及中国国内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后,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国际统战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是其理论内核、根系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智慧则是其内在气质、文化土壤。国民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内统战工作的经验、教训为其提供了实践基础。此外,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也并非一成不变,在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动及相互作用下,它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瓦窑堡会议召开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其思想具体表现为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到苏德战争爆发,其思想表现为组织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从苏德战争爆发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其思想体现为重建、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英法在远东均有保全殖民地的意图,美日在经贸上又有密切往来,这些国家对日本的侵略扩张皆采取了妥协与绥靖的态度。从批评美国孤立主义者“不应隔岸观火”、批评英国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就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到揭露英日东方慕尼黑阴谋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坐山观虎斗”,再到揭穿、反对日美策动的东方慕尼黑新阴谋、严密关注美日谈判进程,奉劝美国不应与日本订立任何妥协,上述一系列实践均体现了毛泽东在国际安全问题上期望各国能够同舟共济,反对以邻为壑。抗战时期,毛泽东正确处理了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首先,终止从属关系,实现独立自主。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中共党内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得以树立和巩固,其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呈现出逐渐弱化的趋势（尽管这种弱化并不妨碍双方继续保持基于相同意识形态而产生的特殊关系）。其次,毛泽东也极为关注苏德战局的发展,并根据苏德战况灵活调整国共关系。抗战时期的国、共、苏、美三国四方是处在一种相互咬合的链条关系中。这一链条包含三个要素:欧战态势、日苏关系、国共关系。作用机制则为:欧战态势影响日苏关系,日苏关系又进而影响国共关系。因此,毛泽东关注苏德战况就是关注中共自身的生存、发展状况。再次,毛泽东在对苏联及共产国际开展的国际统战活动中突出体现了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在苏德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向其提供了情报和军事等方面的援助。最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经历了由苏到美、由美到苏的转换过程,表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战思想并非缺乏现实主义的逻辑。抗战时期,毛泽东对美国的认知随局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美国的形象认知实现了由帮凶到盟友的转变。皖南事变后,美国在调解国共冲突上的举动一度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由此他逐渐将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置于美国,不仅主动邀请中外记者团及美军观察组来延,而且在军事、政治上与之展开密切合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中共七大期间,随着美国对华政策日趋反动,毛泽东的对美统战策略也随之发生转变,即由刚开始的团结为主、斗争为辅转为斗争为主、团结为辅。抗战时期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揭示出中国民族解放经验对其他国家革命具有重要引领、示范作用。此外,他还关心、支持、指导在华日本人民开展反战斗争,不仅阐述了运动的必要性、可能性、发展规律,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争取日本士兵及宽待俘虏的办法,并大力援助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来华开展反战工作。抗战时期毛泽东关注国际政治、军事局势乃是一种常态,他的很多决策都基于此。本文选取了三个极富代表性的案例来对此进行分析。第一,认同、支持同盟国的反法西斯世界战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社会舆论围绕反法西斯世界战略问题展开过数次论战,借此可管窥这三种声音在当时社会的横向互动、竞争。此外,本文在论证毛泽东对欧洲第二战场开辟问题的关注时,特别就中共“今年打垮德国,明年打垮日本”口号的出台、调整、废止,中共中央与各根据地的互动过程作了详细考察,揭示出了抗战时期中共决策、执行机制的复杂性。第二,关注、回应同盟国高层会议。抗战时期,面对同盟国间的高层互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未沉默,其在关注、评论的同时,于决策层面也给出了相应的应对之策。