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军事战略的历史与现实逻辑

这要求研究美国军事战略不能只看文本本身。还要综合考虑《国防战略》、《国家安全战略》。 美军联合术语对《国防战略》的定义是：国防部长核准的运用美国武装力量，配合国家其他权力工具，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文件。 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定义是：总统核准的，发展、运用、协调国家权力工具（外交、信息、军事、经济， DIME），达成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文件。从上述内涵可以看出，①美《国家安全战略》更强调国家安全总体“ 战略目标”，为军事战略明确威胁、指明对手，回答“为什么打仗”问题；②美《国防战略》站在国家安全视角，聚焦“ 军事手段”，为军队回答“打什么仗、用什么打仗”的问题，美军术语叫做“兵力规划（ Force Planning）”；③《军事战略》深入到军队内部，聚焦“ 运用方式”，具体回答“仗怎么打”的问题，美军称为“兵力运用（ Force Employment）”。

研究美国军事战略关键是看要三者之间的逻辑。深刻影响西方现代战争理论的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教授劳伦斯 .弗里德曼在《战略的历史》一书中给“战略”的定义是，“ 战略就是‘维持’目标、手段与方式之间平衡”。问题在于，以什么样的逻辑“维持”三者之间的平衡。 就美国军事战略具体而言，就是其战略目标、军事手段、与运用方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冷战以来美国军事战略历史来看，这种逻辑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点：

（一）面向大国对手军事战略以“政治目标”为逻辑起点

一般讲，面向对等对手的军事战略筹划的逻辑，起点是“ 政治目标”，追求“满意解”，强调“ 手段发展”，慎于直接“ 手段运用”，其底层逻辑是大国战争的风险太大，收益也大。表现为：对“政治目标”比较乐观时，倾向于 保持战略克制，而一旦“政治目标”比较悲观，则倾向于勇于 承担战略风险。美国冷战时期军事战略就是如此。

1.1945-1952年美苏争霸开局阶段。乔治 .凯南的“长电报”判断：①相对美国而言，苏联力量较弱；②由于其过度扩张和独裁，国家存在严重缺陷。美国认为，此时最好应对方式不是“好战”或者“不作为”，而是通过采用“ 竞争性但和平”的长期战略，谋求长期优势，为应对苏联的挑战创造条件。为此，美国在国家安全层面提出“ 遏制战略”，以垄断性的“核武器”为基础，遏制苏联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夺取欧亚非拉中间地带。军事战略则执行“战略遏制”，打朝鲜战争。 应该说，美国所说的“遏制战略”就是 2018年版的大国竞争战略。或者反过来，现在的大国竞争战略逻辑可以从冷战开局阶段遏制战略中找到根源。

2.1953-1960年美苏争霸美国进攻阶段。朝鲜战争失败、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苏联掌握核武器三大因素，标志着“遏制”军事战略的失败。艾森豪威尔提出“新面貌”国家安全战略，辅以 “大规模报复”军事战略，发展远程“核”战略轰炸机，推动核武器战术化运用，挥舞核大棒，以核战争威胁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玩弄战争边缘策略。

此时美军军事战略构想的战争是，①“战争不经过明显的威慑阶段就突然爆发”，②“战争没有明显的前后方之分，交战双方的前后方都会同时遭到攻击，美国本土不能幸免”，③“由于使用核武器，战争的破坏力急剧增大，交战双方的战争能力在很短时间内就遭到摧毁”，④“战争进程短，几个月内就会分出胜负”。

3.1961-1968年美苏争霸战略相持阶段。主因是苏联“导弹 +核武”发展迅速，美苏核僵局逐步形成，“大规模报复”军事战略的基础被动摇，美国擅动核武有禁忌。与此同时，亚非拉人民革命武装斗争如火如荼， 必须以“有限常规战争”夺取中间地带“政治目标”。因此，肯尼迪政府推动“灵活反应”国家安全战略，“以不同的方式应对不同的威胁”， 同时备战大规模核战争与有限战争，发动越南战争。

此阶段美军事战略表现出“一元论”和“多元论”：一元论就是打核战争， 1964年麦克纳马拉提出 “相互确保摧毁”核战略方针，发展“三位一体”核战略力量（ 1959年，美国服役世界首艘弹道导弹核潜艇乔治 .华盛顿号，后来得益于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固体燃料导弹的成功研发，美国三位一体核力量中的海基核力量成型）。多元论就是还要打有限常规战争， 1967年“灵活反应战略”军事战略 将战争构想为“常规战争，地区核战争，全球核战争”。

4.1969-1980年美苏争霸美守苏攻阶段。此阶段美苏出现核均势。但美军深陷越南，美苏欧洲军力失衡，西方出现全球性经济危机，在“美日益衰落情况下”，美提出“现实威慑”军事战略，全球收缩，加强欧洲，重拾局部主动。此阶段前期， 卡特政府曾构想，企图通过战略收缩来换取苏联暂停扩张。

此阶段军事战略对战争构想出现修正。尼克松总统时期，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施莱辛格认为，“确保摧毁”核战略思想落伍，只摧毁对方大中城市是不够的，应当优先打击苏联军事力量和军事目标，依靠高精度核弹头，打有限核战争，既要准备打“大”核战，还要打“小”核战，核战略方针调整为 “有限核选择战略”，“战区核战”的概念短暂出现。但因为“战区核战”被认为影响战略稳定，并没有成为现行政策。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卡特总统时期，时任美国防部长的布朗随之提出，以先进的微电子和信息技术进行对抗，替代“战区核战”。自此，“抵消战略”诞生，并将 50年代的发展核技术称作第一次抵消战略，这次抵消战略称为第二次抵消战略。

