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杨：经济科学研究为社会主义奠定理论基础

张杨

作者：张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雅博士后、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副秘书长

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11期

［摘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政治经济学”编中论证了经济科学的任务，其中含有明确的三重逻辑：从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分析社会弊病，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发现能够消除社会弊病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因素。这三重逻辑既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任务，又涵盖了恩格斯对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整体思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经济科学的三重逻辑也是恩格斯提出“广义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理论基础，而“广义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提出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涵与外延，并且有利于进一步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这三重逻辑更是强有力地回应了歪曲恩格斯晚年主张的错误言论。恩格斯绝没有主张通过改良资本主义制度来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更没有放弃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理想，而是要在厘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界限的基础上不断探索能够消除社会弊病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关键词］恩格斯  政治经济学  经济科学的任务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恩格斯指出：“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从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1]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政治经济学”编中论证了经济科学的任务，其中含有明确的三重逻辑：从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去分析社会弊病，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发现能够消除社会弊病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因素。这三重逻辑既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任务，又涵盖了恩格斯对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整体思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这三重逻辑是庸俗经济学根本无法实现的。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曾明确批判过起源于18世纪的庸俗经济学的片面性、伪善性和野蛮性。在他看来，庸俗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实质就是“私经济学”，因为这种经济学认为“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2] 。恩格斯还在《论住宅问题》中批判过资产阶级慈善家——萨克斯所宣扬的通过所谓的无产者上升到有产者水平来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成不变地保留下去的观点。恩格斯指明，萨克斯所鼓吹的庸俗经济学的任务无外乎就是，通过一些手段和途径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相对立的社会状态内部，“使一切雇佣工人都能变成资本家而同时又继续当雇佣工人”[3] ，而这实际上就是要掩饰无产阶级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当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以及亟须解决的理论课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4] 厘清恩格斯有关经济科学的论述中所包含的三重逻辑，有利于我们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矛盾的认识，准确把握其新变化和新特征，正确认识其变化趋势和命运；有利于我们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矛盾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经济危机等现实问题；也有利于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通过不断反思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端来更好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

一、从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分析社会弊病

在《反杜林论》的“政治经济学”编中，恩格斯通过批判杜林的庸俗经济学，系统阐明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特别是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恩格斯在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并由此出发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

第一，恩格斯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及生产方式的第一性，指出它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5] ，并把生产和交换作为经济曲线上的横纵坐标。在一定生产条件下，生产和交换的坐标轴上又产生了分配，而分配的方式从氏族公社的相对平等发展为以阶级对立为前提的不平等。这种转变离不开生产的扩大、分工的细化以及交换的多样化，特别是自由竞争的频繁以及信用制度的推广。恩格斯认为：“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6] 由此，生产、交换与分配之间也形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自氏族公社逐渐瓦解后，生产和交换日益频繁，“剥削的和被剥削的阶级，统治的和被统治的阶级”[7] 逐渐固化，形成了维护统治阶级分配利益的国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出发，“某种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越是活跃，越是具有成长和发展的能力，分配也就越快地达到超过它的母体的阶段，达到同当时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发生冲突的阶段”[8] 。可见，生产决定分配、生产方式的活跃和发展程度决定分配方式的演进方式和速度。这也是恩格斯对杜林把分配同生产相并列来确立道德和法律的决定性地位所进行的批判。特别是，生产方式是第一性的，当一种生产方式还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中，“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欢迎这种生产方式”[9] 。也就是说，当一种生产方式处于下降阶段或已经阻碍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趋势时，就必然会出现反抗这种生产方式的新力量。