第三,关注、参与联合国创建事宜。本文通过考察毛泽东对联合国创建过程中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评价,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对联合国创建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登上国际舞台,面对国际形势剧变,毛泽东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经验、原则灵活运用到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实施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具体而言,其方法论原则可概括为:既要广泛联合,又要区别对待;以必要的斗争,求必需的团结;坚持原则性,讲究灵活性;立足自力更生,努力争取外援;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两条统一战线,相互促进配合。毛泽东通过建立、驾驭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及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纵横捭阖、折冲尊俎提供了正确的战略指导。具体而言,其历史意义可概括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及谣言,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抑制国民党反共摩擦,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共争取到了外援,加速了抗战胜利进程;战略配合盟军作战,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积累了经验、培育了人才、奠定了基础。新时代条件下,争取有利外部环境的共同诉求使得我们今天学习借鉴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成为必要。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中蕴含的外交智慧及方法论原则为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原则性指导,也为新时代谋求合作共赢,促进地区和平提供启发性思考,更为当前应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提供方法论支撑。因此,回顾研究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为新时代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把握世界前进大势提供了重要启示。

华敏超[6]（2020）在《后主权话语下的苏格兰独立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以来,苏格兰独立问题引起了许多学者从各个角度的研究。本文以试图从“后主权”,这一当代苏格兰独立运动的本质特征为线索,勾勒出苏格兰独立运动的发展进程。尽管“后主权”话语具有一定的争议性和模糊性,它并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它是主权概念在历经几个世纪的发展后,在全球化时代遭遇严重危机的产物,是“后”时代在“主权”领域的反映。同时,“后主权”又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和影响力,它阐述的是主权既可以让渡到超国家一级,又可以下放到地方一级。在超国家层级,“后主权”表现为以欧盟为代表的各种国际组织大量出现。在次国家层级,“后主权”表现为全球地方主义的兴起,而这些地方运动正在追求更大程度的自治,进而演变成一种“后主权”式的独立,而苏格兰独立运动正是这种“后主权”式独立的代表。苏格兰独立运动的发展有其独特的历史轨迹。在19世纪,当民族主义在苏格兰的邻居土地,无论是欧洲大陆还是爱尔兰,沸沸扬扬之时,苏格兰境内的民族主义呼声微乎其微。在一战后期,苏格兰民族主义爆发了一段小高潮,各民族主义党派纷纷成立,它们之中存在着两种较大的理念差异,追求自治与追求完全独立。从1934年苏格兰民族党成立之后的党派目标来看,追求自治是这一时期苏格兰民族运动的主流。在1930年代几次大选的不佳表现,使苏格兰民族党逐步改变了以往温和的立场,确立了追求完全独立的党派目标。经过三十余年的低迷,苏格兰民族党终于在1967年有成员正式进入英国议会,并且随着1970年代“石油议题”的出现,苏格兰民族党在苏格兰政坛名噪一时。英国工党与保守党试图以权力下放平息苏格兰民族主义呼声,但1979年苏格兰权力下放的结果表明,苏格兰大多数人对于权力下放的兴趣并不大。1980年代撒切尔的改革给苏格兰的经济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改变,使得苏格兰议会的建立成为一种大势所趋。与此同时,历经了撒切尔时代选举低迷的苏格兰民族党也开始将自己的目标从完全独立,转为“在欧洲独立”。这种“后主权”式的独立能够给苏格兰供领土经济安全保证和广阔的政治平台,而苏格兰自身的“后主权”传统与欧洲认同,也让苏格兰人更容易接受“在欧洲独立”的可能。1997年权力下放的成功,苏格兰议会随即建立。权力下放所带来的危机与苏格兰民族党自身的努力,使得权力下放很快朝着与英国政府所预期的相反轨道驶去,2011年苏格兰民族党在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获得半数以上席位,面对苏格兰政府出的独立公投诉求,执政的保守党政府并没有将此当做威胁,反而认为同意公投是“低风险,高收益”的举措,苏格兰独立公投于是在2014年9月18日正式举行。苏格兰民族党的“后主权”独立蓝图在公投中未能成功,但随后的选举并没有改变苏格兰民族党作为苏格兰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而2016年的英国脱欧,则是让苏格兰民族党出了“第二次公投”主张,尽管“第二次公投”并未能获得即刻成功,相对于同欧洲的联盟,苏格兰人更依赖于同英国的联盟,但权力下放所造成的英国联盟危机并没有消除,苏格兰的宪法地位问题仍将会是苏格兰政治未来一段时间里的重要议题。