5.1981-1988年美苏争霸进入美攻苏守阶段。苏军入侵阿富汗，宣告美国“现实威慑”军事战略失败。里根上台后，面对美国国内经济衰退，甚至出现负增长，国际战略环境日趋恶化， 认为：尼克松、卡特政府的对苏政策缺乏自信，说美国衰败还为时尚早，要从“实力出发处理任何事务”，对苏要“军事强硬”，开始奉行“以实力对实力、以实力求和平”，并提出“新灵活反应”军事战略，突出核力量的核心威慑地位，通过增加核军费，扭转核力量对苏不力局面。里根作这些判断的思路与当前中美大国竞争高度一致。

此阶段美国军事战略筹划全新的核战争。里根认为四类核战略反应形式： 一是警告性核打击。如果发现敌人可能要发动核战争，可以动用一两件核武对特定目标进行精确打击，通过现实意志遏制战争。 二是有限核战争。动用一定规模核武，控制核打击的强度和规模，遏制更大规模核战争。 三是战区核战争。战争爆发后，在主要战略方向上首先使用战术核武，打击对手常规力量，以取得战争的胜利。 第四是持久核战争。里根政府认为，未来核战争不可能是晴天霹雳式的核突击，核战争不能短期结束，将长期稳步升级。这些对核战争认识，也导致“战略防御倡议”的出台，也就是星球大战计划。

整个冷战期间，美国没有规范、成文的《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甚至没有《国防战略》概念，军事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合为一体， “军事战略”直面苏联大国对手威胁，紧密围绕“全球争霸”这个最高政治目标，根据双方实力对比和竞争态势形成多个竞争回合，战略逻辑非常清晰、直接。2021年曾任特朗普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专家保罗·莱托认为，隐藏在这些战略逻辑背后的是战略意志的较量、战略心态的调整。

（二）面向弱小对手军事战略以“军事手段”为逻辑起点

面对中小国家或者非国家对手，美国战略心态更加从容，军事战略逻辑起点是军事手段，更强调创新运用方式，追求最优政治目标。冷战后的美国军事战略正是遵循这一个基本逻辑。期间“国际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成文，并诞生了《国防战略》。

以新世界秩序大战略构想统领军事战略。冷战结束后，老布什总统与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首次提出 “新世界秩序”国家安全构想：“在这个世界上，美国发挥主导作用；主权国家遵守规则；规则有利于美国主导的国际权力结构；美国鼓励国际合作，但必要时‘以强力’执行规则”。“基于规则的新世界秩序”，后来被总结专家学者为“自由国际主义”，最开始给世界以“美国要推动多边主义的假象”。为了让世界各国相信规则，美国甚至带头遵守规则。但历史学家卡普兰一针见血的强调，“规则应该有利于美国主导地位”才是根本。 这个“新世界秩序”构想根本上说不是多边主义，而是要以规则维持美国全球霸权。 换句话说，与冷战相比，美国军事战略的“全球霸权”政治目标并没有改变，只不过大国威胁消失以后，不是“争霸”，而是“称霸”，“规则”成为国家安全手段重心，“军事”成为必要条件，美国军事战略既要遵循国际规则，又要以武力维持规则， 这样的大战略设计，使得“建设什么样的军事手段、如何运用军事手段”成为军事战略首要问题。

1.首先公开制定军事战略体系。通过战略透明，让世界了解美军军力基本情况。军事战略制定方式的变化始于 86年戈德华特 -尼克尔斯国防改组法。在此之前，国家安全战略与军事战略是一体的、保密的，外界能看到的只有领导人的“只言片语”。 86年国防改组法案要求总统定期向国会提交成文的《国家安全战略》，以清晰表达美国大战略（ 1987-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共公布 17版）。同时，要求参联会主席向国会提交成文的《国家军事战略》，以支持国家安全战略。法案没要求公开军事战略，甚至 89年版的军事战略仍是机密的。

但冷战结束背景下，为了更好的“ 遵守规则、支持规则”，历届总统基本都选择公开军事战略文本（ 1992-2018年，《国家军事战略》共公布六版）。 1997年国防授权法进一步要求国防部定期组织《四年防务评估》，并将《四年防务评估》作为“国防战略”对待，用来反映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判断，并指导参联会主席筹划军事战略（ 1997-2014年，《四年防务评估》共公布五版）。 2005年，时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公布第一版《国防战略》，到 2017年国防预算授权法要求合并四年防务评估和国防战略（ 2005-2017年，《国防战略》共公布四版国防战略）， 上述战略文本都是公开的、透明的。但从 2018年开始，这些战略愈趋保密，向盟友半公开，向世界只出简版。

2.《国防战略》重在军力结构的供给。从第一版四年防务评估开始，国防战略就一直在研究打什么仗、建设什么样的军队问题，美军将其称为“ 兵力规划”。 93年国防部长阿斯平“ Bottom Up Review”后，对美军提出“ 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要求，以“ 1+4+2+1”的模式，明确“新世界秩序”下美军要打什么仗的问题：即，“ 1”是保卫美国本土，“ 4”是保持海外四个地区前沿军力存在，“ 2”是打赢同时发生的两场战争，“ 1”是至少在一场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由此美军兵力规划提出“ 基干部队”的概念，即维持美军 12个航母编队、 18个陆军师、 20个空军联队， 17万左右的海军陆战队的兵力结构。这些部队采取“本土”和“前沿”轮换部署模式，以“ 前沿防御部队”和“ 快速反应部队”兵力结构，支持 90年代早期的“ 前沿防御”和“ 选择性介入”军事战略。虽然后来这些数字不断变化，但直到现在美军仍大致保留该部队结构模式。

