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西方制裁的历史、逻辑、手段和对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借鉴意义

近期，美国西方对俄罗斯的极限制裁政策引起了国内大众广泛的关注和忧虑。但在对俄制裁之前，美对华制裁的频度和强度均高于其他各国，截至目前，已有上千个中国个人和实体被美国列入出口管制和金融制裁的各种“黑名单”。中国与俄罗斯传统的密切关系又引发了美西方在该问题上对华的额外关注，中国未来与俄的正常贸易往来是否会招来西方进一步的经济制裁？美制裁的武器库中都有什么样的工具，是否还有更具有杀伤力的武器？美制裁的对象是否可预知？其制裁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中国政府和企业又应该如何应对美西方的制裁政策？本文将通过对美西方制裁形成的历史分析，现状介绍，以及对制裁的相关手段的解析来为读者梳理解答上述问题。

制裁和霸权一直是紧密联系的，二战后美国利用其在战后的支配和领导地位设计了一整套国际治理体系，在政治和上层建筑层面是联合国、安理会、国际法院等，在国际经济和贸易体系上建立了以美元为国际贸易支付和结算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并通过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全面控制了东西方贸易及国际贸易体系。利用这些国际经贸的优势，美国开始利用经济制裁措施来辅助美国的外交政策。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制裁的作用与目的主要是为了与苏联进行冷战竞争，应对共产主义阵营对西方体系的冲击。1949年，在美国操纵下西方盟国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该会对苏联及经济互助成员国实行战略物资禁运，意在削弱苏联阵营的军事和科技发展能力。

为对抗美国的国际经贸体系，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设计了自成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国际协作机制。在苏联的牵头下，各共产主义国家按照计划经济的思路开展了国际分工，各国将国际贸易的指标列入了各国国内日常生产的计划生产指标。在国际清算上，经互会采取了有别于西方的结算方式，没有类似美元的统一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结算多以政府间的双边结算为主。这种机制与西方的市场经济贸易机制相背离，虽然保证了在西方经济制裁下日常国民经济活动的有序进行，但是离开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的协作，导致了贸易定价不合理，国际分工不合理，生产效率低下等一系列的贸易和经济问题。这种封闭的机制最终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而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最终也没有能够阻挡西方制裁的最终胜利。

所以冷战很大程度上是制裁的第一次胜利。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统天下，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市场和全球化包举宇内。美主导的以市场定价，以美元结算，以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为特点的国际化开始席卷全球，在高度协作和产业链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下，美使用经济制裁的能力大大增强，美西方的制裁开始呈现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制裁频率显著上升。据美国学者高特莫勒统计，美国在1996—2001年共实施了85起新制裁，相比冷战时期大幅增加。二是制裁的目标和手段更为多元，制裁目标从针对国家和政府，扩大到特定国家的某些政府机构、企业与个人，制裁手段从以贸易制裁为主转为金融、贸易制裁并用，金融制裁的地位显著提升。三是制裁手法精细化，美执法部门经常会“看人下菜”，针对不同的制裁对象结合自身制裁的目的来设计制裁条款，从而极大的提升了制裁的效果。比如，对华制裁中对华为制裁的严厉程度和对中芯国际制裁的严厉程度就有很大差别，导致制裁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因此，在现阶段，我们始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美国和西方制裁的基础在于其在全球经济协作中的巨大经济规模优势、全球贸易链的高度协作和西方对贸易基础设施的支配优势。

2020年，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西方国家的GDP仍然占世界经济比重的50%以上，而主要的进口产品消费市场也在欧美，西方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主要承担了技术研发的角色，其先进的制造、设计和服务业对整个全球经济和产业链的影响力仍然不可撼动。

更进一步的是，美国对全球经贸的基础设施具有着完全的把控能力。美元是国际贸易中的基础货币；在外汇结算中，任何货币首先要换成美元之后才能转换为其他的货币；美国政府对所有的美元交易都有管控的能力。

除了美国对WTO等国际贸易机构有控制和影响力外，对制裁来说更重要的是整个西方掌握了国际话语权和所谓的普世价值观。美政府经常通过对国际话语权的控制，媒体的传播优势和西方价值观将整个制裁政策合理化。例如在其制裁的同时，对伊朗、朝鲜等国家污名化，邪恶化。经常打着人权，民主，自由等幌子进行以政治为目的的制裁。