通过梳理苏格兰独立运动的发展史,及其“后主权”选择,本文出了四点思考:第一,地区分离运动要想真正实现“后主权”独立并不容易。虽然欧洲的地区分离运动中业已出现,并日渐强大的“后主权”独立意愿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但它很难得到主权世界、甚至是“后主权”世界中超国家层级的认可;第二,苏格兰的“后主权”独立有其特殊性,这表现在苏格兰的“后主权”选择,英国对于苏格兰的管理与同意苏格兰2014年独立公投具有特殊性。第三,英国的政党政治所衍生的国家政策对苏格兰地区分离发挥了重要影响,尽管这个影响很多是负面的,但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借鉴。第四,苏格兰独立运动,虽然被冠之以民族独立,但民族主义并不是苏格兰社会的全部,甚至从来不是多数人的选择。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也存在,因此在对待地区分离问题时,要顾及民族主义者的诉求,也要注意保护那些主张留下的民众的情绪。

刘舒鹏[7]（2020）在《联合国网络安全治理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网络安全日益引起普遍重视。一方面,近年全球网络安全事件频发,对用户隐私、商业财产甚至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另一方面,全球各国网络安全能力建设呈现分化,欠发达国家较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日益严峻的网络安全形势呼吁有效的网络安全治理。在全球各类网络安全治理机制中,联合国机制的作用尤为凸出。作为主要国际多边平台,联合国有助于推动网络安全治理多边合作;在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下,联合国还有助于协调个人、企业、社会组织等非政府主体共同参与网络安全治理进程。基于此,本文对联合国网络安全治理机制展开深入研究。机构构成方面,联合国参与网络安全治理的机构主要包括联合国自身系统、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其他下设机构三部分。由于网络安全关联领域较广,因此联合国参与网络安全治理的机构较多,许多传统机构也被赋予了网络安全治理的新职能。在运作模式方面,联合国网络安全治理运作机制可大体上归纳为“咨询-决策”模式、机构间合作模式和双边作用模式,机构间的互动与合作方式较为多样化。在制度规范方面,自2004年以来,多届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的成果被写入联大决议,推动了联合国框架下网络安全规范的生成与发展。联合国网络安全治理机制下的各项举措,推动了多利益攸关方共同参与网络安全治理,并促进了国际层面网络安全援助的发展。本文以联合国在自动驾驶领域的网络安全治理为案例,分析联合国网络安全治理机制在实践中的治理效果。联合国推动了自动驾驶网络安全治理上规则的产生,但也存在欠发达国家代表性不足和执行效力低等问题。从总体上看,联合国网络安全治理机制在能力和组织两个方面面临困境。能力方面,联合国缺乏对主权国家的利益协调能力和强制约束能力;组织性方面,联合国内部组织较冗杂,统一协调程度低,另外,地区性组织和双边机制的兴起也削弱了联合国在网络安全治理中的地位。面对困境,联合国应避免大国原则性分歧,从可操作性强的领域加强网络安全务实合作,充分发挥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的作用以提高联合国各部门的组织统合性,并进一步推动国际网络安全法律和网络安全规范建设。

彭雄亮[8]（2020）在《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形态演进与空间模式研究》文中指出城市群是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产物,也是国家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空间载体。“湾区”自1990年代成为学术界区域研究对象以来,经历了由区域规划实践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发展历程。因此,在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国土空间整体治理的背景下,通过对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空间形态演进的实证研究,提炼湾区空间发展模式,对湾区城市群未来空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本文将研究对象环珠江口湾区界定为广东省内珠江出海口两岸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五座城市,再加上佛山。以六座城市为基础,本文从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空间演进的历程出发,围绕三个核心议题展开论述:一是经过改革开放后四十年的发展,环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有哪些形态特征,其相互关系发生了怎样的演变?二是推动湾区空间发展动力机制是什么,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在空间演进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三是在湾区创新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构建面向未来的湾区空间结构和模式?论文总共分为八个部分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前两部分为文章概述与研究进展综述。第三部分为湾区形成的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基础,第四部分利用湾区1992-2013年多时相GIS和RS数据对湾区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演进特征进行了实证。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视角,对推动城市群空间演进的动力机制、空间模式和治理趋势进行了分析和检验。