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说】七年了，罗伟在等什么？

豫章书院是古代江西四大书院之一。2013年5月，一所名为“豫章书院修身教育专修学校”（以下称”豫章书院“）在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建立，该校称能通过国学教育，“切实帮教存在青春危机的人群实现优秀人生”，并开始大规模招生。

四年前，被曝出殴打、虐待、囚禁学生的戒网瘾学校“豫章书院修身教育专修学校”，经历了被举报、被调查、被注销办学资格后，再次泛起波澜。

这个涉嫌殴打虐待学生的机构负责人由青山湖区人民法院判决刑事责任有期徒刑一年到两年不等，但受害者的民事诉讼请求全部被驳回，那些被侵害的学生，没有得到任何的赔偿。

“七年，除了抑郁症，我什么都没得到。””豫章书院“受害者罗伟这样对我们说。

”豫章书院“事件发酵至今，已经整整四年。2017年”豫章书院“体罚、拘禁学生事件在网络上引发关注。2019年，”豫章书院“创始人、“山长”吴军豹等人被正式逮捕；2020年7月，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吴军豹有期徒刑两年十个月，其他从犯分别获刑一年到两年不等。

2020年12月，一审判决提交至南昌中级法院，南昌中院认为原判事实不清，发回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案件已于今年四月移交至萍乡区人民法院，实行异地管辖。

罗伟是第一个向警方报案的“豫章书院”受害者。他和其他受害者一道，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要求“豫章书院”公开道歉。被法院驳回后，罗伟等人不服，再度提起上诉。

杭州一位律师表示，该案件从2017年报案到2019年法院同意逮捕，历时两年，属于刑事案件正常追责年限。根据起诉书来判断，这个案子在当初立案的时候，被害人方面提出“豫章书院”有四个罪名：

第一是冒充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的招摇撞骗罪，即“豫章书院”教官冒充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将孩子强行带入”豫章书院“；

第二是非法拘禁罪，即孩子进入学院后需要先被关禁闭，独自一人在暗无天日的小黑屋里呆上七天；

第三是虐待被监护、被看护人罪，即“豫章书院”对该校学生实施严重体罚；

第四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但最终这四宗罪里只立了一个非法拘禁罪，理由是其他罪名证据不足。

青山湖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上认定任伟强、吴军豹等人有自首情节，也是罗伟等人表示质疑的地方。

律师解释说：刑法第六十七条明确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根据最高法的司法解释，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如实供述是指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才能认定为自首。

至于南昌中院认为原判事实不清，发回重审的决定，律师解释道，案件发回重审意味着中级人民法院不认同一审判决，案件需要重新审理，与原判再无任何关联，至于重判之后结果会怎样，谁也不知道，也许找到了新的犯罪证据，又或许证据会被推翻，两种结果都有可能。

如今，罗伟担心重审后案件发生逆转，略带悲愤地向我们还原了“豫章书院”的种种恶行。在此之前，罗伟已经面对过无数个记者，无数次讲述过他的经历，我们无法想象是什么支撑着他一次又一次的在世人面前撕扯开尚未真正愈合的伤疤。

| “豫章书院”里的"特殊学生"

2013年9月3号晚上8点，罗伟正疲惫地躺在房间睡觉，几个穿着警察制服的人敲开了罗伟家的门。他们自称是南昌市西湖区的警察，说白天有人高空抛物，砸伤了一位老人，周围都摸排过了，只剩罗伟这一家。

他们把罗伟叫出来，要求他去“局里”配合调查。罗伟矢口否认——他压根就没干过这件事。白天，因为父亲“无缘无故地谩骂他”，于是他和父亲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早就精疲力竭，只想快点回到房间睡觉。

“当时就我儿子一个人在家。”听见母亲这样说，罗伟彻底傻眼了。有了罗伟母亲的“证言”，这几个人便以高空抛物为由将罗伟带走。

刚出门，两个穿协警制服的人就从两侧把他的手臂架起，罗伟一下慌了神——直觉告诉他，这些人不是警察。

他们驾着罗伟乘电梯去停车场。在电梯里的时候，罗伟想要求救，他祈祷有人能进电梯，哪怕一个人也好。但命运好像给罗伟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平时人来人往的电梯那天一个人都没有。