这种对国际体系软硬兼具的控制力量，使得美国在适用制裁的过程中得心应手。在有核大国之间难以发生热战的大背景下，制裁成为了美国解决国际问题，打击战略竞争对手的首选。

制裁的概念是我们首先需要定义的。传统上，制裁是国际法上专门指对违背国际法义务的国家施加不利的法律后果，迫使其停止违背国际法的行为。而我认为在当前制裁泛滥的大背景下，一切为了达到一国政治经济目的而采取的非军事性国家行动都可以称为制裁。

比如，美国往往通过军事打击和经济制裁并用的方式来打击对其构成威胁的对手。如在伊拉克，美国在海湾战争之后就被长期对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其手段五花八门。但总结起来，现代的经济制裁关键还是通过切断该国家与世界经济的协作关系来达到破坏对方国家国民经济，通过经济政策来迫使对方出现政治危机，最终来实现来美国政治目的的手段。

经过我们的研究可以发现，制裁要发生效果有两个重要前提，当前世界各国与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紧密相连，第二，这种产业链的断裂足可以对当事国家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产业链和各个生产要素的角度出发，美国制裁的手段虽然可能涉及国际贸易和金融的方方面面，但归纳起来看，实际上还是针对整个产业循环的各个环节。

大家都非常了解现代产业自身的发展过程：资本寻找必要的技术和人员的生产要素，然后实现实体化为工厂、设备、产业出来的产品，这些产品与市场结合，进行销售，成为利润，从而实现资本增值后，完成一轮的产业循环，之后在重新开始新的一轮资本增值。而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美国都可以通过采取对应的制裁措施来实现对对象国家的制裁。

（一）美西方制裁的手段

1.资本市场

资本在目前的产业发展中处于中心的位置，越是高精尖的科技，高技术的产业都需要通过密集的资本投入来推动。作为再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资本是制裁的一个重要环节。

美国对中国的制裁重点之一就是防止美国资本流入可能会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国家或者对美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为此，美国特别通过总统令的方式，制定了军工复合企业清单 （Chines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Companies，下称“CMIC” ），即俗称的“投资黑名单”，该清单包括了商汤科技、三大运营商等知名中国企业。CMIC下，相关制裁将不局限于在美国境内的证券交易，同时也具有域外效力，其在中国内地、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或其他美国境外地区所发行或涉及的相关证券及证券衍生品。

另一个重要的法案是2020年12月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该法案旨在解决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公司因为中国法律的规定不满足美国关于审计检查的问题。如果某一公司连续三年被认定为“被识别公司”，则美国证监会将禁止该公司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或场外交易场所交易。禁止交易的禁令将在发布后4个工作日生效。禁止交易的公司需要持续遵守美国证监会所有适用的监管规则及报告要求直到其股票从交易所退市。该方案虽然是证券合规相关的法案，却包含大量需要公司披露的政治内容，如公司章程中是否有党章相关内容等。其目的也包含了排除和中国政府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在美上市筹资。

此外，美国出口管制法规（EAR）下有相关的实体清单、拒绝清单、未核实清单和军事最终用户清单。被列入这些清单的企业在获得美方出口货物和技术上会面临很大障碍，进而很容易劝退外国投资人。而SDN清单是OFAC对外金融制裁体系中的核心名单。SDN名单中的个人与实体可能基于不同理由，或因特定制裁项目而遭受制裁，或是被已列入制裁名单的特定个人与实体所控制，而被列入SDN名单。个人与实体一旦被列入SDN名单，其在美国的资产将被冻结。资产一旦被冻结，便不得转移至海外或进行任何交易。OFAC相关法规通常禁止美国人士或实体与SDN名单中的指定人员（有时还包括其他被禁人员）进行交易，其中也包括投资。

根据美国证券部门统计，美国证券市场占全世界证券市场体量的60%以上。资本市场又具有高度的跨国特征，因此，在资本市场的相关禁令会极大的影响被制裁企业的融资能力，进而影响被制裁企业在整个产业扩张的潜力。

