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范少数族裔”神话祛魅

早在“模范少数族裔”这一政治话语提出之前，美国华裔文学历史上就曾出现过对于华裔成功的颂扬。最受诟病的是刘裔昌（Pardee Lowe）的《父亲和裔昌》（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ant，1943）和黄玉雪（Jade Snow）的《华女阿五》（Fifth Chinese Daughter，1945）。美国学者金惠经在《亚裔美国文学：作品及社会背景介绍》（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一书中指出，刘裔昌和黄玉雪的自传小说淡化了社会不公现象，把遇到的社会问题归结到个人或族裔等自身原因，实际上塑造了轻蔑族裔文化而忠诚于白人文化的模范少数族裔形象。（金惠经，2006：60—61）在当代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身为第二代华裔的主人公往往要经历从排斥族裔文化的模范少数族裔形象到族裔身份追寻者的蜕变过程。这也反映了华裔群体对于“模范少数族裔”政治话语的排斥和抵抗。

伍绮诗的《无声告白》讲述的恰恰就是一个典型的“模范少数族裔”家庭的故事。然而，与以往的主题不同，这部小说既没有颂扬华裔群体的成功，也没有对白人文化至上的文化身份定位进行批判，而是采用了一种手术式的切面剖析法，揭露了“模范少数族裔”神话遮影下华裔所面临的社会压力和精神压力，展示了这一神话话语对少数族裔的消极影响，其矛头直指美国社会中存在的种族压力，从根源上对“少数模范族裔”这一政治话语进行了解构。小说通过对詹姆斯一家“成功”表象的揭露，对华裔精神危机展开了细致入微的考察，从而批判了“模范少数族裔”神话话语的虚伪本质。

融入的假象：华裔家庭的身份焦虑

詹姆斯作为第二代美国移民，出生成长在美国，但却一直饱受身份危机的困扰，没有身为美国人的归属感：“他从不觉得自己属于这里。”（伍绮诗，2015：41）这种归属感的缺失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詹姆斯的父亲是以“纸儿子”的身份顶替邻居家儿子来到美国的，受排华法案的影响，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华人劳工不准入境，因而许多华裔美国人只能通过“纸儿子”的身份到美国。“在唐人街，这些冒名者的身份很容易被揭穿，大家用的都是假名，都希望不被发现、不被遣返回国，所以，他们拼命融入人群，极力避免与众不同。”（42）詹姆斯在学校不敢多言，生怕暴露了自己的身份，甚至连老师布置的绘制家族图谱的家庭作业都故意装作忘记，宁愿得零分也不愿暴露自己是纸儿子移民的后代。

对詹姆斯来说，警察是美国的司法权威的象征。身为纸儿子的后代，詹姆斯对警察敬而远之，更不用谈去挑战其权威了。对身份失去的恐惧深深刻印在华裔群体的主体意识中，造就了安分守己、顺从权威的刻板印象。莉迪亚失踪后，每当心急如焚的玛丽琳和内斯追问或者质疑警察的调查结果时，詹姆斯总是充当和事佬的角色，尽力减少语言上的冲突。即使他自己也有不满，但从不当面表达。玛丽琳愤怒之下，指责詹姆斯：“我知道怎样独立思考，你知道，不像某些人，我不会对着警察叩头。”（46）玛丽琳用了“叩头”（kowtow）这样一个带有文化意指的字眼，直白地再现了玛丽琳心中对于华裔的刻板印象。“他仿佛看到一群头戴尖顶帽、留着大辫子的苦力趴在地上。唯唯诺诺、奴性十足。 他一直怀疑别人都是这么看他的。”（47）“叩头”一词既讽刺了边缘化的亚裔美国人对于白人权威的取悦心理，也讽刺了亚裔美国人为了生存而隐忍屈辱的态度。