第七部分提炼创新发展趋势下湾区空间发展模式和空间结构。最后一部分为全文的总结和展望。第一部分是导论。“湾区”概念经历了学术讨论、规划实践和国家战略三个发展阶段,“环珠江口湾区”规划实践阶段的重要概念,在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和区域发展战略背景下,厘清空间发展的演变和规律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部分对“城市群”、“空间模式”等论文关键概念进行界定,以此提出论文的研究目标、方法和研究思路。第二部分是对城市形态演进和空间模式的研究进展展开综述,提出文本研究框架。首先,从空间认识的本源出发,梳理从空间形态到空间模式研究的演变;其次,从城市群空间发展的动力机制的研究进展来看,“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构成了我国有关空间动力研究的基本框架;最后,本文认为,空间客体包含了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本底关系,空间治理的实质是推动空间发展的动力主体与空间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以此,本文建立从城市群空间本底关系到空间模式的研究框架。第三部分从环珠江口湾区自然地理、以广府文化为主体的历史人文条件两个方面梳理了湾区形成的空间基础。珠江河口湾的自然地理条件演变影响了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方向,以广府文化为主体,形成了开放兼容的湾区文化。第四部分利用湾区1992-2013年多时相的卫星遥感影像数据,采用紧凑度指数、分维指数、等扇分析等,揭示湾区城市空间扩展的总体特征、组织差异和方向演变。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环珠江口湾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展强度总体上呈高速增长,在珠江口喇叭型地形的制约下,建设用地持续向广深、广珠两个方向高速拓展,形成A字型总体空间格局。但珠江口东西两岸扇面规模和紧凑程度上差异较大,两岸发展并不平衡。随着建设空间的拓展,水体、农田等生态服务价值最高的用地类型斑块密度变低,建设空间的“不充分”和高价值生态空间的“破碎化”同步。加上持续台风影响最大的河口湾区域大规模近岸填海造陆,珠江口生态安全面临极大压力。第五部分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理论框架,进一步分析湾区空间发展的动力演变。“政府-市场-社会”主体作用力的交织推动了城市建设空间的拓展,但不同发展阶段主体的合力差异明显。在早期发展阶段,政府力和社会力以迁就市场力的方式吸引投资,造成空间利用的低效和“不充分”;到了中后期,市场力量通过与政府形成各种伙伴关系,主导了城市与区域空间的变革,加速东西两岸发展的“不平衡”。在生态空间的管治上,由于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生态空间面临碎化和安全压力。第六部分论述在国土空间整体治理趋势下,湾区未来空间逻辑转变和治理趋势。对比纽约的洲际合作治理、旧金山湾区的网络化联合治理和东京湾区的集中型治理模式,环珠江口湾区有充足的平原腹地实现东西岸均衡治理。因此,湾区未来空间治理重点转向对建设空间的柔性引导和生态空间的韧性管治,并建立以政府主体为主导,融合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三元协商机制。第七部分探讨创新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环珠江口湾区空间模式和结构。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国家科学平台建设形成新的创新城市节点,在基础科学研究的引导下,有能力改变传统“核心-边缘”城市体系下“中心城区研发与服务——城市节点产业服务——高新园区技术转化”的单向关系,朝着以“科学创新节点基础科学研究”为原点的新型节点簇群空间模式转变。因此,本文认为,未来创新湾区将逐渐形成“两脊三湾链”的空间结构。以广州-东莞-深圳形成的创新发展主轴和以广州-中山-珠海为次轴成为政府推动空间均衡发展的的关键。另一方面,内湾地区应实行更为严格的生态空间的管治与修复,科学创新城市节点应合理控制组团规模,并通过并通过快速交通设施走廊进行连接,在空间上形成“珠链”式布局;内湾增强发展韧性,主湾强化协同机制,外湾培育增长中心,构建生态与经济交织的网络化格局。第八部分为结论与展望。指出论文主要的结论、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展望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努力方向。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尝试了创新:（1）从环珠江口湾区空间的自然环境特征出发,分析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与城市群建设空间的本底关系和影响特征,改进了以往空间模式研究中“重城市轻生态”的局限。空间形态研究源于对城市建设空间分析与规律总结,因此有关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多用于描述单个城市的建设空间特征。考虑到环珠江口湾区城市建设空间占总用地面积的32%以上,本文运用地理信息技术GIS和遥感技术RS,通过定量分析分析河口湾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特征,探讨湾区城市建设空间与生态空间形态的本底关系。一是建设空间的不充分与水面、农田等高生态价值的斑块破碎化同步。二是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了东西岸发展的不平衡,由于东岸地质条件更为稳定,更适宜市场力的投资建设行为。三是通过近岸填海的演变和台风灾害的核密度分析,揭示湾区开发的生态安全压力。最后,基于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关系,本文提出“珠链”式空间布局模式,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湾区。