第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以及分配方式又直接造成其与消费之间的矛盾。随着机器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人的劳动时间也不断缩短并相应地使劳动力价值逐渐降低。这不仅使工人的工资被抑制在资本家需要的最低限度，而且形成了一支可供资本家随意支配的产业大军。在这一过程中，恩格斯发现，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10]。恩格斯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阻碍生产扩张的“反作用力”的概念。在他看来，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在质量和数量上的无限扩张对于资本家来说都是强制性的命令，而且只有在这种强制性命令的作用下才能产生出强烈的反作用力，即资本主义“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市场”[11]。以利益最大化为准则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导致资本过剩，而这种过剩是不会用于提高劳动者的消费水平以及保障劳动者的医疗、养老、住房等生活需求的。例如，在此次人类所面临的大考——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以金钱至上为原则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应对不力。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化、分散性的医疗体系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覆盖面也极其有限。美国的国家医疗保险只覆盖了35.9%的人口，还有10%的美国人口没有任何保险参见[12]。即使在疫情肆虐期间，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把资金转向满足人民对医疗物资的需求以及保障人民的基本消费需要上面，反而在更大程度上支持跨国公司的扩张和私人医疗的发展，并维持金融业的稳定，这就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最终蒙受更大灾难的还是广大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

第三，恩格斯提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会阻碍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他以处于资本主义大工业刚兴起时的英国工人阶级为例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能够推动经济正常运转的时候，工人阶级仍会表现出对现有分配方式的满足。三位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无法把自身的理论从空想上升为科学的客观原因在于，他们所处的时代还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期且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但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出现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就造成了两极分化加剧的趋势。在恩格斯看来，私有制不仅造成资本与劳动的分裂，而且还造成土地、资本、劳动这三大生产要素中的每一种要素的内部分裂。可见，这种旧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分配方式必然会阻碍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由此，恩格斯断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连同它的分配方式一起“必然要走向灭亡”[13]。当然，这种灭亡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多半已过时、存在条件大部分已消失并在没落的道路上又挣扎了一大段行程，而生产方式的这种变化也会使人们越来越不能满足于眼前的分配方式。由此，我们可以明确，生产方式的矛盾可以通过分配不公表现出来，而表面分配不公的问题又容易掩盖背后生产方式的深层问题。在恩格斯看来，正是因为这种蒙蔽性才使人们习惯仅仅从法律、道德甚至是庸俗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来控诉分配的不公平性和不正义性，而社会当中许多的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是“一时的、易变的主观想象”，最终对于社会弊端的分析还是要“遵循现实的客观的经济规律”[14]。基于此，恩格斯提出“经济科学任务”的本质要求，即要从现存的生产方式出发去分析社会弊病，并从中探究出其要瓦解的征兆以及可以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因素。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金融危机频发、生产力受破坏、阶级对立等社会弊病都应看作“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15]。这些问题都与“实体经济与金融相关联”[16] 的现代资本主义特征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金融资本借助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军事霸权以及仅在形式上平等的国际制度建立了新帝国主义。金融资本作为新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和重要特征，一方面使生产和流通的速度全面提升，另一方面又造成更为严重的生产过剩及虚假的寄生性积累，最终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更为严重的两极分化。由此可见，现代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以金融资本为轴心的恶性循环。金融资本愈来愈通过信用消费以及大量印发货币等手段追求非生产性积累以期解决经济危机，但是这种解决危机的办法反而使危机叠加，变得更为严重[17]。总之，金融资本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并成为新帝国主义的重要特征[18]，其生产逻辑不断让位于投机逻辑从而使现代资本主义陷入自我否定的悖论中无法自拔。

二、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

辩证法中重要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是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的重要历史观。一方面，在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恩格斯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作用。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明确指出：“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承担者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19] 另一方面，恩格斯所说的资产阶级这一历史作用是基于《资本论》第1卷第4篇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并强调马克思在此证明了如果资产阶级不顺应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历史趋势就无法使它们有效结合并转化为真正强大的生产力。这里的“真正强大的生产力”可以打破劳动者以联合的方式占有生产资料的阻碍，进而使彼此更好地相互结合成社会生产力。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征兆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可能限度内，大量的生产资料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不得不采取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20] 。由此，这种社会生产力的形成与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进程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重要征兆。