身份的缺失使詹姆斯一直渴望获得白人社会的认可。“融入”、“避免与众不同”是詹姆斯一直以来的迫切愿望。这种愿望首先体现在对白人文化的无条件认同和接受上。陆薇（2005：51）指出，华裔渴望主流社会认同的强烈愿望使他们想要“最大程度地接近‘白人性’，最终努力成为美国人”，“既表现为不顾一切地与白人主流文化与价值观念认同，又表现为全然排斥民族文化和带有任何民族文化痕迹的象征物的极端行为上”。詹姆斯隐瞒自己父母的工作情况，从不邀请同学到家里去，不跟父母说中国话，拒绝中国食物而宁愿选择西方的汉堡等快餐，研修美国历史并娶了白人妻子。即使结婚后他也不敢告诉玛丽琳他的家庭背景。他提议两人应该抛弃过去，一致向前看，因为抛弃过去就是摆脱其族裔身份，向后看则就意味着对族裔历史的追寻，而他担心玛丽琳在了解到他的家庭背景后会改变对他的看法，“她就会向他一直以来看待自己那样看待他——瘦骨嶙峋的孤儿，吃剩饭长大，只会背诵课文和考试，还是冒名顶替的骗子。他怕她形成了这个印象之后，就再也不会改变对他的看法”（伍绮诗，2015：49）。白人文化至上的主导意识正是其身份危机的根源。詹姆斯的族裔特征是构成其自身身份的一部分，他对过去的厌弃其实是他心理上对自身族裔特征的排斥。这种拒绝排斥自身一部分的心理也就是朱丽娅•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在《恐怖的权利》（Powers of Horror）一书中所提出的“卑贱”（abjection）。卑贱是“拒绝，抛弃；拒绝自身，抛弃自身”（克里斯蒂瓦，2001：19）；是对属于自我主体中的一部分的排斥，这一部分的存在模糊了自我与他者的界限，是我而非我（me that is not me）；通过对这一部分的否定，自我/主体才得到了界定。詹姆斯理想的身份是白人的社会身份，他通过夸大大学教职和跨种族婚姻的象征意义，自欺式地构建了“成功”融入美国社会的主体身份。但族裔特征的存在威胁着这一身份，只有摒弃这一部分的自我，才能完全融入白人主流社会的“我”的身份建构。

出于这种“卑贱”心理，詹姆斯对继承了自己族裔特征的儿子内斯有种不自觉的排斥，对女儿莉迪亚却格外偏爱。莉迪亚继承了母亲的蓝眼睛，因为这一典型的白人特征，而被父亲当作是种族融合的成功品，也因而被寄予了融入社会的厚望。

詹姆斯希望莉迪亚不再“与众不同”。他给莉迪亚买橱窗里展示的衣服，因为橱窗里的衣服大多数人都会喜欢；他给莉迪亚报名舞蹈课程，因为这是大家都在做的事；他给莉迪亚送银项链，因为“今年大家都戴银的”（伍绮诗，2015：224）。他送给莉迪亚的圣诞礼物是《如何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希望她掌握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技巧（伍绮诗，2015：172）。表面上看，莉迪亚确实如父亲期待的一样，在人际交往上取得了成功。她长时间和朋友打电话聊天，出去跟朋友聚会或者看电影，有着自己的朋友和生活。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她在父母期待重压之下不得不装出的表象。“莉迪亚从未有过朋友，她的父母却从不知道这个事实。”（17）当莉迪亚的死最终揭开了这一秘密的时候，詹姆斯“融入”的幻象彻底破灭了。

虽然詹姆斯主动接受了白人文化，但却始终是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物。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社交上，种族歧视的“玻璃天花板”都让他深感压抑。毕业后，詹姆斯原本可以靠着出色的成绩和才华留在哈佛任教，但却因为族裔身份而被拒之门外，最终不得不去了一所小镇上的不知名大学教书；他所执教的历史课程不被学生所重视；学校的同事和邻居也总是带着种族主义的有色眼镜来对待他。这种被拒之在外的格格不入感始终萦绕着詹姆斯，让他觉得自己是社会中的异类，从而自我封闭，成为社会中的一座孤岛。正如儿子内斯所观察到的：“他的父母从不出门交际，也不在家请客，没办过晚餐派对，没有朋友。”（59）《无声告白》打破了笼罩在华裔真实生活之上的模范族裔光环，揭开了“成功”表象之下的真实：华裔作为美国社会中的少数族裔，一直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始终处于边缘地位。

“模范少数族裔”话语下

刻板印象的再生产与消极影响

“模范少数族裔”话语不但导致了对族裔群体社会需求的忽视，而且由于对亚裔的顺从守法、勤奋努力等特质的强调，实际上造成了族裔群体刻板形象的再生产，并对族裔个体产生了消极甚至破坏性的压力。

