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拥有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匹敌的实力，其国际地位和安全形势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尽管美国实力呈现相对衰落态势，但其优势并未发生质的变化。美国的实力优势决定了其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战略的基本精神始终未变，那就是致力于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包括三个核心目标，即维护安全、扩展经济和推进民主。冷战结束后历任总统对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大调整都坚持这一霸权战略，尽管存在表述方式和战略目标优先次序的变化。需要指出的是，冷战后历任美国总统对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仍存在一个重大且可能是危险的趋势，即霸权战略确立之初的战略灵活性和战略模糊性正逐渐丧失；换句话说，冷战结束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正日益聚焦中国及中国所在的亚太地区，这一趋势极有可能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得以延续，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①] 完全打破了原有的国际力量平衡。美国陡然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拥有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匹敌的实力。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不仅实力与原来的苏联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倒向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更难以挑战美国的一超独霸地位。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安全形势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冷战结束使美国处于空前的优势地位。美国的经济超出仅次于它的竞争对手40%，并且它的防卫开支相当于紧随其后6个国家的总和。这6个国家中的4个是美国的亲密盟友，所以美国的优势比上述数字所显示出来的还要大。美国在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先进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这将使其他国家尽快赶上美国更为困难。”[②] 尽管目前有诸多美国权势衰落的讨论，但冷战结束20多年来的美国实力优势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由此而来的是，冷战后历任总统对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并未改变维持美国霸权地位的基本精神，调整的重点不过是具体表述方式和战略目标优先次序的变化而已。但也须指出的是，这些调整背后体现出一个重大且可能是危险的趋势，即霸权战略确立之初的战略灵活性和战略模糊性正逐渐丧失，即冷战结束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正日益指向中国及中国所在的亚太地区。这一趋势在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的全球战略调整和中美关系定位中已经相当明显，尽管他也坚决反对将中国塑造成为美国的“敌人”。可以认为，这一趋势极可能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得以延续，并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   一、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演变与中美关系   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都在实施遏制战略，即以遏制苏联及共产主义为核心目标的全球战略。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其全球战略做了重大调整，其重要依据就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从冷战结束到奥巴马上台，历经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三位总统，近20年时间，美国全球战略经历几次重大调整，但基本精神保持不变。美国的实力地位是其全球战略调整的最重要依据之一。在此框架下的中美关系尽管历经调整，但根本上也是服务于这一总体战略的。 针对两极格局的终结，美国调整了它的全球战略。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有一个过程。还在苏联解体之前，美国就已经确认冷战结束，老布什政府出台了“超越遏制战略”，用以取代“遏制战略”。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发生剧变、苏联开始“质变”后，美国一方面认为遏制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另一方面并没有放弃苏联这个核心目标，只不过是战略方针有所变化而已。