2.投资并购行为

在投资的第二个环节即资本的收购活动中，美国也设置了相关的制裁措施和手段。

美国国会于1988年通过了《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 Act of 1988），也就是著名的《埃克森-佛洛里奥修正案》（Exon-Florio Amendment），该法案授权美国总统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调查外国收购、兼并、接管或入股美国企业，并规定如果总统认为必要时可以阻止相关交易。CFIUS作为该法案的具体执行机构，是一个跨机构委员会，直接受命于总统，由美国财政部部长任主席，专门负责对外国人在美投资进行评估和审查。

近年来，美国政府已经通过该法案叫停了多家中国企业的收购活动，涉及互联网，半导体等众多高科技企业。目前，中国企业多迫于CFIUS审查的威胁而纷纷停止了对美的收购活动。而2018年美国FIRMMA法案修改通过后，CFIUS更改了外资收购对象，即美国商业（a U.S. business）的定义，把限于开展跨州业务的企业的限定条件抹掉,对管辖权所涉及的范围新设定为TID U.S. business：Critical Technology，Critical Infrastructure，Sensitive Personal Data（重要的技术、重要的基础设施和敏感的个人信息）。而这也意味着无论从法律理论还是实操的角度，CFIUS委员会不再仅仅将传统的经营地（domicile），设立地，股东的国籍，地域管辖等因素作为判断是否为美国公司（U.S. Business）的标准，而是将标准扩张到了监管“美国技术”的层面。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CFIUS将保护美国的技术优势作为一个重要标准和依据，其针对的也是中国此前比较盛行的技术并购活动。

技术并购和知识产权的交易是技术扩散的重要通道，同时，并购行为往往还是打开市场，实现国际扩张的重要通道。阻断并购对产业发展影响巨大。

3.技术和受管制的物品

美国有完善的出口管制相关条例，保护美国认为自身占有优势的技术和产品。其中最为我们熟悉的是美国经常用来制裁中国企业的实体清单、拒绝清单、未核实清单和军事最终用户清单。这些清单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巨大，体现在华为这样比较强调技术研发的企业也会因此而受到严重的打击，特别是其5G的板块更是受到很大的影响。去年华为收入较2020年下降了29%，至人民币6,368亿元，约合1,000亿美元，主要是因为智能手机的销售大幅下降，以及面向电信运营商销售产品的核心业务收入减少。

而中芯国际虽然业绩仍然增长，但其10纳米及以下，包括极紫外光刻技术都被美国锁死，甚至10纳米以上的生产和扩产能力也掌握在美国手中。近期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就点名了中芯国际，她说，拜登政府可以“从根本上关闭”那些无视美国制裁，继续向俄罗斯供应芯片或其他先进技术的中国公司，例如中芯国际。

可见，在半导体产业链上，美国对产业链的控制能力依然非常强悍。

而在生物医药领域，美国政府的出口管制措施也影响巨大。在此前的风波中，美国商务部BIS将药明生物的子公司列入了未经核实清单，导致了公司股票和生物医药板块的大面积的跌停。而未经核实清单的管控严格程度远远不及实体清单，其尚能产生这样的效果，更不用说其他更严格的措施了。

此外，在出口管制体系中美国提出了自身需要保护的14个新技术领域。

在2021年12月16日的一批“投资黑名单”中，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名单（CMIC）包括，云从科技（AI，机器学习），曙光信息（半导体），立昂技术（数据和信息技术），旷视科技（AI），东方网力（监控技术），大疆创新（多种新技术），美亚柏科（AI，数据），依图科技（AI）。由此我们看到美国制裁的一个重要方向是中国与美国相竞争的高技术企业。

出口管制领域是美国非常核心的一个制裁手段，我认为，后冷战时代，大国竞争的核心不在军事而在于产业特别是未来产业路线的竞争。这点，下文会展开论述。

4.市场

从广义的制裁措施的定义来看，有些涉及市场行为的行政措施一旦被针对性的使用也可以被认为是制裁的一种。例如，双反政策，反补贴，反倾销，包括现在流行的反垄断。在1995-2013 年间，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一共发起 了138 起反补贴调查，其中对中国发起的案件数为 39 起，达到了30%。近年来对中国木地板、光伏、铝、瓷器等行业都发动了反倾销调查。这种有针对的双反政策背后的目的就在于打击中国的产业。