97年国防战略的兵力规划算作是“异类”。当年克林顿总统的《新世界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提出两个确保战略目标，即一是确保“没有关键地区被美国对手主导”，二是确保“对美国来说重要的地区是和平的、稳定的”。其实，这两个确保针对的分别是大国对手和小国对手。当年的《四年防务评估》，启动针对潜在大国对手的战略塑局，兵力结构出现全新的概念体系，要求要保持四大类兵力结构力量，“战略敏捷性、海外军事存在、力量投射和决定性力量”。但这种“ 大小对手通吃”的兵力结构规划方向没能有效付诸实施，即被反恐战争中断。

反恐战争期间，美军兵力结构进一步“模块化”。事实上，“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只是美军兵力规划目标，美军从未能实践同时打赢两场战争。面对反恐战争，小布什总统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认为，是否打赢两场战争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军的“灵活性”，为此，提出“ 10+30+30”军事战略，即“ 10”天内能进入预定作战地点，“ 30”天击败对手，“ 30”天重新集结奔赴另一战场。为此， 美军兵力结构更加模块化，推动师改旅（ 18个师保持不变，改为 70多个旅），化大型军事为小型军事基地群。

2010年反恐战争收尾，美军开始强调兵力结构的“一体化”。《四年防务评估》提出“全球性威胁正在隐现”，兵力需求向“平衡全球风险”，并备战“全球交战”。受军费预算限制法案的影响，以中国为对手，从 2011年的《重新定义美国军事领导力》军事战略开始，美军开始瞄准潜在大国对手调整兵力结构，保留“基干部队”兵力结构，将“模块化”升格为“一体化”，大力发展“天网电”新质部队。到 2015年《一体化军事战略》，美军在推动“一体化作战”的基础上，将“一体化”作为兵力结构的重心，进一步强调“发展、利用全球公域”优势能力，集成“前沿防御”与“本土防御”兵力，实施“全球一体化作战”战略，进一步发挥十年反恐战争在兵力结构上获取的灵活性优势，以全球用兵，重塑对潜在大国对手的单域、单件兵力优势。

3.《军事战略》重在兵力运用的筹划。这与参联会的地位、作用的历史紧密相关。 美军参联会一直是军事战略的核心筹划者，但它一直不在指挥链上。47年《国家安全法》国防部与军种部并列，军种拥有独立的指挥链，参联会定位为跨军种的协商平台，没有兵力运用筹划职能。 49年《国家安全法》修正案后，国防部地位提升，军种不再是内阁部，变成国防部下属部门，参联会主席变成总统和国防部长的“首席军事顾问”，但军种仍保有“作战指挥权”和“行政独立权”，军种仍主导参联会。 58年《国防部改组法》进一步扩大国防部的地位作用，国防部长拥有了统一的指挥权，军种初步排除于指挥链，并在预算、科研、后勤方面拥有更大实权，但参联会的地位未变。 86年《国防部改组法》则军种被彻底排除于指挥链，战区拥有全权指挥职责，增大参联会的地位，正式负责制定军事战略，以 “军事战略筹划者”角色，执行①为军事力量部署交需求、提建议，②为军事力量运用提供战略指导两项职能。前者即兵力调配职能，后者即兵力运用职能。

但美军事战略对兵力调配与运用的筹划模式出现反复。冷战期间参联会在兵力运用筹划上主要职责是战争计划的“总审查者”、“冲突的集中协调者”。当时参联会发展出按照远中近三个阶段展开兵力运用筹划，分别是一年内的“联合战略能力计划（JSCP）”，三年内“联合战略目标计划 (JSOP)”，和 8-10年内“联合远期战略评估（ JLRS）”。这种筹划方式是二战美军参谋部战略军力运用筹划方式的“常态版”，也非常适合美苏争霸。

冷战刚结束时，美军仍注重集中式兵力运用筹划。但战区开始更多参与兵力运用筹划，参联会成为战区的“代言人”，由参联会与战区一道，协同策划兵力运用。 86年《国防改组法案》进一步增加参联会准备“应急计划（ ContingencyPlans）”的职能，主要负责和平时期兵力分配，制定和平时期军事行动方针，用以塑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安全关系局势（ 97年《国家安全战略》语）。

海湾战争后美军兵力运用筹划方式趋向分散化。92年鲍威尔的《军事战略》提出时，国际体系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军事使命由“遏制共产主义”转向“以地区为导向”的多样化，军事战略明确，“战争筹划将是‘分散的’，联合司令部或者战区，将主要负责制定战争计划”。

反恐期间的军事战略的兵力运用筹划方式重新集中。但此时并没有集中到参联会手中，“联合部队提供者”的角色交给了 2002年新组建的联合部队司令部，“联合行动全球同步器”的角色交给了当时的特种作战司令部。前者负责反恐战争“部队开发（ Force Development）”，通过综合演习、概念开发，为各战区提供联合部队。后者负责协调“部队运用（Force Employment）”，统筹全球各战区反恐行动中的兵力运用。

