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屏的“大女主”剧，为什么都是男人写的

原创 程迟 硬核读书会

如果说这几年有什么爆款美剧的话，《致命女人》绝对算一部。在豆瓣上，标记观看过第一季的人数已经达到了50万，而刚结束的第二季，观看人数也达到了十万。

《致命女人》在中国的火爆证明了，我们的观念正在经历一次革新，不回避女性欲望的真实“坏女人”对人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她们是接地气的。

但是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东城梦魇》《大小谎言》《使女的故事》《欲望都市》……近些年受到关注的剧集的主创都是男性。

✎作者 | 程迟

✎编辑 | 刘言

上周，美剧《致命女人》第二季迎来了大结局。在豆瓣上，有超过10万用户标记看过这部片子，而标记看过第一部的豆瓣用户则超过了50万。

它有多火呢？可以简单地做个对比，前段时间大爆的美剧《东城梦魇》在豆瓣有9.6万用户评分，漫威的“大女主”电影《黑寡妇》在豆瓣上有9.1万用户评分——同样是“大女主剧”，没有大明星、不是IP、并不算大制作的《致命女人》竟然在观众缘上略胜一筹。

2019年《致命女人》第一季在中国的火爆是一个意外。豆瓣的热评“时代变了，谈恋爱哪有杀老公好看？”虽然戏谑，却道出了它火爆的原因。剧情虽然可以说“狗血”，但是它却精准地为女性和她们所处的时代做了一幅画像。观众们发现，上世纪60年代、90年代，还有当下的女人，都必须要面对相似的困境。

《致命女人》宣传海报。

第一季用一幢房子，牵引出不同年代的三对伴侣之间的故事，女主角们都被她们的老公“辜负”（当然，吸粉无数的刘玉玲饰演的Simone也偶尔辜负老公），上世纪60年代家庭主妇不得不面对无望的生活和丈夫的忽视；上世纪90年代的“新女性”即便洒脱如Simone，也难逃被欺骗的命运；而今天的“开放”情侣，也需要面对不一样的危机。

第二季则没有用平行叙事的方式来讲故事，它聚焦在上世纪40年代末的美国。这一次，男人成了彻彻底底的配角，女人是因为她们自身的欲望而变得“致命”。家庭主妇Alma的终日面对花园、家务、丈夫和孩子的平静生活，被想要进入上流社会“花园俱乐部”的野心所打破。当男性的野心、权谋在战争、政治中展现，第二季《致命女人》则在小小的花园中，延展出一个属于女性的权力宇宙。

但仔细观察会发现，和好莱坞其他电影与剧集一样，《致命女人》的“权力宇宙”中心，似乎仍然是男性。

谁制造了“致命女人”

《致命女人》是近些年来少数在中国观众中引起巨大反响的“爆款网红美剧”。

我们同样可以做一个对比。2011年横空出世的“划时代”美剧《权力的游戏》几乎凭借着一己之力，为本已呈现颓势的美剧产业注入了新鲜的力量。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终于意识到，原来电视剧可以比电影更加精致。

《权力的游戏》的出现，也吸引了无数粉丝，并且不意外地带动了乔治·R·R·马丁原著《冰与火之歌》的风靡。很多人至今还津津乐道的“劳勃之死”“血色婚礼”“乔弗里之死”等经典情节，在社交网络上引起的铺天盖地的讨论也让人记忆犹新——人们争先恐后地赶在剧透之前追剧的盛况可能无剧能出其右。

但是《权力的游戏》第八季在豆瓣上的评论、打分人数是24万人次（这是八季当中评分人数最多的一季），前面提到的《致命女人》的打分人数是它的两倍，这或许会让很多人意外。

《权力的游戏》剧照。

我们不妨再往前回望，曾经有哪些“国民级”的美剧在中国走红。上世纪90年代末的《老友记》和后来的《生活大爆炸》作为轻松的室内情景剧，是很多人的美剧入门之作。《越狱》《迷失》《绝望主妇》《实习医生格雷》《吸血鬼日记》等在2010年代之前走红的剧也是刷新许多人对电视剧印象的美剧。

而《致命女人》的“核心人物”——剧集的编剧、制作人（Showrunner/Creator）——正是《绝望主妇》的制作人马克·切利（Mark Cherry）。

《致命女人》与《绝望主妇》的编剧。

一部以女性为中心、并且获得了观众认可的成功剧集的核心创作者是男性，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与国内的导演、制片人中心制略有不同，美剧的创作中心是编剧与制作人——他们是剧集背后的“国王”。顺着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近些年大热的“大女主剧”背后的制作人是谁。