从2018年开始，特朗普发动了对中国全面的贸易战。截至目前，贸易战的措施尚未完全取消，甚至有可能会卷土重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统计结果显示，美国的中国在2021年的采购承诺上的差距超过30%，而2020年的差距超过40%。美方对中方履行贸易协议的诚信表示质疑，认为中方不断以疫情为由降低采购承诺，出于对中方的“预防性不信任”，不排除进一步加征关税的可能性。

市场是整个生产链条中的关键环节，毫不夸张的说，中国的出口体系面向的主要消费对象就是欧美，2021年中国出口贸易额为21.73万亿元，对美出口4.7万亿，对欧盟出口5.2万亿，对日出口约1万亿，这三家合在一起就达到了50%，因此全世界的主要消费能力也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因此，中国与西方市场深度绑定，这也决定了西方难以与中国冒然脱钩。

5.人员

人作为生产要素中的关键环节，美国也是不遗余力的施加制裁。最臭名昭著的是2018年美国司法部展开的中国行动计划（英语：China Initiative），旨在防止中国盗窃美国的科技。实施两年多以来多起案件因证据不足自行撤销，并被认为涉嫌种族主义，违反民权。在该行动下，许多美国的华人教授，以及千人计划的参与者均被美政府迫害。

2020年5月，川普发布公告，对持F或J签证的与中国实施或支持中国军民融合（MCF）发展战略有关的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中国公民被禁止入境。近年来，中国留学生申请美国STEM学科，特别是涉及其尖端技术的学科非常困难。

美国大学也需要落实出口管制政策，对外国人接触出口管制限制的技术要进行记录，申报或者许可制度。

这些措施使得中国通过人才引进来实现技术赶超的努力面临很大的困难。因此，也可以理解为有针对的一种制裁政策。

6.金融手段

这也是美国经常使用的威力巨大的制裁武器。

这次对俄，美国放出了将俄罗斯部分银行清除出SWIFT系统的大杀招。SWIFT系统掌握全球资金流向信息，被称为“金融核武器”。如果金融机构被CHIPS切断支付通道，影响的只是与美国的交易往来，而一旦被SWIFT切断报文转换通道，则是切断了与全球各国利用各种货币进行交易的通道，打击范围更广。如果被剔除该系统，意味着不能再接收和传递国际金融信息，所有资金及金融活动只能采用易货交易或现金交易方式，程序繁琐，交易成本极高。

2012年美国首次动用SWIFT系统，切断与伊朗4家银行报文转换通道，导致伊朗无法使用美元、欧元及任何国际货币进行跨境交易，迫使伊朗签署《伊核协议》放弃核计划。2018年末，特朗普单方面撕毁伊核协议，再度将伊朗剔除SWIFT系统。

造成的后果包括，国际贸易大幅下滑，恶性通胀。2012-2015年，伊朗被切断SWIFT通道后，对外贸易陷入衰退，进出口规模急剧下滑，原油出口量缩减一半，2018年伊朗被剔除SWIFT系统，原油出口量一路下滑。进口物资不足促使恶性通胀发生，伊朗甚至被迫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易。

此次制裁，直接造成俄卢布大跌，国内的基准利率被迫调高。据俄方专业人士评估，俄罗斯在面临严厉国际制裁和关键利率翻倍的情况下，到2022年底，通胀率可能升至17%左右，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4.5%。

而SDN清单也是一个主要的金融制裁手段，一旦被列入该清单就不能使用美元的银行交易系统，也不能与美国人交易，因此其金融属性就非常的强。

以上的手段其实覆盖了现代全球化经济下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和各种要素，因此对融入国际体系的各个国家都会产生很强的效果。

（二）美西方制裁的特点和方向

首先，经济制裁制已经取代军事打击成为大国竞争的主要工具。原因包括，一，经济制裁的种类丰富，使用起来较为灵活，其准备过程短、决策较为隐蔽，在操作过程中也可随时调整制裁的轻重或取消；二是适用范围大，美国既用来处理军事安全冲突、政治危机、恐怖主义等“高政治”议题，也可用于经贸摩擦、人道主义、甚至是产业保护等“低政治”议题，既能针对“敌对国”，也可针对盟友或友好国家；三是效果好，由于美国和西方在世界经济比重中占50%以上，在国际贸易中，只要有跨国业务的企业都被迫接受美西方国家的长臂管辖。而被制裁国家一旦被制裁后往往会出现物资短缺，汇率暴跌，外资撤离等情况，导致了原国民经济的奔溃。

