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崇温：“美国梦”变成了虚幻的神话

“美国梦”一词，1931年5月由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在其所著《美国的史诗》中第一次提出，并在随后变得家喻户晓。虽然1931年正处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大萧条的关键时刻，但亚当斯在这部关于美国历史的著作中，还是怀着充沛的乐观进取精神写道：这本书的主题是“让我们所有阶层的公民过上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的美国梦，这是我们迄今为止为世界的思想和福利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他还说，这种认为明天将会比今天更好的“梦想或希望，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了”。

一、“美国梦”的精神和物质支撑的构建

亚当斯所说的“明天将会比今天更好”的信念，至少可以追溯到1620年102名英国清教徒乘“五月花”号木帆船登上美洲新大陆的十年之后，温思罗普关于清教徒对“山巅之城”即“希望之乡”的寻找的布道文。以后，由于北美殖民地在英国议会中并没有议员代表，而英国议会为弥补英国在与法国的七年战争后造成的巨额亏空，在1763年以后向北美殖民地不断地征税和增税，被北美殖民地认为这是在剥夺他们作为英国臣民的权利而加以反对和反抗，矛盾积累和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终于在1775年爆发北美殖民地反对英国统治者的独立战争，并在1776年取得了胜利。由此，揭开了美国人构建“美国梦”的精神和物质支撑的新的一页。

虽然把北美当作“希望之乡”的梦想早就存在，但具体的“美国梦”却是在其精神和物质支撑逐步构建起来的过程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而来的。这个构建过程，大体上来说，主要包含以下三个关键性环节：

第一个关键性环节，是1776年托马斯・杰弗逊执笔起草的《独立宣言》，把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然权利论奉为美国的立国之本，把希望作为国家的中心思想。

《独立宣言》庄严地宣称：“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人在被创造出来时就是平等的。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正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设立政府，而英皇乔治三世“不堪做一个自由民族的统治者”，英国在北美的殖民统治是一贯压制人民的专制政府；正是由于它侵犯了这些天赋人权――自然权利，各殖民地才在忍无可忍的屈辱下起来推翻它的统治，力求成为“地球上的国家之一，自然法和上帝法认为它们该享受独立和平等的国家”。

马克思曾经把《独立宣言》评价为全人类“第一个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的特点在于：它在谴责英国的殖民统治时所依据的，并不是北美殖民地的一些具体的不满，而是一种不仅在美洲、同样也在欧洲赢得普遍支持的宽泛论据，因此就具有更为普遍的历史意义；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它在这么做的时候，又使原来由英国哲学家洛克所表述的人的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自由权、对幸福的追求权这种天赋人权――自然权利，从抽象的理论思维，上升到了现实的政治权利和原则的高度。应当说，这是支撑“美国梦”的第一个精神支柱。

但在另一方面，《独立宣言》又用有关权利和平等的抽象议论掩盖了现实生活中的种族矛盾、阶级矛盾：首先，在当时的北美殖民地生活着的，不仅有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去的移民，而且有以此为生活栖息之地的土著的印第安人。但在欧洲移民到来，用血与火把他们征服之后，又把他们排除在《独立宣言》所说的“被创造出来时就是平等的”“所有人”之外。据统计，在1492年，美洲的印第安人有120万，在被欧洲来的移民杀戮、驱赶、强迫迁移到所谓“保留地”后，到1910年时仅剩22万，直到1924年，印第安人才获得美国公民的资格。

其次，北美殖民地的黑奴也被排除在《独立宣言》所说“被创造出来时就是平等的”“所有人”之外。在杰弗逊执笔起草《独立宣言》时，他的庄园里就有200多名奴隶。本来，在《独立宣言》的草稿里，杰弗逊曾列有一项谴责奴隶制“违反人性”的条款，但后来在奴隶主集团的压力下，这个条款被删去。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里，美国宪法在承认人权的同时，又确认存在于美国的有色人种奴隶制。直到1862年林肯签署《解放宣言》时，才把占美国人口3/5的黑奴解放出来，成为和白人一样享有自然权利的人，但种族歧视仍然在很长时间内继续保留着。1963年8月，马丁・路德・金在向参加全国“向华盛顿进军”的人群发表演讲时，还表示自己坚信没有种族界限的美国梦想是“深深植根在美国梦之中”的，呼吁让黑人获得正当的生活方式，不要以种族、而要以“品德的优劣”来作为评判人的标准。直到1970年的《民权法》，美国才废除了“文化测验”、“人头税”等对黑人选举权的限制。