在小说中，詹姆斯内化了白人社会的价值观，始终从白人的视角来审视着自己和孩子们。儿子内斯在长相上继承了父亲詹姆斯的特点，拥有典型的东方面孔。他黄皮肤黑头发，身材矮小，性格内向。一方面，詹姆斯希望儿子能成长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一个能跟白人孩子交朋友，能在白人的环境中从容大方而不是拘谨内向的人，这也是詹姆斯理想中的去族裔化的主体身份；但另一方面，内斯越来越像小时候的詹姆斯。“内斯越来越让他想起自己，想起他试图忘记的童年往事。他知道儿子成了他当年的缩影，让他感到难过和羞愧。”（152）在一次游泳时，内斯遭到其他白人小孩儿的集体捉弄，还有人大喊“中国人滚回中国”这样的字眼。虽然詹姆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对于内斯被排挤被歧视的痛苦感同身受，但他站在白人的视角，非但没有对内斯进行安慰，反而把白人小朋友的恶意攻击说成是玩笑，批评内斯接受不了玩笑。还有一次，詹姆斯父子参加学校组织的亲子游戏，内斯因为没有赢得比赛而生气，詹姆斯却安慰内斯说要是跟同学们比赛读书，内斯肯定能赢。正是在这种带有种族偏见的“白人话语”的不断暗示下，内斯逐渐被塑造成了典型的华裔男性刻板印象。“因为‘太瘦’不能参加橄榄球队，‘太矮’不能打篮球，‘太笨’不能打棒球，只能靠读书、研究地图、玩望远镜来交朋友。”（154）正如白人社会所刻画的族裔刻板形象一样：体弱瘦小，不善运动，懦弱顺从，唯有学习成绩优异。

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1932—2014）在《表征》（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一书中指出，二元对立的权利文化关系往往通过自然化来固定种族间的差异，从而强调种族间的自然差异，使种族主义和社会不公合理化。通过前文中的分析可见，华裔男性刻板形象是种族歧视和文化压迫的结果。但定型化话语忽视了这种差异背后的历史文化原因，粗暴地简化了这种差异，使“‘差异’本质化和固定化”（霍尔，2003：261）。通过定型化，华裔（男性）形象与“太笨”“太矮”“太瘦”等自然特征联系起来，与“顺从”“隐忍”等特质联系起来，掩盖了种族主义的社会历史作用，使得这种定型形象仅仅成为自然差异的结果，从而使华裔与白人的种族优劣自然化合法化，将华裔异化为二元对立关系中的他者。小说正是通过考察族裔刻板形象的再生产过程，揭露了种族定型化的过程和本质，展现了表征体系中“历史性”与“自然性”对立的复杂内部权力关系，还原了华裔男性刻板形象形成过程中的历史和社会因素，从而完成对作为种族化体系表征的定型化形象的解构。

无论是内斯还是莉迪亚，都无不例外具有模范少数族裔的一个典型特征：学习成绩优异。因为亚裔群体对于教育的高度重视，亚裔学生往往在学习上表现突出，形成了“模范少数族裔”神话的又一特征。Stacey J. Lee 在其研究《解构“模范少数族裔”刻板印象》（Unraveling the “Model Minority” Stereotype: Listening to Asian American Youth，1996）一书中通过对美国高中生的访谈和调查数据表明，亚裔学生在学习上取得的成就确实加强了“模范少数族裔”的神话色彩, 导致了人们对于亚裔学生一概而论的印象，反而使得部分亚裔学生不得不付出额外努力以使自身符合成绩良好的模范族裔形象。（Lee，1996：1—3，120）

《无声告白》中，詹姆斯毕业于哈佛大学，内斯也被哈佛大学录取，莉迪亚因为一向成绩较好也自然而然被寄予了厚望，但她心理上背负的社交和学习压力除了哥哥内斯以外竟无人察觉。莉迪亚为了满足母亲的心愿而努力学习，一开始成绩突出，但随着学习内容和难度的超荷，以及其他心理因素，她的成绩日渐下滑。为了取得好成绩，莉迪亚每天在家补习，因而受到了同学的疏远，成为了同学眼中只会学习的书呆子；同学跟她的交往也几乎仅限于借作业抄写或是打电话咨询家庭作业事宜。莉迪亚每天独自一个人坐在餐厅角落，一个人坐在校车后排，没有朋友，没有社交。但这种孤立的状态并没有引起家庭或学校的关注，在莉迪亚死亡之后，学校和同学才推论是由于成绩下滑和文化身份问题而引起了自杀。Rupam Saran（2016：8）在《模范少数族裔形象指南》（Navigating Model Minority Stereotypes）中指出，人们往往认为模范少数族裔的孩子学习肯定优异，正是这种理所当然的推论导致了那些成绩不好的亚裔学生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同时也忽视了亚裔学生在学习上、经济上和心理上需要帮助的事实。小说中，无论是詹姆斯的自卑自闭、内斯的懦弱逃避，还是莉迪亚的双重焦虑，都几乎无人察觉。莉迪亚的死揭开了少数族裔群体面临的精神危机，有力控诉了“模范少数族裔”话语对族裔群体的破坏性影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