前两个月引起讨论热潮的《东城梦魇》，它的编剧是布拉德·英格尔斯比（Brad Ingelsby），如果没有他的出色剧本，凯特·温斯莱特就失去了一个让她大放异彩的角色。

引起广泛讨论的，前后包括梅丽尔·斯特里普、妮可·基德曼、瑞茜·威瑟斯彭等三位奥斯卡影后加盟《大小谎言》，原著作者是莉安·莫里亚蒂，但是促成改编的主导灵魂人物，则是知名美剧制作人大卫·E·凯利。如果没有凯利，这部剧很难以极好的情节和鲜明的视觉风格俘获大批观众，而很可能沦为一部简单的肥皂剧。

《使女的故事》也值得一提。它的原著作者是在文学界享有极高声誉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但看过剧集和原著的读者都知道，事实上原著的内容在第一季的前半部分已经讲完，后面是更大胆地对原著世界观的拓展，如果没有这样大刀阔斧的改编，《使女的故事》很难“破圈”。这部剧集的核心创作者是布鲁斯·米勒，不出意外，也是一位男性。

《使女的故事》剧照。

如果把时间再往前推，上世纪90年代末，让HBO电视剧突出重围的重要剧集《欲望都市》也和《使女的故事》《大小谎言》类似，它们是基于女性作者的原著，但是电视剧剧本的创作中心则是男性。《欲望都市》剧集的主创达伦·斯达（Darren Star）也是男人。

如果说，“大女主”或者女性向的剧集有一半是男性制作人，或许是很好理解的现象，因为性别本身就应当是创作需要关注的第一要素，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可以做出非常吸引人的作品。男性编剧可以写出非常优秀的女性角色，而女性编剧也可以将男性角色拿捏得非常好。

但是，在女性剧集中，男性主创的压倒性优势的确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谁制造了‘致命女人’”这个问题，答案也并不简单。

名利场光影背后的女性创作者

“好莱坞”是名利场的代名词，在2016年之前，虽然许多普通人默认名利场背后有一套与普通世界并不一致的规则，但对于它内部的权力机制以及对女性的“盘剥”并没有深刻的了解——直到哈维·韦恩斯坦的性侵丑闻被爆出，人们才对光鲜名利场背后的黑暗面有了直观的了解。

在影视圈的权力运作中，女性通常都处于边缘。即便是屏幕中心的女性主演，也需要遵从它的运作机制，这也正是韦恩斯坦案件让人愤怒之处。用韦恩斯坦案件纪实、获得普利策奖的《她说》中的话来说，好莱坞的确是男性的“游乐场”。

《爆炸新闻》剧照。

那些制作出优秀女性剧集的男性创作者都是“韦恩斯坦式”的人吗？当然不是，但是韦恩斯坦案件是我们了解好莱坞的极好入口。

我们可以从一组数据看好莱坞女性创作者的境况。

2021年初，“美国编剧工会”发出了一份报告（WGAW INCLUSION REPORT 2020）。报告非常严肃地提出了，尽管在 #MeToo 运动后，好莱坞对待女性及其他少数群体更为友善，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这些进步仍然很难改变对少数群体的“系统性不公”。

2019-2020年播出的剧集中，女性编剧占44%，而男性编剧占56%。更明显的不平等是在电影行业中，2019年的电影编剧中女性只占27%、男性则占73%——考虑到美国人口构成中女性为51%、男性为49%，在影视行业中性别如此失衡，的确是十分刺眼的。

美国影视行业男性、女性编剧数量对比图。

另外一份更早时期的统计也颇能说明问题。在2017年票房最好的250部电影中，88%是男性导演执导，83%为男性编剧创作，近30%的电影制作中，没有女性担任关键的幕后创作角色。

2017年票房最好的250部电影中幕后创作者的性别比例图。

“编剧工会”去年颁布的数据已经是“取得进步”的。在更早之前是怎样的情况呢？在2011年到2012年间，好莱坞电影的女性编剧仅占19%，电视剧女性编剧只占27%。在收入方面，白人男性编剧挣1美元，女性则只能挣82美分。

美国人口性别比例图与电视剧编剧性别比例图。

更直观地，我们可以以马克·切利制作的电视剧的主创团队构成来看。在《绝望主妇》第一季的主创中，几乎所有的编剧都是男性；到了2019年的《致命女人》，虽然核心依然是马克·切利，但是编剧的团队，女性的分量毫无疑问地更重了。