恩格斯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出发，在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封建生产方式的进步性的同时，又从否定的视角出发对其进行社会主义层面的批判，并断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可能再存在下去”[21] 。唯物主义历史观说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而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剥削的奥秘。恩格斯就此指明：“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22] 他认为社会主义由此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并强调，“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23] 。也就是说，对于不断调整与变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代条件与历史规律要进行不断探索。如，恩格斯还曾具体研究了当时最新的生产形式——“托拉斯”，即同一工业部门内大生产者的联合。而作为全球生产与流通的最新载体的多国籍跨国公司甚至是超国籍跨国公司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新的垄断方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不断推进，关税、外汇、货币等领域的金融资本自由化愈发深化，这也成为跨国公司迅速成长的必要条件。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让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企业能够实现资本自由化，进一步放宽了对跨国公司的一些必要性限制。这种变化致使超大型跨国公司的垄断资本被越来越少的私人资本巨头所占有，并在实质上有超越、掌控主权国家之势。从总体上来说，超大型跨国公司的利益是与国民的经济利益相对立的，因为垄断资本的外向型自由流动并没有提高国内劳动者的收入与消费水平，反而加剧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并加深了对劳动者的控制和剥削。

此外，恩格斯早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指明，由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导致的人类不道德状态的极点就是竞争。虽然“竞争的对立面是垄断”[24] ，但是竞争又与垄断相伴相生，竞争以垄断为前提。恩格斯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崇拜且百看不厌的竞争规律，即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这个规律可以永远使经济运行处于平衡状态。而恩格斯却认为，这一规律是“纯自然的规律，而不是精神的规律”[25] 。也就是说，这一规律并不体现人的主观意志，是机械和片面的。它绝不会像亚当·斯密所说的产生出“生产永远不会过多”[26] 的理想状态，而是必然产生生产过剩以及“平均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27] 的经济危机。恩格斯说：“它们造成的不幸和不道德比大瘟疫所造成的更大。”[28]

由此，恩格斯把资本主义价值规律作为“一个产生革命的规律”[29] 。也就是说，这种“无意识的、不假思索的、全凭偶然性摆布”[30] 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终究要让位于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可协调的生产方式。由此，恩格斯断言，随着现代大工业的迅猛发展以及无产阶级对于消灭阶级差异意识的觉醒，“在每一个狂热投机的时期和接踵而来的每次崩溃中”，垄断全部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都表明它已经无力继续支配那越出了它的控制力量的生产力”[31] 。如，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源仍然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金融化又加剧了其内在的结构性矛盾。现代金融资本及其衍生品已经逐步具备独立化、体系化、链条化的特征，其金融资本积累的结构性危机以及“脱实向虚”的发展趋向已经不可逆转。这种狂热投机与金融危机的反复爆发早已证明，生产社会化已经超出了资产阶级自身的控制能力，这也是恩格斯早已论证的。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当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认识到“脱实向虚”的过度金融化风险后纷纷启动“再工业化”的进程，并试图推动制造业的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的改造升级。但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唯金融化的膨胀势头绝没有因此而减缓。金融化仍然是新帝国主义的“过渡性和垂危性”[32] 的常态化特征，而“再工业化”仅仅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企图自我修复的辅助性手段和存续策略。

三、发现能够消除社会弊病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因素

恩格斯所要消除的社会弊病不是一些琐碎的社会问题，而是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作为社会最大的弊病来加以解决。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33] 。在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无法使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连人的基本生存需求也无法保障。他从生产关系的视角来审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可能存续下去的原因，并得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34] 。基本矛盾又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35] 和“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36] 。其中，阶级的对立表现为无产阶级的不断增多与资产阶级的不断减少，以及无产阶级的愈发贫困与资产阶级的愈发富裕；生产方式的对立又需要通过“有计划地合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37] 去变革。恩格斯指明：“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38] 这种无产者的物质事实就是产品不再奴役无产者甚至占有者，而是让位于符合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有机联合的占有方式。无产者可以在生产资料的社会直接占有中来进行扩大再生产，同时也可以在个人直接占有中拥有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