在《199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老布什政府认为，“我们与苏联的关系仍然是一个战略重点，因为苏联仍然是唯一的另一个军事超级大国。”不过，鉴于第一，“苏联试图破坏国际体系70年以后，采取重大步骤与国际体系和睦相处；第二，苏联已经放弃了它们的阶级斗争学说、军事优势理论及批评美国战后政策的主要宗旨”；第三，特别是“苏联开始走向民主化”后，老布什政府提出了“超越遏制”的战略，以取代“遏制战略”。“超越遏制战略”的宗旨是，“争取把苏联作为一个建设性的伙伴纳入国际体系”。[③] 1991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仍然坚持上述对苏联的认知。 然而，超越遏制战略没有实行多久，苏联便宣告解体，两极格局结束。此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一度处于模糊状态。直到1994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命名，并正式提出“参与和扩展战略”。这个战略有三大目标：用准备好进行战斗的军事力量，可靠地维护美国的安全；促使美国经济重新恢复活力；促使国外民主的发展。[④] 这三大目标概括起来就是“维护安全、扩展经济、推进民主”。三大目标构成美国冷战后全球战略的三大支柱，共同支撑着一个总目标，就是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因此，可以将这个全球战略称为霸权战略，其基本精神沿用至今，只是有时表述方式不同以及三大目标的顺序有所差异罢了。 与冷战时期的美国全球战略相比，霸权战略给美国全球战略带来了重大的战略灵活性。一方面，不同于冷战时期，霸权战略的最突出特征就是没有明确的对象国。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以及苏联解体前的超越遏制战略都是明确以苏联为主要对象的。而霸权战略不同，从克林顿政府“参与和扩展”战略的提法以及三大目标来看，没有哪个国家像苏联那样被当成美国全球战略的对象国，三大目标都是面向全球的。霸权战略是以全面提升美国的综合实力为基本着力点，因为实力优势是维护霸权的基础。当然，防范战略竞争对手出现是这一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不是重点。 另一方面，与前一点相关，由于没有明确的对象国，所以霸权战略在地缘上的重心不是非常突出。不过，由于欧洲是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又是民主国家最集中的地区，并且西欧又是美国的传统盟友，所以美国非常重视欧洲的和平稳定。特别是冷战结束初期，欧洲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比如巴尔干地区的战争，致使美国更为关注欧洲。不过，随着亚洲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美国也加大对亚洲关注的力度，比如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活动、加强美日同盟、重视发展美中关系，开始加大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力部署。到了世纪之交，亚太地区已经被看成“美国未来重要利益地区”。[⑤] 这样，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也具有高度灵活性。在霸权战略框架下，中国既是美国的合作对象，也是遏制对象。在经济上，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市场，是美国的合作伙伴。在政治上，因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美国将中国看成是“最大的不民主国家”，因此是其推进民主战略的重要实施对象。安全上情况比较复杂：在传统安全方面，中国是美国的潜在战略竞争对手，但只是其中之一，而且不是最主要的；而在非传统安全以及中美都关注的重要的地区安全方面，中国则是美国的合作伙伴。在这样的战略框架下，美国对华政策显示出两面性，一度在接触与遏制之间摇摆。经过中美双方的博弈和互动，美国战略界也经过一场大讨论，最终确定以接触为主，辅以遏制。与之相应，美中关系被定位为“致力于建设性的合作伙伴”。 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国全球战略有所调整。首先，在三大支柱中，突出安全这根支柱，而克林顿时期特别强调经济，有时也把推进民主放到很突出的位置上；其次，在维护安全上，突出传统安全因素的威胁，而在克林顿时期，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几乎是并重的，有时更为强调非传统安全威胁；最后，在潜在战略竞争对手上，将中国排在俄罗斯之前，作为最主要的对手，而克林顿时期虽无明确排序，但至少并未把中国排在俄罗斯之前。与克林顿时期相比，小布什政府的调整更加重视亚太，大有将亚太作为全球战略地缘重心的趋向。 很显然，按照这样的全球战略调整，美国对华政策中的遏制成分明显上升，接触、合作成分减弱。换句话说，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战略某种程度上战略灵活性有所降低，小布什也明确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但是，即便如此，小布什也称中美在经济上是合作伙伴。综合来看，这时的中美关系定位虽然明显比克林顿时期退步，但也不是美苏那样的对抗关系。 “9·11”事件促使美国再一次调整全球战略。美国在进一步提升维护安全这根支柱地位的同时，将反恐作为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这个全球战略框架可称为反恐战略，集中反映在2002年和2006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⑥] 反恐战略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将以反恐为中心的国土安全作为首要任务。