（三）“战略概念”一直是美国军事战略的核心内容

对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来说，《国家安全战略》文本解决 为什么打仗的问题，重点回答战争的政治属性 ,《国防战略》文本解决 打什么仗的问题，回答包括战争对手、战场、规模的问题，从而指导备战的问题。《军事战略》文本则主要解决 怎么打仗的问题，回答战争的技术形态、作战样式。 无论是冷战时期、面向大国对手的、以政治目标为牵引的军事战略，还是冷战后、面向弱小对手、更强调手段的军事战略，都要以“战略概念”来回答这些重大问题中的某个或某几个核心问题，从而带动整个军事战略的更新换代，美军将其称为“概念驱动”。应该说，“战略概念”，一直是美国军事战略的核心内容，并发展出一整套的军事战略筹划方法来指导战略概念创新。

1.着重分析威胁的“本质”，创新“为什么打仗”概念。凯南的“长电报”揭示的苏联政权威胁的“政治本质”，即对外，意识形态主导的极度扩张（欧洲不会跟苏联走）；对内，不可挑战的领导权威与马克思教条相结合（内部僵化）。这奠定了“冷战”军事战略概念诞生的逻辑起点，即苏联不足惧，苏联“长不了”。并成为整个美苏争霸大战略逻辑基础。历任冷战总统上台后，都是在此概念框架下，首先展开针对性军事、政治、经济、科技实力对比战略评估，判断当时具体美苏争霸态势，再适度调整“争霸策略”，最后创新推出军事战略概念的。 这是典型的“面向威胁”的战略概念开发思想，就是看准对手弱点，设计军事战略概念。

而冷战后，美国更看重判断威胁的“本质”。冷战刚结束，美国迅速重建大战略逻辑，认定世界已是单极世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会变得更加不稳定，而不是更趋稳定，“不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无助于美国主导性领导地位，因此提出“国际安全论”、“国际规则”论。 为了维护“规则”而打仗，成为美国军事战略的全新战略概念。这一点与一战结束后，威尔逊总统的多边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当时，威尔逊携一战战胜国、欧洲大陆的拯救者身份参与巴黎和会，想通过“倡导多边主义”重回一战前“多极制衡格局”，依靠多极世界制衡机制，以规则自身维持和平，但当时美国的军事战略总体还是“孤立主义”，不愿军事介入欧洲事务，属多极世界的战略思维。冷战后，美国军事战略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增加了“ 必要时以军事手段维持规则”的内容，因此，其核心思想是“选择性干涉主义”，是单极世界战略思维。

2.着重总结战争的“特征”，创新“打什么仗”概念。冷战时期美苏争霸战争的核心特征是“核战争”，在“打什么仗”的战争设计问题上，围绕核战争逻辑这个“根”，美国军事战略集成了孙子、克劳塞维茨、马汉、约米尼等战争理论，发展出完整的“核战争理论”，“有限战争理论”，“有限核战争理论”，“战争升级理论”，“战争控制理论”，极大丰富和发展了战争基础理论。

冷战后，面对“不确定性”的世界，面对“多样化”的威胁，美军甚至找不到确定性的对手、不知道战场在哪、不确定打什么规模的战争，因此，军事战略概念开发思路由“ 面向威胁”调整为“ 基于能力”，提出“同时打赢两场地区战争”的战略概念。后来“基于能力”的军事战略概念开发走出三条道路， 一是面向中小国家对手的局部战争理论，支撑了打“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 二是面向恐怖主义分子的“非正规战理论”，主要支撑打“反恐战争”。 三是面向潜在大国对手的“灰色冲突理论”、“混合战争理论”，支撑了“自由航行行动”、“叙利亚战争”。正是在“基于能力”战略概念开发的驱动下，美军常规作战军力得以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3.着重判断技术的“趋势”，创新“怎么打仗”概念。冷战时期核战争怎么打、会不会打、能不能打，除去政治影响因素外，主要决定于技术。美国 40年代“核武技术”支撑了美军遏制战略，俄罗斯 50年代“导弹技术”突破导致美军“大规模报复”军事战略。美国 60年代“固体燃料导弹”技术突破，促进美军大力发展海基核力量，建设“三位一体”核力量，形成“相互确保摧毁”军事战略。 70年代美国“高精度惯性制导”技术突破，导致美军提出“有限核战争”军事战略。到 80年代美苏形成核均势的情况下，出现“核战不能打”的全新战争理念，美苏甚至因为核战争威胁生存，约定修改既定地缘政治目标，在部分领域展开合作。这改变了“战争是政治继续”的战争理论范式。 战争自身政治逻辑进一步独立，事实上拓展了战争理论的新维度。

冷战后期出现的“微电子信息技术”全面改变了“战争方式”。它 开启了美军军事力量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之路，通过聚焦解决“战争迷雾”问题，为杀伤链的构建奠定基础，从而深刻改变了美军的战争方式。自此，平台中心战、网络中心战、决策中心战等军事理论逐步演进，美军先后推出《联合构想 2010》（ 1996年）、《联合构想 2020》（ 2000年）等 战争概念，推动《联合作战环境 2030》（ 2007年）、《联合作战环境 2035》（ 2016年）、《联合作战环境 2040》（ 2019年）的 战争评估，展开《联合部队 2020》（ 2012年）、《联合部队 2030》（ 2019年）等 战争设计。微电子信息技术使得战争变成科学，可以通过工程化的方式组织战争设计。 先设计战争、再按照战争设计脚本打一场战争，成为美全新的军事战略筹划方式。

