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见丨G7达成最低企业税率或开启全球加税周期，跨国公司避税受阻

作者丨罗志恒（作者系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方堃（粤开证券研究院宏观研究员）

近日，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的七国集团达成协议，支持把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设为15%。这意味着全球逐底竞争减税周期的终结，对跨国公司和国际税收体系都将有重要影响。

企业税逐底竞争冲击国际税收体系

1980年以来，发达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竞争性减税举措，吸引外资以支持国内发展，美国财长耶伦称之为“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激烈的国际税收竞争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全球企业所得税率的快速下降，发达国家下调企业税率的幅度更大。1980-2020年间，全球法定企业所得税率算术平均值累计下行16个百分点至22.6%，而G7国家企业所得税率算术平均值累计下行23.3个百分点至27.2%。一国通过减税吸引到更多的实际投资或转移的利润，可能导致其他国家的税基下降，引发各国之间的竞争性减税，还加剧了资本与劳动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图表1：近40年以来全球“逐底竞争”下调法定企业所得税率

资料来源：Tax Foundation、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2：近40年以来美国收入不平等加剧

资料来源：WID、粤开证券研究院

当前国际税收体系的框架仍沿用了上世纪20年代的体系，对于跨国企业的税收问题遵循企业实体所在地征税原则。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发展，传统国际税收体系受到了各国竞争减税、跨国企业避税、数字经济等三大因素的冲击。

一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减税，政府通过直接降低税率或者增加间接税收优惠，增强对跨国企业投资的吸引力；二是跨国企业全球避税，竞争减税为企业避税提供了机会，跨国企业通过合理税务筹划将企业利润从高税率地区转移到低税率地区；三是数字经济基于数据要素跨境流动，改变了企业主体应税收入地域匹配。跨国企业与各国政府共同推动实际税率降低，加上数字经济领域税收的复杂性，使得企业利润转移扩大，企业所得税基不断被侵蚀。

为了应对国际税收体系变化，经合组织（OECD）于2020年10月正式发布了BEPS包容性框架下的双支柱的税改蓝图。支柱一旨在通过公式化的方法在各国之间重新分配征税权，政府不再依据企业实体所在地征税。支柱二确保所有跨国经营的大型企业至少按最低水平纳税。支柱一关注征税的地点，支柱二则关注征税的标准。支柱一将影响面向消费者的企业和提供数字服务的企业，支柱二将影响所有的大型企业。

2021年6月5日，G7财长会议达成的全球税务改革方案，应对全球化和经济数字化带来的挑战。双支柱的改革方案依然是本次G7全球税务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但也体现了欧盟、美国各自实现政策目标的意图：

其一，跨国公司不仅仅需要在母公司所在地纳税，还需要在其运营的业务所在市场国纳税。欧盟国家多为数字经济市场国，希望通过税收手段改善数字经济要素的资源配置，将现有的单边征收数字服务税置换为多边体系下划分出针对大型跨国企业利润征税的蛋糕。

其二，征收15%的最低企业税率，能够打击避税，创造公平的财税环境。美国作为科技输出国，希望科技企业将更多的境外获取的利润汇回本土，补缴税收收入将用于支持拜登基建计划等其他财政支出项。

本次G7达成的历史性协议，未来向G20/OECD体系中推广仍有不确定性。该协议设定的是最低税率，适用的是跨国企业的境外利润，对本国企业境内利润仍将适用本国企业所得税率。

当前G7国家企业所得税率均高于全球最低税率，最高的为法国企业所得税率为32.02%，而最低的为英国19%。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对应的支柱二获得最终通过可能性较大，风险只在于少数低税率国家的阻扰。OECD范围内，仅有爱尔兰、匈牙利企业所得税率低于15%；全球范围内，企业税率低于15%的经济体数量占比20%。而数字税相关的支柱一面临的阻力相对较大，美国国内政治对此举亦有担忧。

图表3：2020年度OCED成员国法定企业税率均值23.7%

资料来源：OECD、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4：2020年度全球法定企业税率低于15%的经济体数量占比20%

资料来源：Tax Foundation、粤开证券研究院

如何影响美国经济与跨国企业行为？

对跨国科技巨头影响偏负面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已先后实施了多轮大规模的税制度改革。所得税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减税多、加税少。纵观历史经验，减税在刺激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容易产生巨大的财政赤字的负面效应，而赤字率和债务规模高企不断挤压财政空间。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国家财政压力加大，如何在维持国家竞争力的同时保护公司税基成为重要命题。