与反恐相应，美国特别强调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制造“9·11”事件的恐怖分子虽然没有使用任何先进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美国战略家们认为，如果恐怖分子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用它来袭击美国，所造成的损失会比“9·11”大成百上千倍。所以，美国特别重视那些“反美”国家的核问题及生化武器问题，担心它们拥有这些武器后将之转让给恐怖分子。于是，解决那些致力于发展核武器、生化武器而又反美的“邪恶轴心”国家，也成了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优先任务之一。 当然，实施反恐战略并不意味着放弃了霸权战略。美国是将反恐与维护霸权有机结合起来。维护霸权是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长期核心目标。反恐战略只是改变了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并不等于放弃了维护霸权这个总目标。实际上，美国是将反恐与维护霸权有机地结合起来。美国只有遏制住恐怖主义的威胁，保证国土安全，才能维护住霸权地位。同时，反恐也为美国推进霸权创造了绝好的契机。“9·11”后，美国利用反恐之机，迅速扩展了战略利益，美军进入了中亚，扩大了在中东地区的影响。美国还以反恐为名，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调整核战略和海外军事部署，提升美国的军事实力，拉大美国与其他国家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美国还提出了“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思想，谋求“绝对安全”。 与反恐这个中心任务相适应，大中东地区成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地缘重心。“9·11”事件的制造者都来自于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美国认为，中东地区的极端伊斯兰势力是恐怖主义的主要温床，而且，谋求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在多数也在中东。所以，中东自然成了以反恐为第一要务的全球战略的重心。从推进霸权战略的角度看，控制中东地区也是巩固美国霸权地位的重要环节。中东是世界最重要的石油产地，而控制石油这一战略资源对维护霸权至关重要。中东还是世界民主力量最弱的地方，除了以色列这个非伊斯兰国家外，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都是不民主的，而不民主恰恰是极端伊斯兰势力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根源。所以，美国在“9·11”事件后将全球战略布局的重心从欧洲移向了中东地区，并很快发动了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是多重的，既要抑制恐怖主义势力的发展，遏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还要推进民主，加强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控制。而对伊斯兰国家进行民主改造、实现大中东地区民主化则带有根本性的目标。 同过去相比，这次调整使得美国全球战略的地缘重心非常明确。早已启动的战略重心东移进程，没有移向亚太，而是停在了大中东地区。此外，反恐战略明显是以打击战略对手为核心，而不是以全面提升实力为核心。这就决定，尽管美国试图将反恐战略与霸权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也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客观上却导致在提升实力上投入不足。从长远的角度讲，在某种程度上背离霸权战略的大框架。小布什政府忙于反恐，从而有些疏于国内经济的治理，这可能也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反恐战略框架下，中国成了美国的重要合作伙伴，虽然美国并未放弃霸权战略，仍然谋求牵制中国，在推进民主上打压中国，但是毕竟在反恐这个首要任务上，中国是合作者，更何况还有经济、防扩散、地区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在这个战略框架下，美中关系被定位为“建设性合作关系”，美国试图将中国塑造成“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美中关系出现了一个蜜月期。当然，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的经济快速发展，美国战略界越来越关注中国崛起，美国防范、牵制中国的一面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上，美国战略界经过一场大讨论，基本达成共识，这就是“塑造中国”。[⑦] 其基本精神是：通过合作来影响中国，促使中国走和平的崛起之路，同时也促进对中国的融合，将中国融进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去，并塑造成美国的合作伙伴；当然，为了防患于未然，美国还要加强对中国的防范和牵制，其手段主要是进一步加强在亚洲的同盟体系，同时加大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力部署。因此，“塑造”一词更准确地表达了美国对华战略的本质，其精神实质到现在仍然适用。   