面向大国竞争的美国军事战略逻辑

通过简单回顾美国军事战略发展实践，总结其内在逻辑框架，目的是用来解释、认识当前美军军事战略逻辑。美国发展 面向大国竞争的军事战略，也是总结冷战大国竞争的历史经验， 将“争霸”与“称霸”军事战略思路结合起来，以“争霸”保底，以“称霸”塑局，瞄准中俄两个大国对手展开的全新战略设计。

（一）凸显“称霸”为大战略目标，明确为什么打仗

冷战时期美国军事战略服务于“争霸”，冷战后军事战略则是为了“称霸”，只不过美国以“新世界秩序论”“自由国际主义”施了障眼法，巧妙的隐藏了“称霸”野心。现在“称霸”又回来了，堂而皇之的回来了，美国军事战略进入新一轮调整期。

1.美调整军事战略背景是多极国际格局发展的不均衡。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演化，但多极化演化呈明显“不均衡”态势。其中，①“国际经济格局”多极化明显，出现东升西降趋势；②“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不成熟，欧洲国家安全战略缺失，和平时期可以维持政治独立，危机时刻高度依赖美国；③“国际军事格局”中的中美俄军事大三角还不稳，美俄核均势，但常规力量不匹配，中美未达成核均势，但中国核常力量发展迅速。 多极化国际格局发展的不均衡是美国调整军事战略的原因，也是调整的基础。

站在美国的角度看，一方面，如果美国不作为，任由多极化继续发展下去，势必颠覆美国霸权地位。另一方面， 这三个不均衡，为美国利用“全球经济格局东升西降需要和平发展环境、政治格局多极化需要军事实力支撑”，以军事实力优势撬动国际格局，逆“和平、稳定”操作，重塑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保留了机会。这决定了美国调整军事战略的目的不是争霸，仍是保驾美国继续称霸，以“独霸世界”地位，挽回衰败趋势，属于“发展”问题， 至少到在目前阶段，尚未发展到冷战后期事关美国“生存”问题的程度。这也是对美新一轮军事战略调整的阶段性定位。

2.美调整军事战略的逻辑起点是对大国衰败的担忧。美国新一轮军事战略调整始于 2012年。 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美国财政赤字激增，“美国衰败论”兴起，奥巴马誓言重振美国经济。所以 2012年奥巴马第二个任期开始，就宣布自己是“太平洋总统”，配合“亚太再平衡战略”， 2012年出台《国防战略方针》报告《 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力： 21世纪国防优先 》，明确指出：“ 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利益与从西太、东亚开始一直延伸到印度洋和南亚的弧线发展密不可分”。“随着美国负责任的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出， 我们正在面临一个拐点，必须采取措施保护国家经济活力，并在加速变化的世界中维持我们的利益”。

这篇预示着新一轮军事战略调整的国防战略方针，历史上首次用“印太”替代“欧洲”、“中东”，确立为美国地缘政治、经济、军事战略重心，为新军事战略维持美国全球霸权提供了新的战略方向。该国防战略方针确立：①美国军事战略从“基于能力”回归“面向威胁”；②放弃“两场战争”，转为“一战一慑”；③“海外稳定行动”被取消，“反介入”成为美军重要任务；④缩减国防预算，但削欧增亚。相比较 2018年而言，回过头看美国 2012年国防战略方针，美国当时只是在调整军力部署，没有提出战争威胁，尚且保持了战略克制。

3.2014年乌东冲突催生新军事战略调整。 2014年乌东冲突起源于俄罗斯发展空间受限，“俄罗斯本来想好好发展，但我们没有办法安心发展”（语出普京总统）。但美国不这么看，而是从政治上认为俄罗斯在挑战美国霸权地位，认为俄罗斯对美国形成现实挑战。 美政治精英事后对“摄于俄核威慑而未能介入克里米亚危机”耿耿于怀，担心同样的事在台海复现， 认为一旦中俄获得“东欧”、“西太”局部地缘政治主导地位，美国霸权将受到严重冲击。为此， 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首次明确提出“ 挑战国际准则的修正主义国家”概念，并突出强调俄罗斯的挑战。同年《美国军事战略》首次将“应对修正主义国家”替代“暴力极端组织”，成为首要战略威胁。

4.中国的快速发展客观上挑战美国霸权地位。2015年同年，中国 GDP总量达到美国 GDP总量 60%， 引发美国从官方到智库，关注中国对美国霸权地位的中长期的潜在威胁。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 .D.布莱克威尔在提交给国会的特别报告《 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该报告认定，“中国不是 2000年前后美国构想中的负责任国家行为体（潜台词是，中国没有对美国负责）”，“中国旨在取代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北京与华盛顿很可能走向长期战略对抗”，虽然“不能轻言放弃将中国整合到现存国际秩序中的主流政策”，但呼吁美国“对美国现有政策做出重大改变，以限制中国经济、军事扩张对美国和全球带来的危险”。

这种对俄中两个大国 “现实”挑战美国领导地位和“潜在”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担心，加之美国十年反恐战争财政赤字持续攀升，美国“衰败论”甚嚣尘上，导致美国政治精英逐步累积政治戾气，对自身霸权地位不保的担忧，从战略忧虑、战略焦虑发展到战略恐慌，酝酿着美国军事战略新一轮调整。

基辛格评价特朗普总统是：“ 我认为特朗普可能是美国历史上不时就会出现的、结束一个时代、并迫使美国抛弃旧借口的人”。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出台过程中伴随着美国国内剧烈的思想、舆论和政治斗争，是特朗普这个政治门外汉，排除不同声音，启用一批极右翼势力，于 2018年推出“大国竞争”国家安全战略，自此美国军事战略发生巨变。