因此，对外关系上，经济制裁已经成为与军事打击有同等地位甚至更为重要的外交大棒。

美国对外制裁特别是在对大国进行制裁上有两个根本目的，一个是战略上的，即保持美国的技术优势，确保在关键技术领域和技术路线上的绝对支配权，破坏中国的技术创新产业，从而复制对苏冷战的胜利，这就是以华为为代表的一批高技术企业被制裁的原因。2020年华为在全球5G市场上的份额占31.4%，这种情况足以影响美国对新的革命性技术的掌控力，因此美国才出以重手。

为什么美国非常重视革命性的技术突破？这主要是从美苏冷战得出的经验。因为新的技术如果能和产业结合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财富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例如，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的计算机路线对比，俄罗斯曾经研发过一种三进制的计算机。如果大家懂数学的话就会知道，三进制的计算机其实运算速度是最快的，当时这种三进制计算机使用的效果也非常好，因为其包含1，0，-1三个元素，从逻辑上可以代表是，否，未知，从发展人工智能的角度来说也更有潜力。但是这种计算机在美国IBM二进制计算机的垄断下仅仅生产了十几台。在美国垄断计算机产业技术路线的基础上诞生了后面一大批巨无霸跨国企业，如IBM，苹果，戴尔等等，而计算机软件产业也是在硬件产业的基础上诞生的。

由于美国有将先进技术和产业融合的能力，从而一旦其选择某种技术路线就能因此而产生巨大的社会财富，能带动社会群体的广泛使用，从而在其选择的技术路线上就会编制成一个生态圈。而美国大力保护的，就是这种生态圈。

比如中国的高铁，一旦全球输出，那么相应的所有的铁路方案都要跟着中国改进，包括站台的建设，服务标准，甚至列车里售货的小餐车也是一样。这一切从我们在非洲肯尼亚的铁路建设上就可以看出来。

这些可能产业突破的领域集中体现在新兴技术层面上。2021年12月，哈佛大学贝尔弗中心一份关于“科技大竞争”的新报告称，中国在AI、5G通信、量子技术方面已经领先美国，这些可能会产生颠覆性突破的领域是美国最为忌惮的，也可以相应看到是，这些成为了美国制裁最多的领域。

第二，尽量在经济竞争上获益，其制裁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打击中国盈利能力强的、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哪怕这些企业可能在技术层面并不完全领先。比如，中芯国际，在全球的芯片厂中排第五，这也引发了美国的强烈关注。除了半导体，美国为了打击中国优势的光伏产业也使用了人权等借口，采取相应的打压政策。

这两个思路基本上主导了美国的制裁方向。

此外，制裁与政治议题相融合又是一个突出的美国在其他政治议题下制定了大量的制裁法案，包括新疆问题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香港问题上有《香港自治法》，涉及中国共产党最近共和党有一个《制裁中国共产党内专制压迫人民之官员法》的法案，在台湾问题上、新冠溯源问题上都有一系列的法规来支持。

近期，美西方对俄制裁制裁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制裁针对性非常强，针对俄罗斯的国民经济的弱点而量身定做。

（1）能源禁运

1.美国禁⽌俄罗斯原油和某些⽯油产品、液化天然⽓和煤炭进口到美国。

2.禁⽌美国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新投资。

3.禁⽌美国⼈资助或⽀持在俄罗斯投资⽣产能源的外国公司。

4.商务部对⽀撑俄罗斯炼油产能的⽯油和天然⽓开采设备实施出口管制。

5.对经营油气的俄罗斯寡头进行金融制裁。

大家从上面的措施可以发现，美国的制裁首先非常精准的指向了俄罗斯的油气领域。俄罗斯经济本身严重依赖油气出口。 2021年，燃料和能源产品在俄罗斯出口结构中的比重达高达54.3%；油气出口收入在俄罗斯政府预算收入中的占比高达30%。虽然欧盟没有迅速跟进对俄油气的制裁，因为欧盟暂时寻找不到替代，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欧盟最终将逐步摆脱对俄的油气依赖，并最终加入对俄的制裁。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对俄的制裁措施，包括了油气的全产业链，包括对俄油气的投资，包括油气对应的消费市场的禁入，包括对俄本身油气开采设备的出口管制，对油气的经营人进行金融制裁。包括未来可能也会对油气进行结算的俄罗斯银行进行进一步的金融制裁。所以，美国的制裁是全面而精准的，针对产业链各个要素的。