二、奥巴马第一任期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与中美关系   在奥巴马入主白宫前，冷战后的三任美国总统都对美国全球战略做出了调整，但其根本逻辑却没有改变，即基于现实需要而对霸权战略的话语体系和政策优先的调整，其根本目标仍是维持美国霸权。必须指出的是，上述调整也体现出一个重要特征，即霸权战略原本具备的战略灵活性和战略模糊性正逐渐消失，美国全球战略正变得日益清晰并可能日益僵化。奥巴马第一任期也基于新的战略挑战对美国战略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并延续了战略清晰化和战略日益僵化的趋势，即中国和中国所在的亚太地区正日益成为美国的战略聚焦，尽管奥巴马政府也坚决反对将中国塑造成为美国的“敌人”。 奥巴马政府对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主要有四个背景：一是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恰逢全球金融危机正处高潮，应对金融危机成为首要任务；二是奥巴马政府势必要反思小布什时期的反恐战略并做出调整；三是出于奥巴马本人的理念及民主党的价值取向，奥巴马政府非常关注气候变化、核扩散等全球性问题；四是奥巴马政府不得不继承小布什政府的外交遗产，基地组织、伊拉克、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巴以冲突、因俄格战争而受损的美俄关系都是奥巴马政府必须面对的难题。 2010年5月，奥巴马政府发表了其上台后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⑧]，指明美国的持久利益是：美国、美国公民以及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的安全；在一个开放和促进机会与繁荣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保持美国经济的强大、创新和增长；在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在美国的领导下，通过紧密合作建立促进和平、安全和机遇的国际秩序，以应对各种全球挑战。 可以看出，奥巴马政府试图回归克林顿时期的霸权战略框架。持久利益的前三条基本上就是“三大支柱”的翻版。奥巴马政府试图全面推进美国的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以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这种战略思维是着眼于提升美国的实力，而小布什时期则着眼于打击对手。 从奥巴马第一任期执政的情况看，它确实在全面推进四项“持久利益”并根据形势变化做出了许多重大战略调整。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将美国的主要力量从反恐和大中东转移出来，如不再使用“反恐战争”的提法、推动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向全世界的穆斯林示好、在西亚北非动荡和利比亚战争中持相对低调的姿态、除掉本·拉丹。 但从反恐和大中东转移出来的美国力量将投放到那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为《外交政策》杂志2011年11月号撰写了以《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为题的评论文章，全面论述了21世纪亚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以及美国的亚太战略；其核心观点就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地缘重心移向亚太。[⑨] 奥巴马在随后参加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东盟峰会、东亚峰会、访问澳大利亚等场合，都表达了同样的思想。美国的一系列外交举动也印证了这一点，比如高调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破天荒地在澳大利亚驻军、打开同一直受其打压的缅甸关系的大门、积极介入南海和东海领土争端。 但很明显的是，由于时空环境的变化，奥巴马政府不可能完全重拾克林顿政府的霸权战略。奥巴马政府所面对的世界已经发生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新兴大国加速崛起，推动了多极化发展；中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不断壮大，推动着非极化发展。这两大趋势都是对美国霸权战略的挑战。尽管“一超多强”格局尚未改变，美国的“一超”地位还会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但美国的实力地位趋于下降是不争的事实。二是金融危机使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遭到重创，奥巴马政府必须拿出相当多的精力处理国内事务，振兴经济。 结合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宣示和外交实践可以看出，美国全球战略新一轮调整主要有如下特征：第一，维持霸权的总目标未变，从安全、经济、政治三个维度同时推进提升美国实力的战略框架也未改变；第二，受金融危机影响，恢复国内经济是首要任务，为此需要国际合作；第三，重视全球气候变化、核扩散等全球性问题，为此也需要国际合作；第四，努力从反恐战争中脱身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但是很难完全摆脱恐怖主义威胁，核恐怖主义是美国最担心的安全威胁，伊朗核问题仍然是美国面对的难题；第五，更加关注新兴大国崛起，特别是中国崛起，与之既合作又竞争；第六，重视同民主伙伴的合作；第七，更加关注亚太，主观上实现了全球战略地缘重心的东移，但大中东地区仍然需要投入相当大的精力。 