国际税收体制改革为美国解决国内财政可持续性问题提供了保障。拜登在2022财年的预算提案中预计，全球最低企业税的实施后，美国公司将资产和收入转移回国内，政府将在未来10年获得超533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而设定全球最低企业税仅仅是税收改革计划的一部分，拜登考虑的税改工具箱里包括：上调美国的企业税率从21%提高至28%；上调资本利得税率由20%提高至39.6%；上调高收入人群的个税税率。上述各项加税计划的目的依然是解决基建资金需求问题，推动国内经济改革，保障财政可持续性。

短期而言，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较小。2017特朗普税改将本土企业所得税率设置为21%、而针对企业海外利润设置10.5%的GILTI税率，鼓励跨国企业利润回流美国缴税。特朗普税改之后，互联网科技巨头的确将一部分海外利润汇回了美国，但这部分利润并未用于扩大国内投资、增加就业岗位，而是现金股票回购的方式投入金融市场，意在推高公司美股收益，进一步拉动公司股价。未来拜登政府如何利用税收收入推动国内的经济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图表5：美国标普500公司股票回购金额在2017年税改后大幅提高

资料来源：标普、粤开证券研究院

对跨国企业而言，海外收入占比较高的信息技术类跨国公司将受到较大冲击。如果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实施之后，注册在爱尔兰与避税天堂的跨国公司将补缴税款，显著影响当期财务利润。而2018-2020年度标普500指数成分公司的实际有效税率明显低于法定企业所得税率21%，与全球最低企业税率15%较为接近。美国的上市公司选择避税天堂的优势将不复存在，如果拆除“双层爱尔兰”等避税架构回归本土还将产生管理成本与合规成本，对跨国科技巨头的整体影响偏负面。

图表6：美国上市公司实际税率低于法定企业税率

资料来源：标普、粤开证券研究院

全球税收体系大变局：

全球加税周期或将开启，多边主义税收合作打击避税

此次G7改革体现了全球税收体系大变局：一是发达经济体针对全球避税的监管态度转向；二是多边主义税收合作的回归；三是全球加税周期或将开启。

其一，打击避税成为稳定宏观税负的诉求。过去，大公司将利润转移到低税收地区是常态，缺乏监管干预。自1990年代以来，爱尔兰实施12.5%的企业税率，吸引了谷歌、Facebook等互联网科技企业纷纷注册子公司。出于避税考虑，还有众多的美股上市公司将收入利润转移至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而新冠疫情危机时期各国实施经济刺激后财政压力加剧，稳定宏观税负的需求更加迫切。加强国际税收监管，通过国际税改保护税基，打击避税成为政策的重点。未来国际税收体制改革后，企业在爱尔兰或避税天堂申报利润可能将面临补足缴税至最低税率，大型互联网跨国企业境外避税空间减小，更多企业可能选择将利润回流美国，有助于未来扩大美国财政收入、带动美国公共投资、缩小贫富差距。

其二，国际政策由以邻为壑转向多边合作。特朗普时期采取美国优先式的单边主义，实施对内减税、对外加征关税的财税政策。由于宏观经济政策“以邻为壑”效应，各国相继出台竞争性的政策，加剧了对全球经贸环境的外溢冲击。法国于2019年开始对美国科技公司征收了数字税，引发特朗普采取对法国葡萄酒加征报复性关税的手段，加剧了全球贸易紧张局势。而拜登政府重拾多边主义，通过国际税收体制改革来重新设定全球贸易条件，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为国内改革争取稳定的外部环境。2021年4月，美股财长耶伦表示，与G20各成员国合作制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目的就是要结束各国减税的“逐底竞争”。此举也得到了G7各国的积极响应，未来将继续在OECD等多边框架下致力于达成一致税率。

其三，全球加税周期或将开启。G7财长会议就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达成协议，结合美国拜登此前推出的加税一揽子计划，我们认为美国加税可能引发全球性的减税竞争走向终结。全球性政府债务高企，偿债利息加大，债务总额不断触及限额，风险较高，减税只会继续助长全球债务风险。在政府债务高企的形势下，付息成本的压力导致财政政策要求货币政策天然保持低利率，掣肘货币政策正常化，客观上只能加税才能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回归正常化。加税能提高政府宏观调控尤其是中央政府能力，为基建等政府活动融资。结构性加税尤其是针对富人加税，有利于促进公平。

对于我国而言，全球逐底竞争减税周期的终结，减轻了中国继续大规模减税降费的外部压力，有利于中国推动稳定宏观税负，避免宏观税负快速下滑。大国必须保持一定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宏观税负水平，持续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不利于财政可持续性。虽然中国的经济恢复早于美国，我国政策开启正常化进程也早于全球其他经济体，但是美国的财税金融政策仍是全球的方向标。未来中国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调节收入分配，有必要提高消费税、环保税税率，开征房地产税和碳税，实现结构性加税与结构性减税并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