由此可见，“有计划地合作”在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保障生产、交换、分配领域的公平与高效，而且“保证社会全体成员都拥有生存和自由发展其才能的手段”[39] 。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政府状态的弊端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劳动异化和生存斗争才能够停止，“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40] 。而这种组织起来的合作生产方式也可以为全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的实现创造新的经济条件。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41] 。另外，“有计划地合作”这一可以消除资本主义弊端的新的生产方式也被恩格斯运用在解决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问题上。恩格斯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灭亡和衰落。”[42] 为了解决现代小农越来越难以占有生产资料的境地，恩格斯指明可以在自愿互助、示范先行的原则基础上通过引导建立更多的生产合作社来实现生产关系的优化和生产力的飞跃。如，为了实现与社会大生产相匹配的大农业的发展，合作社可以通过提供改良的“农具、收成、种子、肥料、耕畜”来实现生产资料的占有，通过“提供免费的农业进修教育”等方式来提升劳动者的专业技术能力，并通过“建立农业试验站”来提高农业发展的科学技术水平[43] 。总之，“恩格斯所主张建立的农业合作社是一个逐渐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也是一个从简单的农户联合向全国大生产合作的过程，以便真正消除剥削、消除城乡两极分化”[44] 。

但是，当代资本主义并没有按照恩格斯所探索的“能够消除社会弊病的、新的生产方式”来进行变革，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没有改变，个别工厂中的社会化组织与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依然没有改变。这又导致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持续低迷、社会矛盾不断加深、失业问题日益严重、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面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时束手无策，这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没有改变的最好证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刻把握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45]。其中，公有制经济作为改革发展的中坚力量、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与完善。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性质，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此外，在“三农”领域，应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作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并且在坚持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完善多层次、多形式的集体经济体系。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现出社会主义经济性质、共富共享、市场与政府双重调节的总体格局，成为可以消除现阶段社会弊病的创造性的经济制度[46]。

四、不断创造广义的政治经济学

恩格斯在论述经济科学任务的前后，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要求，即广义的政治经济学需要不断创造，而经济科学的三重逻辑正是恩格斯提出“广义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理论基础。“广义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提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涵与外延，并且有利于进一步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从恩格斯论述经济科学的三重逻辑出发可以发现，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并不仅仅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时期，还应包含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历史时期，尤其应该包含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构想。恩格斯在论证经济科学任务的同时，也明确了广义政治经济学和狭义政治经济学的界限。

在恩格斯看来，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47]。从恩格斯的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政治经济学不仅以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分配以及消费为研究对象，而且还注重对人类历史的各个社会和发展阶段上所具有的不同生产方式进行研究。对于这样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恩格斯用了“尚待创造”这个鲜明的词语予以展望。可见，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本身就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它不是教条的和一成不变的，而是要随时随地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发展。也就是说，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不仅要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进行深入研究，而且对于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也要去研究与探索。这才是辩证法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体现。

相比广义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界定，恩格斯所指的狭义政治经济学是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等所构建的带有明显主观局限性的经济学，其具有所处时代鲜明的进步性和局限性。在恩格斯看来，亚当·斯密等学者与18世纪法国的启蒙学者一样，其进步性在于“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48]。从这一点出发，先前构筑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敢于辩证地批判一些外界的理论权威，并且为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提供丰富的思想材料，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但是，其局限性更为明显，主要体现在：把头立地的上下颠倒的道德与法的思维方式作为分析社会现象的总遵循；把与资产阶级利益相适应的经济学作为自然规律或永恒真理；把资产阶级所有权看作最主要的人权之一。恩格斯批判了杜林所认为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形式变化是由政治上的“两个男人”的暴力对决来决定的观点，并指出，就连每个国家的每一个工人都清楚“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才是他受剥削的基础”[49]，也就是说，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恩格斯在这里着重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历史性与国别性，因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中所处的时代和国家各不相同，如生产力从手工磨到蒸汽机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时代，生产方式在火地岛和英国也是完全不同的情形。从这个视角出发，“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50]。既然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性科学，那么就要面对经常变化的历史材料。在研究历史材料的过程中，恩格斯主张“特殊——一般——特殊”的研究方法，即从把握个别发展阶段或个别国家的特殊规律到确立一定阶段上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一般规律，再运用一般规律去衡量这一阶段上的历史时期和一切国家。恩格斯说：“在当前，揭示英国的贫困，也将推动我们去揭示我们德国的贫困，而且还会给我们一个尺度。”[51] 譬如，在恩格斯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时期，不列颠帝国特别是英国本土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最典型、最完备的形式。因为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典型性，所以恩格斯在调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无产阶级状况时强调，“只有在英国，才能搜集到这样完整的并为官方的调查所证实的必要材料，这正是对这个问题进行比较详尽的阐述所必需的”[52] 。而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在外部环境和内在国情等方面具有诸多不同，但是都具备和英国资本主义青春期相同的同质性，甚至对工人阶级的压迫与剥削更加严重。恩格斯预见，“法国、德国，尤其是美国，这些可怕的敌手，它们如同我在1844年所预见的那样，正在日益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53] 。也就是说，恩格斯已经预见到美国将取代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典型。按照恩格斯的研究逻辑，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只有揭示美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弊端、将要瓦解的征兆以及新的替代方式才能揭示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宿命。“恩格斯晚年坚持对各种错误理论和错误思潮的批判，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的结合上，坚守马克思的‘理论精神和批判精神’”[54] ，特别是他的研究同资本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各国经济社会的现实发展和变化相结合，体现出历史、理论和现实逻辑的统一性。恩格斯晚年已经充分认识到，美国经济社会的现实发展已经在取代英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发展新的代表性力量。由此，恩格斯结合19 世纪末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提出可以对《资本论》第一卷的结构体系进行适用于美国经济社会关系发展的调整，比如可以从“美国所特有的事实”[55] 出发在结构和体系上把《资本论》第一卷分为“剩余价值理论”“榨取剩余价值的各种形式的历史”“协作、工场手工业、现代工业的历史”“殖民地的剩余价值生产的发展”等四册[56] 。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传承与创新、实践与运用。毛泽东就曾先后四次集中研读《资本论》并多次主持专题研讨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指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57] 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的创新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观点。而毛泽东也认识到，由于受到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实践的一些限制，“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58]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形成了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及五大发展理念等一系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成果。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些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改革开放前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认识，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59]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五、余论