同克林顿时期相比，中国的实力已显著增强，在美国眼中已经由“多强”中的普通一员变成世界第二号强国。“两国集团论”（G2）就反映了美国战略界的这种认知。如此，中国自然是美国全球战略中非常重要的角色。伴随着美国全球战略地缘重心的东移，中国已经成了美国亚太战略中的最主要关注对象。这一点从希拉里的论文《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中就可窥见一斑，该文总共有10300字，专门讲中国就用了1800字，这还不算在讨论亚太重要性和一般政策时提及中国。在讨论各个国家在美国区域战略中的地位和美国对该国的政策时，对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等美国非常重视的盟友和“民主国家”，即美国的主要依靠力量，只分别用一个自然段来阐述，而对中国，则用了8个自然段。特别是，在讲中国和美中关系时，她用了“最引人注目”、“最具挑战性”、“影响最大”这样的修饰词。[⑩] 从美国如此重视中国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已经被认定为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但不是敌人。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美国不想将中国当作第二个苏联对待，不想在亚太地区开启第二场冷战；它是想让中国成为同它合作的亚太“新伙伴”。希拉里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讲得很明白：“一个欣欣向荣的美国对中国有利；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国也对美国有利。通过合作而不是对抗，我们两国均能显著获益。”她还批驳了“威胁论”和“遏制论”：“担忧和误解仍然在太平洋两岸徘徊不去。我们国内的一些人把中国的进步视为对美国的威胁；而在中国的一些人担心美国会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我们反对上述两种观点。”[11] 奥巴马第一任期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之所以未将中国定位为“敌人”，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美国将全球战略的地缘重心移到亚太，首先是着眼于振兴经济。而在经济上，中美已经是“利益攸关方”，尽管也有竞争。与中国对抗，无疑是两败俱伤，这不利于美国全面提升实力，不符合美国的初衷。 第二，从振兴经济出发，美国寻求亚太地区的总体和平稳定。如果同亚洲的头号大国中国对抗，将难以保障亚洲的和平稳定。 第三，奥巴马政府仍然关注非传统安全以及像气候变化、核扩散这样的全球性事务。而在这些方面，中国是不可替代的合作伙伴。如果同中国对抗，显然不可能得到中国的有效合作。 第四，从地缘战略上讲，美国确实同中国存在着竞争，担心被中国挤出东亚，丧失在亚洲的霸权。正因如此，美国才继续加大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力部署，加强在亚洲的同盟体系，甚至介入南海、东海领土争端并站在中国的对立面。在新出台的军事战略中，也更明确地将中国作为主要对象之一。但同过去相比，美国新军事战略的进攻性已有所减弱。美国不仅将所维持的军事力量由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转为打赢一场战争，而且还较大幅度地削减军费。美国加强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力部署在相当程度上带有防御性，基本都是在第二岛链上。在牵制中国上，美国更多是用“巧实力”，即巧借别国的力量来给中国制造麻烦，而自己不愿冲到第一线。 第五，美国确实已经将中国作为最有可能挑战其霸权地位的战略对手。不过，美国在应对中国崛起时，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实力不会因遏制中国而被大大损耗。如果同中国公然对抗，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其他大国会乘势而起，美国的霸权地位还是不保。如此，同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合作，进而使自己的实力继续保持领先才是明智之策。这样，美国的霸权地位才有可能维持更长的时间。与中国对抗只能是加速其衰落。 第六，尽管奥巴马政府将美国全球战略地缘重心转移到亚太，但是大中东仍然是美国必须花相当精力关注的地区。 从美国自己的政策表述也可看出美国没有将中国定位为“敌人”。希拉里在她的那篇论文中提出了美国亚太战略需要遵循的“六个关键的行动方针”，即：“加强双边安全联盟；深化我们与新兴大国的工作关系，其中包括中国；参与区域性多边机构；扩大贸易和投资；打造一种有广泛基础的军事存在；促进民主和人权。”[12] 其中，深化与新兴大国的关系、参与区域多边机构、扩大贸易与投资这三项，是需要中国合作的，而另外三项则与中国有矛盾。中国在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的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中的矛盾角色和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清晰可见。   三、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全球战略调整趋势与中美关系   奥巴马的第二任期在从“改革”到“前进”的口号改变中启动。这一口号的改变也意味着奥巴马政府总体上会延续第一任期形成的全球战略框架并据此规划中美关系，尽管可能会根据现实需要做新的调整。由此而来的，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全球战略的灵活性和模糊性日益丧失的趋势将得以延续，美国对中国和亚太的战略聚焦将得以延续。 