（二）创新“一体化威慑”军事战略概念，明确打什么仗

2018年“大国竞争”国家安全战略与同年美国防战略对战略环境提出全新判断，认为“对美国繁荣与安全的核心挑战是与国家安全战略指明的修正主义大国的长期的、战略性竞争的再现”，“二战后确立的国际秩序遭到（中俄两大对手）挑战”。这种表述方式与思路就是冷战思维的翻版，标志着，历经三十年冷战，再时隔三十年后冷战，美国军事战略重归冷战“大国竞争”模式，开启全新的“大国竞争”战略进程。 但面对中俄两大对手，避免两线作战，美国军事战略在“打什么仗”问题上还是做了“定制化”安排，特朗普与拜登采取不同策略。

1.特朗普政府专注于“先中后俄”，打“一场”“高端战争”。尽管美国认为中俄两国都是修正主义国家，是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但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区分描述中俄战略威胁的性质。认为“俄罗斯对美国构成挑战，正在与美国争夺地缘政治主导地位”（ 2017年特朗普国家安全战略）。但两届总统都认为，“俄罗斯是衰败中的大国”，虽然“俄罗斯是有能力毁灭美国的唯一国家”，但“俄罗斯对美的威胁可控、可管理”，因此，没必要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而认为“中国是唯一能够综合运用经济、外交、军事核技术力量，对国际秩序构成挑战的全球竞争对手（ 2021年《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且中美没有处于核均势，因此，中美常规战争的战略风险可控。但美国盟友最开始并不认同“战争手段”。为此， 2019年美国军事战略提出“高端战争”构想，希望必要时，抛开盟友，通过备战打赢“一场”对华高端战争，保底对华大战略。

高端战争，是相对“低端战争”而言的。美军将冷战前后军事战略构想中的所有战争规模画了一个频谱，从小到大包括：“灰色冲突、非正规战、混合战争、局部战争、大规模战区战争、全面战争、核战争”。反恐战争属于非正规战，它处于该战争规模谱系的低端，与灰色冲突、混合战争一道，称为低端战争。从局部战争往上，包括大规模战区战争、全面战争，甚至包括核战争，称作高端战争。为了便于理解，美国将高端战争做了个描述，即，与对等对手之间发生的、大规模、高强度、复杂技术背景的战争。以一场高端战争阻止中国崛起是美军事战略重心。

高端战争采取的是军事仗、速决战的思路。美国深知，即使构想与中国打一场高端战争，不冒巨大战略风险，美军也不一定能赢。特别是美国民主政体，不支持超过“四年”一个总统任期的战争，而中国“威权政体”则不同，不排斥持久战（其实我们也不想持久战）。因此， 2019年军事战略构想一场“海空”高端战争，以摧毁中国战争体系为目标， 先从西太二岛链外线对西太实施大规模远洋封锁，再通过一岛链内线战场迅速消耗对手军事实力，必要时打击对手本土，甚至不惜发动有限核战争。

2.拜登则希望“中俄捆绑”考虑，对中俄实施“一体化威慑”。拜登上台后，重申“联盟战略”，美盟对华态度发生转变，为美国新军事战略奠定基础。美国智库米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的马克 .冈辛格发布《打造一支胜战部队：对 2022年国防战略的建议》，认为：打 “一场”高端战争的战争构想政治上不现实，另一对手一定会利用美国深陷某场高端战争的机遇发动战争，从而让美国陷入巨大战争风险。 报告建议要按照备战“针对大国的两场高端战争”的标准做兵力规划。为此，美 2022年国防战略提出“一体化威慑”战略概念 （未见拜登新版美国军事战略，它应该只有机密版）。

所谓“一体化威慑”有“四层一体化”。第一层是“天网电”战略作战域“能力”一体化，强调新质新域核心军事“能力集成”。第二层是常规作战力量一体化，强调以天网电能力为核心，陆海空天电网作战能力的综合运用，实现本土和前沿“全球一体化”“作战集成”。第三层是核常一体化，是发展全新的核战略威慑体系，强调的核与常规手段的“威慑一体化”。第四层是美盟一体化，通过向盟友推销军购，协助盟友发展美式军事装备，强化盟友能力一体化，将美盟绑定在美国战车上。这更像是一种“政治集成”。“一体化威慑”继承了美军 2015年“一体化军事战略”思想，起源于美军“全球一体化作战”概念。 只不过 2015年“一体化军事战略”更强调的是军力建设，当前还要强调军力综合运用。

“一体化威慑”是一种总体战、持久战思维。当前大国战争与冷战时期大国战争不同，与里根总统时期构想的“长期核战”也不一样，此时大国战争的根源是发展权之争，不是冷战式的生存权之争。因此， 理性的大国决策者很难做出迅速升级战争的决策，保持一定烈度的持久（军事）竞争是常态。有鉴于此，美军 2015年提出的“一体化军事战略”，在军事层面上更强调控局能力，强调在长期的、战略性的竞争中积极、有限的运用军事力量。而拜登政府进一步把 2018年把“一体化”上升到国防战略层面，加以“威慑”限定，与国家安全战略紧密绑定，“翻新”成为大国竞争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通过创新军事战略概念，发挥控局能力优势，玩弄“边缘竞争”，制造、利用乱局，打规模可控持久战，逐步塑造对美有利竞争态势，以逐步获取竞争优势。