   通过对俄制裁，建立了对俄的一个国际制裁联盟。在此之前，美国曾一直苦于没有建立起对华的制裁联盟，导致了对中国的制裁不如美国的预期。美国曾分别拉拢欧盟、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一起建立对华的技术封锁体系，但是因为各方在对华利益上差距太大而不能达成一致。这些机制分别包括了，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美日印澳四国集团、多国议会中国问题联盟（IPAC）等组织。

而此次对俄的制裁基本上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参与了进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因为与俄产生了贸易是否也会受到这个西方制裁联盟的制裁措施。这是不是从某种程度上达成了美国复活冷战时期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夙愿。

第二，对俄制裁非常的严格会产生外溢性。首先，美西方对许多俄罗斯的企业和个人采取了非常复杂的制裁政策。一旦不了解相关政策就很容易在不知情中触犯。比如被列入SDN清单的企业美国采取了50%原则来管辖。则SDN清单主体有50%以上持股的子公司也是制裁对象。而如果中国企业在一般的交易过程中没有做好尽调，则很有可能触犯相关的制裁法规。再比如，此次制裁中，欧盟进⼀步限制向俄罗斯出口豪华汽车、珠宝等奢侈品，而这种民用领域的经销商往往不会在意相关的规定。

而此次对俄出口管制的制裁就更加复杂，甚至连美国专业的出口管制律师都感叹，一般的美国律师都不会搞得懂，而一般的小企业根本不具备应对俄制裁合规的能力，因此绝大多数的西方企业都是以撤出俄罗斯，切断对俄贸易来完成合规的。因为其需要考虑到这次制裁使用了“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对列入“军事最终用户”清单的而俄罗斯企业是不允许出口任何含有美国成分的产品。

在现实的交易过程中，中国企业的交易对手往往是俄国内的经销商，并且很难保证或者控制产品的最终流向。这就意味着含有美国成分的许多中国产品出口俄罗斯就会面临美国出口管制的风险。比如，机械类，电气类，车辆等美国零件技术随处可见的。相关产品占中俄贸易的一半以上。

此外，在执行层面，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美国对此次中俄合作和贸易高度关注，美政府已经在各个层级警告中国不要违反相关法律。因此，对中国企业的执法工作必然从严。

对俄制裁是一种极限施压，因此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参照系，即在经济制裁的极限在什么地方。

美国的此次制裁包括了对俄精英阶层甚至是国家领导人的制裁内容，这在过去的制裁中并不常见。一般只有对美国列为“无赖国家”，邪恶轴心的古巴、朝鲜、伊朗才会使用。那么如果不受到战争因素的影响则中国面临的制裁威胁也没有那么大。

对俄制裁的最终效果取决于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政治因素。因为美西方此次制裁从根本上还是要迫使俄罗斯撤军，并且取得对俄的地缘优势，保证西方的安全。因此，后期俄如果作出相应的妥协，或者俄乌能够达成停火和撤军，美西方也可能放松对俄的制裁。但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俄制裁仍然将持续一段时间。

3月21日，卡内基基金会邀请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做了一个涉及中俄美三国关系的讲座，陆是中国通，非常能代表西方对中国的判断。陆判断，中国不会破坏对俄制裁，但是会尽可能的在欧洲进一步加强制裁前，进口油气和农产品2.中国不敢破坏制裁的原因有二，一是在于中国严重依赖西方的国际金融体系，任何对华金融制裁都会严重伤害中国经济；二是陆克文认为欧盟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统一制裁联盟具有很大的功效。