总体上，奥巴马第二任期将延续其前四年对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思路，尽管必然会依据新的情势做出适当的调整。首先，奥巴马政府会继续推进霸权战略，并且继续以维护安全、扩展经济、推进民主和“普世价值”为支柱。不过，在这三个领域会展示出新的特点。在维护安全上，反恐等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地位下降，应对传统安全威胁的地位上升。“9·11”后，在美国战略界一直存在着两种声音：一种是高度重视恐怖主义威胁，赞成小布什政府将反恐作为全球战略的第一要务；另一种观点认为，恐怖主义虽然会给美国造成生命和财产的严重损失，但并不会威胁美国的世界地位，只有崛起的大国才会威胁美国的世界地位和生存安全，美国应当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崛起的大国上，而不是恐怖主义。这两种声音对美国的对外政策都有相当程度的影响。现在看来，以本·拉丹被击毙为标志，美国的反恐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加上美国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出，这些都预示着美国会继续将主要注意力转向崛起的大国。在拓展经济利益上，虽然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但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美国的西方盟友也都自顾不暇。加强同新兴经济体的合作，是美国扩展经济的不二选择。而在克林顿时期，由于美国经济形势比较好，同时欧盟的经济状况也不错，所以同新兴经济体合作不像现在那么重要。在推进民主上，奥巴马政府会继续将在全球推广西方模式的民主制度和“普世价值”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目标。从介入西亚北非动荡，到推动南苏丹独立，到促进缅甸改革，都体现出这一自由主义大战略的目标。 其次，奥巴马政府会继续重视全球治理和维护国际秩序。与克林顿时期相比，奥巴马政府特别重视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从某种程度上说，奥巴马政府已将应对全球性挑战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第四大支柱。这一方面是由于全球性挑战确实比以往突出，另一方面还在于奥巴马政府认识到，如果在应对这些全球性挑战上美国表现不力，那么其领导地位就会丧失。相反，积极应对全球性挑战，加强全球治理，维护现存的国际秩序，恰恰为美国巩固其全球领导地位提供了机遇。 最后，在安全、经济、政治三大支柱中，振兴美国经济将继续是首要任务。正如美国重要智库大西洋理事会2012年12月10日发表的报告《展望2030：后西方世界的美国战略》所分析的：“在伊拉克及阿富汗两次昂贵、痛苦但毫无结果的战争之后，美国发生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深刻的经济衰退，并创下历史纪录的国家债务和国家赤字，美国战略家有一大堆的工作等待他们来做。”[13] 与之相应，维护安全与推进民主的地位则相对下降。当然，美国一直是将这三方面利益统筹兼顾的。 由此而来的，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对华战略中牵制、遏制、防范的成分增强，特别是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两国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对立，会不断激发这些消极因素，所以未来的中美关系必然会面临更多挑战。换句话说，由于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全球战略总体上将延续先前的战略灵活性与模糊性逐渐减少的趋势，因此中美关系中竞争的一面会趋于增强。当然，冷战后美国霸权战略内在的战略灵活性和模糊性仍决定了美国对华战略的两面性：一方面试图牵制、遏制、平衡、防范中国；另一方面寻求与中国的合作。这种两面性决定了中美关系的状况和性质。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最近撰文，十分精辟地阐述了中美关系的性质。他说：“中国和美国是竞争对手吗？是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它们是敌人吗？不是，它们并非敌人。它们是合作者吗？事实上它们所进行的合作已经超过了它们自己承认的地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合作将变得更为紧密。”[14] 简言之，非敌非友，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对手。这就是中美关系的性质。如果同过去相比，未来的中美关系不会好于“9·11”后的小布什政府时期。 需要指出的是，由冷战后美国霸权战略本身的性质而来的，再加上全球化的深入、国际体系的转型和中美关系本身的发展等因素，仍然存在着许多有利于抑制中美恶性竞争，促进互利合作的因素。首先，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是振兴经济而不是传统安全。在欧洲、日本经济不振的情况下，美国振兴经济将更多依靠同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合作。 其次，虽然美国更关注传统安全，但是非传统安全仍然占有重要位置。在2013年《国情咨文》有关对外政策部分，奥巴马先是谈及阿富汗撤军，然后谈到“基地”组织、朝核问题、伊核问题、俄罗斯核武器削减问题、网络攻击问题，没有提美国重返亚太。[15] 从中可以发现，非传统安全和大中东地区对美国实施亚太战略所构成的牵制不是短期内能摆脱的。 