（2）以往有关空间发展的动力主体研究对象多为政府和市场,本文尝试引入社群概念,对社会主体在湾区城市空间作用机制进行研究。“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的分析视角是学术界较为公认的动力机制分析方法,但在以往的研究中,社会主体往往并不直接作用于城市空间建设,因此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关系。本文引入社群理念,对改革开放以来湾区空间发展的分阶段进行合力模型分析,认为早期湾区在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血缘型和地缘型社群在空间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在中期以后,则形成了路径依赖的“锚定”作用,成为湾区经济转型的主要障碍之一;在创新经济发展中,则为创新和创业提供了低成本的“容错”空间。社会主体对湾区城市建设空间的影响经历了直接影响,逐渐后退到间接影响,再到半直接影响的过程。社会主体的影响力随着时代演变表明,建立在血源和地缘基础上的乡村社群随着城市空间发展被进一步强化,外来人口融入湾区并逐渐形成业缘型和友缘型社群,逐渐成为创新的源泉,日益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为湾区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因此,本文对于社会主体作用的实证分析,弥补了以往湾区研究中对社会力作用机制的不足,并为未来建立政府引导下的三元协商治理机制提供理论基础。（3）在创新发展的时代趋势下,基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的空间模式的转变趋势,提出建立以“两脊”+“三道湾链”的湾区空间结构。本文通过梳理环珠江口湾区空间模式演变历程发现,环珠江口湾区经历了点状生长、点轴发展、双核轴带到多元网络的演变过程,在空间表征上与国内外城市群有很大共性。但通过分析空间模式背后的动力机制,本文认为,其他城市群雏形阶段的点状生长大多是由政府或市场力量推动,而在湾区,由分散化的社会主体影响下的生长“点”,并没有成长成为城镇。在长期激烈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广深双核轴带结构,孕育了大量的创新型企业。政府权力空间在珠江口两岸的均衡布局,有能力在未来西岸地区发展中起到更为关键的推动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以珠江口为中心,创新性提出构建三道“湾链”的圈层式空间结构。内湾地区打造以国家科学平台为基础的功能区,通过“珠链”式开发,避免对珠江口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主湾则强化中心城区的现代服务能力;外湾地区着眼于区域均衡发展。

苏艳萍[9]（2020）在《论缅甸民主化改革的动因及前景》文中指出缅甸是二战后军人执政时间最长的国家,2010年缅甸举行了自1990年以来的第一次多党民主选举,大选的成功意味着缅甸顺利实现了由军政府向民选政府的过渡,也是缅甸开始走向民主化改革的关键。本文先对何为“缅甸民主化改革”做了概念上的清晰定义,然后回顾缅甸在民主化改革上所做出的努力,并根据已取得的成绩得出改革的特点。接着进一步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解释缅甸为何会在21世纪初开启民主化改革。本文认为外部因素是缅甸进入21世纪初开启民主化改革进程的大背景,但并不能自发地影响缅甸政经改革的进程,在缅甸民主化改革事件上不起决定性作用。外部因素对缅军政府开启民主化改革的影响应该辩证看待,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在外部因素中,国际格局的变化带来了国际大环境的改变,所以说缅甸民主化改革是时代的产物。内部因素则决定了缅甸民主化改革进程的基本趋势和方向,与改革进程环环相扣。内部因素中缅军政府主动开启改革是民主化改革的根本原因,所以说内部因素发育成熟才是缅甸推行民主化改革的关键。总体而言,缅甸民主化改革是顺应时代潮流之发展,是由军政府主动开启的一场自上而下、有计划、有策略的改革转型运动,也是多方拉力、压力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展望缅甸民主化改革的前景,机遇与挑战并存,考验缅甸政府的决心和智慧。今年是中缅建交70周年,两国关系进入新时代,中缅双方已形成命运共同体。不论缅甸哪一个政党在2020年大选中获胜,中方都会坚定支持缅甸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田静静[10]（2020）在《21世纪区域一体化发展新趋势》文中指出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促进世界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性变化。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区域一体化呈现出了南北合作化特征。进入21世纪后,欧盟分别在2004和2007年的扩大会议上加入了东欧发展中国家,区域合作的南北合作化特征得到加强。尤为突出的是发达国家之间为了提升自身实力和促进区域内部的经济活力,彼此间合作进一步深化和提升。东亚地区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日关系的相对缓和,一体化发展也有巨大进展。欧洲、北美、东亚为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俄罗斯的国力也在不断地恢复,欧亚经济联盟有了新的发展。世界主要大国凭借自身地缘优势,联合所在地区的周围国家开展了区域一体化合作。区域一体化组织在将来可能会促进多极格局的形成并为之奠定基础,成为除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力量极之外又一衡量的力量极单位,这将改变现行的国际规则。因此,中国要先期做出预判,从区域一体化发展新趋势的过程中,找到区域合作的突破口,不断完善我国发展策略。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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