我们的问题是“谁制造了‘致命女人’”，但其实我们更应该问的是，“谁有权制造‘致命女人’”。

透明的壁垒

当从权力的角度来考量时，我们或许才能发现好莱坞之所以成为韦恩斯坦这样人“游乐场”，本身就是男权社会下必然产生的后果。

在李银河的《女性主义》一书中，她总结了关于男权制的定义。其中有一点是“作为女性的对立面，男性的活动总是被当做绝对重要的，文化体系对男性的角色活动赋予了绝对的权威和价值”，也就是男权制度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内，无论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军事领域，还是在家庭领域中，权威的位置必然是给男性的。

《女性主义》

李银河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9

在福柯的对话录《权力的眼睛》中，福柯提到，我们不该把权力仅仅等同于法律或者国家机器，权力是一个“更复杂、更稠密”的问题。现代社会的劳动分工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分配，而权力分配本身就是一种新的规训。它带着整套的等级制度、检查和各种制约。所有的权力，都有一种“金字塔结构”。

所以，尽管好几部“大女主”的剧集是性少数群体的男性参与，但无法否认的是，他们仍然是这个系统的获益者（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这样不公系统的瓦解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美国科幻作家、学者、也是著名的女性主义研究者乔安娜·拉斯的《如何抑止女性写作》中，对创作领域中女性受到的不公对待进行了近乎刻薄的讽刺。她模仿文学评论的论调，对过去男性对女性创作者发出的批判进行了回击，直指女性书写面对的“结构性暴力”。

《如何抑止女性写作》

[美]乔安娜·拉斯 著

章艳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11

在书中，拉斯写道：“有时候，人们会公开说女人不能或者不应该成为艺术家……神经质的女人治愈后成为女人，神经质的男人治愈后成为艺术家……要创造就必须破坏，女人不会破坏。”

如果放在美剧和电影的创作中，这样的偏见是否也会有呢？

几年前，陈丹青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过“美剧是21世纪的长篇小说”，并且认为“你非常坏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纸牌屋》正因为对人性有了更深刻的凝视，直面人在欲望面前的贪婪与脆弱，才是“坏”的。这样的剧集，大众自然默认是非常“男性的”。如果说是女性主创制作，那么她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个“坏女人”。

在《致命女人》中，最“出圈”的那句话可能就是Simone在出轨后带着满足所说的“oh, youth”。这一挑战传统男权社会观念的形象，被男性创作者创作出来，就已经能说明很多问题了。

我们继续要问的是，“坏女人”的话语权仍然掌握在男性手中吗？

坚固的正在烟消云散

但其实这个系统本身正在一点点瓦解，女性正夺回对“坏女人”的阐释权。

以《伦敦生活》《杀死伊芙》走红的英国编剧、演员菲比·沃勒-布里奇（Phoebe Waller-Bridge）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卫报对她的形容是“她用那些说不可说之事、做不可做之事的女性形象去挑战大众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更神奇的地方是，她有本事让观众们都爱上她的角色”。

菲比·沃勒-布里奇。/《伦敦生活》剧照

不管是《杀死伊芙》还是《伦敦生活》，她写的女性角色都不避讳女性自身的欲望。女性的形象丰富了起来，她们可以是自私的、可以是残忍的，但都是可以理解并且在理解之后会让人感同身受、觉得“可爱”的。

同样的，还有《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它的原型、编剧、主创的核心都是女性，它也是当下新潮流的佐证。当女性可以在舞台上说着各种出格的、冒犯大众的脱口秀，当这位反叛的脱口秀演员成为剧集的主角时，就证明了整个系统在缓慢地松动。男性创作者的自由，女性创作者也同样能享有。

这篇文章绝不是对创作了大量优秀女性主义剧集的创作者进行的基于性别的批评，我们需要更多的“致命女人”、需要更多“使女的故事”、需要更多的“麦瑟尔夫人”，带我们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这篇文章想要讨论的是，在男性占主导的创作市场女性创作者应该被看到，被看到还不够，创作领域应该有更平等的机遇。

《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

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 编

肖海生 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2

在《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中，写了“那不勒斯四部曲”的意大利作家费兰特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段话：

“每一个女作家，就像在其他领域，目标不应该只是成为女作家中最好的，而应该成为所有作家中最好的，无论男女，都要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文学才能。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能受到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要摆脱所有主流、正确路线和思想指导。一个写作的女性，唯一应该考虑的事情是把自己所了解的、体会的东西讲述出来，无论美丑、无论有没有矛盾，不用去遵照任何准则，甚至不用遵从同一个阵线的女性。写作需要极大的野心，需要摆脱各种偏见，也需要一个有计划的反抗。”

的确，好的创作者需要“野心”，我们也需要更多的有野心的女性创作者给我们带来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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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刷屏的“大女主”剧，为什么都是男人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