出了电梯，几个人朝着一辆银灰色五菱宏光面包车走去。一看不是警车，罗伟更加确信了自己的直觉。他还没来得及开口呼救，一个人突然从背后捂住他的嘴，另一个人用扫堂腿从背后将他撂倒。就这样，罗伟被五个人硬抬上了车。

车上，五个人围坐在罗伟身边。其右侧的人突然掏出手铐和电棒，上面有着大大的“警察POLICE”标志。

“（看见标志后）我没有再做过多反抗，因为我在等待时机。等待路上碰到人，我就大喊、就求救。”车子越开越远，罗伟最终还是没有等到机会。

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车停了，空气中传来泥土的味道。其他人都下了车，罗伟一个人坐在车上。他看见远处幽暗的白炽灯散发着昏黄的光亮，“我看到一个雕像，感觉像是什么死人墓、像兵马俑，实在瘆得慌。”

到了白天，罗伟才看清楚，那是“豫章书院”里的孔子雕像，这里的学生们常在那里罚跪、诵读《论语》。

车外一片寂静，只听得见犬吠的声音。远处走来一个穿军绿色制服的人，“他是郭东明（音），‘豫章书院'里的一个教官”。罗伟事后回忆道。郭教官二话不说，拽着罗伟的衣领，把他拖到一扇狭窄的大门前。

推开那扇紧闭的大门，等待他的是七天地狱般的生活。

| 黑暗的一周

跨进"豫章书院"的大门，罗伟的衣服就被扒了个干净，随身物品也全都被收走。只穿着一条内裤，罗伟被带到了“烦闷解忧室”——那里的学生都称它为“小黑屋”。"豫章书院"规定，凡是进入书院的人都需要在“烦闷解忧室”里待上七天，这是吴军豹所说的“森田疗法”。

罗伟被一脚踹了进去。

一开始，没有眼镜的罗伟什么也看不清，只能感觉到是“黑布隆冬的一片”，后来才渐渐感知到周围的环境。

“臭、排泄物的味道”，这是罗伟对这里的第一印象。十平米开外的狭小空间，墙上挂着一台坏掉的空调；一张床，上面有几床军绿色的被子，闻起来有“一股子尿骚味”；一张凉席，上面霉斑点点；角落里还有一个桶，平时就在那里小便。

第二天和早餐一起送来的，是一本书，余华的《活着》。“很讽刺，好像在说不管书院里的人怎么从精神上、肉体上折磨你，你都要活着。”

除了看书，学生被关在小黑屋的时候还要求背校训。校训是吴军豹自编的，学生们要背得滚瓜烂熟，背不出来就要挨打。

在黑暗恶劣的环境里，时间也似乎显得格外漫长。在被关进去的第三天，再也无法忍受的罗伟开始想办法逃离这里，他用勺子柄捅自己的胃，试图将胃捅出血进医院，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太痛了，而且那个塑料勺子效率太低了。”

在小黑屋里，砸门、撞墙，都是徒劳。罗伟说，透过那扇紧闭的门，他们像实验鼠一样被观察、窥探着。在寂静的深夜，陪伴他们的除了恐惧、愤怒、思念，还有那床充满霉臭味的、军绿色的被子。

南昌的九月依旧是闷热潮湿的，在小黑屋的这七天，罗伟没有睡过一天好觉。屋内唯一有空气流通的地方就是门下的缝隙，于是他把发臭的被子拖过去，贴着门缝打了一个简陋的地铺。

他随时都会醒来，睁眼看到的却不再是家里亲切熟悉的房间了。

被拘禁在小黑屋的这七天仿佛是罗伟这七年暗无天日的生活的缩影。从他被关进”豫章书院“的那一刻起，命运已经扯下一块黑布笼罩在罗伟的人生之上。亲手掀开这块黑布——这是罗伟能做的唯一的事。

出来以后，罗伟利用晚上上厕所的时间，在一张卫生纸上写了一封简陋的求救信。上面写着，“这里每天进行各种精神上的折磨”，谁如果拿到这份信就去找罗伟的家人，“我的家人会给他钱”。