近年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不断蔓延，有些学者提出恩格斯在晚年已经从共产主义者蜕变为社会民主主义者、从《共产党宣言》的创作者变为了否定者的谬论。他们常常通过引经据典、断章取义的方式企图把谎言变为真实。例如，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的谈话就常被误引、误读。在谈话中，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60] 这与恩格斯在1894年1月9日回复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朱泽培·卡内帕的书信中所强调的“要用几句话来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而又不堕入空想主义或者不流于空泛辞藻，几乎是不可能的”[61] 相类似。这些论述都在明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界限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进行构筑，并且要避免对未来社会的研究落入空想。而《反杜林论》的“政治经济学”编所含有的三重逻辑更是强有力地印证了恩格斯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快要瓦解征兆的基础上去发现能够消除社会弊病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因素，并以此来不断创造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从恩格斯有关经济科学的任务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恩格斯绝没有放弃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未来设想，更没有主张通过改良资本主义制度来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正如恩格斯于1894年1月3日给《〈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一书作序时所再三强调的那样，“我根本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些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这一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62] 。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4页。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6~67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3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5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5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5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0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06页。

[12]〔匈〕蒂尔默·久洛：《新冠肺炎疫情与资本主义》，于海青、祁建朋译，《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96页。

[16]〔日〕井村喜代子：《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分析》，包秀琴译，《海派经济学》2019年第1期。[17]宋朝龙：《新帝国主义的危机与新社会主义的使命——兼论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与应对》，《探索》2020年第4期。

[18]参见程恩富、鲁保林、俞使超：《论新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特性——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9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0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9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97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5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5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5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5页。

[32]程恩富、鲁保林、俞使超：《论新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特性——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7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02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02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04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7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5页。

[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7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45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13页。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年，第510页。

[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年，第514页。

[44]程恩富、张杨：《论新时代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引》，《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9年第5期。

[4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26页。

[46]参见程恩富、王朝科：《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前线》2020年第5期。

[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

[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页。

[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0页。

[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3页。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5页。

[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4页。

[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8页。

[54]顾海良：《理论批判和思想交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时代精神——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开创性研究》《求索》2019年第6期。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495 页。

[56]参见顾海良：《理论批判和思想交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时代精神——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开创性研究》，《求索》2019年第6期。

[5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1998年，第3~4页。

[5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1998年，第803页。

[59]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

[6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1~562页。

[6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6页。

[6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8~4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