俄乌冲突为实践“一体化威慑”战略提供了机遇。面对俄乌冲突，美国认为当前国际格局尚未全面破局，风险仍可控，美不想过早收手，反而想利用当前危局塑造国际环境，将俄乌冲突当舞台，推动俄乌冲突持久化，落实“一体化威慑”国防战略，借机推动“中俄 +美欧”两极化政治格局。通过“意识形态”大旗，借口“维持美西方主导的二战后国际秩序”，利用盟友对美“安全依赖”，一方面捆绑中俄、一体塑造对立“极”，另一方面笼络西方国家，构建“ AUKUS”核心同盟，打造四方机制、推动北约全球化，形成以美为核心、以欧亚盟友为外环、“ 分片包干”对付中俄的局面，既能避免两线作战，又能“以乌制俄、以俄控欧、拉欧制华”，以“离岸制衡策略”继续挟制欧亚大陆，达成维持美国主导“单极世界”老秩序的目的。

（三）推出系列转型概念，明确“仗怎么打”

为了落实两届总统关于大国竞争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文件推出一系列战略性转型概念，主要做法包括三大转型：

1.设计“竞争连续体”概念，推动参联会战略转型，打持久战。2015-2016美军自主、隐秘启动新的国防部改组进程，主要讨论面向新的国家安全态势，美军组织机构的调整。当时有三个选项， 一是重组战区。重组现有 9-10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只保留欧洲、印太、中央三大战区司令部，重回二战期间模式，部队固定部署，面向不同地区对手针对性装备、训练，分头负责组织不同战争行动。这是一种打世界大战的思路，只存在于理论层面上，如果最终真打世界大战，才有可能被采纳。 二是将参联会纳入指挥链。借此统一军令，战区缩编为作战指挥机构，打全球战争。该方案的好处是军力的全球调度、调配、使用更集中，有助于针对特定大国对手打速决战。坏处是，很难以一场全球速决战打赢两大对手，而且参联会纳入指挥链，违反美国宪法的“文官治军”原则。 三是提升参联会地位。将联合参谋部转变为“ 全球作战协调者”的角色，赋予其密切设计、协调战区、军种之间在大国竞争军事行动中协作关系的授权。经多方论证，美军最终采取了第三个方案，以调整优化面向大国竞争的运行机制。 该方案非常类似冷战时期参联会职责，但比之当时只负责“审议”作战计划、被动消解“计划冲突”不同，现在的角色更强调参联会在大国竞争军事行动的统筹、指导、制定“计划”的中心角色。

为此，美军先于 2016年军事战略中引入“一体化应急计划”。 将其称为“应急”计划，是因为该计划还只是战区“作战”计划的雏形或前奏，是“作战”计划的早期阶段。但“应急计划”的核心意图不止是战区准备、发展“作战”行动，还要通过将参联会主导的“全球战役计划（Global Campaign Plan）”与各战区主导的“战区战役计划(Regional Campaign Plan)”对接，组织、协调战争门槛之下的军事行动，配合经济、外交行动，塑造对美有利的全球态势。 到 2019年后，美军联合条令（ JDN1-19）中全面推出“竞争连续体”战略概念。该战略概念将美军行动划分为“合作、武装冲突门槛之下的竞争、武装冲突”三大类。明确，“一体化应急计划”就是统筹全球战役计划和战区战役计划，负责第二类军事行动的全球计划统筹和督导执行。因为其在战争门槛之下，表面上看，并不需要参联会进入指挥链。

参联会地位转型的目的就是要以战略持久战搞大国竞争。 2018年，时任参联会主席邓福德公开表明，五角大楼已经启动对华联合“全球战役计划”，各战区在该计划协调下协同行动，在各战区责任区内对华展开全球、全域战略遏制行动：印太司令部强化在一岛链内的“航行自由”、“全球轰炸机前沿存在”、“战略部署调整”、“有限应急作战”等任务，目的是威慑和胁迫我军、影响我周边；中央战区在印度洋 -吉布提 -中亚、非洲战区在中部、西部和南部非洲、欧洲战区在南欧、南方战区在中南美洲，以我“带路倡议” 为重点，对亲华力量搞威慑、颠覆、舆论战、暗杀，塑造对我海外利益拓展不利的政治、经济、军事态势。 2020年专门出台《国防战略的非正规战附件》，进一步强调将美军反恐战争累积的非正规战优势能力，运用到远洋、网络、太空、电磁频谱等全球公域，以灰色冲突赢取武装冲突门槛之下的全球公域竞争。

2.创新“智能化”作战概念，推动国防部战略转型，打智能化战争。2014年美军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 .沃克推出的“ 第三次抵消战略”，理论上断定，“人机结合将能超越并击败（自动化）战斗机器”。这个重大军事论断 结束了美军对“人工智能军事运用存有巨大风险”的本能抗拒。 2016年美副国防部长弗兰克 .肯德尔在国会听证会上再次确认，人工智能识别为第一军事技术， DARPA局长普拉巴卡尔则表示，人工智能是第三次抵消战略的中心技术。 2018年美大国竞争战略出台后，美军加速面向大国智能化高端战争国防战略转型，组建“联合人工智能中心”，推动智能化装备体系，规划 2025年形成国防部 AI Ready状态。