第三，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美国需要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同中国的合作来共同应对，以此缓解自身的负担。同时，中国实力已经大大增加，作为合作伙伴的能力已今非昔比。 第四，俄美关系将会对中美关系产生有效的制衡效应。尽管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实力大减且采纳了西方式宪政民主制度，但美俄关系的发展不尽如人意，美俄战略互信缺失，美俄新冷战的讨论日益上升。[16] 同时，俄罗斯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正与西方渐行渐远。俄罗斯从未放弃称雄世界的抱负，反对美国打造单极世界。特别是在普京治下，俄罗斯民众的价值观一直同西方“普世价值”保持着一定距离。据调查，在苏联解体已经20多年后，俄仍有过半民众支持苏联经济模式，特别是近些年来，支持西方民主制度的人在减少，而对苏联政治制度有好感的人在增加。[17] 因此，俄罗斯因素的存在将有效削弱美国同中国对抗的动力。 最后，中美关系自身的发展趋势和需要。中国从自己的大战略出发，也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中国领导人和战略家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积累中美关系的正能量等理念，表明中国会尽最大努力推进中美关系发展，这对美国对华战略会起到建构作用，促使美国更理性地应对中国崛起。事实上，已有部分美国战略家开始了更为理性的思考，如《展望2030：后西方世界的美国战略》报告就提出：美国战略必须深化同中国的合作，并把这种合作作为塑造国际体系的最重要因素。[18] [①] 冷战结束与苏联解体是两个虽然紧密相关但却内涵不同的事件。冷战结束意味着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结束，以柏林墙倒塌为标志。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被拆除，12月2-3日，美苏两国首脑在马尔他会晤，宣布两国互不为敌，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只是冷战结束的副产品，苏联解体带来两极格局的终结。 [②] Stephen M. Walt, “Two Cheers for Clinton’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0, p. 64. [③] 梅孜编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151页。 [④] 同上，第244页。 [⑤] 周建明、张曙光：《美国安全解读》，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 [⑥]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rch 2006,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2006. [⑦] “塑造”(Shaping)作为一个战略概念，在美国正式的官方文件中，最早出现在2006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报告提出要“塑造处在战略十字路口国家的选择”，而中国就是最重要的“战略十字路口国家”。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February 2006, http://www.comw.org/qdr/qdr2006.pdf. [⑧]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y 2010,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tiles/rss.viewer/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⑨]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011. [⑩]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11] Ibid. [12] Ibid. [13] Atlantic Council, Envisioning 2030: US Strategy for a Post-Western World, A report of the Strategic Foresight Initiative at the Brent Scowcroft Center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December 10, 2012, http//www.acus.org/publication, p. 16. [14]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中国与美国：竞争对手、敌人还是合作者？》，载英国《中东在线》网站2012年1月19日。转自《参考消息》2012年1月23日，第14版。 [15] Barack Obama, “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February 12, 2013, http://www.whitehouse.gov/state-of-the-union-2013. [16] 《奥巴马如何避免新冷战》，载《参考消息》2013年2月18日，第10版。 [17] 《俄过半民众支持苏联经济模式》，载《参考消息》2013年2月12日，第3版。 [18] Atlantic Council, Envisioning 2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