信被折成指甲盖大小，藏进了罗伟的裤子里。但是，他一直没有找到机会传出去。2013年11月，”豫章书院“组织了一次例行大检查。罗伟赶紧假装打哈欠，将纸条压在舌头底下。避免了一次体罚，却也错失了一次求救的机会。卫生纸上的字，变得模糊不清。当时的罗伟还不知道，自己是被父亲花了3万3千元的学费，亲手送进”豫章书院“接受管教的。

想逃出这里的人，不止罗伟一个。

贝贝，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披露校方暴行的“豫章书院”受害者，因为无法忍受书院里压抑的环境，选择喝洗衣液自杀。“在那边待的时间久了，精神有点崩溃。一方面是想通过这个办法逃出去，另一方面，如果逃不出去，死了也是好的。”

幸运的是，贝贝被及时抢救过来了；不幸的是，他再度被送回到了那个地狱般的深渊。

| 书院里的生活

提到书院里的生活，罗伟的情绪显得有些激动，他说：“在那里，我们就是没有人权的畜生！”

2013年10月，“豫章书院”装修，校方让所有男生当苦力，搬水泥，搬砖块，扛沙子。郭教官指着100多斤的水泥袋，让他一个人搬上四楼。在罗伟请求和他人合作搬运时，教官恼羞成怒，一脚把罗伟踹翻。罗伟慢慢爬起来，一点一点将水泥袋拖到四楼。在干完活之后，罗伟发现自己的膝盖严重淤青，教官却拒绝他接受医治。罗伟请求把外婆之前送来的红花油拿出来医治伤腿，得到的仍然是冷酷无情的拒绝。

除了个人体罚之外，“豫章书院”还实行连坐制度。一人犯错，全体同罪。

食堂打扫不干净，全体学生会接受惩罚。受罚方式不再局限于身体上的摧残，更有对心理的折磨。罗伟讲到，有一次，一位同学打扫食堂不够彻底，教官检查地面，发现了几根头发丝，教官便把所有男生集合在一起，强迫大家双手徒手抓住潲水桶的剩饭剩菜，握住不放，直到他满意喊停。

受访者王同学目睹了这一切，她说：“最让我感到难受的是在里面得不到一点尊重，好像被关进去的，就是最坏最不听话的人，可是当时，我们也还都是孩子啊，（女生）就连打扮得像个男孩子也要被体罚！”

“这些情况都是真实存在的。”曾在“豫章书院”当过教官的田丰说，“而且食堂的伙食比猪吃的好不了多少，石板下面满满都是蛆，我都不敢在里面吃饭。当时拍了照片，可惜时间太久远，手机换掉了，找不到照片了。”

贝贝告诉我们，书院里所有人都被打过戒尺。那是一种由竹制的教具，上面密密麻麻刻着《三字经》、《弟子规》等典籍。每隔一天晚上，所有人都聚集在大教室里点名，谁谁谁干了什么错事，出来挨几下戒尺。坐姿不端会被打，被子叠不好会被打，床上放了东西会被打，发烧将近40度的贝贝搬不动水泥也会被打。

比戒尺更严厉的处罚是龙鞭，这是一根细细长长的钢筋。罗伟没有被打过龙鞭，但林玲有，她是我们采访到的另一位受害者。由于贪玩，她在16岁生日那天被父母亲自送进了“豫章书院”。

“打完屁股全紫了，坐都坐不了，都发黑了。”她回忆道，“在二十岁之前这件事对我的心理影响很大，因为每次提到这个事情我都会哭的。”

| 失败的家庭教育

罗伟曾多次向我们控诉他的家庭，他说他“投胎不好，投在了这个最畜生的家庭”。

罗伟说他们家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打人必须见血。于是，三岁时他被父亲打得只剩下半条命。他用叠着的皮带抽，“一打就会有四条痕，这样更加高效”；用皮带扣打，“这样就会留下更深的痕迹”。

挨打时不能出声，否则迎来的是更加变本加厉的殴打。但喊叫是动物遇到危险时的本能反应。他大声地喊，喊到喉咙出血；他的父亲就使劲地打，打到他再也喊不出来为止。

长大后，父亲不打他了，他把3万3千元的学费和打骂罗伟的权利一同交给了豫章书院。被拳头打、被戒尺打，同样是被打，不同的是那时罗伟三岁，现在他二十岁了。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联合门诊心理咨询专家王越老师表示，尽管许多人信奉传统的“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理念，但这种教育模式“在罗伟身上显然是失败的”。两代人对“孝”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导致了分歧的产生，更酿成了家庭的悲剧。