美军在国防部智能化转型中高度注重作战概念牵引。2018年国防预算法案要求，美军开发全新的联合作战概念。 2019 年军事战略随即提出“联合战斗力概念（ Joint Warfighting Concept）”，并将其放在新版联合作战条令体系中的顶层，重组美军联合作战概念体系。 2021年 3月经由国防部长奥斯汀签署“ 联合战斗力概念”后，重点推动利用智能技术，借助太空、网络、电磁频谱，强化跨军种装备体系集成，赋能陆海空作战装备。为此，太空、网络联合司令部先后提出“联合网络战斗力概念”、“联合太空战斗力概念”，战略司令部也正在探讨研究“联合电磁频谱战斗力概念”、“联合一体化核战斗力概念”，打造全新的 智能化联合作战概念体系。各战区也正按照规划，开发全新的“中国联合作战概念”、“俄罗斯联合作战概念”。这些联合概念正在成为美军引领智能化新军事革命的深度探索。

3.发展全新战争指导理论，深化兵力结构转型。即使是美军，要从后冷战三十年的军事实践中转型，也是个非常困难、非常痛苦的过程，需要创新战争指导理论。

展开战争本质理论讨论，发展更具“毁伤性”兵力模式转型。现任参联会主席马克 .米利在 2016年任陆军参谋长时就推动战争本质的在讨论。他的结论简单而直接，“战争的本质没有变，但全新技术导致战争特征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个论断指导美军放弃反恐战争非正规战中的精准毁伤理念，重拾大国高端战争，修订交战规则，强化战争的暴力属性，增强装备的对抗性。为此， 在 2018年国防战略中，将“建设更具毁伤性部队”的兵力目标放在首位。 先后推动高超、中导武器，陆海空协同发展激光对抗武器，发展、部署多型战术核武器，制定更趋进攻性的“前沿防御”、“前沿猎杀”网络政策，成立天军，升格天网司令部为一级作战司令部，推动天网两个支援保障域向作战对抗域演进。

提出“低密度、高需求”兵力需求，发展兵力结构转型。美军现有兵力结构主要矛盾是“低密度、高需求”的兵力主要实质“优质”、“关键”兵力不足，他们人数少，岗位重要。但目前美军频繁用兵，导致优质兵力忙于作战，非常疲惫，无暇训练。为此， 美军在保持既定“基干部队”规模的同时，陆军在试验中的多域战联合特遣部队中，已经将基本任务分队从传统的师旅规模降到营连级规模。空军在最新的发展规划中，基本上以空中中队（营）为基本战术单位，按不同中队类型、数量来衡量总体作战能力。网军自成立之初，就采取统一的网络作战任务分队（营级）编组模式，以几十人的营级规模分队编配力量。新组建的天军主要作战部队的基本战役编成是 Delta（整个天军共 9个 Delta,每个Delta由一名上校军官领导），基本战术分队也都是营级规模的太空中队。 美军传统和新质作战力量基本战术任务部队实现这种细颗粒度模块化后，就允许美军按照作战任务需求，在基本战术分队层面上，更加灵活的动态部署优质、关键兵力。以天军导航战中队为例，一个 120人的“导航战中队”能够控制着全部 GPS星座，甚至还仍可分成四班，轮换执行作战任务。

深化对战斗力来源的认识，促使美军各军种向多域战转型。美军认为，战斗力增长点来自“跨部门、跨军兵种、跨作战域”。为此， 海军陆战队率先转型，其军种战略发展目标由原来的由海向陆、争夺制陆权，调整为“争夺制海权” ，陆战队传统重型陆战坦克已经全部退役； 陆军则放弃西太大规模陆战思维，谋求发展全域对抗能力，支援海空制权，规划对海火力，提升海空突防能力，强调防空反导部署，占据前沿岛礁，靠近对手发动太空、网电对抗； 美空军则逐步放弃传统空地支援任务，扩编轰炸机、战斗搜救、指挥控制、情报、加油、战斗机中队，发展可消耗的大型无人机，增强独立无陆地依托的海空远程作战能力。

探索联合作战力量形态，推动美军智能化装备体系转型。美军事战略认为，大国战争时代，兵力形态正在以“人”为主体，逐渐调整为以“人”为中心、以装备体系为主体。经历 20年反恐战争，美军联合文化深入骨髓，人的素质与能力不适应的问题基本解决，主要矛盾转而表现为跨军种装备体系融合度不够，而 装备体系跨军兵种融合的方式就是建设能自动化、自主化、智能化对抗的装备体系。发展以装备体系智能化为基础的兵力结构，标志着面向大国战争，美联合作战能力从跨军种、跨战术分队发展跨装备体系“联合（集成）”的新阶段。目前，美军在联合战斗力概念的支撑下，参联会正在逐步统筹陆海空军发展“联合全域指挥控制”项目，统筹陆军发展“融合项目”，海军发展“压制项目”，空军发展“先进战斗管理系统项目”，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全域”战斗管理系统，实现装备体系效能融合。

创立“动态兵力部署”概念，发展兵力运用模式转型。具体包括，不区分本土和前沿，任务部队动态部署全球作战地域；不区分军种和战区，任务部队动态隶属不同战区使用；不区分作战和训练，任务部队一次部署动态执行不同属性行动。这改变了美军近三十年定期轮换模式驻守大型固定基地、承接特定战略战役任务的部署模式。 2019年军事战略创新式的将全球动态划分为五大类任务区，①威胁反应区，②战略威慑打击区，③常规威慑打击区，④增进盟友伙伴关系区，⑤武装冲突门槛之下竞争区。 某支海军编队在某次全球海外执行部署任务时，可能在中东执行威胁反应行动，在日本海执行对朝战略威慑任务，在南海执行常规威慑任务，在菲律宾海执行增进伙伴的演习演练任务，到不同任务区，即要执行不同属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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