首先，陆关于中国对制裁的反应的分析还是比较准确的，从我们相关部门的表态看，中国并不愿意在当前的情况下去实质性的援助俄罗斯而给自身招来制裁的风险。这对当前中国已经比较不景气的经济状况将带来非常大的短期冲击。同时，如上面分析的中国和西方的经济体系高度绑定，中国很难为俄放弃全球的经贸体系。另外，从战略的角度来说，中国唯一担心的底线是俄作为一个有核大国如果本身处于政治或者社会秩序极大混乱的情况，这对中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在此之前我并不认为中国会对俄有太多实质性的支持。

总的来说，我国目前与西方经济体系高度捆绑，因此从美国反美国制裁角度来说没有有效途径，俄的经验教训在于一旦与西方发生热冲突，则可能面临俄相似的制裁境遇，但对我国民经济的冲击可能会更大。不过西方在采取这些措施的时候也会投鼠忌器，但目前美欧都在调整关键的产业链，特别是半导体等战略性的产品进行回撤。从英特尔公司了解到，虽然该公司上个月宣布计划投资200亿美元在俄亥俄州建造两个新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工厂，但是这些半导体工厂投资高达1000亿美元。而美国国会正在讨论和审议《2022美国竞争法》和《芯片法》里面都准备对半导体行业以大量补贴。这与过去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区别，也意味着美国开始迈出与中国进行产业竞争的实质性的步伐和举措。

而此次俄乌冲突，俄暴露出的军事能力和综合国力并不强悍，其并不能达到转移西方注意力，为我国赢得战略机遇期的任务。因此，过了这段矛盾突出的阶段，很有可能美国对华的注意力的回转。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美国对中国半导体，涉军的研究机构，以及在贸易上并未放松管控。目前，已经有消息英国的报道称，美国下一步考虑对中国启动贸易调查，这可能导致新一轮关税或商品禁运。

鉴此， 我们政府和企业需要针对美国的制裁进行两手准备。

准备一，如果真正的需要排除西方制裁的影响其实就是要模仿美国的方案重建一套全球的贸易和治理体系，这套体系必定是需要以市场为主导的，以公平的自由贸易为基础的，有公正和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的系统。这是苏联和经互会体系给我们最大的教训。我们需要自建一个国际体系，而目前在国际上并没有非常充足的战略空间。需要大力开拓自身的国际系统，现有可行的方向在东南亚、南亚和中亚，也就是一带一路的地区。

这个体系的关键还在于有自由可兑换而且币值稳定的人民币，能够作为区域的一种普遍接受的货币存在。不然所有的互联互通努力或者贸易影响力都不能产生其对应的国家影响力层面的价值。

准备二，更深的融入美国的全球化体系，在现有体系下薅羊毛，在西方体系内能继续就继续——这也就意味在当前的条件下与俄保持距离；

准备三，根本上要设法消除中美间的战略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可能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和方向，中国的体制机制等等。中美之间的共存共治是未来几十年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

而作为中国的企业来说应该系统的研究国际化的战略。因为目前是国际化的一个新的阶段。全球著名投资公司贝莱克首席执行官芬克认为，俄乌冲突会重塑全球供应链，推高全球通胀，持续了三十多年的全球化将宣告终结。我觉得他说的对也不对，他说前面两个点都是对的，全球供应链正在从长链条走向短链条，各个大国都努力将自身的供应链放在周边国家，缩短其长度，避免越来越不靠谱的海运。同时，全世界的货物供应自然会出问题，通胀是这样产生的。而美国领导的全球化正在退潮，因为俄乌战争表明美国的综合实力已经控不住局了。

因此，未来市场和需求肯定是在国外的，中国企业在产品生产和供应链稳定上都是有优势的，我们应该尽量的作为世界的“中间力量”，而在越来越分裂的全球经济板块和供应链上作为沟通性的存在而非倒向一边。

这对中国的企业来说就提出了很高的合规要求，能在符合美国制裁规则的基础上做好两边的生意，应该抓住这种美国退潮的机会去拓展海外的市场和需求，这个才是根本的能够解决目前国内经济现状和困境的解决办法。

目前在对俄的贸易中还是要保持谨慎，要在涉及美国产品和技术的产业链上遵守美国的相关制裁政策，才能在当前复杂的情况下保证自身不因为合规问题而出现严重的颠覆性情况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