罗伟的父亲从小就是被他爷爷打大的， “我打自己的小孩，有什么错？”他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罗伟说：“（我）绝对不会像父亲对待我一样打我的孩子”，他引用了李安导演在拍完《喜宴》后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我已经不教小孩孝顺这个东西，只要爱我就够了。”

罗伟说，“孝顺是爱的反馈”，只有父母播种爱才能收获爱。而在罗伟眼里，从未向自己播种过爱的父亲，他所谓的孝顺是“愚孝”。1999年在电视上正热播“妈妈洗脚”广告，罗伟说他的父母 “边看边抹眼泪，哭得稀里哗啦”，于是他们把罗伟叫到电视机前，要求他给父母洗脚。罗伟不情愿，称这是假的，父亲却说“我喜欢，就算是假的也要洗。”

罗伟父亲认为的孝顺是无条件顺从父母，于是他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而罗伟却认为父亲所要求的孝顺带着一种强烈的不平等的阶级观念。

王越老师指出，由于时代在变化，孩子的平等观念也逐渐增强，尤其是90、00后们，自我意识比较强，更希望在与家长的相处过程中获得尊重。而在棍棒教育下，孩子感受不到平等和尊重，因此更容易产生反叛心理。孩子长大后有能力反抗，家长感觉无法控制后无能为力，但又由于信息有限，结果将其送到了一些不正规的所谓的矫正青少年不良行为的机构管教。而家长们并不知道，这些打着戒网瘾、国学教育的旗号大肆宣传的机构，采取的无非是更加变本加厉的棍棒教育。

和罗伟一样，“豫章书院”的受害者，大多数都是家长亲自送进去的。有的“豫章书院”受害者家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书院的做法并没有什么问题，甚至还质问记者：没了“豫章书院”，我把孩子送到你家吗？

在他们眼里，孩子回家的确听话了，会帮家人做家务了，但只有从书院里出来的孩子们才知道，这样的听话只是防止被再次送回“豫章书院”的伪装。家长认为，在书院受点苦头没什么，但对罗伟这样的孩子们而言，这样的伤害却需要用一生来治愈。

| 一个道歉

罗伟一共在“豫章书院”里待了半年。离开“豫章书院”到现在，已经第七年了。

七年里，罗伟四处奔走上访，追责、维权，他被劝退过，也被威胁过。

罗伟的父亲发微信劝他：“虽然我讨厌你但我还是要说，你最好早点收手，否则我跟你断绝父子关系。”

一些受害者也不理解他：“这有啥好追究的，为什么那个罗伟一直在揪着不放？”

为什么？

这七年，罗伟赔了精力折了钱，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敢肯定自己能否胜利，案件发回重审意味着重新开始，他又要重头来过，谁也不知道这一轮的审判什么时候结束，又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这七年，值吗？

“当然不值”，他说他过分乐观了。

2017年11月28日，央视报道了“豫章书院”事件。面对网络上的质疑，当时的校长任伟强均予以否认，并表示“我们做的是国学教育和修身教育，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儒家思想，从孝亲尊师方面来对孩子引导，对大多数孩子有一个比较好的教育效果。”

任伟强描述中的“豫章书院”，和罗伟口中的“黑监狱”仿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舆论一边倒地指责“豫章书院”的恶行，罗伟说他感觉13亿人都是站在他这边的，他感觉这个案子很快就会有个了结。“我们当时都欢欣鼓舞啊，就每天都在想，哎呀这件事终于有着落啦，每个人（受害者）都在群里分享自己的喜悦。”可舆论终究敌不过新的热点，就像海边沙滩上的脚印，潮涨潮落后，旧的很快便被抹去，新的随即又会出现。

七年，罗伟等的，是一个道歉。

他在等吴军豹的道歉。2020年，“豫章书院”案一审结束后，罗伟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吴军豹公开给所有豫章书院的受害者道歉。