此外，美国人民中一切被统治阶级视为异己的言行、人员和组织也都被排除在人权保护之外。

第二个关键性环节，是在1860年开始就任美国总统的林肯，不仅领导美国人民打败了企图分裂美国的南部奴隶主，赢得了南北战争的胜利，签署了《解放宣言》，把黑奴解放了出来，为美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签署了一系列法案推动“西进运动”，壮大了美国经济，塑造了美国的民族精神。

从1803年到1867年间，美国先后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从法国、英国、墨西哥和俄罗斯手里购买到路易斯安那、北达科他、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等大批土地，又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佛罗里达，使美国的版图由宣布独立时的400万平方公里扩大到930万平方公里，随后就掀起了向西迁移的移民运动，仅1860年以后的40年内，美国西部的新垦地就达到2.52亿英亩。在这个过程中，林肯签署的几个法案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个是《太平洋铁路法案》，它要求两家铁路公司联合修建将美国的东部和西部、将太平洋和大西洋连接在一起，横贯东西，长达2800多公里的铁路，以修建铁路的方式加速推动西进拓荒运动。为此，政府决定在铁路的两侧把一条宽16公里（后改为32公里）的公共土地划归铁路公司所有，并对已建成的铁路，每英亩给予1.6―4.8万美元贷款的赞助办法。这一举措同时又促进了美国国内市场的统一。

另一个是《宅地法》。这个法案规定，凡是成年的美国公民只要没有持械反抗过美利坚合众国的，只需交纳10美元的登记费，就可获得一块160英亩的土地，耕种5年后还可成为土地的拥有者。这一法案直接把西进运动推向了高潮。据统计，在此后几十年里新开垦的土地相当于过去270年垦殖的土地面积，从而形成了美国的“小麦王国”、“棉花王国”和“畜牧王国”这样三大农业专业区，并使美国的人口、农业、工业中心全面西移，把美国由一个弱小的国家推上世界经济大国的宝座。马克思在评价美国的西进运动时曾说：“在英国需要数百年才能完成的那些变化，在美国只有几年就发生了”。

还有一个是《莫利尔法》。这一法案规定，通过政府赠地的办法去设置大学，使全国各地的许多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

十分明显，林肯的这些举措，为“美国梦”的形成构建了众多的精神和物质支撑。

第三个关键性环节是罗斯福的“新政”，其为“美国梦”增添了新的含意和支撑，这就是对于政府要在促进个人幸福方面发挥作用的期待。

在罗斯福出任美国总统前的1929年，美国证券交易所发生了世界经济危机行将到来前夕的恐慌。10月29日，股市行情一天下跌了23.6%，人们在恐慌中的挤兑摧毁了7000多家银行，并在一年多时间里导致14万家企业倒闭、1700多万人失业，失业率高达28%。大萧条一方面使农产品难以出售，到处都是过剩和价格暴跌；另一方面则是饥民在大小城市里排成长队，等候免费面包和汤的发放。但时任美国总统胡佛却仍坚持自由主义信条，期望市场能自动调节国家经济生活，而拒绝援助失业人员，甚至还提高税率，结果使美国的GDP从1929年的1040亿美元下降到1932年的580亿美元，使美国生产财富的能力打了个对折。1932年3月，3000名失业工人在底特律的福特汽车工厂门前示威，警察向人群开枪，打死4人。

罗斯福就是在这种哀鸿遍野、国运危殆的氛围里就任美国第32届总统的。罗斯福提出的以改革、复兴、救济为核心的“新政”，加强了金融管制，开建了国家工程，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全国工业复兴法、全国劳工关系法，成立了工程开发总署、复兴总署，提出了言论、宗教、不虞匮乏、免受恐惧的四大自由。其中最有创新意义的当数“不虞匮乏的自由”，这意味着国家确认摆脱贫困是人的基本权利。罗斯福还第一次通过建立社会保障系统来干预经济。此前，美国没有老年人的保障计划，罗斯福引进了社会保障体系，给退休者提供基本的收入保障，这就从一个方面有效地消除了贫困。

罗斯福“新政”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二战以后，美国在那以后经历了20多年的“黄金发展期”，再加上通过了《士兵安置法案》、住房贷款和抵押贷款利息的减免，州际铁路、公路的修建等，使得美国进入中产阶层行列的人数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与此同时，美国在二战以后的头几十年里，贫富差距程度较小，但发展却比1980年以后快得多，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失业率还比较低，美国人的家庭收入普遍增加。这就极大地增强了“美国梦”中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就会获得成功，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