吴军豹拒绝了，罗伟的诉讼请求也被法院驳回。

他还在等他父母的道歉，“一个真诚的道歉”。

罗伟说自己被坑惨了，“就好像我走在大街上，突然有一条疯狗从背后冲出来咬住你，你再怎么苦苦哀求它也不松口，它就这样咬住了决不放手，一定要把肉咬下来，咬得血肉模糊。”

罗伟的外婆把他从书院接出来，“他站都站不稳，再不接出来要没命了。”她说罗伟出来后，嘴里一直念叨着“我好怕，好怕”。

刚从“豫章书院”出来的那几天，他一直是恍惚的。外婆说，从书院出来后，罗伟出现痴呆的症状，去医院检查，医生开了精神类药物。“一个二十岁的人竟然出现老年痴呆的症状”，罗伟觉得有点可笑。

自那以后，罗伟嗜睡，还经常做噩梦。不知道是身体不适还是大脑机制，他的生物钟就像被调好似的，每天都会在半夜三四点惊醒。豆大的汗滴从额头流进眼里，他只好换下被汗浸湿的衣服，再次进入那个不愿再回忆起的噩梦。

每每醒来时他都想骂人，心里积压着一股怨气，“一直憋着人要憋出病的。”

他想过自杀。有一天他在阳台上，刺眼的阳光让他回想起被带进“豫章书院”的那个中午，太阳也是这样强烈，照的人睁不开眼，谁知那天晚上他就被关进了伸手不见五指的小黑屋。强烈的落差让他怀疑在书院里遭受的所有非人的待遇都只是一场虚幻的梦境。

现在，要求得到一个道歉，已经成了罗伟全部的诉求。

罗伟联系到我们之后，我们找到了与案件相关的许多人。一审判决之后，大多数人对于结果多少有些失望懊恼。但他们都表示不会再继续追究下去，他们要走出来，继续向前走了。

受访者王同学说：“这没什么好追究的，都已经有了新生活，没有必要追着不放。”那继续追责是否有必要呢，罗伟的坚持到底是否有意义呢？我们问罗伟，问他的同行人，问和他一样的受害者，相信不只是他们，很多人对这个问题都会有自己的看法，我们无法去评价他的做法，我们能做的只有记录，尽量体会和呈现。

“我认为罗伟是一个很执着的人，我很敬佩他能把这件事儿一直做下去，因为放到我自己身上，我认为我不可能七年就只为这件事奔波，我从心底里敬佩他。没有他肯定没有今天。”

贝贝说，好多孩子受到的创伤比罗伟还要更深，在他所在的城市里他知道的就有两个。极大的精神创伤导致他们无法正常交流，无法亲自开口伸张正义。

对于他们来说，罗伟的存在是一种精神寄托。

“但是从个人角度吧，我还是希望罗伟能放下’豫章书院‘的事。这是他曾经所经历过的痛苦，但不是他的全部，为这件事搭上一辈子不值得。”

“如果他能放下，哪怕这件事就这样戛然而止了，我也觉得挺好。”

后记：

刚拿到这一选题时我有些手足无措。学新闻两年来，面对的采访对象大多是校内的同学、老师，这是我第一次真正采访到新闻事件——尤其是“豫章书院”里这个曾引起较大轰动的社会新闻中的人物。因此在采访前期我和我的搭档曾以虹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收集，我们几乎看完了关于“豫章书院”的所有报道，一页页翻看“豫章书院”案的卷宗，导致那几天做梦的内容都是关于“豫章书院”的。

我们力求站在最客观的角度来真实的展现“豫章书院”受害者的生活，因此我们通过罗伟联系到了大量的“豫章书院”的受害者、“豫章书院”的原教官还有罗伟的外婆，我们进行了电话、微信采访，但囿于种种原因，我们可采访的对象极为狭隘——缺乏第三方的佐证，这直接导致了事件还原的不够完整全面，一定程度上损伤了这篇报道的真实性。

但作为新闻人，我们一直秉持着客观公正、不失偏颇的新闻态度来撰写文章。相关法律问题，我们力求有证据、有相关法律人士解释，在我们可及范围内做到真实。

——王欣韵

记者 | 王欣韵、曾以虹

编辑  |  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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